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之痴的美篇

诗词之痴

宋徽宗.26岁楷书作品

那年他二十六岁，笔锋初定，气韵已成。我常想，一个生于深宫、长于锦绣的帝王，如何能在提笔落墨间，透出这般沉静的力量？这段楷书如列阵之兵，横平竖直，一丝不苟，却又在转折处藏着几分清瘦的风骨。不是江湖豪客的洒脱，也不是山野隐士的疏狂，而是庙堂之上，心系天下却又被天下所困的克制。他写“次及太辟靡天”，仿佛在丈量天地的尺度；写“奉御笔赐礼部尚”，又似在履行天子之责。可谁又能想到，这工整的字迹背后，是一段即将倾覆的江山？

“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善外亲，为娴信为朋友为恤。”

这几行字像一句古老的家训，被谁悄悄刻在了心上。我读它时，正坐在老屋的檐下，雨刚停，青石板还泛着湿光。这字写得不疾不徐，像是长辈在灯下低语，劝人向善。兄弟之间讲“悌”，亲人之间讲“亲”，朋友之间讲“信”，待人接物讲“恤”——原来千年前的道理，至今仍像屋檐滴水，一滴一滴，敲在心上。宋徽宗写这些时，或许也曾希望天下人皆能如此，家家和睦，民风淳厚。可他自己，却终究没能守住这份“善”的根基。

“稽周官制为法度颂校学明伦善俗几于古诸士有父母为。”

这行字让我想起小时候村口的私塾。老先生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戒尺，教我们背《三字经》。他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伦常。” 宋徽宗写“校学明伦”，分明也在呼唤一种秩序——以学立人，以礼化俗。他向往周代的官制，想用古法来整顿当下的混乱。可讽刺的是，他自己却沉溺于画院、道观、花石纲，把朝政交给了蔡京之流。字写得再好，若心不在民，终究只是纸上风雅。

“政趋利义试讼贪污无为者此官非其士不素养故也因余暇。”

这行字像一声叹息。他在说：如今做官的人，只知趋利，不知守义；百姓动辄诉讼，贪污成风。那些无所作为的官员，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士”——因为他们平日缺乏修养。这话如今听来，竟也不过时。我曾在档案馆见过明清时期的官箴碑文，也写着“清慎勤”三字。可再看历史，多少人写着清廉，却行着贪墨？宋徽宗写下这些时，是否也察觉到了自己朝廷的溃烂？而“因余暇”三字，又显得多么讽刺——他有太多“余暇”去写字、画画、炼丹，却无暇真正整顿吏治。

“忠和之士去古绵邈士非选习尚科举不孝不悌有时而容任官临。”

“忠和之士”早已远去，如今的士人，只知科举取功名，孝悌之道，竟可忽略。他写下这句时，笔锋微颤，像是痛心，又像是自责。科举本为选贤，可当它变成唯一的出路，人心便开始扭曲。有人背熟经书却不知其义，有人十年寒窗只为一朝得官。而更可怕的是，朝廷竟也容忍那些“不孝不悌”之人担任要职。家不齐，何以治国？这道理他懂，可他没能改。

“制殆未足以天下孔子曰为者也孝悌而犯者鲜矣不好。”

制度再严，若人心不正，终究难治天下。他引用孔子的话：“孝悌之人，很少会犯上作乱。” 这是至理，也是无奈。他想用儒家的伦理来维系王朝的稳定，可他自己却活成了反例——身为君父，却未能以身作则。他的字依旧工整，可字里行间的理想，早已被现实碾得粉碎。

“学以善明人伦而人所自出今有教养之法。”

教育的根本，是让人明白人伦之道。他写下这句时，或许正站在画院的廊下，看着年轻画师生涩地临摹山水。他设立了画学，让艺术也成为科举的一部分。他想培养的，不只是画工，而是有修养的“士”。可真正的“教养”，岂是几幅画、几行字就能赋予的？它应在日常的言行中，在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对百姓的仁爱里。

“伦明人明则风，俗厚而材成刑，罚措朕成周之。”

人伦若明，民风自然淳厚，人才自然涌现，刑罚也就不必频繁动用。他梦想着回到成周时代，礼乐昌明，天下太平。可他忘了，成周之治，始于文王敬老慈幼，始于周公吐哺握发。而他自己，却在艮岳中赏石玩鹤，听道士讲长生之术。理想再美，若无践行，终是空中楼阁。

“上而好作乱者之有盖设学置师所以教孝悌孝兴则人。”

上位者若喜好作乱，天下必不安。所以他设立学校，派遣老师，只为教人孝悌。他明白，国家的根本，在人心，不在兵甲。可他自己，正是那个“上”——他的荒政，他的奢靡，他的偏信，早已成了“乱”的源头。他想教天下人孝悌，可他自己，对江山、对百姓、对列祖列宗，尽到“孝”了吗？

这些字，一行行看下来，像是一场无声的自省，又像是一封写给时代的遗书。他用最工整的楷书，写下最深刻的道理，却活成了这些道理的反面。可正因为如此，这些字才更显沉重——它们不只是艺术，更是一个灵魂在崩塌前的回望。

我合上书卷，窗外月色如洗。那些黑白分明的字迹，仿佛还在眼前浮动。它们不属于过去，它们一直在提醒：再美的书法，也写不出一个清明的天下；再深的道理，若无人践行，终究只是墨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