<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Louis Leakey与灵长类女性三杰</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最近珍·古道尔去世的消息冲上了热搜，作为曾经的心理学毕业生，大学学习《比较心理学》时做过大猩猩行为心理学文献研究，那时候就知道了灵长类女性三杰的故事，曾经发着高烧在课上present研究成果，讲完才发现已经得了肺炎，因为文章太详实被老师留下仔细研读。这么多年来我从事的工作已经离这些研究相去甚远，那些知识也早就忘到爪哇国去了，但是每每看到这些大猿先驱研究者的消息，总不免掀起内心的一点涟漪，谨以此文致敬那些为大猿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特别是女科学家们。</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Mountain Gorilla diorama,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MNH)</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这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件山地大猩猩(Mountain Gorilla)的生态造景 (diorama)。它被认为是现代标本之父艾克利 (Carl Akeley) 的重要作品。这些大猩猩是1921年艾克利的团队在比利时属刚果猎杀的。1909年，艾克利陪同退位后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去非洲探险，那次旅行改变了艾克利的一生: 他后来说，当他俯视着死去的大猩猩，“必须倾尽我所有的科学热忱，才能不觉得自己是个凶手。"</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现代标本之父Carl Akeley</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这张照片是当艾克利在索马里被一只80磅的美洲豹突然袭击，并徒手将其打死后拍下的照片。</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Old Man of Mikeno, Carl E. Akeley, Brooklym Muaeum</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25年，艾克利为了研究山地大猩猩，说服了当时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在比利时属刚果设立了Virunga国家公园保护 Virunga山脉的山地大猩猩。艾克利的努力也让他被视为保护大猩猩的先驱。1926年，艾克利第五次远征非洲期间生病死于发烧，最后就被埋葬在他帮助建立的Virunga国家公园，他的坟墓就在这个大猩猩标本立体布景展窗所描绘的山区附近，离他1921年遇到第一个大猩猩“Old Man of Mikeno” 仅几英里。</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Congo Gorilla Forest, Bronx Zoo</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纽约Bronx动物园的刚果大猩猩森林 (Congo Gorilla Forest)展馆里，大猩猩与种类繁多的其他野生动物共享栖息地。它通过开创性的沉浸式展览，向游客展示了如何通过WCS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 的野外工作和其所属的Bronx动物园的工作联系起来，来拯救野生动物。</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George Schaller</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WCS 的科学家自 1959 年开始在野外研究山地大猩猩，乔治·夏勒 (George Schaller) 是其先驱。那时他在艾克利所建立的Virunga国家公园展开了20个月对山地大猩猩的观察，纪录了很多它们的社群关系及生态，他写的《The Mountain Gorilla: Ecology and Behavior》第一次向人们揭示出大猩猩的神秘生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夏勒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在非洲、亚洲、南美洲都开展过动物学研究，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他也是第一个受委托在中国为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开展工作的西方科学家。他以在中国的研究经历写成的《最后的熊猫》和《青藏高原上的生灵》成为国际畅销书。而在对藏羚羊研究过程中，他首先把藏羚羊数量急剧减少与绒毛贸易相联系，使沙图什 (shahtoosh) 背后的血腥公布于众，从而促使欧美世界禁止血腥贪婪的沙图什贸易，推动了对藏羚羊的保护。</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Dian Fossey</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夏勒的开创性研究，影响了一大批科学家致力于大猩猩的研究工作，把大猩猩这个与人类亲缘最近的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挽救了回来。著名美国动物学家黛安·弗西 (Dian Fossey)，1932年出生于旧金山，从小对动物感兴趣。最爱的一本书，夏勒的书，让她想要亲眼见一见稀有的山地大猩猩。1963年， 弗西通过《国家地理》的资助，与Louis Leakey一起继续着夏勒的野外研究。1967年，在艾克利建立的Virunga国家公园里，七年前夏勒野外考察时安营扎寨的地方，弗西开始对山地大猩猩进行为期18年的长期研究。完成了首次准确的统计，并确立了对山地大猩猩的保育方法。他们的研究帮助人们改变了对大猩猩野蛮的偏见，使人们认识到大猩猩是一种具有深厚同情心和群体智慧的动物，许多行为与人很相近。而弗西也因此成为灵长类女中三杰 (The Trimates) 之一。夏勒的《大猩猩之年》是弗西 18年野外研究生涯中一直陪伴她的书籍。弗西1985年不幸被偷猎者杀害，其事迹被拍成电影《雾锁危情》(Gorillas in the Mist)</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Jane Goodall</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Jane Goodall</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与Dian Fossey同门的灵长类女中三杰的另一位著名的研究学者，刚刚去世的珍·古道尔 (Jane Goodall，1934-2025)则主要在东非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 (Gombe Stream National Park) 研究黑猩猩 (chimpanzee)。 这位英国女科学家从1960年至1965年在这里对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此后她展开了60余年的黑猩猩研究。她记录到黑猩猩会制造并使用工具、会捕猎并分享食物，且拥有复杂的社会和情感生活——这些发现重新划定了“人—非人”的边界。1968年，贡贝溪国家公园成立。1974年，坦桑尼亚政府在这里成立了黑猩猩研究中心，从此贡贝溪国家公园便以研究黑猩猩而闻名于世。</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Birutė Galdikas</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Leakey的第三位女杰Birutė Galdikas则来到印度尼西亚Borneo研究红毛猩猩 (orangutans)。时至今日，她仍坚守在当地的“Camp Leakey”，据说这是科学史上迄今为止进行时间最长的对某个物种的单人研究项目。 这位坚韧的女性今天依然在游说印尼政府建立更多的红毛猩猩保护区，同时与盗猎者进行不屈的斗争。她是红毛猩猩们的守护者，也是一位坚定的逐梦人。</p> <p class="ql-block">这是家里珍藏的童书Koko's Kitten。这是在老大小时候的一次旅行下榻某万豪酒店时，酒店大堂经理送给安迪的书，作者是美国动物心理学家、动物行为学研究者Francine "Penny" Patterson。1971年，Koko出生于旧金山动物园。在一岁那年，Koko被Penny领养，在她的教导下，对基本的手语进行学习。Koko能理解2000多个手语，还能把各种手势组合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1978年，Koko登上了《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85年，Koko再次登上了《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封面上有她和她的小猫All Ball的照片。这本书讲述了Koko对猫的渴望、它收养All Ball的故事。</p> <p class="ql-block">当Koko得知小猫在车祸中被撞死的消息时，他先是静静地坐了片刻，然后打手势说：“哭，痛苦，不高兴。”随后发出一连串大叫，失声痛哭。2018年，46岁的Koko在加州去世。</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行为主义思潮影响下，掀起在人工环境中教授大猩猩人类的语言和行为，从而探讨语言起源、社会演化等问题的浪潮。明猩大猩猩们纷纷涌现，他们背后的研究者也相继成名。第一个学会手语的的Washoe，证明大猿不会语法的Nim Chimpsky，猫奴Koko，大胖子kanzi，和日本学界一同进步的Ai，会画画的Chantek……这个名单还有很长。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个浪潮迅速消失。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逐渐主导了学界，现在的大猿研究比当年要克制得多，大家都要尽可能的避免直接和大猿亲密接触。亲密接触会让大猿知道人类的脆弱，带来危险，加大传染病的跨种传播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人类过多的干涉野生动物的行为，过多的教给它们技能，那么我们观察到的数据显然就不那么“自然”了。更糟糕的是，这些研究，包括收获颇丰的语言研究，又伴随着超多的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莫过于对证据强度的怀疑。简单来说，这批明猩实验中总有一些研究者脑补过多，把一些不能当成证据的事实当成证据。就像马戏里，常能看到黑猩猩的一些类人行为，比方说微笑，这个表情憨态可掬，引人发笑；但在黑猩猩的自然语言里，微笑其实代表着恐惧。强行要他们露出代表恐惧的表情，做出让人类高兴的“类人行为”，这背后的训练有多糟糕可想而知。在这些因素的交替打击之下，明猩实验很快从学界的核心跌落到边缘。在新型大猿行为的研究里，灌输技能的人类导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实验室里设置的重重关卡——这些难题的逻辑在野外也有可能出现——于是我们能够考验大猿们是否能灵活运用已有的技能，考验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寻找他们身上存在的认知系统。实验的设计也更加短促、小心，每一步逻辑的变化会寻求实验结果的支持，不再有那么细长的逻辑链条。但这样一来，再也没有新的明猩出现了，惊人的结论似乎也更难出现。这样的结果，似乎不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一种，好看的故事变少了。但别忘了，科学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惊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