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法亨”砖砚考

佛佑平安

近期，笔者因缘有幸见到一台长28厘米、宽19厘米，厚10厘米，重8.7公斤，古朴厚实、浑身透出千年岁月痕迹的长方形宋代砖砚（图1）。砚台上端刻有四句词“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存以甘棠，去而益咏。”（图2）左端有一行“张法亨刻之”小字（图2）。此语出自南朝史学家周兴嗣（469年～537年）的《千字文》，每4 字一句，共250 句，一千个字。《千字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独特地位，是历代书法家进行书法创作的重要载体。隋唐以后，凡著名书法家均有不同书体的《千字文》作品传世。砚背砚缘周围中央，镌刻有张法亨三个大字，跃然突兀。砚的布局与所铭文字书法皆显大家风范，精巧端美，方正醇古，其势不凡。

图1 张法亨刻 长28厘米、宽19厘米，厚10厘米，重8.7公斤

图2

关于砚，说起来就有“故事”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承载，可以这样说，是凿出来的、是砚磨出来的，是在竹简与纸上写出来的。没有这些凝结人类智慧与才干的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就会断裂，甚至消失。有一说，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以琢研石器来获取大自然的实物，认为这是砚台的前生。正是有了“前生”，才有了砚台的今世。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上有“昔黄帝得玉一纽，治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研。”又是苏易简说：“伍辑之《从征记》云：‘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这种所谓追根溯源的“考究”，只能备以一说而已。求证一物的历史事实，除了古籍之说，还需考古发掘实物来佐证。目前关于砚之年代的求证，商承祚先生的著作《长沙古物见闻记.续记》可解一疑惑，此书记述他于长沙市小吴门外古墓中得到一方“天福石屐砚”，砚背上刻有一行文字：“天福五年七月十七日，买屯砚瓦，亲书记。”天福年号是后晋高祖石敬瑭使用的年号（936年11月至944年6月）。这本书最早于成都刊行，1942 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在成都举办长沙古器物展览，展出商承祚先生在长沙收集的精美古物共计 225 件，其中就有天福砚。这方有铭有“出生”的砚台，实为至今最为权威的考证之物了。
千年以来，书家嗜砚、藏砚、编砚谱、著砚文者，代不乏人。本文所示为宋代的砖砚，其古意幽深。韩愈作《毛颖传》，称砚为陶泓，指的是砖瓦砚。天福砚的铭文亦有称此砚为“砚瓦”的记述。这些古砖所用的泥土是经精心淘洗，用澄泥法造砖瓦，始于秦汉，兴于三国，历经两晋南北朝，连绵不绝至今。秦汉时期，帝王大兴土木，所用砖瓦，由官府督办，专门加工烧造。其制作工艺是采用澄泥工艺所制，烧制出的砖质地坚密细润，宜于雕刻，为当时制砚的好材料，千金难求。魏晋南北朝制作的砖瓦更加精细，如三国时魏国曹操建造铜雀台，所用砖瓦、土料经过澄滤，加拌胡桃油、黄丹、铅、锡等添加烧制，质地非常致密，坚实如铁，不易破裂。以至炼制的砖瓦琢磨成砚，其坚质耐磨，砚堂莹润，观若碧玉，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厉寒不冰，呵气可研，不伤笔，不损毫，不渗水，发墨好，胜于当时陶砚，有“金砖”之美誉。唐宋时期，秦砖、汉砖、晋砖大量出土，自古文人素有怀古之情结，将秦砖汉瓦为砚，多呈长方形或方形，雕工风格浑朴。如阮元、张廷济各蓄汉晋八砖，即以之名其斋馆曰“八砖吟馆”、“八砖精舍”。以海内藏砚第一人著称的徐世昌，更是八方收集古砖砚，还雇请砚工，将其所藏古砖瓦琢为砚台。乾隆帝《西清砚谱》将古砖瓦砚列为砚林精品。卷一列的是汉瓦砚，卷二列的就是汉砖砚，共四方。倍受历代帝王、文人雅士所推崇，竟为风气。
这台砖砚上的“张法亨”何许人也？砚面上的文字又是谁的“墨宝”？笔者通过检索“张法亨”这三字，唯一出现的是在黄庭坚《牛口庄题名卷》这幅残卷里，正文早以不知去向。此残卷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残卷尾题款：“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州溯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庄，养正致酒弄芳阁，荷衣未尽；莲实可登，投壶奕棋，烧烛夜归。”又有一行小字：“此字可令张法亨刻之。”三行九字，共计五十八字，纸凡三张二接，尺寸大小不一。
宋绍圣年间（公元l094～l098年），黄庭坚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知州，不久被贬官至涪州（今四川省涪陵县）任散职，继而又迁往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任命黄庭坚为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市）知州。黄庭坚在赴任前，前往青神（今四川省青神县）探望姑母。七月二十一日，乘船溯江而上，二十四日至牛口庄宿廖致平（养正）家，八月十一日到达青神。在牛口庄廖家时夜饮兴酣，意气风发，即兴书写了这幅长卷，并记下了从戎州至牛口庄的行程。时年五十六岁。
黄庭坚这幅残余的书作，可以看出是取之於颇、柳，破除成法，劲秀两全。明汪珂玉撰《珊瑚网》四十八卷，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记载此卷分“法书题跋”与“名画题跋”两部分。内容涉及汪氏自藏、目见和抄集的书画题识、题跋以及收藏者的收藏目录等内容，是明代重要的书画著录书之一。其称在崇楨五年（公元1632）换得此卷时还见有明朝大书画家、收藏家李日华的题跋。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时记之仍是全卷，原卷包首签题“黄文节公梵志诗 后题真蹟”，卷首卷尾有南宋贾似道、元赵孟頫、明项元卞等人的鉴藏印记。据此记载，此全卷被割裂应发生在康熙以后。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落款部分，卷拖尾还残存原装的绫边，无跋。
古代书法作品多以小字为主，黄庭坚的这幅作品，为他大字行书的代表作品。在这幅长卷收笔之处，黄庭坚特意挥就一行小字“此字可令张法亨刻之”。砚贵在名，即名砚、名坑、名品、名师雕刻、名人题铭、名家收藏。一台砚上，其名数越多，就越珍贵。黄庭坚为一代文豪和书法大家，他的书作竟然点明要张法亨刻之，这只能说张法亨应是黄庭坚所处时代一极有名气的雕刻工匠。他的镌刻技艺与人品并重，才有可能为黄庭坚所看好。宋时已非常讲究制砚的法度了，而此砖砚背后镌刻的“张法亨刻”三字，立于中央，颇为霸气，不与时俗为伍。
这台署名“张法亨刻之”的砖砚，与黄庭坚长卷所书的“张法亨刻之”之字，如出一辙，形神俱显，笔法富有荡漾之姿，变化无端。除了使结字更有变化外，也打破行间的空白，用笔凝练而富有韵致，结字险绝，敧侧中带安稳。砖砚上的二十四个行书大字，是不是长卷后被割裂的那部分内容？虽无迹可寻，但也给人产生丰富的联想。黄庭坚交待张法亨刻之，不会是要他刻是卷尾的文字，而是卷里的正文。张法亨在砚上所刻的千字文里的词句，应是黄庭坚长卷不知去向的文字。
张法亨对黄庭坚有斗重山齐般的敬仰之心，从制砚到雕刻文字当是倾尽心力，选用的制砚材料，是有称之千金难求的秦汉金砖，巧妙布局，深凹为水池，砚堂平坦，工巧如神，精心斫就。大师的书法之美，经名家雕刻，实为珠联壁合，堪称宋之绝品。这台砖砚传世千年，包浆古旧，砖质细润而坚，浑厚简略，甫一经手，便有海天远阔，高古雅朴之感。清顾二娘是琢砚名家，有圣手之称。传说她一生所琢砚不过百台。凡她亲自琢的砚，凡刻有“顾二娘”名号，时人不惜重金购买，有“乐府千秋顾二娘”之赞。张法亨应是黄庭坚时期名重一时的琢砚高人，否则他不可能在自己的书作里特意嘱之，由他来刻之。遗憾的是，张法亨这样一代风华人物，若不是黄庭坚在其书卷里留下了他的名字，恐就为岁月的时光而淹灭了。
在北宋这样一个书法名家辈出的时代，黄庭坚是唯一一个善于书写大字行书的人。他的大字行书，用笔劲健，结体瘦长，撇捺开张大度，横画横戈长戟，竖画力拔千斤；在结构上吸取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楷书的结构特点，中宫收紧，主笔开张，向四周扩散，气势雄浑，融合柳体、瘗鹤铭、篆书笔法于一体，时人评价“出于瘗鹤而又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黄庭坚是苏轼最得意的门生，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代表了宋朝书法的最高水准。苏东坡对他是这样来评价的：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苏轼称其诗超轶绝尘 ，独立万物之表 。
砖砚上端的词句，是从《千字文》里集锦：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出自于《论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古代选拔人才的方法是取士，从众多青年中选出的优秀学子，就叫作“士”，加个“亻”旁，叫作“出仕”，可以代理官职，参与政事。存以甘棠，去而益咏：这个典故出自于《诗经》：“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周召伯周文王之子、与周武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曾帮助武王伐纣。周武王病故后，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当时才十四岁无法主理国事，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与召伯一起共同辅佐成王理政。召伯在视察南方时，不顾炎热，曾在一棵高大的甘棠树下听取民众诉求，因而受到百姓的尊重与爱戴。召公去世后，“甘棠”一词歌颂他、怀念他。乐殊贵贱，礼别尊卑。是古代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就是贵在能够和顺。砖砚上铭的二十四字的背景，深有含意。应是黄庭坚贬官后又欣逢明君，官复原职。这番喜悦心情在他与友人相聚时，夜饮兴酣，书写这一段文字，并特意交待张法亨刻之，以铭砚警醒，示“甘棠”追慕。
今天与这台砖砚相遇，仍为上面雕刻铭文的书法之美，与刀痕不外露而内含精湛的镌刻技艺，所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息与艺术魅力深深感染。张法亨对黄庭坚的爱慕与崇敬之情，重实温润，有如谦谦君子，千年之好美德，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