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火电公司

牧笛Bao

1982年，我毕业了，分到云南火电建设公司。我读书的时候不带薪，不能回本地，万县虽然也有电力系统但不是国网，也不能回本地，我们只能分到国网。1982年春节后我启程去云南报道。火电公司人事部设在云南省电力局内，我刚爬上二楼就有一个人接过我手中的行李，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我拿出派遣书和户籍迁移证正要办入职手续，这时进来一个人，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派遣书立马就说：“小鲍，你是我们公司的人，走！到我们办公室”。他拿上我的行李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说：“他们是水电公司，我们才是火电公司，水电公司都在大深山里，我们火电公司在城市附近。”报道后他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到巡检司电厂工地火电处报道。他说：“我叫许明均，是火电公司人事部部长，以后有事找我”。 火电处把我分到一次线班，班长叫潘庆国，开远人，二十多岁。一次线班工程师叫陈文秀，福建人，四十多岁，她就是我的实习老师。每天上班前，陈工都要讲安全问题，大一点的工作还要讲施工技术措施。陈工给我讲：工作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安全问题，出了事上面的人就来分析，分析到谁的头上就由谁负责。 1982年分到火电处的还有三个人，顾健、钱军和庞志辉。公司要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火电处按公司的部署组织职工培训。培训的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我们四个都是工科出身，信息不灵通是鲍家屋的通病，我不知道这消息，他们三个人分别选了数学、物理和化学。火电处教育科科长常显荣对我说：“选课程的时候你不在，剩下的语文只好你上了”。我不是学文的，手边又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看难了。我刚到一个新单位又不能拒绝，只有硬着头皮上。我拿着给我的一本初中语文书，前看后看，看了大半个晚上。看着看着就有点信心了，1972年我在北山路小学代课，教的课程就是初中语文，虽然隔了十年许多内容还是记得。 第一次上课，教室里坐满了年轻职工，我也没有虚场合，按着我准备的内容讲了两堂课。第二天到电气工地上班，郭大学（川大文学系学生，六十年代因不能忍受饥饿退学）说：“昨天，我躲在窗子底下听你讲课，讲得好！真的讲得好！”我想，这不过是郭大学说的好听的话，这个老社会不会打击我的积极性。 顾健讲数学，培训的职工给了顾健一道算数题，是云南小升初的试题，他们都做不来，请顾健老师为他们解答。第二天中午，我到顾健和钱军的寝室去，顾健对我说这道题差条件，无法解答，钱军也说差条件。我对顾健说，给我看看，这是一道应用题，我看了约五分钟就找到了解题方法。顾健说：“幸好没有去宣布这题无解，否则脸丢尽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进教室，教室里坐满了子弟校的学生，有初中的也有小学的，陈文秀的女儿也来了，她坐在第一排，看上去有十一二岁。受培训的职工只好站在教室的后面和旁边，有的站在教室外的窗口。这些学生听课都非常认真记着笔记。这时我才相信郭大学说的，不是忽悠我的话是他的真实感受。有了成就感，我的动力就更大了。我到处找资料，努力备好课讲好课。我的教室天天都坐满子弟校的学生，一直到培训结束。 向处长的女儿向梅爱上了顾健，我说：“顾健，你现在是乘龙快婿了！”顾健打了我一下。顾健给我们讲：“向处长把他的法宝悄悄说给我了，而且扎服我不要给别人讲”。我有些好奇，什么法宝？顾健说，汽轮机找平衡非常难，但向处长找平衡就非常容易，向处长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晚上关上门一个人悄悄算出汽轮机需要垫的厚度，第二天就按这个厚度调整汽轮机的平衡，一次成功。其他的人不懂这个诀窍，这边垫起来那边不行，那边垫起来这边不行，像这样要搞好几天。那时我只是一个工人，起初领导以为我是误打误撞，有了第二次、第三次，领导的看法变了，认为我有真本领，我慢慢就升成了处长。这个方法我保密，不给任何人讲，只给你讲。但顾健和钱军不以为然。向处长肯定是一个聪明人，在汽机工地学过相似三角形的人不止向处长一人，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出汽轮机找平衡可以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 当时云南公司用人，谁能干就用谁。电力局对云南公司有进度要求。这种进度要求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不是修了几栋厂房，安装了多少设备，而是要求公司一年、一半年、一季度必须用多少钱。1985年对公司的要求：用掉一个亿。这种压力空前，公司领导不敢怠慢，所以公司领导必须用能干人。 顾健的父亲是苏州铁道学院的院长，没多久顾健和向梅就调回苏州去了。我当时很羡慕他们，我什么时候才能调回去呢？ 1982年下半年，火电处提升我为教育科副科长，老科长是常显荣。第一天到教育科，常科长问我一个问题：肩挑背扛贩运货物不算投机倒把，用人力车贩运货物就是投机倒把，那用汽车、火车、轮船贩运货物的人算不算投机倒把呢？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当时感觉常科长的思维很有深度，他是习文的，我是搞技术的，不在一个维度上。第二天，电气工地张主任说：“小鲍，电气工地差人手，你还是回来。我去给处里面说一说”。我本来就不想在教育科，张主任一说，我就答应了。我马上到教育科汇报了这个情况，常科长说：“你自己决定吧”。 我仍回一次线班，陈工告诉我：“我老公已申请调回广东惠州，我也写了申请”。陈工又说：今天检修10kv少油断路器，你跟杨春来师傅去学。这台断路器是厂用变压器的断路器，我们去了五个人。我看着杨师傅撤开断路器的上盖，拿出灭弧片，取出滚子触头，放在有盆里清洗。杨师傅拿起滚子触头叫我过去，我看了一会儿，杨师傅就把滚子触头撤开给我看，并给我讲解，讲得很仔细。杨师傅要把触头装回去，他的力气小装不回去，他叫过一个力气大的人来帮忙，也装不回去。触头有四组滚子，一边两组，每组有两个锥形滚子，滚子后面有弹簧，弹力很大。杨师傅他们装不回去是方法不对，我说：杨师傅，我来试试。杨师傅就退到后面去了，我把触头放在两边滚子的中间，触头拱起与两边的滚子构成了一个钝角三角形，我把触头往下轻轻一拍，触头装回去了。这时杨师傅用棉纱擦了擦手说：“鲍技术员，你装吧”，他就走了。剩下的三个人看着我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当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现在不行了，只记得一个，叫杨萍。我心里没有慌，我知道最先撤出来的最后装，灭弧片有定位销不会装错。我叫那两个人清洗元件，叫杨萍递给我，很快就把断路器装好了，加了变压器油后就进行跳合闸试验，全都合格。下午，我向陈工汇报了这件事，陈工说：“你这个小鲍”。我听出来这句话里有责备的意思，他们在火电公司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怕工人。陈工给我讲，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是臭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的再教育，学电气的分到汽机工地，学锅炉的分到电气工地，我们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工人瞧不起我们，四人帮打倒后我们专业对口，才有了一点底气。 火电处有淋浴，一次洗澡时肖工（火电处总工程师）就在我旁边。我说：“好久都没有见你了”。肖工说：“结核吐血，医生叫我休息半年，休息一天扣两天的工资，我休息了三个月扣了我半年的工资，不敢再休息了”。我说：“身体垮了，人的价值就降低了。”肖工说：“对对对，说得对”。 肖工派我去西安高压开关厂学习110kv少油断路器的液压控制装置。这种控制装置性能不可靠，有时会发生“慢分”，慢分是一种很严重的事故。断路器在高速分闸的时候会产生电弧，电弧的高温分解变压器油产生大量气体，气体吹灭电弧，断路器分闸成功。如果是慢分，电弧燃烧时间过长，产生的气体过多，断路器就会爆炸。我在西安高压开关厂买了一张大图纸，是控制装置的剖面图，按图讲解便于汇报，因为肖工是从锅炉工地出来的。我在总工室给肖工汇报时，有一个人背着手口里唱着京戏在屋里来回踱步。当我讲到怎样解决“慢分”的时候，他就过来了，趴在桌子上认真倾听。我指着图纸上一个阀门说：“把这个阀门拿出来倒45度角，慢分就解决了”。这人是管电气的主任工程师，他说：“以前我们怕慢分，用一个大铁钩把断路器勾住，不让断路器跳闸，但这样做的危害更大，一旦发生事故电器设备就会被烧毁，我们成天提心吊胆”。这以后，这位主任工程师碰到我，总要热情的打招呼。 　　火电处通知我参加云南省科学技术大会。专县来参会的人非常重视这次大会，专县的技术人员要到省里面开会是不容易的，他们都准备了论文和发言稿，我什么也没有准备，听他们讲，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和我们云南公司坐在一起的有一个县（哪个县想不起了）制药厂的人，我们云南公司的人说：这个人怎么也出席科学大会呢？他原来是起重班的，他在起重班最差劲，大家都踏削他，后来他调回去了。经过交谈我们才知道：他调回去的时候县里正在修制药厂，他就进了制药厂，制药设备和悬空管道要安装到位，承建方遇到困难。有一些设备人抬不起，但吊车又进不去，特别是要装到半空中的设备他们更没办法。这个人长期在起重班，他看到过各式各样的吊装方法，因此他能够很轻松地将制药设备吊装到位。这一点我不怀疑，有一次一个小房间里要装电抗器，门比电抗器稍宽一点，电抗器要四个人才抬得起，不可能抬进去。我给起重班的班长说了，他派来两个人，他们在屋内装了一个葫芦（一种起重工具），在门外又装了一个葫芦，先在屋外把电抗器吊起来，然后把屋内葫芦的吊钩勾在电抗器上，屋内的葫芦拉屋外的葫芦放，电抗器就平移进了小房间。听说这个人后来成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一个人要想翻身机遇最重要。科学大会期间和我住一起的是云南水电公司技术科的科长，他说他是清华毕业的，看来他正在研究一个问题。他问我：一个级数求和该这么求？我说：不是所有级数都能求和，只有收敛的级数才能求和，首先要知道这个级数是否收敛。他不说话了，又进入沉思。我当时怀疑，他是不是工农兵大学生？ 1982年国庆前夕，我看见赵处长扛着一捆柴，原来都是别人帮他扛，现在他不是处长了，只有自己扛。我说：赵处长我帮你扛。赵处长谢绝了。国庆节时，赵处长升为保卫科科长，通知我值安全保卫班，我说我想耍。赵处长说：你自己耍，只是挂个名。发工资的时候我才知道，国庆节假期拿了三倍工资。 1983年1月10号下午，电气工地张主任说，你到总工室去有任务给你。肖工说，20号小龙潭发电厂工程开工典礼，水电部的领导、云南省的领导和省电力局的领导要来，电通工程由你去完成。时间是八天，18号下午要保证送电，这是国家重点工程。肖工给了我一张小龙潭施工电源的图纸，工程包括10kv高压线路一条，1.6km, 0.4kv低压线路三条，一个变电站。我问肖工，库房有变压器和开关屏没有？肖工说，宣威有，是我们修宣威电厂时的设备，你要去拉回来，你要的工人到一次线班挑选。我选了八个班里比较能干的人，告诉他们七点钟准时从巡检司出发。 我开始造预算，小龙潭工程施工电源所需的设备和原材料。时间非常紧张，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吃饭。正在埋头造预算，后勤处王处长对我说，你吃什么？我没有时间，我回答说。王处长拿来馒头和肉丝，他把馒头掰开把肉丝夹在馒头里递给我，我边吃边造预算，王处长就这样“伺候”着一直到我吃完饭为止。在我一生中，这是我受到的最大尊重，对于我们底层人来说要活得有尊严，一定要掌握一门技术。预算造完后，火电处供应科马科长对我说：“我有一张办公桌在宣威，你帮我带回来”。我说：“好” 到了小龙潭，当天晚上我就去找砖匠师傅修变电站的房子，听说有四川民工，我又找了8个四川民工挖接地装置基础。我给他们说：你们挖的土坑有3.6方土，七天半挖好，我找你们八个人来挖，是照顾四川老乡，18号上午一定要把这个坑挖好，他们答应得很爽快。 我们白天立电杆、架线，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一般都要干到十点钟以后。那一段时间，我们在哪里吃饭，吃的什么完全没有印象了。一次线班的八个人干活认真、负责、积极，他们从没有问过我加班的事，这让我省了很多心。第四天我要去宣威拉变压器和开关屏了，因为高低压线路已经有了雏形。由于事情多，竟把马科长的办公桌忘了。马科长很生气说：“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哪是忘记了？”我看科员们怕马科长，有一个湖北口音上了点年纪的科员也说我没有把马科长放在心上，我当时连连赔不是。 从宣威回来第二天，我去看变电站的房子，修得差不多了但还没有盖房顶，我对孟师傅说，今天把房子修好，给你算加班。下午，一个官二代背着一支气枪找到我说：“加班的事你不应该承认，是我说了算”，我说：“我不知道这个规矩，以后不会发生了”。我来小龙潭几天，看见这个官二代，成天背着气枪到处打鸟无所事事，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背景？ 10月18号上午11点多种，我去看接地装置的土坑挖好没有，八个民工七天半挖了一层土表，3.6方土一半都没有挖倒。我对他们领头的说：“下午一点钟来，三点半钟的时候要挖好，我给你们算加班”。下午一点钟我就在那里等他们，一等没来，二等没来，一直等到两点半他们才慢慢悠悠地来了。我看见他们，心中的愤怒不打一处来，大声吼叫：“四点钟以前不挖好，你们这八天就算白干了！”旁边的夏师傅把我拉到一边说：“都是四川老乡，你看他们多可怜”。现在就差这个接地装置，其它的工作已经完成，心里也不是很着急。我把一次线班的几个人喊来，大家一起挖，很快就挖好了。 接地装置由6根角铁打入泥土中构成，再用40x40的扁铁连接成网。土坑里灌水填土，接地装置就完成了。站在旁边的王工说，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我对王工说：“60x60的角铁，每根长2.5米，我估算过接地电阻小于0.5欧”。 一切工作都完了，准备合闸送电，这时我才想起变压器没有检查，规程规定：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必须经过试验和检查。变压器在宣威长时间没有用，运输途中抖动厉害，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这时心里才发慌。我手边只有摇表，只测量了一下变压器的绝缘电阻。我就站在变压器旁边，心想万一变压器爆炸了，我就当场炸死，一了百了。工人拿着领克棒问：“合不合？”“合！”我说。这时我听到“嗡......”，变压器发出正常运行的响声，心里的石头瞬间落地。 　　小龙潭施工电源运行一切正常，我们就返回巡检司，肖工离我还有十多米就伸出手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们休息三天”。第二天我睡了一整天，早饭中饭都没有起来吃，20号的开工典礼我也没有去，因为疲劳还没有完全恢复。 1983年四五月份，肖先启被任命为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总经理。肖工是从锅炉工地出来的，锅炉工地王主任最不服肖工，认为肖工中专毕业没什么本事，这种气氛在火电处中层蔓延，锅炉工地的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其它工地的工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修建厂房的基建处没有受影响，小龙潭火电厂的厂房建设仍在顺利进行）。国庆节到了，除了双职工和我们这些回不了家的留在工地，其余的人都回家过节去了。我和钱军在工地上闲转，看见总经理办公室灯还亮着，我们就去看，见肖工一个人瓜兮兮的在整理文件。我问：“肖工，没回家？”肖工说：“我上任半年了，工作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更糟，我向省电力局打了三次报告，要求辞职但电力局就是不批”。这时我产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就给肖工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大臣对皇上说，人最喜欢的莫过于颁发奖赏的人，最痛恨的人莫过于掌管刑法的人。皇上觉得这话很对，于是皇上对这个大臣说，我来掌管奖赏，你去执掌刑法。一年后这个大臣杀了皇上，自己坐上皇位。肖工问我：“如果他们全都躺下，我该这么办？”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过一会我和钱军就走了。二十多天后，省电力局下了一份文件，撤了火电处二十四个人的职，任命了新的中层。火电处中层的人事安排应该由火电公司作出，因为火电公司是火电处的上级单位，但这一次人事安排由电力局下文件，可见肖工在这件事上很谨慎。和我要好的丁工（上海人，40多岁，机修工地主任）也被撤职了，丁工虽是大学生但他并不反对肖工，丁工被误杀了。奇迹发生了，锅炉工地的工作轰轰烈烈的起来了。被耽误的工程，各个工地都在抢时间。我后来有些后悔，不该讲这个故事。不讲这个故事，肖工也会这样做，二十四个人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们迟早会知道是我出的坏主意。 1984年年初，云南省红河州磷肥厂余热发电工程开工，公司派我负责电气设备的施工。我的实习老师陈工要调回广东惠州去了，她对我说，这个工程虽小，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这是公司要重用你了。这一次和电通工程不同，是修发电厂，电气部分各方面的技术工人都要有，一次、二次、电缆、照明，我挑选了八个工人。我们到了磷肥厂，磷肥厂的小张就请我到他家里去喝酒。小张是电气部分的设计人，他不是学发电厂专业的，他自学了这方面的课程完成了设计，购置了发电厂电气部分的全部设备。他因此搞成了神经衰弱，经常头痛，但他还是担心设计中存在问题，他请问喝酒，意思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包含。我后来发现变压器和发电机容量不匹配，发电机1500kw，额定功率因数是0.8，变压器应该选2000kva，但小张选的是1600kva，发电机的无功就不能送出去，这样磷肥厂就要向电力部门购买无功。因此小张经常请问喝酒，我也心知肚明。因此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在这里写出来是第一次。 施工开始了，我分别给各任务小组讲明他们的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和要注意的安全事项，他们便各施各职开始工作。我的工作非常紧张，要到各个施工点去看，去指导。有一个工人对我说：“我看你总是在小跑”。行车的电气安装由潘庆国（一次线班班长）和小贺（二次线班优秀技工）担当，在行车整个安装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来问过我一次。因为小贺对潘庆国说，鲍技术员是搞一次的，他不懂二次。他们不来问我，我也不去问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很厉害。行车装完了他们开始试车，各项都很正常，只是行车只能一边跑。他们开始查找问题，查了一两天也没有查出问题来。这时潘庆国说，还是去问鲍技术员，他毕竟是全面技术负责的，小贺不再啃声。潘庆国找到我，我叫他们把图纸拿来，我看了一会儿电气原理图，指着一个继电器说：“就是这个继电器有问题”，他们两个同时说，这个继电器我们检查过没有问题。我叫他们带我上行车，找到那个继电器，他们打开继电器对我说，这个继电器我们检查过。我一看，一个常闭结点处在断开状态，我说把尖嘴钳给我，并指给他们看：“这是一个常闭结点，应该是闭合状态，但处于断开状态，问题就在这里”。我用尖嘴钳纠正了这个状态，他们再次试车，行车完全正常了。 　　一次线班保文贵检修给水泵电动机，是110kw的大电动机，我看见燕子（女）在旁边指点，保师傅正是按照她说的在做。我对保师傅说：“你看，燕子多行”。保师傅有点气愤：“她狗屁不通，你叫她做，她做不来”。我不信保文贵的话，有一次我叫燕子连接发电机中性点，连接完了，我用塞尺往铝排下一插，插得对穿对过。这时保文贵对我说：“我说了她做不来，你不相信”。冯琳（女）在做电缆头（高压电缆都要做电缆头，防潮和绝缘），是干式电缆头，我看她在电缆线上缠绝缘胶带又快又好，我以为自已也能缠。冯琳说：”你缠不来“。我不信，我也来缠，结果我缠的一根线又慢有没有缠紧，要不得。冯琳不爱说话，燕子很爱说话，看来能言的未必能行，能行的未必能言。 照明组乔云山问我，照明线路两根线用电笔测试都亮什么原因？我说，地线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分别地线和火线？我告诉他：插一根钉子在土中，找一个15w的小灯泡，一头接钉子另一头碰触导线，灯亮的那一根是火线，不亮的那一根是地线。乔云山说：“从来没有听说这种方法，我去试一试”。 我在巡检司搞过大型变压器的吊心检查，磷肥厂变压器的吊心检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变压器吊心检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责任重大。先要写出施工技术措施交总工室审核，然后进行吊心检查。 从工具室借出吊心检查要用的工具放在油盆里，指定专人看管，进入变压器的人不能用自己的工具，这种方法能保证不会有工具遗忘在变压器内。另准备两个空油盆存放变压器拆卸下来的螺栓和垫圈，指定专人看管，把螺栓、螺帽、垫圈一套一套地组合好。这种方法能保证不会有螺栓、螺帽或垫圈遗留在变压器内。这些东西遗留在变压器内会引起短路，产生重大事故引起火灾。巡检司电厂的变压器是钟罩式结构，变压器芯装在底座上。放油，卸螺栓，将变压器钟罩吊开。进入变压器的人不能穿自己的衣服，换上吊心检查专用服，这种衣服是丝绸的，没有扣子靠丝带系紧。这样做能保证不会有扣子，钥匙等私人物件掉落在变压器内。副班长小余赤脚进入变压器内，检查触头，绝缘，瓷瓶，引线是否有瑕疵。检查完毕，小余向负责人大声报告检查结果。吊回钟罩，装好螺栓，注入变压器油，变压器吊心检查完毕。 控制屏保护屏的二次接线是否完全正确，二次线组虽有小贺，但行车一事提醒我，不能放心，得一根一根的检查。七八块屏，成千的接线都要检查，工作量非常大。每天站起蹲下站起蹲下，有无数次这样的动作，再加上还要跑其它几个点，很快就有痔疮了。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卧在床上，因为痛的要命。在磷肥厂医务室打了半个月的庆大霉素都没有好转，医生说：“这是新药，人家打两三天就好了，你打了半个月还没有效，这就奇怪了”。我知道这是累虚了。 安装工作完成了，接着就是72小时试运行。工人在自己安装的设备旁负责监视，每组都有两个人，他们可以轮换，我一个人只有硬撑，72小时不睡觉，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知道。试运行68小时的时候，磷肥厂张厂长来了，他带了一群运行人员，说：“行了，我们签字”。到此，磷肥厂余热发电工程完工。 这个工程给我栽了一个病根，左胸痛，也就是心脏痛。搞工程，一旦驾辕，那种劳累成度只有自己知道。怪不得肖先启累得吐血，这时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个工程给我的奖励，放假两个月。 有一次我到技术科，我才进门还没有说话，科长何梦奎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不管啷个说，我还是清华毕业的啥！”我不知道他在发什么疯，我只得走了。工人们很喜欢讲我们才分去的几个大学生的事，这些事传到何科长的耳朵里，他感觉科长的位置不稳了。 1984年底，我被调到火电处供应科，在马科长手下，就是那个说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的马科长。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调到哪儿都是吃饭。没过几天马科长叫我把某一型号电缆调拨给外协某单位。我查了一下这种电缆工程上要用，没有多余的。我感觉这是在给我挖坑。我就在科室里说，这种电缆工程上要用，没有多余的电缆调出。我没有去回马科长的话，一定有人会把这话汇报给马科长。 　　1985年初，马科长派我到许昌继电器厂出差，催交小龙潭电厂的52块控制保护屏。我才到供应科，还不知道深浅，心想这是好事就答应了。我要去昆明公司供应科开介绍信（公司供应科是火电处供应科的上级单位），供应科的王科长走过来找我谈话，王科长是北方人，看上去面目慈善，马科长完全不像他。王科长说：“催交设备都有一定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前几年许继困难的时候我们公司帮助过他们，你要给他们讲明这一点，我这里有一份影印件（现在叫复印件，那时影印件非常稀少），是小龙潭电厂的批复文件，你带上对你有用”。从王科长说话的语气和神情看，这次任务相当棘手。王科长是老科长，他知道这样重的任务派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出去是怎么回事。我去拿介绍信，除了许继的介绍信外，还给了我十多张空白介绍信，看来这次出差除了许继外还有不少其它任务。 我取道回万县，1985年2月19号是除夕，这天晚上我要走，姆妈用几乎恳求的口吻说：“贵堂，把三十过了明天你再走，不行吗？”我这人不善于解释，但又不能说实话，免得姆妈担心，只是说事情急我今晚一定要走。我出来街上正在放鞭炮，两边都在放，硝烟弥漫，我就在二马路正中走，免得鞭炮炸着我。后来小妹说，那天她送过我，但我记得是我一个人走的。火车票不好买，在武汉耽误了两天，初四才到许昌继电器厂，他们还没有上班。第二天我找到管生产的刘副厂长，按照王科长教我的话说给刘副厂长，他根本不理我。我给他讲小龙潭电厂是国家重点工程，现在就差这些屏了。但他不信，说：“现在打着重点工程要设备的多的是”。我这样磨了两天，毫无结果，就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是个爽快人，他说：“你们公司的图纸二月份才拿来，我们的生产周期是半年，八月底这些屏才能做出来，四月底要设备办不到”。我问：“有没有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要给赶工费，这样工人才有积极性，晚上加班赶工”。车间主任回答说。我问：“赶工费是多少？”他说：“现在千八百都不算啥，这样说，每块屏八百”。我说：“你要给我一个收据”。他说：“这笔钱是给工人的加班费，不是我得了，也不是厂里得了，怎么给你开收据？”我说这事得和公司商量商量。我回到招待所像泄了气的皮球躺在床上，四万块钱啦，又不给收据，我怎么说得清楚！干脆休息一天，不想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突然想起王科长说的话，“你带上对你有用”。我赶快把影印件从包里拿出来看，是小龙潭电厂国家重点工程的批复文件，上面还有李鹏的签字。刘付厂长不是说我假冒国家重点工程讹诈他吗，这就是真凭实据。第二天上班我就去找刘付厂长，把影印件给他看，我还把李鹏的签字指给他看。刘付厂长看着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四月底交货，我马上通知车间下线生产”。要不是这份影印件，这个任务肯定不能完成，上帝又一次救了我！ 四月初，火电处供应科邢邻宝到许昌检查我的工作，他是浙江人，约五十岁。他来的时候很高兴，嘴里小鲍小鲍的喊个不停。我给他汇报了这里的生产情况，我们的屏二月底下线，我每天都要到车间去看，现在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不知怎么他听了我的汇报，高兴劲没有了。于是我有带他到车间去，把我们的52块屏一一指给他看，52块屏都有工人，他们正在忙碌，不是我说谎欺骗他，但他的表情仍然迟重，他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感觉奇怪，公司供应科都没有问过我什么，他火电处供应科还派人检查，王科长给我说过：我受公司供应科直接指挥，这不正常。我后来想通了，马科长叫他来不是要听这些好消息，邢邻宝没有完成马科长交给他的任务。 四月底，我催交的屏全部完工了，刘付厂长对我说：“有两块屏存在问题，只能发运50块屏”。我问:“屏内的设备和接线有没有问题？”刘付厂长说：“屏矮了10公分，其它都没有问题”。我给刘付厂长说：“52块屏全部发运，只要屏内的设备和接线没有问题，屏的尺寸由我们公司自己去改”。刘付厂长说：“你签字”。我就在完工交付单上签了我的名字。刘付厂长说：“你胆子真大，不合格的屏也敢要！” 我给公司发了电报：“小龙潭电厂控制保护屏已发运”。公司叫我到河南定县保温材料厂去催交保温材料。我到了定县才知道这个厂离县城有40公里，没有班车。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县城到保温材料厂的公路很窄，只能通过一辆卡车，那时车很少，我虽然车技不好，但骑行还算顺利。沿途烟雾弥漫有些刺鼻，听路人说这里的乡镇企业都靠烧焦煤赚钱。现在要讲空气质量，那时没人管这些事。看看快到了，转过弯迎面来了一辆拖拉机，我看让不开就往公路旁一偏，这时拖拉机的前轮压过我的自行车。我大声说：“你怎么不刹车？”司机有点慌，问我是那里的。我说：“我是云南火电公司的”。我问他：“到保温材料厂还有多远？自行车也被你压坏了”。他说：“我就是保温材料厂的”，我心里想，运气还好，自行车压坏了，坐拖拉机，骑自行车痔疮也受不了。到了保温材料厂，司机对照门的说，这是云南火电公司的人，你去告诉厂长。厂长是个女的，出来迎接我，晚上办了一桌高规格的酒席为我洗尘，厂长很会说话，我们厂的生存全靠云南火电公司！说得我非常高兴：“下一期保温材料还是在你们厂订购”，他们听见这话非常感谢。如果我不调回万县，保温材料还是在这个厂订购，我走了就说不准了。 　　下一个任务是到沈阳催运变压器。这台变压器是一台125000kva的大型变压器，这台变压器很重，我印像中是200吨，运输这种变压器要专用车皮。厂长告诉我：“你要去铁道部要车皮计划”。我马上去北京，我填好了去铁道部所办事项的介绍信，但日子不能乱填，必须填从沈阳出发前一天的日子。我想坐在铁道部的人都是精明人，介绍信不能有破绽。我进了铁道部，找到调拨车皮的这个处。我想象中，“处”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因为处长和县长是平级的，里面一定有许多人，但这个处只有两个人，一个处长一个办事员，我心想我真是一个没有见过市面的人。我心里一直悬着，这毕竟是铁道部啊！这车皮怕不好要。我把介绍信恭谨地递给王处长，他看了介绍信就开始调拨车皮，一会儿他就对我说办好了。我感谢了处长就出来，自言自语说：“真是大官好见，小鬼难缠啦”。这次要车皮的事，颠覆了我很多认知。关于变压器的运输，有一个部门，是哪个部门现在没有印象了，这个部门对我说：“这台变压器很大，运输途中有些地方要处理，变压器才能通过，在贵州有五个隧道要修理，两座桥梁要加固”。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件扯淡的事，一列火车因为拖了一台变压器，隧道就要修理？桥梁就要加固？过了四十年才认识到这是他们敲钱的一种把戏。他们向公司要的这笔钱肯定落在他们自己的腰包里。话说回来，不答应，变压器运不回去，耽误了工程进度，我要受处分。 我收到公司的“经理嘉奖”，表彰我在许昌继电器厂的工作。奖金500元，我当时的工资50多元，我拿着这笔奖金并没有高兴，如果不是王科长把重点工程的影印件给我，我就掉在马科长给我挖的坑里。供应科有一个规矩，派你出去办事，你不答应供应科会另派人，你答应了就必须完成。是上帝救了我，感谢上帝！ 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郑州机械厂、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双鸭山电瓷厂，北京也去了好几个地方，印象都不深。 我还有一个任务，找沈阳继电器厂要200台继电器。这是计划外物资，得带一点小礼物去才行。那时沈阳人最喜欢云南的大重九香烟，在沈阳很难买到，而且贵，自由市场上九块钱一包。我找到销售部经理，递上介绍信，他看了就开始哼哈起来。我递给他一支大重九香烟，他看了看问我哪儿买的。“我带来的”我说。他又问：“还有吗？”我打开包，拿出事先用报纸包好的一条大重九递给他，很快事情就办妥了。 我又收到公司供应科电报，叫我立即到武汉锅炉厂要一个高压阀门。计划内的阀门武汉锅炉厂已经发给云南火电公司，他们在施工中损坏了，现在叫我去要的阀门是计划外的阀门，没有上报计划想买高压阀门是很难的，其难度就像没有粮票想买米一样。在小龙潭我接待过武汉锅炉厂的人，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向他们要一些锅炉用钢管他们都不给，现在要高压阀门恐怕更难。我不能去武汉，我不可能要来这个阀门。我到水电部去要，可能性还大点。那天我到水电部的时候正好是十点钟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成套设备供应公司的人正在打克郎球，我在万二中读书的时候老师教过我们克郎球，我看他们打不来，我就给他们讲解打克郎球的规则和打法。他们知道了打克郎球的规则，所以他们打得很高兴。过了一会他们各回自己的办公室，我跟着一个刚才打克郎球的人进了管锅炉设备的办公室。他问我有什么事，“我们公司要一个高压阀门”，我说。他看了我的介绍信说：“给你这个阀门是用的我的人情”。我赶紧说：“我们以后还有合作，绝不会忘记你”。他就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这人的硬笔字写得特别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谁的硬笔字有他这样好。我走出水电部，把介绍信看了又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上面的公章真大啊，比我们公司的公章大多了。介绍信上写着我的名字和要办的事项。我看着介绍信自言自语的说：“我看武汉锅炉厂哪个敢不给，哪个敢卡，哪个敢要好处费”。我用航空挂号信把介绍信寄回昆明供应科，准备在北京耍几天。 我突然得到消息，公司要把我定在北京，我心里发慌，这是要我和部里打交到，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啊！那张介绍信不过是碰运气，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打克郎球，我就没有这样的运气。我马上给公司发了一个电报：“已启程回昆明”。我取道万县看望姆妈，走的时候姆妈牵着苏宇嵬送我到杨家街口，码头在很大的一坡梯子下面，我叫姆妈不要下去。我下了几步梯子回头一看，姆妈站在秋雨中，花白的银发在秋风中飘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苏宇嵬头顶着一块四只角打了结的帕子，那时狗儿才四岁。虽然我已联系好了水电校，但还没有真正下决心。这一次回首促使我下定决心调回万县，不再有这离别之痛。 我回到小龙潭写了申请，肖先启找到我说：“你不要回万县去，我把你调到机械化作业队当队长，在那里当队长工作很轻松”。肖先启看我态度很坚决就同意了我的申请。 火电处供应科为我践行，唐辉处长也来了。在这个会上我说：“马科长，你叫我带办公桌，因为事情多我确实是忘了，绝不是有意不给你带。你却一直整我，这些人都怕你，你靠整人立威，你这样做科长就当不长”。唐辉说：“小鲍，不要说了”。我憋了一年的这口恶气终于出了。 　　唐辉送我到火车站，告别了工作四年的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 2025.9.27于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