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之源及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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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楚中国（华夏）最早的“书籍”，先要了解夏、商、周三朝的划分：夏历470年（公元前约2070～前1600年），商历554年（公元前约1600～前1046年），西周历275年（公元前约1046～前771年），东周历514年（公元前770～前256年，其中前770～前476年为春秋、前475～前221年为战国）。之后就是秦、汉了。
要有书籍，先得要有“文字”。上古时代没有字，靠结绳等来记事，大概到了黄帝时期，传说其史官仓颉根据鸟兽足迹、山川纹理等造出了两卷“文字”（现仅存28个），是为汉字之肇始。商朝有了甲骨文，主要用来占卜、祭祀等。据说目前收集有3763个甲骨文字，能识读1273个。周朝的金文（钟鼎文）约有3000个，能辨识的1800个（这两种文字互有重叠）。据此，为后代了解先人的生存状况等成为可能（其他遗痕亦能，但远比有文字记载吃力）。

▲ 现陕西渭南白水县仓颉庙内的《仓圣鸟迹书碑》，上刻28个古怪符号，它由清乾隆十九年十月（公元1754年）时任白水知县梁善长摹写，相传为仓颉当年所造象形文字之本形。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太师蔡京将之破译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

文字的发明、演变、累积长路漫漫，是人类长期劳动、生活的智慧结晶。甲骨文、金文、籀文、石鼓文，都是象形、会意文字，构字神奇、巧妙，也杂繁，不易识读和书写，同样的字，在不同地方，可能出入很大，我们现在称之为古字。

有云：“1899年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寿轩将一批甲骨（‘龙骨’）带到北京，售予金石学家王懿荣。王在这些甲骨上发现了古文字。他是第一位对甲骨文进行学术鉴定的学者，因此被海内外学者尊崇为‘甲骨文之父’。”这段话，说的是我们现在收集到的甲骨文始于此，但不等于之前没有过。其实，文字的演变和应用一直存在着，只是时代久远，废、存莫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字迹退化、载体老旧、以及天灾人祸（地震、洪水、兵燹）等，都会使文字的“一生充满坎坷”。

相传《史籀篇》为西周周宣王时期太史（籀）编撰的蒙学课本（但正式“成书”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后亡佚），为当时儿童识字的教材（字本）。该书以四字韵文编排，收录文字结构方正、笔画繁复，属周、秦时期西土文字体系，其字体被视为大篆之主流，与金文、石鼓文如出一辙。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李斯、赵高、胡毋敬改制文字，用秦篆（小篆）新编了一本《仓颉篇》作识字课本，约3300字，也为四字韵文。

由周朝历代史官、乐官收集编制的《诗经》，到春秋初基本完型（据说孔子也参与了整理定稿），共305篇（首），计4万字。著名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诗经·国风·周南》之开篇。
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易经），传为周文王姬昌所作（也传出于荀子门人之手，由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周易》还引出了一部《易传》，共7种10篇，合称“十翼”。（此处的“种”有辑、目的意思，其中3辑录有上、下两篇。类似的，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印行，这个“种”表明《宣言》是该套丛书的第一本，后续还会出版第二、三本等。）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68岁时依据鲁国史官的原始记录（档案）以“编年体”手法编就了《春秋》，罗列了242年间鲁国发生的“大事”（公元前722～前481年），开华夏编纂史书之先河。类似的，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编过一部《竹书纪年》，其原稿在西晋太康年间被发现而“重见天日”。
后世说的“春秋战国”（东周），与孔子编的《春秋》有关，而“战国”则因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记录了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各国纷争的历史）而得名。另，《春秋》的行文及其简练，后人谓之“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故引出了《左氏春秋》（又称《左传》，传作者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等）、《公羊传》（传作者为战国时期齐国的公羊高及后裔）、《谷梁传》（传作者为战国时期鲁国的谷梁赤及弟子）来注释它，谓“春秋三传”，足见《春秋》在当时之份量。
“春秋”体例流行，秦朝首任丞相吕不韦也组织门客编写了一部史书，谓《吕氏春秋》。
《老子》即《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字聃）的晚年之作，但现在流行的“五千言”版本似为后人改编而成。《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将其言行归纳整理成文而得。《孟子》的作者是孟子（轲）等，核心内容由他口述，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记录整理，成书于战国中期。另外，《尚书》是一部上古至春秋时期的“官方文献”汇编（后世六部之“一把手”的官名尚书兴许源于此？），而《礼记》便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学者撰写的礼仪题材的“作品选”。
西汉时定《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为儒家经典，称“六艺（经）”。后因《乐经》大部分内容佚失，留存的归入了《诗经》等，故又称“五经”。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来单独成篇（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这就是后世“四书五经”说法的由来。另外，“六艺”也指古代贵族受教育的“要目”——礼、乐、射（强健体魄）、御（驾驶证）、书（书法）、数（阴阳五行、天文地理等），谓“通五经贯六艺”，赛过今人所说的“琴棋书画、又红又专”。
孙武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战国中期的孙膑是孙武的七世孙，著有《孙膑兵法》。
《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共118卷，约3.1万字，分《山经》与《海经》两部分，它几乎囊括了先秦所有的神话故事，是中国民间口耳相传最广最久的一部“大众读物”。此作至西汉末期经著名经、文学家刘向、刘歆父子编订、校勘后基本定型。
司马迁耗时14年编撰的《史记》（52.7万字），记载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西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约30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撰写的《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等），成书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共二十一卷，为杂家（融儒、法、墨、阴阳各家）著作。
《说文解字》（收录9353个小篆字）的作者是许慎，成书于东汉时期（公元100～121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首次提出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理论来解释汉字的构造。
东汉思想家王充编撰的《论衡》以“批判虚妄、倡导实知”为核心，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和迷信思想，对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理性审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具批判性的重要典籍。
《千字文》（梁朝周兴嗣编，共250句，每句四字，全书无字重复）、《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收集单姓444个，复姓60个）、《三字经》（南宋王应麟编，1145字）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流传千年，经久不衰。
上文提到的“纪传体”、“编年体”，都是史家编撰（纂）史书所采用的写作手法、格式或称体裁，前者以人物传记为核心，为不同身份的人物立传，串联起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貌。其典型结构通常包含三类：本纪（记载帝王的生平事迹与国家重大事件），列传（记录王侯将相、名人贤士以及特殊人物的生平），表志（或书、志）（用表格梳理历史脉络，或专篇论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作为补充。中国24部正史都以纪传体写就。后者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除《春秋》外，最著名的要数北宋司马光等编纂的《资治通鉴》（300多万字）。后世编纂的地方志、专业志都用编年体。之外还有纪事本末体，它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单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类似于现在的“调查报告”，即本、末不能倒置。
史书聚焦于历史进程中的事件、人物活动，有明确的时间线和故事性，重脉络；志书则侧重于收录特定领域的静态信息，“有一说一”，不得杜撰，重全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前者通常称撰，故有“正、野”之分；后者称纂，就是据实编排、实录的意思。字典、百科全书等也是纂而不是撰。其实，撰也好，纂也罢，都要下苦功，谓“皓首穷经”。非此，修不成“正果”。
所谓“经、史、子、集”（四部），其实是中国古时候对典籍的分类、归类叫法，目的是为了便于收藏、保管和查阅，也就是现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雏形”。清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丛书）就是按“经、史、子、集”来收集整理的。
得益于造纸术、印刷术的诞生和发展，我国宋代的出版业可谓相当兴盛。据1981年的《世界》杂志第三、第九期报道：我国从西汉、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直至五代，共出书二万三千多部（二十七万多卷），而宋代出书则达一万一千部（十二万四千多卷），相当于历代出书总数的将近一半。可见中国古代也“出了不少书”，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精神食粮，需不断发扬光大。
再一提，先秦时期所说“书”，往往就是一篇文章，甚至是“片言只语”，如《河图》、《洛书》干脆只有几个符号。1193个字的《禹贡》是一篇地理文献，算是很长的“书”了。

▲ 20250327位于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桃花村的将军崖岩画，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岩画（时间跨度距今约4000～1万年），被誉为“东方天书”。

▲ 20250403山东临沂兰山区沂蒙路216号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1972年该馆所在地银雀山1、2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竹简，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先秦典籍。

▲ 左：禹贡九州图。右：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贾村镇的何尊，现收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其腹底刻有铭文122字，记载了周成王对宗小子何的训诰等内容，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是目前所见“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为了纪念之，现在中国邮政的logo选用了这个金文“中”字。

20251007，陆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