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谷溪</p> <p class="ql-block"> 春节的炮仗屑还没被春风彻底扫净，空气里却已嗅不到半分年节的松弛。一种无形的、铁硬的东西，正随着料峭的春寒，一丝丝渗进村庄的每一个毛孔。先是些模糊的传闻，像田埂边初生的、不起眼的荠菜，悄悄蔓延开来。人们在井台边、在磨坊里，交头接耳，声音压得极低，神色里带着一种惶惑的警惕。</p><p class="ql-block"> 消息是从外面传来的，说是北边的唐山地区，一个叫抚宁的地方，正轰轰烈烈地搞着什么“四清”运动，整肃村干部，风声鹤唳，据说……还死了不少人。</p><p class="ql-block"> 那“死”字吐出来，轻飘飘的，却像一块冰，砸在听者的心口上。接着，更近一些的沧州孟村县也动了起来，说是要学习抚宁的经验。这些地名，对于我的乡亲们而言，本是遥远而陌生的，此刻却仿佛带着一股肃杀的寒气，正一步步逼近我们这片刚被荞麦救活过来的土地。</p><p class="ql-block"> 大人们的恐慌是沉默的，像冬日封冻的河面，底下却是暗流汹涌。他们蹲在墙根下晒太阳，那烟袋锅子吧嗒得比往常更急、更闷。女人们纳鞋底的手，有时会无端地停住，眼神怔怔地望向门外空荡荡的街道。连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也隐约感觉到，那顿安稳的年夜饭，那只大公羊换来的饱足与温暖，似乎只是一段脆弱的、即将逝去的田园牧歌。</p><p class="ql-block"> 父亲的话变得更少了。他依旧是那个天不亮就扛着锹出门的队长，背影在晨曦中拉得瘦长而沉默。一九六四年，对于父亲而言，其实早已接受了“小四清”的洗礼。那还只是“清账目”。他们第二生产队的班子，拢共就三个人：父亲是队长，副队长是性情耿直的孟昌哉，会计则是细心的范欣悦。我至今记得，查账的那些日子，父亲把那一摞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的账本，从队部那只破旧的木柜里抱出来，摊在土炕上。纸页泛着黄，上面是范会计一笔一划、清晰工整的墨迹。范会计偶尔抬头说一句：“咱这账，经得起灯罩子底下照！” 他们像守着某种古老的誓约，不沾公家一粒米，一分钱。那账本里，记录着去年抢种荞麦时每一笔种子的开销，记录着卖出余粮后按工分折算的分配，清清白白，如同他们额头上被风霜刻下的纹路。所以，“小四清”的风，在他们身边打了个旋儿，便无可奈何地过去了。社员们私下里也说：“他们这几个，要是贪了，那咱队里就没干净人了。”</p><p class="ql-block"> 然而，风势变了。从上面传达下来的精神，话语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陌生。不再仅仅是账本上的数字了，而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叫“大四清”。</p><p class="ql-block"> 我那时还不完全懂得这些词的含义，只觉得它们像一块块巨大的、冰冷的青石板，压得人喘不过气。尤其那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在村里投下了一道长长的、不祥的阴影。父亲，这个在生产队里操心劳力、连自家火炕都想多烧两年给队里攒好肥的人，忽然间，他的身份前被冠上了一个需要被“整肃”的可能。</p><p class="ql-block"> 消息终于确切地传来，像一声沉闷的冬雷在平原上炸开：按照省委部署，我们肃宁县，被列入了“第二期重点县”。听说省里抽调了成千上万的人，组成了庞大的工作队，正在某个地方集训，不久就要像乌云一样，覆盖到我们这片土地上来。</p><p class="ql-block"> 那个傍晚，父亲从公社开会回来，脸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拍打身上的尘土，而是径直走到院子的水缸旁，舀起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了下去，水珠顺着他青筋微凸的脖颈流下来，滴在旧棉袄的领子上。正做饭的母亲在灶台旁边站起身，双手在围裙上不安地搓着，想问，又不敢问。夕阳的余晖，将父亲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那影子被拉得变形，显得异常高大，又异常孤独。</p><p class="ql-block"> 他转过身，目光越过矮墙，望着那片他们三人曾带领社员们抢种荞麦、而今已休耕待播的田野，许久，才极轻地叹了口气，对母亲说：</p><p class="ql-block"> “大雨又要来了。”</p> <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