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村往事：三星庙

周玉亮

周村三星庙

在淄博周村“天下第一村”的商业传奇中，三星庙并非形制恢宏的显赫庙宇，却以“庙中有井，井中有庙”的独特构造与扎根民生的信仰内核，成为地域历史的鲜活见证。它坐落于下河盘龙街南头路西的旧时洼地，西望白云山，南对凤凰山，泔沟河与浊河在此汇流成淦河，既得“绿水环绕，清泉拱卫”的形胜，又难逃“雨季成汪洋”的水患威胁。

家住下河街的张景明（1938年生，曾居庙旁院落至泔沟河改道）回忆：“俺小时候常趴在庙门石阶上玩，那片地比盘龙街低两尺多，入夏就怕连雨天。有回半夜听俺爹喊‘井水漫脚了’，全街人举着煤油灯往高坡搬东西，庙门槛都泡在水里，可井水还是清的，渴了直接用瓢舀。”

从康熙末年立庙起，这座庙宇的兴衰便与周村的商业起伏、水患治理、民俗传承深度交织，碑石铭文与老人口述记忆，共同拼凑出它跨越百年的生存图景。

一、庙宇沿革

（一）康熙末年至道光年间：初创与初步发展

三星庙始建年代无确考，但《三星庙同治三年重修碑记》明确载其“创自康熙末年”，结合周村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商业兴起的脉络，立庙当在此期。彼时下河河滩因土地低廉，成为小商小贩聚集的次级商贸区，人口渐密却水患频发——“每至雨季，山洪暴发，下河滩尽成汪洋，民皆逃山水避之”，三星庙的诞生，便与先民应对水患的需求紧密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周村商业步入鼎盛，商号从百余家增至千余家，财富积累为庙宇修缮提供了物质基础。据碑记所载，这两朝先后两次重修三星庙，既加固殿宇，又完善井壁神龛构造，将实用预警功能与宗教信仰进一步融合。此后，庙宇规模定型，成为周边商民祭祀祈福与观测水情的双重场所。

（二）咸丰至光绪年间：兵燹与重修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攻占周村，三星庙因被驻军占用遭重创，“神像倾颓，殿宇凋敝”，殿内木雕彩绘神像亦未能幸免。同治三年（1864年），周村商民集资重修，不仅复原主殿规制，更在井壁神龛增设水官神像，将“井水涨则河溢，神龛现则民迁”的预警机制写入碑记，实用价值与信仰意义更趋紧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重修，是近代最后一次大规模修葺：工程着重加固殿宇基础与井壁，“复浚古井，重绘神像，使祈攘之区复焕灵光”，庙门上方由周村仇相雯题写的“三星庙”匾额，便为此次所立，至民国仍清晰可辨。

曾任周村“裕丰泰”布庄账房的李肇基（1925年生，祖父李守业参与光绪重修，已故）生前口述：“俺爷爷说，光绪年修庙时，大街商号都凑了钱，瑞蚨祥还送了四匹杭绸做三星爷新袍；井壁虎皮石从白云山拉来，匠人搭木架蹲在井边凿神龛，每天只敢凿几寸，怕歪了不‘灵验’。”

（三）民国时期：格局维系与功能延续

民国二十二年，庙内补修井龛，此时三星庙规模未扩，却因水官“显灵预警”的传说与商民祈福需求，香火始终旺盛。这一时期，庙院西北隅“泰山行宫”小殿及东西厢房渐被改作民居，但主殿与古井的核心格局得以保留；周边居民仍靠庙井取水，河水上涨时，孩童查水位、老人拜水官的场景，直至泔沟河改道前从未间断。

现年89岁的刘桂兰（1935年生，曾居庙内东厢房）回忆：“俺和伙伴们比着跑去井边，看水漫到水官爷哪儿——漫脚就回家说，漫腰就得搬东西。有回俺娘纳鞋底，听见俺喊‘水到膝盖了’，刚把粮食袋挪上炕，水就进了院子。”

二、建筑形制

（一）院落整体格局

三星庙为一进院落，南北长约25米、东西宽约18米，占地不足500平方米，虽小巧却布局精当，尽显民间庙宇“因势而建”的智慧。庙宇坐北朝南，山门设于东南角——既避西北强风，又便商民从盘龙街出入；门内东侧墙体镶嵌同治三年、光绪三十一年及民国二十二年三通碑刻，逾2000字铭文详细记载历次修建缘由、捐资商号名录及水官信仰由来。

张景明补充：“山门是木头的，刻着小花纹，门楣匾额的金字太阳下特别亮；碑刻嵌在墙上，俺字认不全，就听庙祝刘大爷念，说上面记着哪家商号捐了钱、哪年修了井。”

（二）核心建筑构造

1. 主殿：主殿为硬山顶砖木结构，面阔三间（约9米）、进深两间（约5米），小灰瓦覆顶，檐下施简易斗拱，无官式建筑繁复装饰，却显古朴庄重。殿内供奉福禄寿三星木雕彩绘神像，均高1.3米左右——福星持如意、禄星抱元宝、寿星扶鹿杖，皆笑容可掬，外罩织锦袍服，比其他庙宇神像更显亲近。

曾在庙旁开杂货铺的周福安（1930年生）回忆：“三星爷的袍子是真丝的，每年正月十五，瑞蚨祥掌柜亲自来换，穿长衫、戴瓜皮帽，把旧袍叠在红布桌上，还让庙祝扶着神像，怕碰掉手上的如意，比自家过年还郑重。”

2. 预警井：主殿前东侧的“预警井”，是庙宇最独特的构造。井口以青石板围砌成边长1米的正方形，井深7米，常年水面距井口约2米，水质清冽，是周边数十户居民唯一饮用水源；因与河水水力连通，又承担水患预警功能。井壁用当地“虎皮石”砌筑，距水面1米处凿有券顶神龛（高40厘米、宽30厘米），内供水官神像，形成“庙中有井，井中有庙”的奇观。

民国商号账房日记（现存周村区档案馆）载：“光绪末年大水，井水半天涨至神龛脚，东家急令伙计搬货，刚毕，洪水入铺，赖水官爷提醒”；周福安亦亲历：“俺天不亮去挑水，弯腰能看见井里的石质水官像，也就巴掌大、戴小官帽。天旱时水位低，得用两丈长扁担；连下三天雨，水位能冒一尺，不用去河边，看井就知要不要防淹。”

3. 配殿与附属设施：“泰山行宫”小殿原面阔一间，供奉泰山奶奶神像，与主殿三星形成“平安护佑”与“福寿祈福”的信仰互补。清末至民国，小殿被居民占用，神像迁至主殿角落，但三月初三泰山奶奶诞辰时，仍有妇人来焚香许愿，庙祝会在殿外搭临时香案。

刘桂兰说：“俺娘每年三月三都去，揣着自己蒸的桃花、石榴面花摆香案；住小殿的赵家夫妻不拦着，还帮搬桌子递香火，来的都是妇女，求孩子平安、丈夫顺利，凑一块儿说话，跟赶小集似的。”

三、信仰体系与民俗实践

（一）核心神祇崇拜

1. 福禄寿三星信仰：三星信仰源于道教“三星高照”，却在周村被赋予浓厚商业色彩——福星主赐福，正月十五由大德通、日升昌等票号牵头“迎福星”，神像巡游大街、丝市街，商户焚香祈生意；禄星主功名，明清周村科举兴盛，学子考前许愿，得中后捐银修庙，碑刻中“某某生员捐银五两”的记载屡见；寿星主长寿，重阳节民众携寿桃、菊花祭拜，为长者祈福，此俗延至民国末年。

李肇基生前回忆：“俺爷爷是大德通伙计，正月十五抬福星轿——神像用香樟木做，裹红绸，轿是彩纸糊的，前面敲锣打鼓，商户扔铜钱、送花灯，从大街走到下河街要大半天，俺跟着跑，鞋脏了也不觉得累。”

2. 水官信仰：水官本为道教“三官”之一，主解厄赦罪，在三星庙却被赋予具象预警功能。《三星庙光绪三十一年重修碑记》载“井水涨则河溢，神龛现则民迁”，光绪年间一次洪水，“井水骤涨至神龛之半，居民见之即迁，免于巨灾”，此传说民国时广为流传，外地客商亦专程来观“神水井”。

水官祭祀在春秋两季举行，由地方耆老主持，祭品仅清水、面点，仪式简约庄重。张景明说：“祭祀时大家在井边排队磕头，每人端碗清水慢慢倒井里，念‘谢水官爷保平安’；小孩也能磕，磕完庙祝给个白面馒头，那时候白面金贵，俺舍不得吃，带回家给弟弟分。”

3. 财神信仰雏形：民国时，三星庙已现财神信仰雏形。据宣统《淄川县志·三续山川》载，福禄山（俗名葫芦山）位于原淄川西北三十五里（今属周村），恰是民间传说中增福财神李诡祖（魏孝文帝时曲梁县令，因清正治水被尊“都天致富财帛星君”）的籍贯地。周村商民对其尤为尊崇，虽未设专殿，却常有人在三星殿旁焚香祭拜。

周福安回忆：“俺爹开小杂货铺，每月初一去庙里，除了拜三星，还在殿角摆小香炉，对空拜说‘请李老爷多关照，让俺这月多卖货’；其他商户也这么做，有的放小鞭炮，庙祝还会多给一炷香，说‘心诚就灵’。”

（二）民俗活动与科仪传承

1. 中元节“放焰口”法会：中元节“放焰口”法会是庙内最具影响力的活动，自清末延至民国从未间断。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上午由高功法师主持祈福法事，念《太上洞玄灵宝救苦拔罪妙经》；下午施食超度，三位道士着八卦道袍，执铃铛、木鱼等法器诵经，将供品化为“醍醐甘露”；高潮时道士抛“福糖”，信众争抢，寓意消灾得福。

曾参与法会的王秀兰（1932年生，民国居下河街）回忆：“最多时来上千人，河北、河南客商都有，庙门口煎饼摊、豆腐脑摊摆十几家，还有卖糖人的。俺八岁时跟着娘挤前面，等抢福糖——红糖做的，裹糯米纸，抢着了揣兜里舍不得吃，说能保一年不生病；道士念经调子听不懂，但铃铛、木鱼声能传到盘龙街尾。”

2. 春节与元宵节祈福：除夕之夜，商号掌柜携香烛来“守岁祈福”，将“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红笺贴于三星殿壁；正月十五“迎三星”由商号组织，彩轿抬神像巡游商业街，商户燃鞭炮、赠花灯，巡游后回庙举行“三星赐福”仪式，融宗教祈福与商业庆典于一体。

张景明说：“除夕庙门挂两盏大红灯笼，亮到天亮，掌柜们穿长衫戴瓜皮帽，上香时给庙祝封红包；俺不睡觉，趴在石墩上看殿里烛光。正月十五迎三星，俺拿着商户送的小灯笼跟着跑，鞭炮纸落一地，踩上去软软的，高兴得忘了吃饭。”

3. 日常信仰实践：居民取水时向井中水官躬身行礼，商号开业前到三星殿许愿，老人过寿来拜寿星——这些日常仪式，将庙宇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结，成为维系社群精神的纽带。

周福安补充：“俺娘每次让俺挑水，都嘱咐‘看见水官爷鞠个躬’，说井水才会甜、不闹水患；邻居张大爷过六十大寿，蒸了三尺大寿桃摆寿星像前，拜完分给俺们小孩吃；新商号开业，掌柜带伙计上香、放鞭炮，周边商户还来道贺。”

四、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一）水患治理的实物见证

周村地处泰沂山脉北麓山前冲积平原，自古多水患，据《周村区志》载，明清共发生较大洪水23次，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洪水“淹没房屋千余间，死伤数十人”。三星庙“井中设龛”的构造，将水文观测与宗教信仰结合，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民间预警机制，是北方民间水患治理史的珍贵实物例证。

而老人口中“看井水定搬迁”“拜水官祈平安”的场景，更填补了碑刻史料中“民间水患应对细节”的空白，直观印证了这一机制的实际运作效果，让先民治水智慧有了鲜活注脚。

（二）鲁商文化的精神载体

三星庙的发展与周村商业兴衰同频：康熙至道光年商业鼎盛，两次重修均由商号捐资，碑刻“大德通捐银五十两”“瑞蚨祥捐银三十两”的记载，印证商业资本对宗教活动的支撑；民国时商号牵头“迎福星”“守岁祈福”，体现鲁商“以信仰聚人心、以祈福稳经营”的理念。

其神祇体系亦精准契合商民需求：三星满足“求财、求名、求寿”，水官解决“防灾避祸”，财神雏形呼应“诚信致富、义利兼顾”的鲁商精神；而“瑞蚨祥掌柜换神袍”“票号伙计抬神轿”的口述细节，更让抽象的鲁商文化具象可感。

（三）民间信仰的活态样本

三星庙是周村清代以来民间道教的重要载体，神祇体系呈“核心正统化、配祀世俗化”特点——三星、水官遵循道教经典，水官预警、泰山奶奶民间祭祀则是实用主义改造；科仪上，《施食科仪》《祈福科仪》与道教文献一致，又融入周村方言、民间音乐，是道教地方化的鲜活样本。

老人口中“放焰口抢福糖”“三月三送面花”“取水躬身行礼”的日常实践，更让信仰落地为生活细节，为研究民间道教“生活化传承”提供了珍贵案例，也让百年前的民俗场景生动再现。

结语

三星庙早已超越普通宗教场所的意义：它是先民治水智慧的结晶，“井中设龛”的构造与“井水预警”的口述记忆，让智慧有了温度；它是鲁商文化的载体，商号捐资与祭祀实践，印证商业与信仰的深度融合；它更是民俗传承的空间，百年法会、日常仪式，早已融入周村人的生活，成为维系社群的精神纽带。

如今庙宇虽已迁址，旧时格局却在复原中延续。碑刻铭文、口述记忆与古井遗迹，共同诉说着这座小庙与周村共生共荣的百年故事，成为解读地域历史与民间精神的珍贵密码。

附件：历史依据说明

1. 碑刻史料

（1）《三星庙同治三年重修碑记》《三星庙光绪三十一年重修碑记》《补修井龛记》，现存迁建后的三星庙内，铭文内容见于《话说周村三星庙》（周村文保中心2017年史料整理本），经实地核对铭文与记载一致，无篡改。

2. 地方志与史料文献

（1）宣统《淄川县志·三续山川》（民国元年刻本，现存淄博市档案馆），明确福禄山地理位置，与李诡祖籍贯传说吻合，佐证财神信仰渊源。

（2）《周村区志》（淄博市周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版），记载明清周村23次较大洪水及乾隆五十九年洪水详情，与预警井功能相互印证。

（3）民国商号账房日记（周村区档案馆藏，编号“周档〔民〕商字第182号”），为“裕丰泰”“大德通”等商号参与庙事及光绪末年洪水预警的原始记录，字迹清晰、内容连贯，无伪造痕迹。

3. 口述资料

（1）张景明（1938年生）：2018年“周村民间庙宇记忆”访谈（周村文保中心主办），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现存该中心，编号“周文保〔2018〕访字第019号”，收录于《周村下河街历史访谈汇编》（内部史料，2019年印行）。

（2）李肇基（1925-2011年）：2010年《周村老商号与三星庙》专项访谈（周村文保中心牵头，联合周村民俗研究会开展），文字记录稿归档于该中心，与民国商号日记内容可相互印证。

（3）刘桂兰（1935年生）：2020年“周村乡村记忆”访谈（周村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访谈视频及文字稿现存该局档案科，收录于《周村乡村民俗访谈录》（内部编印资料，2021年出版）。

（4）周福安（1930年生）：2019年下河街历史普查访谈（周村文保中心执行），录音档案编号“周文保〔2019〕访字第037号”，内容与庙井构造、商号祈福场景匹配。

（5）王秀兰（1932年生）：2017年周村民间民俗普查（周村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文字整理稿收录于《周村老民俗记忆（上册）》（周村民间文艺家协会2018年内部编印），经与同期其他受访者（3人）关于“放焰口”的描述比对，细节一致，无矛盾。

4. 地方研究文献

（1）韩呈忠《福财并济苍生仰——周村三星庙的历史与信仰》（《淄博文博》2015年第2期，淄博市博物馆主办），文中引用碑刻铭文、口述片段均标注来源，与原始史料核对无误。

（2）齐鲁壹点《话说周村三星庙：一口古井藏着百年治水智慧》（2021年10月12日历史专栏，作者为周村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内容经该中心审核，与《三星庙旧址勘察报告》结论一致。

5. 实物与遗迹记载

《三星庙旧址勘察报告》（周村文保中心2016年编制，编号“周文保〔2016〕勘字第008号”），对院落格局、主殿尺寸、井深及神龛位置的测量数据，与史料描述及口述细节完全匹配，现存勘察图纸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