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追寻两航父辈人生轨迹的亮点</p><p class="ql-block"> ———回顾抗战中的两航点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 陈安琪</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点滴四）从抗战烽火中走出来的两航人</p><p class="ql-block">两航在抗战特别是中航在“驼峰”空运中取得的成就，与两航拥有众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密不可分。中航在1941年底仅剩四五架飞机，通过承担“驼峰”空运任务，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已拥有运输机45架。员工亦从1942年底的532名发展到1945年底的1687名，直接参与“驼峰”空运的人员有上千名。抗战初期，中航的中国人、华人正驾驶只有4名，1943年开始，“驼峰”空运进入高峰期，中航从空军、空军军官学校等接受一批飞行员；同时，从昆明招收了一批大学生培训为副驾驶。1945年7月，在重庆招收20名大学生培训为副驾驶。中航参加“驼峰”空运的空勤人员有200名左右，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籍飞行人员。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航已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飞行队伍。央航的人员也从1943年底的383名增至1945年底的602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地勤机务方面，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中航机航基地转移至印度加尔各答，1942年下半年，中航基地的中国籍机务人员有少数是从香港撤出后前往加盟的，公司又在重庆、昆明招考了一些机械员，中美两国于1930年在高科技领域设立两大合资企业，其中一家的相当部分技术人员就是此时考入中航。抗战期间，中航在加尔各答约有各类技术人员300多名；同时在汀江和昆明设有临时基地，各配备有20~30名机务人员。由于“驼峰”空运飞机的频繁起降，造就出了一批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维修技术较高的机务人员。</p> <p class="ql-block">(图) 4-1 中航加尔各答基地员工合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1年底，从香港撤退的中航通信人员带着设备辗转至加尔各答，重新建立维修车间。由于担负“驼峰”空运的C-53、C-47飞机均装有美制通信设备，中航购置了美制地面导航台中的发射机和归航机，安装在加尔各答、汀江和昆明巫家坝机场，以保障飞机安全起降。并在上述三个机场和重庆白市驿机场加装有线通讯设备，使陆空通信开始由电报向电话方向过渡。中航华籍工程师还在加尔各答基地自行设计制造了短波发射机和无线电归航机，为国内通信网和导航网建设提供了设备，在航空通信技术发展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2年，中航在加尔各答、汀江、昆明和重庆设立了气象室、台、站，负责提供航路和航站天气预报。1944年在昆明培训的一批无线电报务员，还接受了有关航空气象知识和航空天气实况观测技术的培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因参加“驼峰”空运而受过嘉奖的中国空勤人员有陈文惠、李福遇、张培伦、顾正寰、林汝良等多位。 </p> <p class="ql-block">(图) 4-2 中航总飞行师麦唐纳因在驼峰空运中表现突出获交通部表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以上说明，中航在抗战期间，特别是后四年承担“驼峰”空运任务期间，在技术物质方面得到补充与加强的同时，也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技术人员，为中航战后的发展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9 年 11 月 9 日的两航起义北飞12架飞机中，飞北京的CV-240飞机共载有起义组织者吕明、两航总经理及中层管理人员12名，及机组人员4名；飞天津的11个机组共有39名机组人员（另有机组家属2名）。总计 55名北飞人员中，46名有抗战期间在中航、中国空军、笕桥航校工作或学习的经历，其中35名在中航参加过“驼峰”空运；43名机组人员中，39名有上述经历；而 12名机长中7名是中航“驼峰”飞行员，在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都曾经以顽强的意志，用血肉之躯在不同的战场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抗击日军而出力。</p> <p class="ql-block">(图)4-3 抵达天津北飞人员集体相</p> <p class="ql-block">港九民航工会（全称港九民航事业职工总会）于1949年9月4日成立，到9月底会员已超过700名。港九民航工会在起义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其组织机构设正副主席、秘书长、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含一名候补监委）共17名。其中12名有抗战期间在中央飞机制造厂工作的经历，该厂因战事解散后，其中5名进入中航参加“驼峰”空运，1名在其它飞机制造厂任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以下仅是几位北飞人员在抗战中的经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刘敬宜：中航总经理，北飞率领者之一。早年留学美国；1933年起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首都航空工厂厂长、航委会第一、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1939年任航委会参事等职；1941年11月调任中国空军驻美国代表团团长，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航空事务参赞；1944年、1945年以中国民航代表团专员身份参加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哈瓦那成立大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芝加哥会议；1945年8月14日因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功勋被授予陆海空军六等云麾勋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陈卓林：央航总经理，北飞率领者之一。曾参加北伐，抗战时在中国空军服务。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教官，1925年赴苏联考察并购飞机，组成中山北伐飞机队并任队长。1932年出任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1936年广东空军编入国民政府中央空军部队后，被授予上校军衔。1940年任国民政府航委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3年2月起任央航总经理。</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邓士章：央航营运组主任，北飞领队人员之一。1921年留学德国；1923年由孙中山推荐任广东石井兵工厂工程师；1924年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军校军械处处长；1925年为广东石井兵工厂少将厂长；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少将高级参议，随军北伐；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委员兼检査科长；1934年任南京、衡阳中央军械修理厂厂长；1939年任兵工局驻香港办事处兵工委员。1946年退役转入央航。</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陈文惠：央航航务组副主任，北飞领队人员之一。1926年随父赴美；1932年上海“1.28”抗战后，美国华侨靑年发起“航空救国”运动，陈文惠利用工余时间自费刻苦学习，于1934年秋取得飞行执照；1935年回国，1936年3月进中航任副驾驶、机长；胜利后转入央航，历任机长、总飞行师、航务组副主任。他在中航期间经历了八年全面抗战，包括以机长职务参加“驼峰”空运全过程。</p> <p class="ql-block">（图）4-4 在驼峰空运中作出贡献的部分空勤人员</p> <p class="ql-block">（图）4-5 在驼峰空运中作出贡献的部分地勤人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综上可知，许多两航起义骨干人员早在抗战时期就已航空报国，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两航人员这个高素质专业人才群体的形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对于两航员工个人在抗战中的史迹记载甚少，今天，两航父辈多已凋零，二代口口相传的历史亟待抢救式搜集整理，时不我待。让我们行动起来，以拼图方式还原历史真貌，展示父辈热爱祖国、投身航空事业的情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和强国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原载《航空档案》2018年8/9月刊，2025年9月18 日整理上线）(全文完)</p> <p class="ql-block"> （编辑/维恒、百川）</p><p class="ql-block"> 抗战胜利80周年丨"两航起义"征文组</p><p class="ql-block">陈安琪、徐国基、沈爱娟、沈爱英、罗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