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歌

大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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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5

第一章 童年的补丁

1955年7月，暑气来得猝不及防。刚满八个月的刘卫东，小手还攥着母亲那枚磨得发亮的银锁，母亲的气息一点点弱下去。指甲缝里卡着的毛线渣，是她留在这世上最后的痕迹。

父亲刘福贵捧着个蓝布包，站在母亲灵前——包里那块红糖，原是攒了半个月工分换的，本想给病中的妻子补身子，如今只剩硬邦邦一块，硌得他手心发疼。从那天起，他的草鞋磨得更快了：白天在生产队把腰弯成弓，汗水砸在土里，像要把思念都渗进庄稼根里；夜里就着煤油灯豆大的光，眯着眼给儿子缝衣服。粗粝的手指捏着细针，线脚歪歪扭扭，却把对儿子的念想，一针针缝进了补丁里：膝盖上是各色蓝布拼的，像田埂上杂开的花；袖口裁自他的旧褂子，还留着汗渍的味道；连帽子都是用妻子头巾改的，刘卫东一戴，就像扑进了母亲的怀里。

七岁那年，父子俩挑着鸡蛋去县城卖。路过供销社时，刘卫东的脚突然钉在了地上——玻璃柜里的铅笔盒，红漆描着五角星，在光线下亮得晃眼，比他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好看。父亲摸了摸口袋里卷成一团的毛票，指腹蹭过每张票子的褶皱，终究还是咬咬牙，把笔盒和一支带橡皮的铅笔递到他手里。可回程路上，刘卫东却攥着笔盒，跟路边货郎换了半袋硬糖：“铅笔能写字，糖能填肚子。”当晚，他趴在炕桌上写作业，铅笔尖断了三次，父亲就坐在旁边，一次次帮他削。铅笔刀划破了父亲粗糙的指腹，血珠渗出来，他却笑着抹了抹：“爹没文化，你得有——将来要走出去，看看大地方。”

苦日子没饶过这孩子。八岁那年，常年累月的劳苦拖垮了刘福贵，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子的手，气若游丝：“别学爹，要站直了活。”父亲走后，刘卫东靠着姐姐和邻居们你一口我一碗地接济长大，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把他的骨头磨得比石头还硬。

第二章 部队的熔炉

1973年夏天，18岁的刘卫东站在古田县武装部门口，怀里揣着高中文凭，身上是姐姐连夜补好的褂子——补丁被压得平平整整，像没长过似的。口袋里两个煮鸡蛋还温着，是邻居张婶塞给他的。五公里测试跑起来时，他的腿像装了劲簧，从小跟着父亲爬山、下地练出的力气，全藏在稳健的步伐里。

1974年12月，他穿上军装，跟着部队往漳州开拔。三天三夜的行军，绑腿勒得小腿发木，战士们高唱《我是一个兵》，歌声撞在山壁上，回声裹着风飘得老远。刘卫东的脚底板磨出了泡，泡破了就垫上干茅草，血渗出来粘在袜子上，他却没哼过一声。路过泉州时，有个新兵蹲在路边哭，说想家。刘卫东想起父亲当年说的话——脊梁挺得笔直，没回头。他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声音沉得很：“咱是解放军，南边的门，得咱守。”

到了漳州陆军某部，他成了步兵班最勤快的新兵。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擦枪，枪身擦得能照见人影；挑水时桶满得晃不出水；晚上熄灯后，就着走廊的微光背条令。班长王强看在眼里，闲时就教他拆枪、辨地形，手把手地把技巧揉进他手里。1976年冬天拉练，三十斤的装备压在肩上，雪地里走了五十公里，刘卫东的脚腕肿得像个馒头，每走一步都钻心疼。王强想扶他，他却摆了摆手：“班长，我能行。”最后到达终点时，他整个人晃了晃，却没倒。王强拍着他的肩，眼里全是赞许：“小子，骨头硬。”

1977年探亲，他特意绕路去了韶山。站在毛主席铜像前，他抬手敬了个军礼，姿势标准得像练了千百遍。相机按下快门的瞬间，他在心里暗下决心：要入党，要像党员那样活。回到部队，他连夜写了入党申请书，字迹工整得像刻上去的。

1978年的党员大会上，王强第一个发言：“刘卫东入伍四年，训练冲在前，战友有难他先上，心里装着集体——这就是党员的样子。”战友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全是他的好。刘卫东站在队伍前，喉咙发紧，话却说得掷地有声：“我没了娘，爹走得早，是党把我养大。我这辈子，就跟着党走，绝不回头。”全票通过的那一刻，他举起右手宣誓，声音亮得震得营房梁上的灰尘都落下来。

1978年底，他升了侦察排排长。侦察兵的日子是在悬崖和丛林里过的，一次边境巡逻，队伍被困在山里三天，水和粮都没了。看着新战士饿得脸发白，他把最后半块压缩饼干递过去，自己嚼着带苦味的野草根。后来总结会上，他说：“侦察兵得有两样本事——眼睛亮，看清路；心要热，记着战友。”

1982年，他当上指导员，搞思政工作有套“土法子”：战士家里出事，他连夜写信，字里行间都是暖；新兵想家，他就带着大伙做家乡菜，香味飘满营房，愁绪就散了；训练累了，他就讲行军路上的故事，笑声能掀了屋顶。那三年，他们连年年评上“先进”。后来他去厦门中山街，胸前的三等功勋章亮得很，上海牌手表的指针转得稳，“三节头”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响得底气十足。

第三章 基层的根须

1985年秋，刘卫东转业回古田，骑着辆铃铛生锈的旧自行车去松山乡报到。路上撞见当年参军的战友，对方指着他的鞋笑：“你这解放鞋，还带着部队的泥点子呢！”他低头一看，鞋尖磨破个小洞，却笑着蹬了蹬车：“补补，还能走山路。”

松山乡满是田埂，计划生育是块“硬骨头”。刘卫东上门从不带公文包，要么扛着扁担帮独生子女户挑水，水桶在肩上稳得像长了根；要么蹲在计生对象家的灶前烧火，听对方唠家常。有回找张寡妇做工作，人躲在山上不下来，他揣着自家蒸的米糕，摸黑爬了半宿山。见到人时，他把米糕递过去，声音轻得像山风：“妹子，我知道你难——可娃多了，日子更紧。你看我，就一个娃，照样能教他读书。”张寡妇捧着热乎的米糕，眼泪砸在糕上，第二天就跟着他下了山，后来还成了乡里的计生宣传员。

乡党委书记吳建国瞧着他实在，1987年向县委书记推荐提拔他当任乡纪委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就把办公室的玻璃茶几挪走，换上个铁制举报箱——红漆刷的“举报箱”三个字，在阳光下亮得扎眼。有回查村支书挪用公款，对方托亲戚来说情，揣着袋鸡蛋进门。他把鸡蛋推回去，脸沉得很：“规矩不能破，但你主动退钱认错，我帮你找条活路。”最后村支书退了款、写了检讨，他真给人在乡林场找了份护林的活，拍着对方的肩说：“错了就改，日子还能往前奔。”

1995年，他调任凤苏乡任人大主席。第一次开村民会，他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放，说：“人大不是挂牌子的，是帮大伙说话的。”那年乡里修公路，占了十几户村民的地，有人扛着锄头要去堵工地。他揣着笔记本挨家串户，扉页上“村民诉求”四个字写得加粗，里面记满了谁家地多、谁家娃要上学。最后他跑了三趟县交通局，不仅加了补偿款，还帮村民联系了附近的罐头厂务工。路通车那天，村民们放着鞭炮围过来，把一碗碗糖水蛋往他手里塞，喊着：“刘主席，你办事，我们信！”

第四章 晚年的时光

2003年，刘卫东调回县人事局，任副局长兼主任科员。办公室在二楼，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先拿抹布把桌子擦三遍，再把文件按日期码得整整齐齐。有人打趣他：“都要退了，还这么较真？”他指着胸前的党徽笑：“部队教的，干事得有始有终。”

他分管老干部工作，兜里总揣着个小本子，记着谁有高血压、谁的子女在外地。独居的李局长行动不便，他跑了四趟养老院，挑了个朝南的房间；王阿姨生病住院，他拿着病历本跑遍县城医院，帮着找专家；甚至老干部子女就业难，他也托人打听岗位，把机会送到人跟前。老干部们常说：“刘局的心，比自家娃还细。”

2015年退休那天，他就搬了个旧台灯回家——是部队那会儿用的，灯杆上还留着当年训练碰的小坑。每晚他坐在阳台，就着这盏灯看书，楼下小孩跑来闹，他就掏出糖，笑着说：“爷爷像你们这么大时，背着补丁书包上学，铅笔都舍不得用。”

想起父亲临终的模样总在眼前晃——气若游丝：“他，尽力啦没给刘家丢脸。”想起小时候煤油灯下，父亲缝衣服的线脚歪歪扭扭，却把温暖全缝进了补丁里。

如今他常去老榕树下坐，树身的纹路像刻着他的一辈子。也常去墓地，指尖划过母亲墓碑上“刘门王氏之墓”六个字，旁边就是父亲的名字。风一吹，他仿佛听见部队的军歌，看见松山乡的田埂，闻到凤苏乡茶园的清香——那些日子，像串磨得发亮的珠子，每一颗都藏着踏实的暖。

周末约战友聚，几个人围着桌子忆当年，说到行军的苦就笑，说到牺牲的兄弟就沉默。有人问：“卫东，这辈子最骄傲啥？”他端起茶杯，轻轻碰了碰杯沿：“没负爹的盼，没负部队的教，没负老百姓的坚守”。

尾声

2024年冬，刘卫东七十岁生日。家里摆了两桌酒，子孙们围着他转，递水果、倒茶，闹得满屋子暖。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胸前的三等功勋章擦得锃亮，在灯光下闪着光。看着满桌菜——红烧肉、炖鸡汤，还有他爱吃的炒笋干，他笑着叹：“这日子，比小时候想的好太多喽。”

窗外的老榕树抽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晃。风里飘着桂花香，是凤苏乡的茶园开了。他端起酒杯，对着空气轻轻碰了碰，声音轻得像对爹娘说话：“爹，娘，我过得很好。”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脸上，皱纹里都映着光。他的笑，像当年在部队时见过的朝阳，暖得很，亮得很，照着他走过的路，也照着心里那点从没变过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