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最是难忘母校情

春江

　 母校是湾夫中学，如今更名为湾夫学校。

母校始建于一九六八年，已有五十七年的历史。最初只有六栋低矮的小瓦房。三个年级，六个班，二百余人。普九时期，在校学生不断攀升，最多时超过了七百人。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如今在校学生已不足百人。裁撤湾夫学校，并入乡镇所在地大庆坪学校，已是大势所趋。

金秋八月，带着无限的眷恋，我回到了湾夫学校——这所陪伴我成长了十六年的母校。我要用笨拙的双腿，一步步丈量与我朝夕相处了五千余天的土地，一点点寻觅我曾经激情烂漫的青春足迹。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告别了六年的小学生活（因为年少，中途留级一年），踏进了湾夫中学的大门。教室没有硬化，桌凳是两人共用的。冬天，室内砭人肌骨；雨天，屋顶水流如注。遇上刮风的日子，蒙在窗户上的薄膜纸吹烂了。大风呼啸而入，书本被吹得七零八落。学校没有通电。天气阴暗的时候，只能停课自习。晚自习点煤油灯，或者用蜡烛照明。周一到周五我在校寄宿。年少懵懂的我，没有学习的主动性，能学多少算多少，学到哪里算哪里。进入初三，在杨权老师和杨德成老师的启发下，我的学习主动性日渐增强。每天晚上，我们几个肯吃苦的同学会自觉学习到十点半以后。凌晨五点，室外虫声唧唧，晨风缕缕。我们早早起了床。洗完冷水脸，继续在油灯下伏案学习。毕业后，我幸运地考上了零陵师范学校。一九九一年至二00四年。我回到母校工作。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桌凳也是原来的桌凳。一本教材，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就是我的全部教学用具。昏暗的教室，凹凸的地面，斑驳的泥墙，见证着我学习、成长和工作的点点滴滴。

　　学校建在半山坡，面积狭窄，没有像样的操场。一九九五年，全省开始撤区并乡。正值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我接受组织任命，担任了湾夫中学校长。这之前，乘着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东风，学校新征收了土地，校园面积扩大了一倍。教学楼的规划设计费尽周折，两易其稿。当时乡财政捉襟见肘。为了节约开支，政府只同意建造三层教学楼。这是根本满足不了普九需求的。记不清多少次，我徒步往返于乡政府和学校之间。十几里的泥泞道路，磨旧了皮鞋，磨泡了嘴皮，终于让乡政府同意增加一层。一九九七年，教学楼在停停建建中艰难竣工。当年九月，师生们都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

　　次年，学校着手拓展操坪。土方就地取材，挖高填低。所有班级每学期安排两次挖土任务。学生要自备箕畚和锄头。在老师的引导下，顶着炎炎烈日，大家投入艰苦的劳动。挖土声，锄头碰撞声，扁担摩擦声，劳动号子声，说笑声，汇成了一曲曲热烈的劳动交响曲。挖累了就休息，休息后又劳动；口渴了喝生水，出汗了用衣袖当脸帕。磨出了血泡，剐伤了皮肤，扭伤了腰脚，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抱怨，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年，才挖出操坪的雏形。

平整的操坪全是垒成的松土。大雨过后，常常丘壑纵横。得护坡加固才行。老师们利用周末时间，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报酬承包护坡工程。好多老师是亦工亦农的双面手。有经验的当技术工，没有经验的当搬运工。我也加入到了施工的队伍中。铲沙，拌浆，搬砖，送水，手忙脚乱的。工程完工了，自我验收合格。数着这些额外的劳动报酬，再伸出一只只受伤的手，虽然很劳累，但更多的是充实和欣慰。

当时的农村学校，绝大多数是没有围墙的。校园四通八达，外人往来，毫无顾忌。虽然年年栽树，但人为折损率高，成活率极低。一九九四年，时任校长杨松柏带领八名老师，去湾夫村的山林里，选定了二十余棵五六米高的樟树，亲自移栽。最茂盛的一棵种在操坪的正中央。在师生们的悉心培育下，一株株樟木吸吮着阳光雨露，贪婪地生长着。如今，樟树已经成为学校最靓丽的风景线。每当月夕花晨，漫步香樟树下，看树影婆娑，听枝头鸟语，自然会想到当年的拓荒者——他们曾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教学质量一直是立校之本。撤区并乡之前，湾夫乡隶属水口山区。水口山区中学是一所老牌名校，汇聚了全区最优质的生源。撤区并乡以后，水口山区中学更名为水口山镇中学，不再享有掐尖招生的权利。但凭借雄厚的师资和良好的声誉，依然吸引着周边乡镇优秀生源踏破门槛。如何稳定优质生源，成了学校发展中最大的挑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毫不懈怠。课前精心备课，课后落实单元知识过关。没有现成的资料，老师们用钢板刻印蜡纸，用油印机印刷试卷。哪怕让油墨弄脏了身子，也毫不在意。正值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师资紧缺，班额超过七十人是常态，批阅作业和试卷的工作强度极大。单元测试下来，立即阅卷，绝不拖延。学生进步了，老师们笑逐颜开；学生退步了，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多少个本该放松的日子，老师们还在灯光下伏案备课；吃饭的时间到了，老师们还在批阅成堆的作业。当时通讯落后，家校沟通的唯一方式是家访。很多时候，老师们要去十几里、甚至二十几里的地方徒步家访。夜深人静了，借助手电筒的微光，还得原路返回。没有一分钱的奖金，大家埋头苦干，无怨无尤，全一颗热爱教育的赤子之心。

相较于周边乡镇学校，湾夫中学教师自主维权意识是很强的。老师们有意见，绝不遮遮掩掩，往往会在教师大会上直言快语，毫不避讳。多数校长不堪忍受，任职两到三年就调走了。担任校长工作初期，毫无工作经验的我，唯有以热情、真诚、坦诚去面对工作。古语云:“倾财足人聚人，量宽足以得人，律己足以正人，身先足以率人。”虽然资历浅薄，但我读懂了这四句话的内涵，制度上我严于律己，工作中我率先垂范，生活中我厚以待人。真诚逐渐赢得了老师们的信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我总是出现在问题第一现场；可得可不得的报酬，我决不染指。学校分配住房，我制定有偿居住制，住宿条件好的，要拿出资金补偿住房条件差的。学校分配课程，我实行课时均衡制。工作量超过平均值，会得到一定的补助；工作量达不到平均值，要拿出一定的资金。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老师们工作中出现了不当行为，我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工作中有了业绩，我会毫不吝惜地表扬。工作之外，我是同事，是朋友。年长的老师直呼我的姓名，同龄人称我为老唐，只有少数人称我为唐校长。在平等的相处中，老师们紧张而又快乐的工作着。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声誉不断好转。

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时代，精神生活就成了老师们的共同追求。学校是一个大家庭，同事之间相互信任。大白天的家门大多是敞开的。去别家拿一点东西，并不需要预先打招呼。每月农历一、四，七是湾夫赶圩的日子。上完课，老师们就去市场上采购原生态菜蔬。杀一只鸡或鸭，买几斤禾花鲤鱼，砍一斤牛肉，弄到一点山肴野蔌，都可以约几个同事在一起聚餐。周末的自由天地，大家在一起打打牌，下下棋。生活过得简单而又充实。有几年的时间，十几个老师相互轮流着邀请大家去老家做客。酒醉饭足，乘着朦胧的月光，沐浴着习习山风，踏上返校的路程。同事情，朋友情，就在这愉快的交往中不断升华。

我在校长岗位上连续工作了九年，既有收获，更有辛酸。如果单纯做管理工作，并不觉得有多难。身为校长，还得迎合上级的旨意，习惯领导的颐指气使。这对我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渐渐地，我明白了日中则昃、器满则盈的道理。二00四年八月，正是学校发展的鼎盛期，我辞去校长职务，去了大庆坪学校，以一名普通老师的身份，继续从事我挚爱的教育工作。

　　我辞职以后，学校领导班子又处于频繁更替中。许多老师千方百计调往水口山、珠山等条件优越的学校，学生也不断转往水口山镇中学就读。二00九年，由于生源持续减少，母校与湾夫中心小学合并，更名为湾夫学校。乘着全国中小学合格学校建设的东风，政府一次性投入四百余万元，将湾夫学校改造成了一所高标准的现代化学校，欲以振兴乡村教育。

　　时代的大潮继续东流，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大量农村居民进城安居。自二0一九年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无论学校办学条件多么优越，都面临着生源减少的困境。根据区教育局的规划，今后每个乡镇只兴办一所学校。二0二六年下期，湾夫学校将停止招收新生。再过几年，曾经繁荣热闹的母校，只留下空旷的校园和孤零零的草木了。

我离开湾夫中学，先是去了大庆坪学校，后来又到了永州五中，一晃就是二十一年。二十余年沧桑变迁，从僻远的农村踏入喧嚣的都市，容颜已老，激情渐退，但我对母校的思念却却与日俱增。每年寒暑假回老家，我总要去一趟母校。默默地去，又默默地离开。泰戈尔说，无论黄昏把树的影子拉得多长，它总是和树根连在一起。对母校的眷恋，已经深深融入到了我的骨髓和灵魂里。

　　而今，我又回到了母校，伫立着，徘徊着，寻觅着，回想着。宽阔的操场上，是我们早晚运动健身之地。三步跨栏的英姿仿佛就在眼前。教学楼二楼内侧房间，是我相伴了七年之久的居室。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景温馨如昨。教学楼前的高坡，是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平台。激昂慷慨的“国旗下的讲话”依然在耳畔萦绕。西边的大片荒地，是曾经的勤工俭学基地。三三两两挥锄挖土、耕种劳作的场面历久弥新。周末的走廊上，我们曾经举杯豪饮。酒后的闲言俚语成为至今的笑谈。操场的一角，我们曾经举行拔河比赛。激昂的呐喊助威的声震撼校园。背面的山林里，我们曾经幕天席地，寻幽觅趣；校外的天然水井里，我们曾经挑桶担水，躺卧洗浴……昔日的同事，有的离世了，有的退休了，更多的调往到城乡不同的学校去了。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无尽感慨如潮水般奔涌而来。佛家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之心。连宿三夜尚且心生恩爱之情，更何况十六年的朝夕相处呢？尽道文人总多情，人非草木岂无情！只不过多数人将这种情感留在了心底，而我将它化为文字罢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在获取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总会给后人留下精神上的遗憾。此后的母校，只能在发黄的照片里、在皓月当空的晚上去寻找了。

好了，不写了，禁不住泪眼欲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