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利益藩篱，拥抱乐器改革：古今音乐对话不应困于“立场之争”

长剑

跳出利益藩篱，拥抱乐器改革：古今音乐对话不应困于“立场之争”

当主张回归古代礼乐的编钟匠人苏州的金海鸥先生，与推崇现代吉他的音乐推广者上官先生，就“古今音乐价值”观点激烈冲突时，这场看似关乎艺术认知的分歧，实则折射出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当职业立场与利益诉求成为评判标准，我们是否还能看见音乐文化的本来面貌？无论是“古代音乐尽善尽美”的复古论调，还是“中国古代音乐一无是处”的否定声音，本质上都是利益滤镜下的片面判断，它们不仅放大了本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更遮蔽了古今音乐一脉相承的人文内核。若想真正读懂音乐的价值，必先打破立场束缚，以客观视角审视其演进脉络。

立场偏差对认知的影响，古已有之。《韩非子·解老》中早有“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的论述，意即人若仅依据片面的“骨”（立场）去构想完整的“象”（事物本质），所得必然是主观臆断。放在古今音乐争论中，这一规律同样适用。编钟匠人金海鸥先生深耕古代乐器制作，其职业价值与传统文化的传播紧密相连，古代礼乐雅乐的地位越高，其手中技艺的文化分量便越重——这种深层关联，让他自然倾向于放大古代音乐的“善”与“美”，却忽略了古代音乐受限于农业社会等级秩序、个体情感表达匮乏的局限性，正如宫廷雅乐虽庄重规整，却沦为礼仪的附庸，难有艺术活力的突破。

而吉他销售与课程推广者上官先生的观点，同样难逃“立场先行”的局限。《战国策·赵策二》中“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的比喻，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种认知偏差——他仅以现代音乐的传播性、个体表达性为标尺，便否定古代音乐的全部价值，却看不到古代音乐为现代音乐埋下的文化根基。试想，若没有古代五声音阶的千年积淀，霍尊《卷珠帘》中婉转的东方韵味从何而来？若脱离了古典诗词的文化滋养，王菲《但愿人长久》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又何以成立？上官先生推崇吉他与现代音乐，本质是为了凸显其推广业务的时代适配性，但将“商业价值”等同于“艺术价值”，用现代音乐的优势否定古代音乐的独特性，无疑是用“管”与“锥”丈量广阔的音乐天地，所得结论必然失之偏颇。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立场驱动的观点，会不断放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让本可互补的古今音乐陷入“你死我活”的争论漩涡。《庄子·天下》中批判“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正是担忧不同学派因固守立场而割裂真理。放在音乐领域，古代音乐记录着人类对集体和谐的探索，《高山流水》的知音之谊、《梅花三弄》的高洁品格，是传统文化精神的鲜活载体；现代音乐则呼应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吉他弹唱的自由表达、流行歌曲的情感共鸣，是当下社会人文关怀的直接体现。二者并非“优劣之争”，而是“时代之别”——正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没有绝对好坏，只是适应不同社会需求的形态演进。若因职业立场而强行将二者对立，无异于将一条完整的文化长河拦腰截断，既看不见源头的清澈，也赏不到下游的壮阔。

那么，如何才能跳出立场滤镜，客观看待古今音乐？《礼记·中庸》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或许能给出答案。“致广大”，即承认古今音乐各有其价值疆域：古代音乐是文化根脉，为现代音乐提供精神养分；现代音乐是时代延伸，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生。“尽精微”，则要求我们深入了解二者的特质——既看见古代工尺谱传承的局限，也理解现代音乐商业化的短板；既欣赏编钟奏响的历史厚重，也接纳吉他弹唱的生活温度。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极端，真正实现《文心雕龙·通变》中“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音乐的本质，从来不是某类人群的“利益工具”，而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共同载体。从编钟奏响的商周礼乐，到吉他弹唱的当代心声，变化的是乐器与形式，不变的是音乐对“人”的关注——古代音乐追求集体和谐，现代音乐强调个体表达，背后都是人文精神的不断深化。当我们卸下职业立场的滤镜，放下利益驱动的偏见，便会发现：古今音乐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同一文化长河中蜿蜒前行的不同段落。唯有以客观之心倾听、以包容之态接纳，才能让这条长河永葆生机，在古今对话中，续写人类文明的人文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