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韵中秋情：一折古今月，半生家国思

衔霜素影

　　中秋的月，是挂在天际的文化图腾；戏曲的腔，是淌在血脉里的情感长河。当这轮亘古的明月爬上戏台的飞檐；当老生的苍劲、武生的刚健、青衣的婉转与中秋的清辉缠在一起，戏曲文学便成了一把钥匙——它打开的，不仅是游子藏在戏词里的乡愁，更是“小家团圆”与“大国安宁”紧紧相扣的情脉。

当中秋的清辉洒满戏台，当游子的乡愁融进唱念做打，戏曲文学便成了串联“个人思亲”与“家国同圆”的纽带——它以角色为镜，照见每个游子的归心；以程式为桥，连通小家的团圆与大国的安宁。从苍劲的老生、刚健的武生到婉转的青衣，那些与中秋相关的戏曲表达，不仅是艺术的呈现，更是“家国同构”情感内核的生动注脚。

　　尤其再当个人观赏过王珮瑜的老生腔、郑业成与郭雨昂在《国风超有戏》里的默契配合后，让我个人更加明白戏韵里的中秋，从来不是简单的“唱戏过节”，而是以角色为镜、以程式为桥、以情意为魂，把中国人对“家”与“国”的执念，唱得透亮、演得真切。

这就不得不提到戏曲文学的魅力，其首在以角色为载体，让抽象的“乡愁”与“团圆”变得可感可触。当不同行当的角色，因身份、境遇的差异，在中秋语境下演绎出各异却共通的游子心绪时，王珮瑜、郑业成、郭雨昂三位演员的代表作，恰是这一特质的鲜活例证。

　　比如，老生行当多演饱经世事的文人或长者，其唱腔苍劲沉郁，最能承载“久别思归”的厚重。以王珮瑜代表作《文昭关》为例，剧中伍子胥“一轮明月照窗前”的经典唱段，本是春秋大夫思国怀乡的悲鸣，却被她赋予了当代游子的情感共鸣。中秋夜登台，她将戏词中“伍员在头上换儒巾”的仓皇，转化为对苏州老宅桂树的念想；把“思家乡念父母泪洒胸前”的悲切，揉进对儿时与师父分食月饼的回忆。

在戏曲文学的处理中，老生角色也转化为“乡愁”的代言人——他们的长衫里裹着岁月的风尘，折扇上画着归雁的轨迹，一句念白、一段唱腔，都是游子对“根”的呼唤。这种角色与情感的绑定，让中秋的“思亲”不再是个人的小情绪，而是升华为每个离乡者共通的文化共情。

　　再来说武生行当，则是以刚健勇猛为特质，常塑造戍边将士或侠义之士，其表演中的长枪、甲胄，既是角色的符号，也是“家国责任”的象征。就像京剧武生演员郑业成擅长的《长坂坡》中，赵子龙单骑救主的英勇，在中秋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解读：他饰演的守关将士，帐前擦枪时梦见老家戏台与豆沙月饼，梦醒后枪杆上的泪痕与甲胄上的月光，构成了“思家”与“守国”的辩证。

由此可见，戏曲文学在此处的巧思，也让武生角色成为“家国同构”的连接点——将士守的是边关，护的是“让更多家庭中秋团圆”的太平；他的乡愁，不是软弱的牵绊，而是“守好国才能安好家”的信念支撑。这种将个人思念融入家国责任的表达方式，无疑是让中秋的“团圆”主题有了更宏大的底色。

　　所以，以温婉细腻见长的青衣行当，再多次演绎闺中女子或有才情的女性时，其水袖、团扇的程式化动作，更能传递“含蓄而深沉的期盼”。作为梅派第三代传人，郭雨昂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代表作，在中秋语境下更是尽显“以情托物”的戏曲智慧。他饰演的青衣，或在戏楼留着某位游子的座位，或手持绣着桂花的戏本——那些水袖轻扬的弧度，是对失散亲人的惦念；那些婉转圆润的梅派唱腔，是对“团圆”最柔美的呼唤。

因此，在戏曲文学中，青衣角色转接的是“情感的纽带”：“她”既是游子乡愁的倾听者，也是“小家团圆”的见证者，其表演中的每一个细节，也都仿似在诉说“家国安宁，方能人月两圆”的朴素真理。

　　所以，不难看出，戏曲文学的独特之处既在于以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将中秋的“乡愁”与“团圆”转化为可看、可听、可感的艺术语言。更是将唱词的韵律、舞台的陈设、动作的象征，共同构建了一个“戏中有情，情中见家国”的审美空间。

如果说唱词是戏曲文学的灵魂，其韵律与内容的结合，让中秋情感有了“声韵之美”；那么，舞台陈设则是戏曲文学的“无声语言”，将简单的一桌二椅、一件道具，都承载着、蕴涵出丰富的情感寓意。相信喜爱戏曲的朋友们，在中秋主题的戏曲演绎中，总会看到案几上的月饼总是“裂而未散”——这就是王珮瑜案前的苏式百果月饼，裂痕处沾着桂花碎，是十二年前与儿子失散的见证；郑业成帐中的豆沙月饼，是母亲手艺的念想；郭雨昂戏楼里的提篮月饼，是游子归乡的信物。

看似不起眼的月饼道具，实际在戏曲文学中早已超越了“食物”的本义，成为“团圆未竟”与“期盼团圆”的象征。此外，舞台上的“月”也更是核心意象：或为背景幕上的雁门关月影，或为演员水袖拂过的“月光”，或为案上烛火映出的“月形”——它既是自然之月，也是“乡愁的路标”，或是“家国的见证”，让“千里共婵娟”这首诗句有了更具象的舞台呈现。

　　不止如此，作为戏曲文学的“形神之妙”——动作的程式化中，一个水袖、一个枪花、一个眼神，都在无时无刻传递着中秋的情感。当瑜老板执扇的动作，时而轻叩案几，那是对往事的追忆；时而指向远方，那则是对归乡的期盼；当郑业成的枪花，耍得“梨花乱落”时是将士的豪情，枪尖挑落灯笼时，那则是对团圆的渴望；当郭雨昂的水袖，翻飞如月光流转，那是情感的流淌；团扇轻合，则是对“家国安宁”的祈愿。

细看这些动作，已不是随意的表演，而是戏曲文学对中秋情感的提炼——它们将抽象的“乡愁”化为“执扇远望”，将“家国责任”化为“持枪伫立”，将“团圆期盼”化为“水袖相拥”，让我们在程式化的动作中，更是理解戏曲背后的情感与家国情怀。

　　以情脉为魂，从戏曲文学看“家国同构”的情感内核。无论是角色的塑造，还是程式的运用，戏曲文学最终指向的，是“家国同构”的情感内核——中秋的“游子乡愁”，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情绪；“小家团圆”的期盼，始终与“大国安宁”的愿景紧密相连。这种情感的共生，在王珮瑜、郑业成、郭雨昂的戏曲演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同样，于我个人而言，这份戏韵中秋情，也早已超越了“看戏”的喜好，逐渐成为一种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认同。儿时因受母亲对戏曲的熏陶，总喜欢听戏曲那咿呀唱腔；长大了，总觉得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中秋夜的情感共鸣。

儿时不懂戏里的深意，只觉得中秋的月与戏里的情一样圆；如今再看，才懂那些唱念做打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也最深厚的情感——对家的思念，对国的热爱，对“团圆”的永恒期盼。 我想: 戏曲文学在中秋佳节之际，已不单指“个人乡愁”升华为“文化乡愁”，而是深刻蕴含着每一个“小家团圆”将成为“家国同圆”的缩影。

　　时易世变，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对文化艺术与戏曲剧作也有着诸多改编与演绎，不过仍然保留了戏曲的韵律之美，它们不是孤立的戏词，而是游子心声、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这不仅让中秋的情感有了时代的温度，也让我们在熟悉的唱腔中，既能品出戏曲的韵味，也能读出自己的乡愁。

这也正是戏韵中秋情的核心——以戏为媒，以月为证，让乡愁化作归心，让团圆连着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