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痛斋杂忆

吴永国

　　一篇作文，改变人生

我喜欢文学，始于一篇作文，而最终不得不告别文学，也是因为一篇作文。它如命运之笔，在我人生的稿纸上重重写下转折的一笔。

小学四年级时，在父亲订的《人民文学》中偶然读到一篇阮章競写的叙事诗《金色的海螺》，很感兴趣，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大门。

故事讲一个漁家青年，有一天撒网后什么鱼都没有捕到，只捕到一只海螺，他很不高兴，将这只海螺放在水缸里养着。第二天他外出捕鱼，回来后发现家中的饭煮好了，菜也烧好了，如此有好几天都是这样。有一天，他决定不去打鱼，躲在家里偷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在为他做饭，青年突然出现，姑娘躲藏不及，只好告诉他自己是海螺变的。他们相爱并结婚了。可是不久，海神娘娘要招她回去，她不敢违抗，被带走了。这个青年驾船去追，在黑暗的大海上，狂风对他说，如果他不回头就掀翻他的小船; 大浪对他说，如果他不回头就砸碎他的小船，等等。

我从这篇童话里学到了拟人化的写法。有一次作文课，老师出了一篇《风雨无阻上学校》的作文题，我写道: 我撑着伞，艰难地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大风拼命地顶着我的伞，对我说:“你赶快回家，不然，我把你推到路边的水塘里去！”哗哗的大雨象从天上倒下来一样，狠狠地打在我的伞上，溅在我的衣服上，对我说:“你再不回去，我就淋湿你的衣服，冻坏你的身体！”泥泞的道路，粘住我的鞋子，拖住我的脚步，对我说:“你再不回去，我让你跌在泥潭里，伤筋断骨！”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吓我，我不怕你们，我一定要上学去！”

这篇作文语文老师非常赏识，拿到班上朗读，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翻。这一表扬使我得意洋洋，信心满满，也因此喜爱上写作了。而写作的源泉来自于阅读。自那以后，我就开始翻阅父亲订阅的《人民文学》、《文艺学习》和《语文学习》等杂志，从中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和技巧。但那时除了父亲订阅的几本杂志之外，家中没有什么书可读。

读高一的时候，我偶然买到了一本《唐诗一百首》和一本《唐宋词一百首》，里面有注释，还有插图，我如饥似渴地读下去，其中许多诗词都能背下来，无形中受了其中一些诗词思想情感的陶冶。有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篇《春雨》的作文题，我借用了一些唐宋诗词中出现的意象，抒发了真实的思想感情，文字优美。老师把这篇作文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欣赏学习。这对我又是一次极大的鼓舞，我更喜爱文学了，甚至做起了想当作家、诗人的美梦。学习上偏重文科，一有时间就去阅览室读书，尽管那时的文学作品枯燥无味，但还是乐此不疲。直到有一次，高二的语文老师对我的一篇作文《参观演习记》展开了批判，我才如梦初醒，悬崖勒马。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们班全体同学去高邮腰圩参观空军打靶演习，我们都躲在圩堤下面，“敌机”来了，后面拖着一个发亮的靶，远处地面上一串串的火光发向这个靶。我在作文中真实地记下了这种情况，并形容炮弹射出去象一串串珍珠，还说，起初我有点紧张、心里有点害怕之类的话。

老师把这篇文章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批判。他先表扬了文章的写作技巧，作为一篇记叙文，时间、地点、人物交待清楚，详略得当，该详的地方“用墨如泼”，该略的地方“惜墨如金”，“但是"，老师说，“这篇作文思想不健康，同学们可以批判。”同学们把我的真实感受认为是一种胆怯，认为我把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当成一种游戏，作者毫无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大无畏的气慨。

批判不断升级，还把我高一的一篇模范作文《春雨》翻出来批判。说我在那篇文章里，全篇散发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吟风弄月，吟花弄草，等等。全班组织批判，校团委组织全校批判。学校墙报《语文园地》不断有人贴出批判文章，说《参观演习记》和《春雨》都是大毒草，甚至有人说我是“高邮中学的周谷城”(当时学术界正批判周谷城的美学理论)。这种文革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还有一年就高考了，我不能因为一篇作文被批判，政审上留有汚点而误了终身，误了我从泥潭爬上岸的机会。我被迫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深刻检讨自己，深挖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根源，除了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读了一些封、资、修的坏书，特别是唐宋诗词中的那些封建文人的所谓家国情怀对自己的潜移默化，因而中毒最深，等等，并列出今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的计划，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自那以后，我写作文，再也不敢写真情实感，只知堆砌口号，书写空洞的豪言壮语。文学于我，已失去温度与灵魂。父亲得知此事后告诫我：学文科危险，右派的下场你不是没听说过。他劝我学门手艺，他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又说：“满腹文章不能充饥，吃饱肚子才是根本，三年饥荒我们能活下来，已是万幸”。

到了高三下学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无心去搞革命，当了个“逍遥派”，找了几本医书，开始自学中医。以后我在农村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做了一个“手艺人”了。

如今回首，我竟要感谢那场批判。若非它当头棒喝，我或许仍沉溺于天真的文学幻梦之中，不知世道之艰，人心之险。一篇作文，曾让我仰望星空；另一篇作文，却让我脚踏实地。人生之变，有时不过一页纸的距离。

人生三考

一、小学考初中

小学考初中的考场设在送桥小学。送桥镇当时曾是区所在地，有四个公社的考生在那里考试。

那天，奶奶特地为我包了粽子带着，“粽”者，“中”也，预示我能考中。

我们学校距离送桥镇大约有二十五里路。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去集镇、县城全是徒步。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徒步去那里实在很艰难，老师决定抄近路走过去。我们一班人走在沙滩上，走在狭窄的秧田埂上，走到腰酸腿软实在走不动时，老师就让我们歇一会儿再走。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升学考试，多少有点紧张。一人一桌，监考老师首先宣读考试规则，接着铃声一响，就宣布试卷在各自的桌堂里，让我们拿出来做题。待两场试考完之后，我们就又跟着老师走那“二十五里长征”回家。

五八年大跃进，教育战线也大跃进，菱塘公社办了一所初级中学。我们是第二年招生，招了三个班。考试成绩下来后，我成绩夠录取线了，但却迟迟未接到录取通知书。有消息说我可能受父亲问题的影响；又有人说县里要办一所中等技术学校，学习有关炼钢铁的技术，我可能去那里读书。县城与我们家乡隔着辽阔的高邮湖，坐船要一天时间，多少成年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我们这些小孩子，那里是我们向往的地方，能去那里读书，真是求之不得了。

后来我终于接到录取菱塘初中的通知书了，那个去县里读中技的名额，被一个姓路的同学争取去了，因为他成份好，根正苗红。我开学后一个多月，那个姓路的同学都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才知道那个学校不办了，他也失去了在初中学习的机会。

二、初中考高中

初中考高中的考场设在送桥中学。我们仍然步行去，头一天下午去，在送桥中学住一宿，第二天两场考后即回学校。

上午考语文，我记得作文题目是《我所向往的地方》。我写我所向往的地方是农村，是我可爱的家乡，那里有潺潺流淌的小河，有勤劳的队员们打着嘹亮的号子，等等。我用了许多形容词来描写家乡的美，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并表示要在那里贡献自己的一生。考后语文老师问我向往的是哪里时，我说是农村，老师说我走题了，批评我有小农经济思想。他说，大多数同学向往的是大城市，例如北京，那儿是我们的首都，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你却向往脚下这块土地，心胸太狭窄了！

我真的以为我作文走题了，看来升学无望了。可后来证明我作文没有走题，我恰恰抓住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因为接下来就有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董家耕等知识青年学习，到农村干革命的号召。

数学考完我特别兴奋，因为最后一道题我做对了。这是一道答案是 1 的化简题，这道题我们学校几十个考生大多数没有做出来，我做出来了。这道题是我临时抱佛脚碰运气碰出来的。考试的前一天，我同桌一个姓顾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数学参考书，我们农村学生从来不知道还有参考书这玩意儿，我就借来翻一翻，碰巧翻到这道化简题，我就留心看一遍，而且感到新奇，还用笔演算一遍，清楚地记得过程和答案。

考完试，我对能否录取高中没有把握，特别是语文老师说我作文走题了，更使我非常沮丧。我回家后真象我作文中所说的那样，准备当农民了。我准备一边务农一边自学文化知识，整个暑假我都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忽然有一天，教我们体育的侯老师来到我门上，送来了入学通知书，我被高邮中学高中部录取了！

三、高中考大学

一九七七年冬，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在安徽省天长县界牌中学教书。虽然我已是公办教师，有了稳定的工作，但我只有中师学历，我决定参加高考。我到公社招生办公室报了名。我报考文科，考试的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总分是五百分，另可选考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仅作参考。试卷是各省自己命题。

我匆匆忙忙地准备复习，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抓需要背诵的政治、历史和地理复习一下，语文和外语我不用复习，因为这两门临时抱佛脚没有用，况且这两门是我的强项，数学我只记记公式，毕竟十年没有摸课本了。我一边教学一边复习。

考试地点设在天长中学。77年12月10日上午考语文，记得作文题目有两道，我写的是第二道题《从“苦战能过关”说起》，这是根据叶剑英的诗作命题的。我写了自己怎样不畏艰难困苦自学英语和中医的经历，由于我平时喜欢阅读，因而文字表达上很顺畅，估计作文得分不会低。

最使我惊喜的是卷子里的文言文翻译竟是初中语文课本上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这篇文章我在金集中学教语文时教过，那时由于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全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我英语不教了，改教语文。

第一场考下来很顺利，也很满意。我吃过午饭，在一个在粮站工作的老乡的防震棚里睡了一觉。由于这些天忙复习迎考，晚上挑灯夜战，实在太累了，又由于没有闹钟定时，一觉醒来，已过了考试时间。我急急忙忙跑到天长中学，见大门紧闭，考试已快近一半了。敲开门后，与考场负责人协商能否让我进去，尽管还有一半时间，我能完成考试，负责人不同意，只好悻悻然回家了。

1978年秋季又举行高考，这次是全国统一命题，各省统一划线。我不甘心，又报了名。这次考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较多，公社有专人带队，我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吃住在一起，统一由人负责掌握时间，我就不担心考试会迟到了。

考场仍设在天长中学。我们排队进考场，我这个六六届的“老范进”显得很尴尬，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因为前面的考生中不少是我的学生，他们起初还以为我是来送考的！

三天考完，自我感觉不错。那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让你估分，我们考生之间互相评估评估。我最感幸运的是考前我读过一本国本隆山著的《周恩来》，而政治试卷中就有一题要求简述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的革命活动，我条分缕析地答好了，自已觉得很满意。另一个是地理试卷中有一题是根据地球公转的规律，地球与太阳的夹角，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时对应的北半球的节气是什么，记不得具体题目是怎么出的了。我答对了，因为我复习时没有地理书，向一个初中生借了一本，在第一节总论里看到这个内容，第一遍不太理解，觉得有必要弄懂，就又看了一遍，谁知竟考到了。这两题的比分都比较高。

由于我报考外语专业，还有一场外语加试。考场里只有几个考生，其中还有一个是我的学生。卷子比较难，有的人没有考完就放弃了，最后只剩我和我的学生两个人完成考试。

考试成绩下来，我的总分是多少已记不清了，只知道比安徽省一本的分数线三百分高出许多，英语考七十多分，在安徽省已是高分了，因为英语有四十分就可以进外语专业了。然而填志愿的时候却有了限制，教师只能填报师范院校。那按我的成绩，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都能填，但不行，只能填本省的师范院校，因为我是带薪学习，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只好填了安徽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由于我不习惯北方生活，只拣皖南的师范院校填，最后又填了一个安师大芜湖教学点，就因为它在芜湖。

报英语专业的考生还需要口试。由于我在乡下中学，接到通知的时间迟，当我匆匆忙忙地赶到口试地点滁州六中时，口试已经结束了，口试的几个大学老师准备回去了，但幸运的是，还有凤阳县的几个考生未来，他们只好留下来。

口试一开始，他们就问我这次考试的总分是多少？英语考多少？我告诉他们后，他们说考得不错，又问报考哪个学校，我当然说报的是安师大英语系，他们微笑着点点头。接着我抽了一张纸，上面是口试的内容，先是读几个国际音标和单词，然后由主考老师用英语提问，我用英语回答，最后是要求我用英语谈谈怎样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场口试，我圆满地完成了。

到了大学录取的时候， 我迟迟等不到录取通知书，许多与我一同考试的人都陆陆续续的收到通知书了，其中就有安师大的。我觉得很奇怪，我分别给省教育厅和省负责人写信，追问原因，然而都石沉大海。看来我这个初三毕业班的课要继续教下去了。大约一个月后，公社邮局给我送来一封安师大芜湖教学点的录取通知书。

这个教学点是个大专，后经教育部批准为芜湖师范专科学校，现又并入安徽师范大学。 它的英语专业只收一个班，二十几个人。我是这个班入学分数最高的，也是这个班年龄最大的，我当时32岁，两个孩子的父亲，班上年龄最小的才16岁，同学们戏称我是“16公岁”。

我曾问过系主任，为什么我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连个本科都上不了？他告诉我目前安徽省英语教师奇缺，如果你填的志願里有本科和大专，只能让你上大专，因为急需英语教师上岗。我后来又碰到我师范的同学，他78年高考，和我一样都获得了高分，中国科技大学对他有招收的意向，可我俩都因为是在职教师，带薪读书，只能限报本省师范院校。这个同学志願里没有填教学点，因为他知道，78年的教学点全是大专，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安师大滁州教学点第一届招的是本科生。

中学生活二记

我读中学时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记，一是读初中时的一次“值厨”，二是读高中时的坐船上学。

一、记一次“值厨”

我在菱塘中学读书的三年正是所谓因“自然灾害”闹饥荒的三年，肚子吃不饱也就无心坐在课堂上听课，常在课余时间去街上游逛，看能否找点吃的。常见班上几个父亲当干部的同学，将家里帶来的“焦麵”（一种炒焦的小麦面），在一个叫做“麻女人”开的茶炉子边用开水泡着吃。我们早晚吃稀粥或稀面糊，中午吃山芋干子饭。稀粥是由值日的两个同学用一个大木桶从厨房抬到教室的后面，同学们排成队，由他们用勺子分给每个同学，一人两勺，大约二两（十六两制的）。粥很稀，稀得能照见人脸。同学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跨进中学门，稀粥两大盆。勺子搅一搅，浪头打死人！”我们许多同学用破旧的洗脸盆敲成的碗打粥吃，这样的碗容量大，还有一个把子。中餐是山芋干子饭，每人一小袋蒸熟了的山于干子，由小组长用小木桶搬到班上分给每个组员。每逢星期六中午，我舍不得吃，帶回家给奶奶和妹妹分享，那时爸爸已去安徽教私熟，她们俩个在家经常挨饿。我回家看到她们拾人家菜园子里的烂黄的菜叶充饥，大队民工食堂开在我家，有时民工们开完饭，炊事员也会给她们一点剩饭剩菜。

教我们的老师，他们的肚子也吃不饱。每到开饭的时候，他们排队从一个桶里自已用勺子打粥，他们当中有人用勺子捞了又捞，非把一个粘着的小粥团子捞到碗里才罢休！

我们那时还派学生去“值厨”，即到厨房去值日，因为有学生提意见，说炊事员偷米回家，多吃多占。学校就制定了值日生制度，每晚派一个学生与炊事员睡在一起，看着他称米下锅煮早饭。

我做了一次值日生。晚上下自习后与炊事员同住，看他称米下锅。睡到五更头，这位炊事员把我叫醒，他盛了一碗粥给我吃，粥很稠，米未全涨开，吃起来有咬嚼，熬饿，他还在粥里浇了点香油，香喷喷的。我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饭，当然不会提他意见。我算是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心想：在我前面值日的一定和我一样中过弹，在我后面值日的未必不中彈。这个炊事员肯定贪污，但你找不到证据，即使有证据，也不好意思提。怪不得我们的粥那么稀，这个“值厨”制度也只是做做样子了。

二、记 坐船上学

我家位于高邮湖西的菱塘乡，而我就读的高邮中学却在高邮湖东，其间隔着茫茫的高邮湖。那时的交通只能坐木船，每逢开学，我五更头就起身，吃过早饭，步行七、八里路至菱塘桥头，赶上客船。约七点左右开船时，我固无“执手相看泪眼”的情怀，但却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景象。如遇顺风，船经岗坂头、过六桥，渐渐地能遥望高邮的西宝塔，约下午二点左右到高邮。如遇逆风，船则向北先行再侧帆向东，绕了一个大弯，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能到。如果这天无风，船家就摇橹，吱吱呀呀的一直摇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到运河边，过闸又须等一段时间，上了岸，在街上步行四、五里才能到学校，那时学校已经响起了下晚自习的铃声了。

最使我难受的是我不能在船头上解小便，船家拿来痰盂也不能解，在船家用中餐时我不敢喝一口汤。在船上坐立不安的熬到船靠闸，立即上岸放松一下，快然若失之后再等过闸。

放假回家同样艰难，从高邮城北御码头乘船，经六桥、过岗坂头，过了六桥就远远看见张墩寺的大银杏树了。六桥位于水路的正中，过了它，去时见高邮宝塔，回来见张墩寺银杏树，这两样东西是湖中行客的希望，望见了它们就快要到彼岸了。

每年到放寒暑假才能回家，如遇顺便船能省船费，那就更好了。记得一次乘一个家乡渔夫的小船回家，途中迂狂风暴雨，船颠得厉害，我紧紧地用两手撑着船边，随着摇晃力求平衡。这渔夫是个弄船的好手，他将小船驶进了六桥村的一个避风港里过夜，我们睡稻草铺，喝冷水，吃山芋干（这些都是那个渔夫自备的）。我不知怎的又拉肚子，非常龌龊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才到家。打那以后，我宁可步行也不敢再乘顺便船了。

步行的路线是这样的：花二角钱坐自行车至车逻镇（那时有专门用自行车载客的人），过运河后徒步至码头庄，行走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中的一条十几里的蜿蜒小路上，高大的芦苇没过头顶，油然生出一种如行走在深山老林里一般的恐惧感。到了码头庄还要走十多里圩埂才到一个叫“操兵坝”的地方，再走一段湖滩路才到家。有一年放暑假回家，走在码头庄圩埂上，又热又渴，见圩下有一人家，即去讨水喝，忽然想起苏东坡的诗句：“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我就是这样的乐观，经常在辛苦劳累中不忘找点诗的情趣来，遗憾的是，那时自己还不会做诗，只能借古人的诗句来抒发心情和感受，也算是一种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吧。

　　记我的几个老师

一、小学老师

（一）杨方忠老师

杨方忠老师教我五年级算术，还是班主任。一次算术课，他讲应用题，好象是一个水池，一边进水一边出水什么的，我没有注意听讲，埋头看《水浒传》，读到“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一节，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不料杨老师走过来，一下子就把书夺过去，并令我站起来！同学们都惊奇地看着我，然后又看着杨老师把书放在讲台上继续讲课。下课后，杨老师把《水浒传》和他的教科书一起拿在手里，头也不回地走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这下我可呆了！他是不是要没收我的书？他是不是要留着自己看？这书是我向同座位的一个姓彭的同学借来的，我给他馒头干子吃，他才把书借给我看。这馒头干子是奶奶把过年蒸的馒头切成一片一片，放在一个叫“猫叹气”的竹篓子里，挂在廊檐钩子上晒成的。我站在凳子上，从“猫叹气”里偷出馒头干子，塞在裤兜里，带到班上，本是自己吃的，现在用来换书看。我必须把书要回来。放学了，我鼓足勇气，来到杨老师办公室，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承认了错误，写了保证书，拿回来《水浒传》。我挑灯夜战，终于把这本书囫囵吞枣地读完了。

读过《水浒传》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怕狗！我上小学要经过路家大庄，庄上有狗，每次上学放学都提心吊胆。我想：武松能在井阳岗打虎，我难道连狗都怕，太没出息了！我从院子的花台上砍了一根天竺，削成一根棍子，拿着它上学。狗子见人手握棍子，象征性地叫了几声，就离开了。

还有一次我与杨老师发生冲突是班上选少先队大队长。象党团组织一样，少先队组织也有它的领导，领导也有等级，等级有标志物表明。你入队了，才有资格佩戴红领巾，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物。少先队员中的干部分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三级。标志物为臂上别着的一块小方白布，上有一道红杠、两道红杠、三道红杠。一个班只有一个大队长，通过选举产生。那次选举的候选人是我和胡士陞同学，是用举手的方式进行的，每个组长数票报数字，由班主任在名字下面画“正”字。结果我胜选了，大队长应该是我，就等班主任宣布了。忽然杨老师很迅速地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阶级”两个字，神情凝重地说：“吴永国同学由于阶级的关系不能当大队长，大队长还是让胡士陞同学当吧！”

什么叫“阶级”？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个词肯定很严重，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父亲被从教师队伍开除回家的事。我这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和冲动，忽然一下子站起来，跨上凳子，踩上桌子，越过窗台，穿过芦塘边的草埂，一边哭一边往家跑。回到家见父亲在菜园里翻土，我啜泣着告诉他这件事。父亲听后气愤地说：“我家什么阶级？我家是中农，不是剥削阶级；我的处分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阶级敌人！在孩子面前说这样的话，妥当吗？上面让他临时负责学校工作，他不知怎样是好了！”

第二天我不肯去上学，后来杨老师的夫人汤老师来我们家，表示了歉意，领我去学校。汤老师待人接物较圆和，比她丈夫好。父亲当校长的时候，杨老师先从高邮师范分来，父亲对他多有关照，他一个单身汉，不好开伙，常在我家吃饭。汤老师后分来，父亲作伐，让他们结为伉俪。杨老师如此举措，使我们情何以堪。

（二）朱正亚老师

朱正亚老师教我六年级语文，也是班主任。他的课上得很生动，我很喜欢听。他要求我们把手撇在身后，端端正正地坐着听课，我做得最好，时间也最长，常受到他的表扬，但有一次我却被他狠狠地批评嘲讽了一番。

那年夏天，学校要求每个下午来校的学生要睡一下午觉，方法是伏在课桌上，也可以睡在课桌上。我对睡午觉是反感的，常偷偷溜出教室找同学玩，经常被看守的老师抓回来。一天下午，我来得早，在教室里与一个姓胡的同学说笑。这时教室门口进来一个女同学，她一进教室就放下书包睡午觉了。她侧臥在桌子上，睡姿颇引人注目，而她的桌子靠近窗台，窗外是一个芦材塘。胡同学忽然诗兴大发，随口吟了两句：“夏风吹芦材，小姐睡窗台。”我听他顿住了，立即吟道：“一片彩云落，原是凤凰来。”突然这个女同学一骨碌坐起来，冲出教室，到办公室报告去了。

放晚学的时候，我和胡同学被留在办公室。朱老师要求我们把诗抄下来，胡同学抄了前两句，我抄了后两句。朱老师看后，讥讽地说：“诗写得不错嘛，特别是后两句，想象力丰富，可谓神来之笔呀！你们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是班上的两个大才子，大诗人呀！”他要求我们明天在班上做检讨，要用诗的形式，就是把检讨书写成诗。他淡淡地笑了一下，说：“这对你们两个大才子来说，易如反掌吧？”

我们被训过之后，出了学校大门，互相苦笑地对望了一下，把刚才的羞辱早抛在脑后了，一溜烟跑向各自的回家路上。这事第二天朱老师在班上通报了一下，并没有要我们交什么检讨诗。

听父亲说，朱正亚老师的二胡拉得非常好，手法娴熟，他与张同庆老师和父亲三人曾同台演出过。张同庆老师笛子吹得好，而父亲擅长吹箫。那时知识分子曾有过短暂的宽松，后来气候就变了，张老师成了历史反革命，父亲则被开除回家，而朱老师，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三）张同庆老师

张同庆老师没有教过我，他来我们小学教书时，我已到镇上读初中去了，他的故事是听父亲说的。

一九五九年开展整风运动，暑假期间，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学习结束的总结大会上，张老师和父亲都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不过，张老师是开除留用，给予最低生活费，而父亲则是直接开除回家务农。

听父亲说，张老师在日本留过学，解放前在上海做过律师，这些历史问题是他被开除的原因。

张老师在叶庄小学任教时，在我们生产队食堂吃饭。父亲当时是食堂的事务长，常趁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机会，叫炊事员多给他一点。一日，他捧着一只洋铁皮敲成的“碗”，对父亲说:“老吴啊，我以前吃饭用的是小细磁碗，一碗就饱了，现在吃这么大的一罐子都吃不饱呀！”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他以前吃的小碗的大小。父亲说:“以前你吃的是什么饮食，现在吃的是什么饮食，现在喝的是糊溜子汤啊！以前是吃，现在是喝，肚子里没有油水了，空了！”此时社员们差不多都打完晚饭了，父亲叫炊事员再给他一勺子稀糊糊，他连声说:“谢谢，谢谢！”然后呼呼啦啦地一顿“嗅”，很快地就吃光了，又舔了舔碗里和碗边残留的稀汁，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二 中学老师

（一） 两个杨老师

教我初中课程的老师，大多是扬州师范学院毕业的本科生，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两个杨老师，他们一个叫杨国兴，教语文；一个叫杨玉喜，教平面几何。

杨国兴老师很健谈，他读的书多，知识面广。他对语文课本上的文章不感兴趣，不让我们去死记“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之类的东西，常在课堂上抽出一段时间给我们讲故事，其中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里的故事。

他先把要讲的故事的题目写在黑板上，然后娓娓道来。我们全神贯注地听，教室里鸦雀无声。那些美丽的鬼狐扰得我们心神凌乱，我们对她们既同情又害怕，以至于有的同学晚上不敢走路。我甚至希望我家的对门什么时候也能来一个老妪，她也带一个妙龄少女来住，而我的房门上也有一把能发光收妖的剑！

杨玉喜老师讲课慢条斯理，平面几何讲得深入浅出。我特别喜欢他的课，特别喜欢做有难度的习题，享受从哪里作一条辅助线就能解开死结的快乐，几何作业也完成得最快最好。

我高中开学报到的头一天，两个杨老师一同带我去高邮县城。

我从未去过高邮县城，而他们俩都是高邮城里人。我是第一次坐船出远门。那天风小，船起锚扬帆，但行得慢，没有什么颠簸，我们就搬了凳子，坐在船头，欣赏起湖光山色来。见神居山随波远去，天空湛蓝，仙影渺渺，杨国兴老师触景生情，随口吟起古人的诗句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他问我这是谁写的，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苏东坡描写西湖的诗。接着他又把后两句背出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当船过了岗坂头，直向湖东驶去时，我们见到右岸的张墩寺映入眼帘，那棵高大的银杏树，历历在目。杨国兴老师又吟诵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句诗我知道是崔颢写的，因为我读过，而且会背。

快近中午，船到了六桥水面，这里是个渔村，凸在湖心。船从它北面驶过，向南看去，远远一片白水柔波，一堆绿霭轻烟，观此景如观一幅水墨画，令人心旷神怡。这时，我耳边又响起了杨国兴老师背古诗的声音：“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他说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他描写白水如未磨的镜子，而那翠绿的山，象白银盘里放着的一只青螺。多形象呀！这与我们眼前的景象很相似。

我们在船家用午餐，边吃边谈。杨国兴老师大谈阅读古典诗词的好处，说今天遇到的风景，读诗的人和不读诗的人感觉会不一样。他说，同样是看到月亮，一般人看到的月亮是一只银色的脸盆，而受过诗的教养的人会有许多联想。如思念人，会说：“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如与人约会，会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等。诗能陶冶人的情操，“腹有诗书气自华”嘛。他说最好能自己写诗。我问他自己会不会写诗，他说会一点，不精。杨玉喜老师在一旁插话说：“他油能打一点，一个月只有四两。”我们三人一齐笑起来，因为那年头吃油凭供应，杨玉喜老师这句玩笑话是一语双关。

船离开六桥之后，进到一片更开阔的水面，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我们在船上谈笑风生，突然有人惊喜地看到高邮城西的那座唐代的宝塔了，忽隐忽现，我们知道快到目的地了！这时西边的太阳也快要落山了，洒一片金光在湖上，杨玉喜老师吟起了《藤王阁序》里的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接着两个杨老师一同吟起下一句：“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之所以至今还能记得楊国兴老师吟诵的诗句，是因为我到了高中就对诗词发生兴趣，还背了不少，以后还学写诗填词，应该说，我是受了他的影响的。

到了高邮县城，已是黄昏时分。上岸一望，景象新奇：汹涌着万顷波涛的大湖，被高大的河埂拦在千家万户的屋顶傍，象一只巨大的水盆，悬在一群蚂蚁的窝畔；大运河，在拖船悠长的汽笛声中，从城边缓缓流过，象一条紧绷的丝带，牢牢地稳住水盆，不让它倾泻；两座古老的砖塔，在落霞的余晖里，一东一西地矗立着，象托在李天王的掌心，庄严地守护着古城的平安。

我们步行到城北的一条街上，杨玉喜老师的家就在那儿。街的两边，那些鳞次栉比的青堂瓦舍，在石板和碎砖铺成的街道上，留下东倒西歪的影子，楼上雕花的窗格，显示着曾经的古雅。那些门前台階和墙边阴沟里沉淀着岁月的青苔，就是这个古老的街面的老年斑。那些檐口枯瘦的瓦花，在少得可怜的污浊的灰土上挣扎。饥饿的黑夜渐渐地吞噬了残留的阳光，却把热情关在我们来到的杨玉喜老师的家里。

在杨玉喜老师家吃过晚饭，杨国兴老师就回去了，我留在那儿过宿，因为高邮中学明天才开始报名。

第二天，我背起被包，杨玉喜老师帮我拎着行李，领我步行至县府街。我接过行李，向他挥挥手，沿街向东，穿过一个座落在街心的楼亭，就到了学校门口了。

　　（二）两个语文老师

在高邮中学读高中期间，有两个语文老师我终身难忘，他们都是教我语文的，一个是戎椿年老师，另一个是蒋君滌老师。

1、戎椿年老师

戎椿年老师教我高二语文，我因一篇名叫《参观演习记》的作文受到他的批判。文中记述了我参观空军打靶的时候，心情紧张，有点害怕。这显然与勇敢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相违背的。黄继光连敌人的枪眼都敢堵，放牛的王二小能给鬼子带路，让新四军消灭，他们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你是怎么学习的？戎老师组织全班同学批判，还顺带把我高一的一篇写春雨的作文也拿出来批判。那篇作文，高一的语文老师是作为优秀作文印发给同学们欣赏的，但他却认为全文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吟风弄月，吟花弄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格格不入。他甚至为此出了一篇作文题，让每个同学来批判。接着校团委会召开一次批判会，校墙报《语文园地》也贴出了批判文章。这个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了，我不得不作检讨。我深挖自己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是读了一些封、资、修的书籍，特别是读了一些唐宋诗词，中毒很深，今后要多读革命书籍，要向革命英雄学习。

文化大革命刚一暴发，戎老师就受到批斗了。他是先被初中部的小将们批斗的。那天，我看见他双手捧一只篮子，篮子里放一棵连根抜起的狗尾巴草，篮子外面贴一张纸条，上写：“一棵大毒草”。一群小将们象赶牲口一样赶着他在校园里走，他嘴里不停地喊着：“一棵大毒草，一篮子黑货！”

我至今弄不清楚，戎老师为什么首先会被初中部的学生揪出来批斗？为什么让他喊这个口号？难道与他们有什么过节？

有同学怂恿我，乘初中部学生揪斗戎老师的机会去凑个热闹，我婉拒了。他们觉得我应该报一箭之仇。高二时对我作文的批判，使得不少同学不满戎老师的做法，为我打抱不平。他自己是出了风头，而对于我来说，不但精神上受了严重的打击，而且会影响我高考。在那个重政治表现的年代，思想不好的学生是很难被录取的，在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转折点上，是不该这样做的，而且不是被动而是主动的。在几个同学的督促下，我最后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墙上，批判他在课堂上散布封建思想，尤其是在教古典文学的时候。继我的大字报之后，语文教研组也贴出批判他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还有人在大字报里说他解放前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干过事，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一下，戎老师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牛鬼蛇神”了！

再见到戎老师时，是毕业后二十年同学聚会。那天我上台讲了话，还做了一首七律诗，讲完后，戎老师向我索要诗稿，说可发表在《高邮报》上，我没有给他，因为我心存戒备，怕他在诗里面再找出什么思想问题来。

2、蒋君滌老师

蒋君滌老师教我高三语文，高考前的复习阶段他对我的关心，我终身难忘。

那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前，临近高考了，我报的是文史类，属于第三类，另两类是理工和农医。那时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我们两个毕业班报考文史的只有三个人。那时没有什么临考前的辅导之类，全靠自己努力。

历史复习，我自己划了十几处重点，如红军长征的意义，李自成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失败的教训，等等。另外，还有些重要的历史年代，我必须下功夫去记。

语文复习，蒋老师给我开了“小灶”。他从他自家的藏书中选了十几篇短小的文言文让我翻译。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写水流冲击沙中石头，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噬沙为穴，穴深至石身一半，石则前入穴，如此反复，石头反被冲至上游了。这篇文章阅读理解起来有点困难。蒋老师还划了些文言虚字要求我理解掌握。许多时候这些作业都是在蒋老师家里完成的。

蒋老师有时也问问我的家庭情况，我如实告诉他父亲不知何因被开除了教师公职，现在家劳动，他听后没有说什么。有一次，他问我想报考什么大学，我当时年轻气盛，踌躇满志，梦想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他突然脸色凝重地劝我应慎重。他说：“不是说你北大不能去冲，而是你根本无法去读。你有没有与你父亲谈过，你家有没有经济能力供你去上这类大学？你说你上高中都很困难，靠助学金维持，上大学就更困难了。”他劝我应从实际出发，最好报考师范院校，因为读师范院校可以免交学费和伙食费。我心中颇不悦，但还是不情愿地问：“你看我报哪个师范院校好？”“你最好报本省的师范学院如南京师范学院，为了保险，苏州和扬州师范学院也应任选一个。不要好高鹜远，因为你先脱离农村，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至于学习，在工作岗位上还可以继续，还有你父亲的问题会影响你的录取，不能报北大！”现在回想起来，蒋老师说的话是对的，是对我的忠告，是对我真正的爱护。

以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遵从最高指示，废除了高考，大学不办了。我们还上街游行，欢呼这一决定。我在游行队伍里勉强地举手跟着同学们一起呼口号，但是心里却不是滋味，我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