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吹哨的第一人，在教材纠错苦缠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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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彭帮怀，被称为“毒教材”吹哨的第一人，在教材纠错苦缠14年，二十二场官司，无一胜诉。可他却说：“我输了官司，但没有输掉良心。”

​​从小到大，我们的学习都是以教材为“金科玉律”，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教材怎么可能会出错？那可是孩子上学用的书本，国家把控的，怎么可能会出错？可事实偏偏不遂人愿。

​​2006年，彭帮怀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发现学生写的省略号是“分散式”的，身为作文老师，对于标点符号他还是十分敏感的，习惯性地打了叉。

​​可是没想到学生看到以后，拿着作文本来找彭帮怀，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课本上就是这么印的！”

​​彭帮怀并没有因为学生的质疑而生气，而是立即翻开手边人教版语文书求证，可是看到书上的内容以后，他愣住了。

​​教材上的省略号，竟然真的印成了四个点挤在两格之间，这明显违背国家1993年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省略号应连写”的规定。

​​那一刻，他意识到，问题远不止一个标点，作为一名从教二十多年的语文教师，他比谁都清楚教材的分量。

​​“教材是学生的知识圣典。”彭帮怀这样形容。身为老师，教材就是神圣的，教材不仅是学生知识的起点，对于老师，也几乎是“金科玉律”般的存在。

​​这个事情引起了彭帮怀的警觉，这本教材有错误，那其他的教材呢？

​​于是，彭帮怀翻遍三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标注出63处标点错误、错别字、注音失误，甚至课文内容的疑点。

​​比如“沐浴”印成“沭浴”，“夫差”的读音标错......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的“小错”，在他心里却是教育底线的一道裂缝，对于孩子而言，教材太重要，绝对不能出现错误。

​​彭帮怀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对抗，他以为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和出版社说一下，然后他们改一下就好了，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真正做起来竟然如此的艰难。

​​彭帮怀先给出版社写信，打电话，语气诚恳，希望对方能正视问题，可回应他的，大多是沉默，或是推诿。

​​一次次沟通无果后，这个平时温和的教师，决定走向法庭，他以为法律能给出公正，却没想到，这条路比他想象中更长、也更冷。

​​从2007年第一次起诉开始，彭帮怀一次次走进法院，又一次次拿着败诉的裁定书走出来。法院的理由五花八门：“主体不适格”“错误需权威鉴定”“个人意见不具效力”......

​​出版社的律师甚至在庭上嘲讽他“主观臆断”“找茬”，有人说他想出名，有人说他偏执，连同行也劝他：“别跟体制较劲了。”

​​可是彭帮怀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困难而就此停手，他不断的购买新的教材，如同“挑刺”一般，将教材里的错误勾选出来，在他的家里，教材堆得比沙发还高。

​​不管是哪一本教材，都被他翻得卷边发黄，教材里也写满批注，就是为了证明，那一处就是错误的。

​​为了让孩子们用上正确的教材，彭帮怀也不断的打官司，打官司花光了他大半积蓄，不少人问他这样做值不值，他却说：“教育里百分之一的废品，都会让国家受重损。”

​​渐渐地，他的坚持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全国各地发现教材有错误的教师主动联系他，加入他建的“中国教材亮箭”微信群，一起发现问题、反馈问题。

​​接受新时代教育的学生不再视教材就是正确的，他们开始以批判的目光看待教材，有学生拿着课本问他：“老师，这是不是错了？”

​​不少人都发现了教材的错误，这也给了彭帮怀鼓舞，他依旧在为了教材的更改奔波，直到2022年，事情出现了转机。

​​当“毒教材”事件引爆舆论，无数家长愤怒声讨教材插图和内容问题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早已有人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六年，彭帮怀的名字，第一次被推向公众视野。

​​随后，教育部启动全国教材排查，出版社公开道歉、修订教材，新教材的插图画风焕然一新，错误率大幅下降。

​​虽然没有一纸判决还他公道，但制度的回应、公众的觉醒，成了对他坚持最有力的认可。

​​如今，彭帮怀仍在继续他的“挑错”事业，有人问他，为了几个标点、几个错字，搭上十几年，值吗？他指着满架教材，轻声说：“你看，这些书里写着千万孩子的未来，怎么会不值？”

​​他教过的学生中，有人也成了老师，学着他的样子，对教材较真，这大概是他最欣慰的回报。

​​二十二场败诉，从未赢过官司的他，却赢回了教育中某种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对知识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

​​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个不忍心看教材出错的小学老师。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路，总要有人先走；有些坚持，看似无声，却终会发出回响。

​​​​参考资料：《为给教材纠错，他打了10年官司 “纠错教师”彭帮怀：已经没有回头路》——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