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回忆录——母亲的爱与痕

平凡的光木雨林

昵称：平凡的光木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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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携雨丝轻落，往事便随这微凉的水汽漫开。思绪像东去的流水般散漫，唯有对亲人的思念，在心底沉成了一枚温润的石，深深珍藏。每当回望童年，外公、外婆、舅舅、姨妈与母亲的身影，总会如潮水般漫过心岸，那些零散的记忆片段，一点一滴，都载着我挥之不去的眷恋与怀念。

我的外公名叫朱益龙，遗憾的是，我从未与他见过一面。小时候曾偶然翻到过他的一张照片：双眼深陷，颧骨凸起，身形瘦得像经了霜的柴禾，想来该是他病危时拍下的。可几经搬家，那张照片竟不知遗失在了哪个角落，只留满心怅惘——像被风卷走的蒲公英，连一丝可供念想的痕迹，都抓不住。

“亲人仙游去，儿孙福未触。游魂于千里，如何度思量。”母亲常轻声念起这句诗，眼底总泛着一层薄薄的雾霭。她说外公极疼她，但凡手里有块糖、半块饼，总先塞到她掌心；外公病重时，总让她紧紧抱着自己，仿佛那小小的怀抱，能留住最后一点生的暖意。母亲记得最清的，是外公临终前想吃一碗油面——外婆攥着空碗跑遍全村，才从邻居家借来半碗，可还没等瓷碗里的热气焐热外公的手，他就在母亲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要是我再快点……”每次说这话，母亲的声音都会发颤，那化不开的自责，像一根细针，在她心上轻轻扎了一辈子。

“音容犹在慈祥笑，片片追忆祖孙情。一缕思念寄夜雨，两世重隔眼朦胧。”外婆本没有名字，村里人都叫她“王家大姐”，直到解放后登记户口，才正式有了“王大姐”这个名。她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却像个装满了故事的锦囊，随口就能唱出婉转的童谣，讲出活灵活现的趣闻，把苦日子里的甜，都揉进了话里。

小时候，我们总像小尾巴似的黏着外婆，扯着她的衣角要听故事、唱童谣。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温润的甜，《盐荠烧虾，踏煞老鸦》《牵磨叽嘎喂》这些调子，像掺了蜜的泉水，淌在记忆里，这么多年过去，依旧清亮。为了缅怀她，我想在这里记下这两首童谣，就当她还坐在老槐树下，在我耳边轻轻唱着：

（1）西家牛来

西家牛来

隔壁大姐转来

吃点啥

盐荠烧虾，踏煞老鸦

老鸦告状，告拨和尚

和尚念经，念拨观音

观音卖布，卖拨姐夫

姐夫关门，关着一只苍蝇

苍蝇撒屁，撒特一地

明早请张家大姐出来扫地

扫地扫着一只挖耳

插得头上客气

（2）牵磨叽嘎喂

牵磨叽嘎喂

牵拨啥人吃

牵拨外婆吃

外婆省拨郎郎吃

郎郎吃仔看黄牛

黄牛落特井田里

匙头铁搭耙忽起

两根芦头直豁起

一豁豁到半天里

母亲说，外婆是童养媳，刚到外公家时才丁点大，瘦得像棵没扎稳根的豆芽。那时外公家也穷，但好歹能让她吃上顿饱饭。外婆裹着小脚，走起路来像摇摇晃晃的不倒翁，可做起活来比谁都利索：挑水、纺线、纳鞋底，手指翻飞间，就把清苦的日子缝补得有模有样，连风里都透着股踏实的暖。

小时候去外婆家，永远是件快活事。她总能从灶膛边摸出几块烤得焦黄的红薯，外皮脆得能咬出声响，内里甜得流心；或是在针线笸箩里藏着炒得喷香的蚕豆，颗颗饱满。怕我们闷，她就用铁丝弯弹弓、折纸叠飞机，甚至在木头上削出小手枪，让我们能在田埂上疯跑一下午，笑声裹着风，能传出去老远。舅父舅母也疼我们，三个表妹总拉着我们去摘桑椹、挖野菜，田埂上的风里，全是清脆的笑闹声，那是我童年里最亮的光。

俗话说：“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外婆养了五个孩子，除了母亲，还有三个舅舅、一个姨妈。按启东的老规矩，我们要叫舅父舅母、姨母姨父“寄爷”“寄娘”，这称呼里，透着一股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近。姨妈和姨父住在甘肃兰州，便多了个特别的称呼——“兰州小寄爷”和“黄家寄爷”，那名字里，藏着千里之外的牵挂，连信里的字，都带着股暖乎乎的温度。

母亲提起大舅朱慕耀，眼眶总会发红。他命太苦，结婚不到三个月，就被当时的“大舅妈”叫来一伙人，五花大绑沉进了久隆镇的横河。更让人心寒的是，他们竟在年迈的外婆面前下此毒手。1966年文革时，“大舅妈”被押到外婆村里“挂牌游斗”，母亲说，那天她没去看，只觉得心里堵得慌——一条鲜活的人命，哪是一场游斗就能还清的？这份痛，外婆藏了一辈子，母亲也记了一辈子。

二舅叫明才，连个大名都没来得及起，七岁那年在河边玩水，不慎溺水走了。母亲说，那几天外婆抱着二舅的小衣裳，坐在门槛上哭，眼泪把衣襟都泡透了，谁劝都没用，连风掠过屋檐，都带着股哭腔。

我记事时，家里只剩三舅朱慕如（又名朱谟如）。他生于1936年农历九月三十，走于2017年农历五月二十六，享年81虚岁。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本来就只有这一个舅舅，直到后来听母亲说起往事，才知道舅舅们的故事里，藏着这么多苦。

“天上有雷公，地上有舅公。”母亲和姨妈远嫁后，外婆的晚年全靠三舅和三舅母照料。记得那年我在安徽合肥打工，突然接到电话说舅舅病了，我连夜赶回去，可到了启东人民医院，他已只剩一口气。三天后，舅舅就走了。舅妈说，他发病前一天还在新义竖海农贸市场修五金，手里的活计没停过；第二天是自己骑着车去看病的——谁能想到，“病来如山倒”竟来得这么急，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不堪回首此时辰，舅舅突然弃俗尘。确信天堂堪善果，还留心底念慈亲。”舅舅这辈子，把“苦”字尝了个遍：撑过船、烧过窑、修过五金，还捣鼓过矿石收音机，双手上的老茧，都是日子磨出来的印记。可他手巧，心也热，吹拉弹唱样样都行，沪剧、苏剧、锡剧张口就来，连调子都带着股活泛的劲儿。那时没有打印机，他的唱本全是亲手刻的板，《秋海棠》《大雷雨》里的词，我至今还能背出几句，一想起，就像又听见舅舅坐在院里哼唱的声音。

小姨朱谟琴出生于1940年农历十一月廿三，比母亲小14岁。17岁那年，因为家里穷，她去上海当保姆，没想到和那户人家的儿子情投意合，后来便成了我的姨父。“一个姨母半个娘”，小时候家里穷，姨父姨妈总想着接济我们：寄粮票、寄衣服，偶尔还会塞几块钱，信里总说“别亏着孩子”。每次收到他们的信，我们都像过节似的，围着母亲听她一字一句念信里的话，连字里行间的温度，都能感受到。从舅父舅母家回来时，兜里也总塞满馒头、烧饼，那香味能飘一路，甜了整段童年。

这些童年记忆，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孩子的心最真，谁疼他，他就跟谁亲。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温暖，一辈子都忘不了，也不敢忘。

其实许久前，我便想为母亲写些文字。可每当提起笔，思绪总像乱了线的风筝，杂乱无章，迟迟落不了笔。直到昨日，从小弟那里接回母亲，近距离陪着她的那一瞬，才真切觉出——母亲真的老了。她的步伐沉重缓慢，每迈出一步都要攒足力气，双手紧紧攥着“代步车”，指节都泛了白，身旁还得有人搀扶着，才敢往前走。93岁的高龄，弯曲的脊背像压了座小山，突出的腰椎让她连站久了都费劲，大半生活都难以自理，许多曾经轻易能做的小事，如今都成了跨不过去的鸿沟。

自从十多年前父亲故去，母亲便孤身一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寂寞度日。2013年，大妹又因车祸猝然离世，这道坎，彻底把母亲压垮了。自那以后，母亲的晚年，全靠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轮流照料。她不再乐意洗漱，脸上总带着淡淡的倦；不再主动换衣裳，衣服上偶尔沾着污渍；常常赖在床上，不愿起身，说“动一动就累”；还添了老年性痴呆的症状，大小便也难以自控；有时，她甚至盯着我看半天，都认不出我是谁，只含糊地问“你是谁家的娃”。每当这时，心里的疼就像潮水似的，一波波往上涌，却连一句安慰的话，都不知该怎么说。

想起小时候，家里是真的穷。母亲总天不亮就起身，忙到深夜才休憩，纺纱织布、缝补衣裳，昏黄的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土墙上，像一幅沉默的画；她常常披星戴月地忙活，含辛茹苦，只为让我们能多添一口热饭，哪怕只是掺了红薯的稀粥；我们总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衫，袖口磨破了就缝块布，裤脚短了就接段边，却总被母亲洗得发白透亮；食不饱腹是常事，偶尔能吃上顿白面馒头，都要兄妹几个分着吃。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父母咬着牙，带着全家从“合丰老宅”内圩，搬到了如今圆陀角村的“海防农场”外圩，只为能多块地，多份盼头。

母亲的幼年，也满是贫苦。她常跟着外公外婆，去“向阳”那片荒芜的土地：疏水滤咸，垦荒种田，双手泡在凉水里，冻得通红；住简陋的“环龙舍”，屋顶漏雨就用塑料布盖着；烧用泥巴和麦秸杆堆成的“泥螺灶”，烟火气裹着草木灰，却煮出了一家人的饭。所以我总说，母亲的一生，是灾祸连连、崎岖坎坷的一生，是历经磨难、饱经沧桑的一生。可即便如此，她仍像中天的太阳，赋予我生命，给我成长的暖；她的爱无私又伟大，默默付出了一辈子，从不求任何回报。

母亲与父亲同岁，结婚未满一年，父亲就应征入伍，这一去便是八年。直到父亲复员回乡，31岁后才有了我们。父母的爱，比山高、比海深；父母的恩，比天阔、比地广。古人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说“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从前只懂字面意思，如今为人父母，才知这字句里藏着的，是沉甸甸的愧疚与感恩。所以不管怎样，我都要为母亲写点什么，哪怕文字不成诗、不成文，哪怕画虎类犬，也要沉下心，为她“信笔涂鸦”几句，把这份念想，落在纸上。

母亲朱慕英，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出生，走时93虚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她的一生，像被雨水泡透的棉絮，满是沉甸甸的艰辛。我记事时，家里总像被掏光的米缸，空落落的。母亲炒菜，只用油布在锅底擦一下，油星子都能数得清；只有来了客人，才能闻见一点油香，那香味能让我们惦记好几天。衣服永远是大的穿完小的穿，针脚虽歪歪扭扭，却总被母亲洗得发白透亮。最让我羞愧的是大年初一，别家孩子穿新衣、放鞭炮，我和弟弟却要攥着空碗去乞讨，看着别人的眼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一次推开门，撞见母亲蒙在被子里哭，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树叶——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她不是为自己委屈，是恨自己没本事，让我们过不上一个像样的年。

营养不良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兄妹几个总闹脱肛，母亲就滴几滴油在纸上，轻轻托回去，她指尖的温度，比油还暖；父亲得了浮肿病，腿肿得像灌满了水，一按一个坑，母亲就每天用热毛巾给他敷，熬最便宜的草药，守在床边，一夜醒好几次。那些苦日子里，她的手永远是暖的，心永远是韧的，像一根顶梁柱，撑着这个家。

1977年，父母又一次咬牙做了决定——搬家，从“合丰老宅”[1]搬到刚围垦的“海防新地”。离开那天，母亲摸着老宅的门框，指腹反复蹭过木头的纹路，那是她住了十几年的地方，藏着我们所有的童年。她眼圈红得像浸了血，却没说一句话，只把不舍，都藏在了沉默里。她总这样，把委屈藏在心里，只把光亮留给我们。

到了海防才知道，那里的地白花花全是盐碱，连野草都长不活。可父母没退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挽着裤脚踩进冰凉的泥里，一锹一锹开沟排盐，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里，晕开小小的湿痕。手掌磨出血泡，裹块布条继续干；汗水把衣服浸透，拧干了贴在身上，风一吹像冰碴似的凉，却没人喊过一句累。就这么硬生生把荒滩垦成了良田，母亲总说：“有地就有盼头，日子总会好的。”如今想来，那“盼头”，全是为了我们。

日子慢慢好起来，母亲却老了。2019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我在20公里外的滨海工业园区[2]上班，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老娘在小弟家摔了……”小弟在外务工，家里只有小弟媳，又要做家务又要照看着母亲，本就分身乏术。我骑上电瓶车往家赶，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疼，半路请邻居帮忙找车，一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脑子里全是母亲的样子。冲到启东市人民医院急救室时，妻子、小弟媳、小妹早已红着眼站在门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掉，连空气里，都透着绝望。

　妻子后来哽咽着说，母亲摔的时候只穿了件单衣，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浅色的衣服被血浸透，红得刺眼；她脸色白得像纸，眼睛闭着，呼吸弱得几乎感觉不到，连喊她，都没一点回应。医生搭了搭她的脉，轻轻摇了摇头：“耽误太久了。”那一刻，心像被生生剜掉一块，疼得喘不上气，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小妹前几天还跟我说，母亲胃口好，能扶着墙晒太阳，怎么才几天，就成了这样？父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反复说“好好照顾你妈”，可我连她最后十多天都没见到，连句“妈，我来了”，都没来得及说。

母亲走了，享年93岁。送她那天，宋春决[3]先生拍着我的肩说“父母在，家就在”，我才真正懂了这话的分量。以前不管走多远，想到母亲还在，心里就踏实，像有根线牵着；现在线断了，往后的路，只剩自己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以前只觉得这话伤感，如今才知是刻进骨头里的遗憾——我还没陪她好好吃一顿饭，没好好听她讲一次过去的事，没说够“妈，您辛苦了”，没让她好好看看我安稳的日子，她就走了，带着我一辈子还不清的债。

如今再听到《母亲》这首歌，眼前总会浮现她的样子：我背着新书包上学，她站在门口挥手，直到我拐过街角，回头还能看见她踮着脚张望，身影越来越小；下雨天，她撑着边缘磨毛的旧伞在学校门口等，自己的裤脚全湿了，伞却一个劲往我这边倾，生怕我淋着；我加班晚归，推开门就见她坐在桌边，桌上摆着刚热好的三鲜馅饺子，指尖沾着面粉，见我进来就往我碗里夹，说“快吃，还热着”……

这些碎片，像散在时光里的星，明明灭灭，拼出母亲平凡又伟大的一生，成了我最珍贵的宝藏。无论走多远，借着这星光，我总能找到回家的路，找到那个藏在记忆里的、永远温暖的家。

2025年10月6日

注释：

[1] 合丰老宅：原为启东县合丰公社13大队，现今已变更为启东市近海镇向西村。

[2] 滨海工业园区：位于江苏省启东市黄海之滨，是由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海镇)与近海镇合并组建而成。

[3] 宋春决：江苏启安建设集团金舜建设工程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