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一个平凡人的年代行 （一）

如意

　 1955年7月25日我出生在甘肃省静宁县新街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1957年随父母到兰州市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校园是我从小成长的地方。

幼儿园（1960～1962）

　　我上师大幼儿园期间正是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的阶段，我记得我当时长大以后的理想是当“食堂的大师傅”，现在能回忆起幼儿园儿歌是“猪🐷宝宝，猪🐷宝宝，猪的浑身都是宝”。

师大幼儿园大班毕业照（1962.7）（我在第2排左2）

1962年8月，我从师大幼儿园大班毕业，开始到师大附小一年级乙班上学。

师大附小的校门和师大幼儿园的校门是并排朝北的，一墙之隔。上小学前对我们进行了两项测试，一是100以内的加法，二是在教室的墙壁上貼了一些挂图，让我们回答了一些问题 。从此我便走进了师大附小。

小学阶段（1962～1968）

希望从这里开始

一、启蒙恩师

　　西北师大附小创建于1942年，是隶属西北师大的一所从事基础教育，具有素质优良教师队伍，较好教学设施，良好社会声誉的学校。当时，学生来源主要是以招收本校教职工子弟为主。

一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是赵月霞老师。那年她刚从兰州师范学校毕业，才刚刚18岁，当时还梳着两条大辫子。她为了带好我们这个班，花费了很多心血。

1995年我女儿转学到附小，她又给我女儿当班主任。赵老师执教了我们家两代人，现在想起来，赵老师的音容依然历历在目，赵老师的教诲铭记在心，使我受益终生。

1989年，我们班的15名同学相约携带礼品去看望了赵老师，她见了我们非常高兴和感动。她拿出一大摞珍藏多年的影集，里面有她带过的历届学生的照片。她指认着我们的照片，说得上每个学生的名字，如数家珍地回忆起我们当年在学校的表现，虽然过去了许多年，有些同学的趣事赵老师还记忆犹新。老师和同学们齐聚一堂，谈笑风生，大家都非常兴奋。如今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才能体会到老师当年的情怀。赵月霞老师2004年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怀念敬爱的赵老师。

苏秀兰老师是我们班四年级的班主任，她工作能力强，班上纪律学习都抓的比较紧。1965年国庆节，兰州地区在盘旋路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师大附小组织部分学生观看庆祝活动，每个班分配了几个名额，苏老师指定我和几个同学参加。庆祝活动的大会主席台搭在兰州饭店和地震局之间，我们就坐在主席台的正对面，庆祝活动的整个场面看到非常清楚。

桑明礼老师是我们班5、6年级的班主任，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甘肃康县人，1970年调到康县1中。

何邦年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嗓音很好听。他的头发永远一丝不乱，衣着总是很整洁。平日喜欢将双手背在挺直的身后，中等个儿的他看起来很潇洒。每天全校放学排队，都是何老师整队，稍息！立正！向前看齐！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全靠他的大嗓门给同学们喊口令，讲事情。他动听的嗓门陪伴我们师大子弟一天天长大。

何老师有一次上音乐课的情景，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边弹钢琴边唱白毛女选段“卖豆腐攒下了几个钱，顺便买了二斤面，揣在怀里四，五天……唱着唱着潸然泪下，整个教室里雅雀无声，当时我们都很感动，回想起来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何帮年老师

　　我还记得师大附小的老师还有常毓书、梁小惠、杨载莲、李一平、马亚南、展之寿、蔡利天、王毓灵、王付丛、王文玉、裘桂芝、张世元等老师。

常毓书校长

常毓书校长

梁小惠老师

我和王毓灵校长

　　我们的老师一辈子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是老师用心血和汗水为我们奠基了人生的基础，我将永远铭记师大附小老师们对我的培育之恩。

二、回忆往事

　　小学毕业已半个世纪，年代久远，能回忆起的往事已经不多，仅能熟记六O年代的小学一篇课文片段：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你人大腰粗杆壮，又有骡马又有羊，入社好象吃了亏，穷人沾了你的光，手拍胸膛想一想，难道人心喂了狼? ”

　　我还能回忆起在二年级曾参加过一次特殊的测试，有一次数学老师指定几位学生参加师大教育系一个科研项目的测试（我和张立公有幸参加），一位老师先讲一个知识点，然后用流水作业的方式，由不同的人问你许多问题。主要测试你掌握接受新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能力。

今天，当我看到现在学校放学时校门口的情景，我就想起了我们上小学放学时“排路队”的往事。那时，每天下课放学时，都要在操场上按家庭所在住址（不分年级）排路队（例如：南苑区、北苑区、教眷楼、水塔区、党校、石油技校……），每队设有路队长（一般都是由高年级同学担任） ，全校各路队排好以后，由各路队长管理自己的队伍放学回家。年代变了，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上下午放学接孩子回家，是每个家长每天生活中的最大任务之一，放学时，校门口被家长们围的严严实实，水泄不通，人们人头攒动，翘首张望，接到孩子后问寒问暖，喜笑颜开。但现在的孩子们没有了我们儿时的自信和自立。

三、同窗挚友

　　沧海浮尘，芸芸众生。有缘同窗，有幸相知。我们这一届两个班学生毕业时大概一百名左右，大多数都是师大子弟，我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在学校是同学，出了校门是发小，父辈是师大同事，兄弟姐妹许多也是同学，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很熟悉，感情比较深厚。

　　我和张立公、胡先勤，罗钟伟，尤锡武、朱同力、韩明、李道刚（李京京）、田晓斌（田随斌）、李建、杨汉是乙班，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多一些。许多趣事我依然还历历在目。

　　张立公（张小蜂），陕西汉中人，从小天资聪明，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小学5、6年级，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不上课，我们天天就在师大校园和外面玩耍、游荡。

张立公记忆力好，表达能力强，经常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故事，师大原教材科有一个堆放废纸的窖，办公楼一楼东侧角落有一个堆放废纸的“纸房房”，这都是我们“听书”的好场所。每次我们进去躺在纸堆中，张立公就“开讲了”。《说唐演义》、《水浒》都是出自于他的口中，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这些故事情节我们到老不忘，记忆犹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到了武汉测绘学院计算机专业，1982年分配到四川测绘局计算机研究所工作。

多年来，我一直很佩服他，一是为人处事，二是才华横溢。张立公是个有闯劲，不甘平庸的人，他的经历十分丰富，80时代后期调到兰州大学教书，后来又办过电脑公司，经营过企业。退休后潜心钻研唱歌艺术，组织了一个岁月如歌合唱团，任团长和艺术指导。在2018年全市合唱团评级中名列前茅（全市76个合唱团，该团第14名，安宁区第1名）。该团的合唱《天边》登上了二O一九年甘肃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舞台。

胡先勤（左）

胡先勤，河北人，绰号“胡老六”。1969年3月随母亲下放到甘肃泾川县农村落户，高中毕业后，就长期在兰州上家教，学习大学数学和英语课程，77年恢复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大一、大二期间高等数学和英语免修，82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教育部公派出国研究生英语考试，获得了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为兰州大学争了光!在加拿大研究生毕业后，在加拿大当地就职，现在美国摩根银行工作，在美国著名的“911”事件发生时，他就在美国纽约金融街上班，当时他看到满天的纸张在飞舞，他还前去观看。96年他探亲回到师大家中专门来看过我，我们还促膝长谈过。

罗钟伟，山西人，高个子，皮肤白，绰号“白面 “，66年2月份，他从北京转学到我们四年级乙班，由于他在北京上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三道杠”，所以刚到班上，班主任苏秀兰老师很器重他。他家和我们家住的很近，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

66年4月份我们班搞了一次春游，是到师大对面的山上爬山，具体是由五六个学生组成先遣队在前面将写有某些文字的字条藏在路边的草丛石头下，让后面的同学找。罗钟伟是先遣队的，当后面的同学找到纸条快到山顶时，罗钟伟由于兴奋，从山上往下跑去迎接他们时，跑着跑着就刹不住车了，扑倒在路边，把胳膊和手掌都擦伤了。

60年代兰州市公安局在七里河桥上坡处设立了一个岗亭，矗立一个牌子“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每天有一个警察在此站岗，我和罗钟伟看到那个警察腰里挎的手枪很神气，感到很神秘，很想亲手摸一摸。我俩在征得警察的同意后，小心翼翼的抚摸着手枪，爱不释手。

77年恢复高考，他考到西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后一直在兰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曾任一届城关区政协常委，三届兰州市政协委员。

类似情景照片

　　我们上小学五、六级正值文革时期。无书可读，去处有限，打乒乓球自然成了我们在那个年代发泄精力打发时光的最佳选择。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专门训练过，只是在水泥案子和小伙伴玩耍。

我记得一般分为两队，每队有大将，中将和小兵之分，大将能打三个球，中将能打二个球，小兵只能打一个球，双方先互派一名大将出阵，对决后，输方再上中将……，常常玩的不亦乐乎。没有教练没有章法，但是球感和推挡等基本技能，尤其是对乒乓球的爱好，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直至现在。

在那没有娱乐只有“样板戏”的贫穷寡欲的年代里，一个几分钱的乒乓球，一只几毛钱的球拍，一个水泥台，给了我们多少快乐！

　　尤锡武，江苏人，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多年来给我很多帮助，他曾在西北师大、中央党校、兰州大学就读本科、研究生，在区属国有企业、安宁区工商局、兰州市工商局和借调省工商局工作。业务精湛，文字功夫扎实，现退休后仍被原单位返聘，退而不休。

朱同力，兰州人，语文程度好，他的母亲田老师曾担任我们四年级的算术，教学严谨，业务水平高。他曾在七里河区属国营企业、甘肃联合大学、甘肃省建设银行工作。

韩明，河北人，人很精干，办事能力强，爱好广泛，唱歌朗诵打球样样喜欢。一直在安宁区公安分局工作，曾任预审科科长、派出所所长、刑警队长等职。

　　张德福（张平娃），兰州人，语文程度好，体育突出。在小学期间曾荣获百米赛跑班级第一。

1969年3月与我家情况一样，随母下放到靖远落户，我们俩在自然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靖远四中一同度过了初中阶段。

他曾荣获五和公社乒乓球单打冠军，1971年招工到西北师大后勤集团工作一直到退休。

业余时间酷爱乒乓球运动，在西北师大退休人员中，球技算一流水平。现在，我们经常还在一齐切磋乒乓球技。

杨汉，甘肃平凉人，个子高，人长的帅，小时候是文艺少年，喜爱唱歌朗诵，退休前在西固热电厂工作，潜心钻研业务，手中有很多节能设备的发明专利。

有发明专利

有发明专利

田晓斌（田随斌），陕北人，绰号“田饼干”，心细。许多重要历史证件，都保存的平平整整，57年前的小学毕业证书和中学入学通知书现在看起来和新的一样。退休前曾是省级劳模。他也是小学同学50年聚会的总指挥。

陈新民，他和我多年来交往甚多，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也是好朋友，所以说我们之间是三代交情。退休以后，我俩又成了乒乓球球友。

他77年考入师大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兰州文理学院工作，教授，曾担任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职务。

四、我眼中的文革

我上小学五年级，全国正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文革年代，我们面临“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的境地，每天吃饱饭，就在师大校园中到处玩耍，从水塔山上到文科楼的核桃树下，从枣树林到生物园，……师大校园里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当时虽然我们小，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尽收眼底。

　 1.全国大串联

1966年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到北京串联学习破四旧经验、接受毛主席的接见。那个年代一分钱不用花，就可以到北京旅游一次，（坐车不要钱，住宿、吃饭有人管），我大哥、二哥、姐姐他们都先后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去过，当时我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十分羡慕他们。

到大串联后期，有一天，我二哥给我说要带我到北京去一趟，我十分高兴。当天晚上我们就背着家里人在兰州火车东站登上了火车。

一上火车我就被车厢中的情景吓坏了，座位上面、座位下面、过道中、行李架上、厕所里面、车厢连接处到处都是人，屁股贴屁股，肩膀挨肩膀，车厢里乱哄哄的，人群躁动不安。

晚上我就睡在过道中，有人走路不小心踩到我的肚子上，我睡的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

咣当咣当终于到了西安站，挤的我实在无法忍受，就哭着闹着要回家，我二哥只好带我下了火车，出了西安站，在站前大广场好好吸了吸新鲜空气，转了转，就打道回府了。

　　 2.一个女中学生之死

文革期间师大曾发生了一次打死人事件，轰动了全校，那天我正好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

那天师大革联在理科楼前毛主席塑像的台阶上召开大会，师大红三司和师大附中红三司长征团率人冲击会场“砸场子”，双方打成一团，接着红三司的许多人都向理科楼冲去，大肆打砸。不一会，突然传来一声枪响，随着枪响，离我仅有几米远处，有一个女生应声倒下，人们纷纷跑了过去，立刻跑过去抬起伤者就往校医院奔去。但为时已晚，没走几步路，伤者已没了生命迹象。 被枪打死的女生叫王桂莲，是师大附中高二的学生，是红三司长征团的，当时红三司的人说是革联的人打死的，声称“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天，兰州军区派兵把师大戒严了，只准进不准出。晚上，师大红三司的人就借机打砸革联头头的家，我们只听到外面一片打砸声。天亮后，才知道打枪的人原来就是师大附中红三司长征团的人。

后来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当时我们的确是年幼无知无畏，不知当时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还围过去看热闹。

　　3.批斗会、游街

在文革期间我们亲眼目睹了许多场批斗会，师大一般大型批斗会都在露天剧场举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批斗省上领导，每个人胸前挂着大牌子，由两个红卫兵扭着胳膊、按着脑袋押上场，在批斗过程中，每个人的态度也不相同，有的一上来就服软，嘴里直说“我该死，我有罪”。有的人坚贞不屈，宁折不弯，这种态度就会招来红卫兵的拳打脚踢，受尽折磨。

　　我父亲解放前上大学时，被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尽管组织上早已做过“历史清楚”的结论，但文革中仍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他没有被“关牛棚”，住在家里，工资也没有停发。(“关牛棚”的人晚上不能回家，吃饭由家属送）。

有一次全师大举行过一次大型的宣判大会，前一天，我们家的邻居张叔叔给我爸爸说：“老王，明天可能要开批斗会，咱们要穿厚些”。

那天，全校所有的系全部出动，把各系的牛鬼蛇神集中在理科楼门前广场，人人胸前挂着大牌子，轮番押上台宣布罪行，各个系的红卫兵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尽办法羞辱、折磨牛鬼蛇神。

我记得生物系最别出心裁，每个牛鬼蛇神都头戴各种式样的高帽子，身上穿的各种丑化形象的衣服。

开完宣判大会以后，红卫兵押着全校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围绕着师大校园转了一大圈，头发花白的”牛鬼蛇神“们斯文扫地。他们弓着腰，挂着大牌子，忍受着屈辱快步前进，还要承受着两边红卫兵的柳条、皮带的抽打和驱赶。许多人走得踉踉跄跄，跌跌撞撞。

我爸爸个子高，腰也弓不低，故那天游街头上、脖子上、身上挨了不少的柳条。

　　4.抄家

我记得1967年的一个傍晚，家中来了一个客人，是爸爸以前经常辅导的一位助教，他进门坐下后与爸爸客气地说话。（大概是有人派他来的）。

没过十分钟，师大的广播响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随着广播里的歌声，外面传来了啪啪啪的敲门声，那位助教对着爸爸说：“王老师，你站起来！”

父亲站起来了，“砰”的一声门被打开，我家来了四个体育系的男生。他们其中一人手持体育训练的明晃晃的马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一进门，他们就大声嚷嚷着叫父亲将反动证据交出来。

父亲嘴硬，冲着妈妈说：”把那些烂信给他们！“”烂信！什么叫烂信？“父亲所指的烂信是指爷爷的来信，信纸已发黄，平日放在书架上，妈妈顺从地把信交给了他们。

他们让妈妈打开祖传的大牛皮箱，从箱中搜出了三个袁大头的银元，并质问父亲：”你存银元是不是想变天？“爸爸无言以对，又拿走了家中的几个玉石配饰，家中墙上挂的四条字幅也被拿走。那是翰林写的字幅，十分珍贵。

书架顶上有一个小箱子，上着锁，他们让我妈妈打开，”没有钥匙”。妈妈回答。他们要砸开箱子查个究竟。妈妈斩钉截铁地向他们保证，箱子里是大儿子的无线电零件，他在兰大上学，里面再没有任何东西。他们才将信将疑地住了手，扬长而去。

1969年3月15日，爸爸”解放”了，他很高兴，第二天就与我和妈妈到照相馆照相留念。

　　受文革影响我们小学五、六年级断断续续没怎么上课就毕业了。

　　1969年元月我们收到师大附中入学通知书

　　1969年师大附中入学通知书

　　在这小小的一张54年前的入学通知书上，深深的打下了历史的烙印：

一是纸张的质量，很粗糙，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当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是录取方式，无需考试，由学校推荐，招生领导机构会同招生单位审查选拔。

三是报到时需携带的资料《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一九六九年元旦公报。

四是报到时交纳学杂费三元。

五是公章落款是“兰州市安宁区革命委员会。

1969年元月份，我到师大附中报到上学，是一连二排，班主任是宋玉庭老师，河南人。政治指导员是王连举，是兰州汽车制配厂的工人师傅。我记得上学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写批判稿、学工学农。我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还趴在“狼沟”的一块大石头上写过批判稿。

学工就是每天到兰州制配厂、兰州架子厂车间里到处玩耍和游荡。学农是到十里店大队蔬菜地里搬运瓜泥碗。我在师大附中仅上了两个月学，就随母亲下乡了。

　 十年文革，是国家内乱的十年，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悲剧绝不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