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与土的回响：八十年代家乡的变迁记

杜茂

　　一九七九年，家乡多数村庄通了电，那些带着电流的“新鲜物件”便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与观念里。日常生活中，以电动机为动力的加工机械多了起来——八十年代初，附近村子的各生产队里，粮食加工领域率先热闹起来：磨面机、碾米机、粉糠机、大型抽水机、面条机、榨油机接连登场。自此，社员们分到的粮食、蚕豆秆等，大多不用再挑出村，在村里就能把稻谷碾成白米与米糠，将小麦、玉米磨成细腻的面粉和粗粝的麸子，省了力气，也添了便利。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国家开始重视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各式家用电器随之慢慢从生产线走向市场。在家用电器方面，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已用上电灯照明，昏黄的煤油灯渐成记忆，但功能多样的电器尚未大量涌入寻常百姓家。那时，唱片机能让音乐反复流淌，深受企业、学校、机关单位青睐，成了公共场合里传递声响的“香饽饽”。1981年春节过后，家乡县城的百货大楼里摆上了各种尺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方小小的屏幕，让常年生活在封闭乡村的我们这些孩子，兴奋了好一阵子，总盼着能凑到跟前看一眼里面的“另一个世界”。

　　只是彼时，故乡的广大农村里，社员和干部们对“包产到户”还多持观望态度。像我家这样子女多、劳力少的家庭，每年挣的总工分总是不够，年年都要超支，欠着生产队的钱。这样的“超支户”在村里不算少数，因此八十年代初，多数农村家庭除了电灯，根本不敢奢望几百元一台的黑白电视机。至今记得，读初中时，我家床上铺的还是席草编的床垫，像样的布料褥子、床单没有，纱布蚊帐也不曾有过，更别说时兴的电视机、收录机了——那些闪亮的电器，对我们这样的家庭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1983年9月，转机终于来了，我们村的各生产队正式实行包产到户。正读书的兄妹五个，全靠父母拼尽全力打理地里的庄稼，不仅摆脱了粮食不足的窘境，家里的年收入也渐渐有了盈余。可这笔钱，一半要供我们五个孩子读书，一半要攒着在生产队新划的宅基地上盖一栋大民房，日子依旧紧巴巴。直到我去大理师范读书，家里才专为我置办了一套被褥和蚊帐，家里人自己的，仍迟迟没顾上制备。

土地刚下放的那几年，人们的吃穿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村里一些敢闯敢试的生意人，还有会木活、石活的手艺人，率先挣到了钱。他们成了村里的“时髦人”：先是买回锃亮的自行车，叮铃铃骑过村道；接着是收录机、黑白电视机搬进家门，让低矮的土屋添了几分洋气。村里勤劳的青年们也不甘落后，靠着自己的双手打拼挣钱，骑上自行车，穿上喇叭裤，手提录音机，任《甜蜜蜜》的甜美元气在街巷里飘荡，活脱脱一副“潇洒少年郎”的模样；工厂里的青年工人，则跟着《金梭与银梭》的激昂节奏，在车间里迸发出十足的干劲。结婚的青年男女多以时兴起电视机、自行车、电风扇、缝纫机与收录机作为嫁妆。

　　八十年代中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街头巷尾总伴着录音机里的流行旋律，青年男女走着走着便跟着哼唱，兴起时还会伴着节奏扭动几下。到了晚上，农村的人们最爱聚到有电视机的人家院子里，围着那台银光闪烁的黑白电视机，屏息看《霍元甲》里的拳脚功夫，笑《济公》里的诙谐逗趣，散场后走在街头巷尾，还在为剧情津津乐道，话题能热好几天。

　　那时我在下关读书，周末的时光总过得格外鲜活。清晨揣上几毛钱，先到学校附近的小吃摊买一碗热气腾腾的豌豆粉，浇上红油辣子，蹲在摊前的小马扎上，一边嗦粉一边瞅着摊主摆的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屏幕里正放着香港电视剧，邻桌的几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看得入神，连碗里的米线凉了都没察觉。吃饱了便往电影院跑，《庐山恋》上映时，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队，我们几个同学挤在人群里，听前面的人讨论张瑜的连衣裙多时髦，心里也跟着雀跃。要是赶不上电影场次，就钻到巷子里的录像厅，花5角钱买张票，在昏暗的小屋里挤着看港澳台的功夫片，屏幕里的拳脚声、观众的叫好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青年节或“一二·九”纪念日，校团委组织的篝火晚会是最让人期待的。傍晚时分，操场中央堆起木柴，夕阳刚沉下去，火苗便“腾”地窜起来，映红了半边天。学生会的同学提着一台双卡录音机放在操场边，按下播放键，《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旋律便随着晚风飘开。我们中师生们围着篝火站成圈，有人跟着节奏拍手，有人小声跟着唱，后来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大家索性拉着手，踩着歌声的节拍转圈，火光把每个人的笑脸照得通红。有个弹吉他的男生，坐在篝火旁自弹自唱《外婆的澎湖湾》，歌声混着柴火噼啪的声响，连晚风都变得温柔起来。逛吹一个多小时散场时，衣角沾着柴火灰，耳朵里还回荡着歌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连脚步都带着轻快的节奏。

　　后来，村里的黑白电视渐渐换成了彩色的，收录机的歌声被更清晰的音响影碟机取代，自行车旁多了摩托车的身影，土坯房也一栋栋换成了砖瓦房。可每当想起八十年代，最先浮现在眼前的，还是电灯亮起时屋里那片温暖的光，是碾米机转动时的嗡嗡声，是围坐看《霍元甲》时满院的笑声，是篝火晚会上跟着歌声跳动的青春。那是电与土交织的年代，是改革与希望萌发的年代，那些藏在“新鲜物件”与土地里的变迁，早已刻进了家乡的年轮，也成了我们这代人心里，关于成长与时代的独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