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金甲丨理心学

秦金甲（秦建平）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巅峰形态，历来被学界划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阵营，前者重“性即理”，后者主“心即理”，看似壁垒森严、水火不容。然而，若穿透二者在治学路径与概念表述上的差异，深入其思想内核便会发现：理学与心学并非对立的两端，而是宋明儒学同一精神追求下的不同展开。当代学者秦金甲提出的“理心学”概念，更以“理为体、心为用，体用不二、缺一不可”的鲜明主张，为二者的深层统一提供了关键理论佐证。理学与心学在心性本体、修养功夫与价值目标上高度契合，而“理心学”则将这种契合从隐性的逻辑关联，提升为显性的理论建构，揭示了宋明儒学“体用合一”的完整面向。

　　一、理路同源：“性即理”与“心即理”的本体论互通

程朱理学以“性即理”为核心命题，将“理”视为超越于个体意识之外的宇宙本体与道德本源。朱熹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此“理”先于万物而存在，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亦是人伦道德的准绳。在朱熹看来，“性”作为人所禀受的天理，是至善的本源，而“心”则是“性”的载体，具有“知觉”的功能。他以“人心”与“道心”来区分心的不同层面，认为“道心”即是“性”的体现，而“人心”则易受私欲蒙蔽，故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对外在事物之理的穷究，来恢复“心”中本具的“性理”。

陆王心学则直接提出“心即理”，将“理”从外在的宇宙本体拉回到内在的人心之中。陆九渊断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亦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此处的“心”，并非朱熹所言的具有知觉功能的经验之心，而是指超越个体私欲的“本心”或“良知”，它本身就是天理的直接呈现。在陆王看来，“性”并非独立于“心”的存在，而是“心”的本质属性，“性即心之理”，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所谓“理”，并非散落在外在事物中的抽象法则，而是内在于“本心”的道德自觉，无需向外探求，只需向内反省，即可“发明本心”，体认天理。

秦金甲的“理心学”恰是对二者本体论的精妙统合。他认为，“理”是形而上的绝对本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此为“体”；而“心”则是“理”在人身上的具体显现与能动作用，此为“用”。离开“理”，“心”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潭；离开“心”，“理”则成了悬空之物、死寂之体，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发用流行。因此，“性即理”确立了本体的客观性，“心即理”彰显了主体的能动性，二者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理心不二”的完整本体论。这种观点彻底打破了“理”与“心”的二元对立，揭示了宋明儒学本体论的真正内核——理是心之体，心是理之用，体用同源，不可分割。

　　二、功夫归一：“格物致知”与“致良知”的实践论互补

基于不同的本体论认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提出了看似迥异的修养功夫论。程朱主张“格物致知”，认为“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亦具于人心之“性”中，只是人心常被私欲所蔽，故需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功夫，不断积累对事物之理的认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明了心中之“性理”。这种功夫论强调向外探求，注重知识的积累与逻辑的推导，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

陆王心学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致良知”的功夫论。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本具、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道德直觉，“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因此，道德修养无需向外格物穷理，只需向内“省察克治”，去除私欲的蒙蔽，让“良知”自然发用流行，即是“致良知”。这种功夫论强调向内反省，注重直觉的体认与意志的决断，具有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秦金甲的“理心学”进一步指出，“格物致知”与“致良知”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外穷物理以启心，内明本心以应物”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格物致知”是“致良知”的必要前提。若不通过格物穷理来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与道德规范，“致良知”就可能沦为空泛的主观臆断，失去其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致良知”是“格物致知”的最终归宿。若格物穷理仅仅停留在知识的积累层面，而不回归到本心的体认与道德的实践，就会陷入“玩物丧志”的误区，失去儒学“内圣”的根本目标。

从“理心学”的视角看，完整的修养功夫应当是“外格物”与“内致知”的结合：通过“格物”来穷究“理”的客观性，为“心”的发用提供正确的方向；通过“致良知”来彰显“心”的能动性，使“理”能够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得以实现。这种功夫论既避免了程朱学派可能导致的“支离”之弊，也克服了陆王学派可能陷入的“空疏”之病，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有机统一。

三、价值同归：“内圣”追求下的儒学精神合一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最终的价值追求都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即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实现人格的完善与精神的超越，最终达到“圣人”的境界。“内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强调个体的道德自觉与内在精神的充实，是实现“外王”（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程朱理学通过“性即理”的本体论与“格物致知”的功夫论，为“内圣”之学构建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它将“圣人”的标准建立在对“天理”的完全体认之上，认为“圣人”是“天理”的完美体现，“圣人与理为一”。因此，成为“圣人”的过程，就是不断“穷理尽性”，使自己的言行完全符合“天理”的过程。这种对“圣人”的理解，强调了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与客观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道德目标与行为准则。

陆王心学则通过“心即理”的本体论与“致良知”的功夫论，为“内圣”之学注入了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它认为，“圣人”并非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人人皆可企及的理想人格，“满街都是圣人”。因为“良知”是人人本具的，只要能够去除私欲的蒙蔽，让“良知”自然发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种对“圣人”的理解，强调了个体的道德能动性与自主性，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道德热情与自信。

秦金甲的“理心学”将这种“内圣”追求推向了新的高度。他认为，“圣人”的境界正是“理心合一”的极致体现：既能够完全体认“理”的客观性，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宇宙人生的根本法则；又能够充分发挥“心”的能动性，在具体的情境中灵活变通，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这种“理心合一”的圣人境界，既不是程朱式的刻板循理，也不是陆王式的空谈心性，而是以理为准则，以心为动力，理中有心，心中有理的圆融境界。

在“理心学”的视野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价值追求最终殊途同归。它们都以“内圣”为根本，都致力于实现个体的道德完善与精神超越，只是程朱侧重“理”的客观性以立其体，陆王侧重“心”的能动性以发其用。而“理心学”则明确指出，唯有“理”与“心”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才能真正实现儒家“内圣”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才能为“外王”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理学与心学并非宋明儒学中对立的两个学派，而是同一思想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不同角度的展现。秦金甲的“理心学”以“理体心用、缺一不可”的核心观点，深刻揭示了二者在本体论、功夫论与价值论上的内在统一，将宋明儒学的发展推向了“体用不二”的圆融境界。因此，我们可以说，理学就是心学，心学是理学的深化与完成，而“理心学”则是对二者最圆满的理论总结，共同构成了宋明儒学的完整图景，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

作者简介

秦金甲，本名秦建平，江苏无锡人，大学学历。其职业生涯与人生经历横跨工业生产、农业劳作、军旅服务、学术研究、商业运营及网络实践等多个领域，丰富的跨界经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生活素材，也为文化研究积累了扎实的思想积淀。

作为江苏省报吿文学协会会员、无锡市作家协会会员、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及方志年鉴学会会员，秦金甲长期深耕地方历史传承，兼具资深历史文化学者与知名媒体撰稿人身份，在地方文化挖掘、历史研究及文学创作领域成果显著。

数十年笔耕不辍，他累计发表纪实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980余篇，著有多部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代表作包括小说《千秋国士风》《金玉双骄》《长江的太阳》，以精巧的情节架构与立体的人物塑造，展现深厚文学功底；诗词集《秦风诗词集》，以规范韵律承载情感表达，兼具古典美学与个人思想；散文《诗韵里的历史长卷——明进士王永积的洛社八景纪行》《洛社古镇颂》《金匮（无锡城）端午节龙舟赛》等，立足地方文化视角，挖掘历史细节，彰显地域文化底蕴；地方文化著作《千年古村张镇桥》《萃雅堂张氏族史通俗读本》，系统梳理地域文化脉络，为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重要参考。

其作品既在新华书店正式发行，也刊载于人民网、中国网、中国晨报、华人头条正式版、乡村振兴网等权威媒体平台刊发，有效推动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播与普及，获得学界、文化界及广大读者的高度认可与一致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