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外学子这样过“国庆”】“双减”之后课余如何——忻州市外国语学校259班张佩嫱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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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张晓东老师

“双减”政策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已深刻改变了中国教育的生态表层。当学科补习的潮水骤然退去，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前所未有地拥有了大块可自由支配的课余时间。这片突然多出来的“时空”，对他们而言，是珍贵的礼物，还是迷茫的空窗？是彰显教育公平的机会，还是隐现阶层差异的战场？

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将目光从一线城市投向更广阔的三四线城市、县城与乡村。在这里，教育资源的“毛细血管”分布并不均匀，家庭对教育的认知与投入也千差万别。“双减”在此地的落地，并非一个整齐划一的结果，而是一幅由无数个体选择、家庭条件与社会现实共同绘就的复杂图景。

有人将这片“新大陆”开垦为发展兴趣的沃土，在编程、艺术与运动中找回学习的纯粹快乐；有人则被动地卷入家庭生活的日常运转，在灶台与田地间提前预习人生；也有人在一片寂静中感到无所适从，在虚拟世界寻求慰藉，或是在与父母的“新摩擦”中重新界定自我。

刘星瑶

身份： 某初二学生，性格内向，喜欢观察。

采访回答：

“作业少了，我在小区里溜达的时间变多了。我认识了每天下棋的爷爷们，记住了小区里好几只流浪猫的活动路线，还发现了一个废弃花坛里春天会开出很好看的花。我的世界好像变小了，又好像变大了。 至少，我真正认识了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

刘婧宇

身份： 某初三学生

采访回答：

“学校图书室来了很多新书，没人看，我就看。写完作业，我就去那里，看完了三毛、路遥，还开始写日记。以前周末要补课，现在不用了，反而觉得……有点空。我会去镇上的旧书店，一坐就是一下午。书里的世界很大，大到让我暂时忘了小镇的安静。”

岳艺宁

身份： 某初三学生

采访回答：

“以前有补习班推着走，现在突然没人推了。爸妈想给我找家教，但一小时好几百，实在请不起。我现在回家做完作业就不知道干嘛了，刷短视频、打两把游戏，心里又很慌。有点像被放在一条没人划的船上，知道自己要去对岸，但不知道怎么用力。”

陈智敏

身份： 某高二学生。

采访回答：

“周末的补习班是没了，但‘弦’更紧了。我们这的教育资源本来就比不上大城市，现在只能靠自己‘卷’。我爸给我买了台二手打印机，专门打网上找的‘衡水密卷’。课余时间？就是在宿舍和教室之间多点时间刷题罢了。我们这种地方的孩子，不敢有真正的‘课余’。

当我们将这几位少年的课余生活图景拼合在一起，便清晰地看到，“双减”远非一个简单的教育政策，它更像是一阵强烈的时代潮汐，退去后，露出了中国教育原本复杂多样的海底地貌。

对于一部分孩子而言，这片新露出的沙滩是梦想的游乐场，他们得以在此奔跑、创造，发展被学科分数压抑已久的个性与热爱。而对另一部分孩子来说，它则是需要提前扛起生活重担的滩涂，他们的“课余”是家庭责任的延伸，是过早面对的现实。

这深刻地揭示了，当统一的、高强度的外部规训减弱后，个体与家庭的“内生力量”便成为了决定成长轨迹的关键变量。 这种力量，是父母的教育观念、是家庭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亦是孩子自身的内驱与清醒。教育公平的议题，也因此从“能否上得起补习班”，转向了更深层次的、关于家庭氛围、地域资源与人生规划的竞争。

然而，无论他们手握的是画笔、篮球、锅铲还是手机，无论他们感到的是充实、无奈、迷茫还是释然，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一种坚韧的生命力。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适应着规则的改变，并试图在这片突然多出来的时空里，锚定自己的位置。

“双减”的最终答案，或许并不在于此刻的他们如何填满课余时间，而在于所有这些经历——无论是劳动的锤炼、兴趣的滋养、还是孤独的沉淀——将如何沉淀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并最终塑造出更多元的、面向未来的中国青年。他们的故事，仍在书写之中。

（采访人员均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