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是个坑人的玩艺

天马

　　　　“大字报”，是个坑人的玩艺

——说说“文革”时期那些事儿（九）

天马

（2025年10月6日）

“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坑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革”最“热闹”那段时间，“大字报”漫天飞，很多人还美其名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是上边的号召，于是乎，不顾事实，忘记人伦，极尽写来、贴来之能事。一时间，是非难辨，“大字报”的狂潮四起。

“大字报”最可恨的是，绝大多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胡编滥造，随心所欲，写出去、贴出去的东西，不负任何责任。最终，或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了事。受害人的结果可就难说了，不是进“班房”，就是被戴上一顶“大帽子”，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有个“说法”，有些人甚至含冤而去，含恨而终。前两年，“文革”时期作恶多端的宋彬彬，说是从美国回来道歉，最终也没有受到原谅，事实上，她也真的很难让人原谅。“文革”时期因为她的大字报，不知道有多少人遭灾遭难，她找谁去道歉，又到一个什么环境去道歉？再说，那些遭灾遭难的人，有的可能失去了生命，有的甚至是“株连九族”，仅有一个“道歉”就算了事了吗？”“文革”时期，因为“大字报”，给某些人，给整个社会造成无法估量的遭难。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历史教训，确实从社会舆论，到制度、法律等各方面，都来确保“大字报”的悲剧不再重演。

“大字报”最“盛行时期”，我还是小升初考试，没有发榜的“观潮派”。说真话，那个时候，写“大字报”我还没有资格，因为自己还仅仅是个“红小兵”，连“红卫兵”的身价都没有。虽然自己写“大字报”没有“资格”，看人家写、看人家贴，还是蛮热闹的。当时，我家所在的公社，有个县里统一“排行”的十四中学，在校生算是初中的“老三届”。全校师生分成两大“派”，一派叫作“造反大军”，另一派叫作“星火燎原”，按着社会上的评价，一伙是“造反派”，另一伙是“保皇派”。虽然大家都在“造反”，相对来说，“造反派”属于进攻型的，而“保皇派”则趋于“保守型”。两派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大字报”。校园里的“大字报”琳琅满目，乡政府、校园外的“大字报”同样是漫天飞舞。“大字报”有“照抄照转”来的，介绍外地“文革”的斗争形势，还有京城里来的“快讯”，今天是“王、关、戚”，明天是“杨、余、傅”，只要你有兴趣去看“大字报”，每天都是“爆炸性”的新闻。除了抄转上边的、外地的，“自产自销”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一会儿说公社某某书记是“走资派”，一会儿说学校某某校长是个“黑帮”头子。那年头，有风就起浪，今天有人贴了一个人的“大字报”，明天就有人把他拉到校园里、大街上去批斗。

“文革”开始，我才十四岁，看斗“走资派”、“黑帮”那场面，真的可谓是惨不忍睹。被批斗的人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弯腰九十度。这些人在挨斗的同时，还有人把写好的的“大字报”、大字“标语”往他们的身上、背上乱贴一气。说真话，那个时候老百姓想吃口全面粉的白面，谈何容易，可用来打浆糊、贴“大字报”的全面粉，却是“满足供应”，要多少有多少。我当时在想，有这么多上好的全面粉，何不用来蒸锅馒头、做碗面条，给穷苦的百姓充个饥呢？现在想来，也说不清是我当时的想法幼稚，还是“造反派”们的做法幼稚。

　　等我看到“大字报”的第二个高潮，就是1975年后的“批林批孔”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部队也不是“世外桃源”，尤其是我当时所在的省军区、军分区系统，可以称得上是“重灾区”。到省军区去开会、办事，看“大字报”可是大饱“眼福”的机会。记得，当时省军区副司令王乃征的“大字报”最多，省军区机关干部们还在机关大楼里给他打出大字条幅，说他“丢爹脸”。因为王乃征副司令的父亲是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所以人们也就在“大字报”上，把他跟父亲扯到了一起。据省军区一位干部介绍，省军区有位副政委，本来文化不高，却总是爱装腔作势。“批林批孔”中，有一次，他让秘书给写份发言稿，秘书“交卷”后，他跟秘书说：“你的材料没有写明白，到底孔老二是怎么颠覆秦始皇的”。秘书告诉他：“首长，孔老二跟秦始皇不是一个朝代的人，孔老二在先，秦始皇在后，孔老二颠覆不了秦始皇。”这位副政委觉得在下属面前失了面子，还是自言自语地说：“那孔老二也把秦始皇颠覆了。”这件事在省军区机关一时被当作笑话，广为流传。

“批林批孔”运动，我当时所在的军分区机关，也不甘示弱，运动高潮之时，整个机关办公楼都贴满了“大字报”。最有意思的是，以“大字报”形式的“对联”居然贴到了分区常委会议室的门口，上联是“议小事没完没了”，下联是“议大事毛毛草草”，横批是“基本如此”。这些“大字报”曾一度给分区常委和首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1976年10月份，我从县里武装部调任军分区政治部工作的时候，机关二楼厕所里还堆着很多被揭下来的“大字报”。

说真话，“大字报”让很多人受害，同时，也有很多贴“大字报”的人深受其害，未能幸免。我所在的分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就是当年在沈阳军区机关，因为给一位主要领导贴“大字报”，而被贬到分区机关工作的。有次闲聊中，他带着满腹的委屈跟我说，他当时只是人家写的“大字报”，他跟着落了个名字而已，而且，“大字报”的内容，只是说这位领导同志闲暇时间喜欢钓鱼这点儿狗尿不骚的事情。这位副主任只是因为落了一个名字，几乎毁了自己的一生。据我所知，当时的军区机关因为给领导贴“大字报”，遭贬的干部有一大批，军分区司政后机关和各县（市）武装部差不多都有被贬下来的干部。

我看“大字报”的第三个高潮，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粉碎“四人帮”，很多事情还没有走上正轨，就连“大字报”也没有马上被禁止，当时所流行的“揭、批、查”，“大字报”仍然是一种主要形式。1976年10月6日，恰好是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天，我到军分区政治部报到工作。那个时候自己还处在单身，“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早晚出去散步，最大的兴趣，就是到对面的地委院里院外去看“大字报”，“大字报”，一直贴到地委旁边的地区招待所院外大墙上。当时，地委书记刘川和几位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日子都很不好过，地委院内外的“大字报”也多是“炮轰”他们的，有的指责他们紧跟“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有的批评他们工作作风霸道，严重脱离群众；也有的是望风捕影，搞来一些个人隐私的“花边新闻”，到处传播。好在是，这场“大字报”高潮时间很短，马上就“煞车”了，对有关领导很快就作出了组织处理。

也就是与此同时，分区机关干部有机会下到县（市）武装部去工作，看到各县（市）也跟地区情况差不多，机关周边也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感觉“大字报”最盛的还是当时的东丰县，全县“大字报”，千枪一孔，齐轰县委书记许肇昌。到今天我还能记得的是，县委机关的对面大墙上，有一组漫画形式的“大字报”，第一幅是，一个女孩子家里已经睡觉了；第二幅是，县委书记许肇昌派人，到女孩子家里通知，说是县领导要找她谈话；第三幅是，女孩子在炕上坐起来，很犹豫，很纠结，到底去还是不去；第四幅，女孩子的妈妈说：“孩子啊，这黑灯瞎火的，给咱啥官，咱也不去。”且不说，“大字报”所说的事情是真是假，这种做法对谁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任其发展下去，社会法制将遭到严重的践踏。

“文革”中所流行的“大字报”，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坏人，都是不该采取的形式，可以说，它有百害而无一利。值得人们重视的是，现在网络上的“网爆”，很相似于当年的“大字报”，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目无法制的表现，我们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根除“大字报”之类的违法行为，朝着社会和谐民主，法制不断完善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