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的“下海潮”

晓露

晓露著、新华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远去的天星沟——我的三线人生》连载45

1990年代，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打破了以往单一计划经济的平静。中国南方城市广州、深圳的崛起，对内地冲击很大，农村的打工妹往南边跑，国企里的人才也纷纷向南边流动，形成了当时称为“孔雀东南飞”的社会现象。

1992年的春天，随万物迎来了新一轮新生的，还有中国的发展道路。那一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与家人一道，乘列车南下，先去武昌，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的重要讲话，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有一首传唱很广的歌叫《春天的故事》，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春风呀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那些年，天兴厂紧跟市场经济脉博的跳动，在没有军品任务的情况下，民品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厂里生产的摩托车仪表和汽车仪表为工厂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发了财的天兴厂希望发更多的财，就陆续在全国很多地方投资新项目，如在广州建立了模具中心，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天兴万友仪表有限公司，在成都成立中日合资企业成都万友天兴车用部品有限公司，在浙江玉环成立了摩托车仪表生产厂等等，先后投资了十多个新项目。

走在市场前沿的天兴人，最先感知到市场经济的春天，受南方新兴企业灵活的用人机制和丰厚的经济待遇的诱惑，很多天兴人纷纷下海跳槽，到广州、深圳去打工，天兴厂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从当时的政策来讲，国家是允许人才流动、鼓励人才流动的，但当时每一个国企人才流失的问题都非常严重，是一种普遍现象。为了减少人才流失，各个厂都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天兴厂针对人才流失的问题采取的措施是相当严厉的。工厂没有像其他单位那样实行停薪留职，也不允许辞职。面对要求辞职的人员，工厂一个都不批准。当要求辞职的人员得不到批准，只能一走了之，形成事实上的旷工以后，工厂就以这些职工旷工时间长、违反劳动纪律为由，下了红头文件予以开除。那些年，经常都有开除职工的红头文件下发到各单位，被天兴人笑称为“是职工炒了工厂的鱿鱼，而不是工厂炒了职工的鱿鱼”。当年称这些主动丢掉铁饭碗的人为“下海”。

被开除的职工当时称为“三不要”，即不要饭碗、不要住房、不要户口，是一种很决绝的行为，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一旦在外面工作不顺利，结局会很惨。到底有多惨？当时齐秦在一首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里是这样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比如，厂里有两个年轻的职工“下海”后到南方去打工，后来生了重病，不能工作了，只能从打工的工厂辞职，从此没有了收入，又没有钱治病，还没有住处，最后三十多岁就失去了生命。而当时国企的福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职工生了重病不能工作，工厂会发60%的工资作为生活费，并且医疗费用实报实销，还有职工的住房都是厂里分的，只象征性地在工资里扣一点点房租。

虽然可能会有这样极端的事件发生，但仍挡不住天兴厂人才快速流失。1991年，为了留住人才，工厂采取了“连坐”的做法，理由是：你们不能自己出去挣大钱，却把包袱留在厂里，你们要走，必须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带走。厂里通知每一个“下海”人的老婆，责令她们必须在一年内调离天兴厂，一年后还没有调走的就开除，在这一年内，这些人必须按时上下班，但工厂只发少量的生活费，没有奖金。

一年内，这些老婆们，有的想办法调走了，有的离婚了，也有的不相信厂里会动真格的，就耗着，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并没有违法乱纪，也遵守劳动纪律照常上班，厂里凭什么开除她们？但厂里真的就将这些人开除了，包括已离婚的女人，因为工厂说他们是假离婚。其中有一个女工人，当时已经44岁了，还有一年就可以退休了，但厂里还是把她开除了，导致她到了退休年龄得不到退休金。10年后，我在成都的新厂看到过她，她还在和厂里打官司、讨说法，索要退休金。不知道最后结局是什么。

“下海潮”导致天兴厂出现第一次离婚高峰。下海跳槽通常都是男人的行为，女人在工作的同时要照顾孩子，没法离开。跳槽出去的男人，在外面的花花世界看花了眼，和妻子分居久了，感情就亮起了红灯。天兴厂的第二次离婚高峰是三年滚动搬迁时期，夫妻没有同时搬迁到新厂，导致两地分居，离婚率增高。

30多年过去了，当年被开除的天兴人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因为是被开除的，他们在天兴厂工作的工龄被一笔勾消，导致每个月退休工资会少一大笔钱。可能有的人在外面挣了大钱，不在乎这部分应得而少得的钱，但也有些人过得并不是那么如意，对少得的这部分钱还是耿耿于怀的。如果当初批准他们辞职，或者给予辞退，他们在天兴厂的工龄就能够被承认。

事隔30多年，我和一位被采访者讨论如何来看待当年的跳槽下海事件。他是1982年分到厂里的大学生，分到天兴厂后也想在厂里努力工作。他当过团干部，还找了一位家属子女结了婚，但当时厂里存在的任人唯亲、人浮于事的问题令他看不到前途。80年代末，他到厂里开在广州的模具中心去出过几次差，也想调到那里去工作，但厂里不同意，他就提出辞职，但厂里不批准，最后他只好不辞而别。他走了两年，厂里都没有把他除名，而是一直劝他回来，但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他不可能再回到天星沟了。1991年，厂里开始实行“株连九族”的政策，先把他老婆的工作换到相对艰苦的岗位上，1992年又将他和老婆一起开除了。

谈到这些往事，他就对天兴厂充满了恨意。他说，本来他对天兴厂是很有感情的，也想好聚好散，但天兴厂“做事太绝，太不人性”，把离开天兴厂的人都变成了仇人，这些离开了天兴厂的人后来都不再和天兴厂有任何往来。他说，当时很多国企都不是像天兴厂这样处理的，很多厂处理得很人性化。

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一个当时在另一家三线企业任劳资部门领导的朋友。他说，他们厂当时也遇到人才流失的问题，但他们厂对想离开工厂的人表示理解，并采取尽量有利于职工的政策，比如，允许停薪留职，允许借调，允许辞职，从没有因为职工想辞职而开除过一个人。他认为辞职是职工的权利，因为职工想辞职而把职工开除了是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他们厂后来想走的人多了，工厂的政策也“加严”了，所谓加严，就是要求夫妻双方一起离开工厂，离开工厂时要将工厂的房子退出来。对于一些女职工因为年龄大了，找不到接收单位，他们厂就给女职工办理停薪留职、办理病退、或者将年龄改大办理退休的方式解决（严格说，这样的做法也是违规的）。

这么一比较，确实觉得我朋友的那个厂似乎更有人情味。

我的朋友还说，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三线企业职工想往更好的单位流动是正常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而企业为了留住人才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时代变革给国家、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冲击和阵痛。任何改革都会有牺牲，对历史而言，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微不足道，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富裕生活，这才是时代的主流。

（图片说明：1994年夏季，参加天兴厂足球巡回邀请赛的运动员合影留念。）

晓露著、新华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远去的天星沟——我的三线人生》内容简介：

为了让世人了解新中国历史上那段波澜壮阔却又高度保密的三线建设史，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42年的三线建设史，讲述三线企业的发展史，讲述三线人的故事和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面貌，并引用专家的文章，分析三线建设的起因、过程和得失。作品真实感人，故事性强，语言简洁，文笔优美，插入130幅照片，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作者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献给三线建设决策六十周年，献给曾经奋斗在崇山峻岭中的三线建设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