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向北、一路向北——逊克县69届上海知青拾忆之三

方良

　　最近，阅读《毛泽东年谱》，读到第九卷，看到在1975年末与1976年初，有多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原文摘录：“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第九卷第626页）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大错误，文化革命中。”“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这个。”“冤案不少。”（第九卷第634页）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 （第九卷第643页）读到这几段文字，禁不住几声长叹息！！！

　毛主席一直是我认定的民族救星、伟大领袖，从小到老一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但对“文革”的总体评价，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表示“三七开”，成绩是大的，我不敢响应。这是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新一届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引导全党同志开展“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唯上，不盲从，重新评价“文革”，完成那份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历史性文件完全否定“文革”，是对“文革”做出历史性的结论，至今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

　　　近日，又读《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一书，在1968年12月25日处有这样的记载：“市革委会决定，本市所有尚未分配的中学毕业生采取一片红政策：1968届、1969届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尚未分配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共计50.7万人，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对这个“决定”怎么看?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第90条第二款）。到了1968年12月，这部《宪法》还是有法律效力的，但被“革命”的“上海市革委会”漠视了，竟然可以在不征求也不体谅50余万人的前提下，大胆做出疏散外省、取消上海市户籍的决定。为执行这个决定，采取很多“非动员”的手段（此类文本极多；本文略过）。何况，“市革委会”的这个”决定”，关闭1968届初中生与1969届初中生升学、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通道。导致20世纪的上海竟然有那么三四年的时间，没有高中生、没有高中课堂（同样的时间段，不少省市区还在继续开办高中，如我们插队所在地北疆逊克县）。

谁之罪,害我数十万少年?　　

由此看来，对1968年12月“‘市革委会”做出的“一片红”决定可以裁定为形左实右的政策，本质上不爱民、不为民。由此极左路线指导下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错误的，理应遭到批评，予以否定。

但是，因“一片红“政策而走上上山下乡道路的数十万上海知青是革命群众，承担起建设农村、繁荣边疆的责任。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请注意，特意列出“知识青年”，表明党中央的态度。）知青的历史贡献得到党中央的明确承认，有尊严地写进党中央文件里。近年来，我与逊克县很多知青朋友勤奋地写知青书籍，就是要把逊克知青历程留存下来，要让这些书籍不仅仅在当事人之间流传，还要在知青事迹发生地流传。经过努力，还是取得一些成就的。

　　边疆公社黎明大队，上海市第六十中学1969级初中生黄仁伟，1970年春，背着家长拿出户口簿报名插队的。五十余年过去了，他一直珍惜插友之间的情谊，坚持参与并主持知青集体活动。

　　逊河公社双河大队，上海市吴淞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阚治东在个人回忆录里写出逊克插队期间的苦与甜。

新鄂公社新鄂大队，上海市宁武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阮显忠（右）1970年3月20日与几位同学一起登上赴北疆的列车，离开了家乡。

　　这里要专门说说逊克县1969届上海知青的表现。据知青好友沈春达、毛亚宁的统计，逊克县接受五千稍多一点的上海知青，其中1969届占75%左右。从插队年限看，大多数1969届知青是在1978年下半年城乘“返城风”得以返回上海的；从插队表现看，逊克县的几个大工程，如1969~1972年修筑从县城通往“三线”（新垦区）的两条通车公路，1969年启动的、随后七年深度开发东南山区、建立起反修公社（后改称宝山公社），1977年启动的库尔滨水电站建设以及稍晚一点时间展开的大东南山区的开垦，无不有大批1969届上海知青的参与。

几位靓丽的女知青干部，在县府大门口留影。

库尔滨河在逊克县是南北向主干河流。

从传颂人物看，逊河公社西兴大队1969届上海知青牛忠林勇于在“文革”期间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批判“文革”风头人物张春桥、边疆公社黎明大队“小知青”黄仁伟（1969级在校生）主动报名到更艰苦的反修一连去接受锻炼，先后担任反修一连、六连主要领导，干出一番成绩、车陆公社利民大队1969届知青张家妹是泥土地上的“白衣天使”，被当地群众赞美、松树沟公社五三大队1969届知青王小莉担任本大队当家人后，带领同样是1969届的方岷、高培民、陈腾蛟取得增产佳绩，有一番“松树沟里的北国风光”、干岔子公社红卫大队1969届知青战敏与东方红大队1969届知青仇国平分别担任本大队“一把手”，抓紧主业不放松、副业发展卯足劲，赢得增收好业绩、边疆公社山河大队1969届知青沈云秀、陈锡珠担任本大队“一、二把手”，俩姑娘管事，虚心接受老同志的指导，最大程度依靠知青骨干张永彪、胡玉龙、易容琨，搞农田基本建设，抓主业，搞副业，较大幅度提高社员年收入，“大榆树”周围多处闪光、逊河公社逊河大队1969届知青王勇、跃进大队1969届知青刘育英、双河大队1969届知青阚治东分别任本大队主要干部，都有一幅佳绩传颂、新鄂公社新鄂大队1969届知青阮显忠、侯建新、陈安明是鄂族群众的好朋友，得到县社两级表彰。

　　如今再从已归拢的大数据看，逊克县1969届知青有几点特征：　　一是投身农村的积极性比较高。在1969年春夏两季，学校还没有“动员”1969届下乡 ，就有若干尚未毕业的1967级在校生（即1969年秋季毕业的1969届）随同“老三届”知青来到了逊克农村。如逊河公社双河大队在1969年5月下旬接受第一批上海知青35名，其中1967级在校生就有27位，占该批次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到了1969年秋季，有四个以上学校开始发动1969届上山下乡，唯一去向是逊克县，其中三个学校贯彻的动员方案被叫做“四个一”（即一个方向、一种形式、一个班级、一个集体）。虽然路途遥远且天寒地冻，实行“四个一”方案的市西中学有229名、京西中学有141名、第十二中学有190名同学踏上征程。随后在1970年春全面铺开1969届上山下乡动员，各校1969届同学争先报名，致使很多学校逊克县插队名额不够（这时“四个一”试点方案弃之不顾）。很多学校的校班干部（当时叫红卫兵团、连长）带头报名，并组织起一个个“战斗队”奔赴逊克。

　　二是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偏弱。由于年龄小，下乡时大多数69届不足17周岁 ，又加文化程度低，达不到现在初中低年级水准，所以在陌生环境、超强度劳作、营养补充很不够的情况下，容易出生产事故以及导致各种疾病缠身。因生产事故有致伤残者，甚者有致亡故者。（据好友毛亚宁统计，有23名1969届知青在逊克县亡故）

三是返城后就业情况不够好、“下岗”概率高，但在知青聚会时一般不提返城后的“难事”。据个别采访，收集到若干位1969届知青在“后知青时代奋斗”的典型例子，都是因生活窘迫，不顾“体面”，在小报亭、摆流动摊位、当护工（侍候重病人、搬运逝者）、看仓库、当保安等等。讲者情绪激动且先悲后喜，听者叹息再三且感动十分。

保持激情的逊克知青。

　　可以说，经历艰苦的逊克县1969届上海知青是好样的！！！

逊河公社69届张玉泉主持逊克知青聚会。

部分逊河公社69届知青合影。

逊河公社双河大队69届韩依群（右）与沈晓冰姐姐合影。

部分干岔子公社69届上海知青合影。

逊克县上海知青的一次聚会留影。

市西中学69届毛亚宁（右）与杨健同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