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而难忘的中小学岁月（下）

亲水闻笛

——写在入学读书六十周年及返乡务农五十周年

　　1973年春节后，我用架子车拉着床铺和各种用品，走进了那所虽不能赖以改变命运但也隐约承载着某种寄托的公社高中。办完一系列入学手续，正式成为公社高中第三届（2）班的一名成员。

相对而言，这所公社高中是比较简陋的。但它却是我截止当时所见到的面积最大、房屋最多、树荫最密的校园。近乎正方形的校园大致分为两部分：北面将近一半是操场；南面是两排砖瓦北房，正中间被一条南北向小路分割成四个条块，前排是两届四个班级的教室，后排是相应班级的宿舍；操场东北角和前排教室东南方的围墙附近各有一排相对低矮的平房，那是带家属老师的住处，作为东面围墙的一排平房，是单身教工宿舍和伙房。

　　也许因为一下子新增了大量高中，全县范围内的师资力量被统一进行了调整分配。入学后不久我便发现，高中的教师队伍是由四面八方的老师们组合而成的。他们有的来自原淮阳中学，有的来自其他老牌学校，其中多位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的传说般的大学毕业生。我的班主任兼生物学教师齐老师、二年级数学教师张老师、化学教师解老师、物理教师赵老师和缪老师都是大学毕业，二年级语文教师许老师、物理教师缪老师、二年级另一位数学教师曹老师曾是淮阳中学和淮阳第五中学的老教师，在全县范围内享有盛名。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使我深深感到，能够在这样的教师群体教导下学习是难得的机会，决不可荒废须臾时光。

当时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而高中校园里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仅就饮食而言，两年高中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经受折磨。按学校规定，学生需按照玉米和红薯片三七开的比例自带口粮，到学校过秤后发放饭票。学校有粉碎机，并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磨面。

两年多的一日三餐，都是用这样的面粉做成的“刀切馒头”，蒸笼的旁边是两大缸白开水。也有一些时候，除了馒头和开水，还有一大锅咸汤，一般是红薯片面糊加些盐，上面飘着几片象征性的青菜叶子。

　　时间长了，看到学校的馒头便心生厌恶。刚出锅不久的那种所谓馒头，是万万碰不得的。除非你能在两手之间飞速切换，否则那种黏和烫能使手指脱掉一层皮。玉米和红薯片混合后，很难能闻到玉米的清香，而是一种让人十分不愉快的 “甜”，并夹杂着隐隐约约的苦。

本人每次带往学校的粮食，都是经过父母精心挑选、筛簸除尘的。但并非人人都是如此，不少人家便是借此机会清仓出货，把霉烂粮食交到学校的情况时有发生。于是，那种五味杂陈的馒头就应运而生了。

母亲很有些烹饪的功夫，同样的条件下我们的饮食总会更可口一些。每次周末回学校，母亲都给我炒一些萝卜之类的蔬菜，返校时带上满满的一瓦罐，每星期的前几天里就有了下饭的依托。

有时候，伙房也可以帮大家加热食物。比如，新鲜红薯刚下来的一些日子里，大家可以带上一些红薯，用网兜装好交到伙房，开饭时去领。然而没多久，张冠李戴、鸠占鹊巢的恶作剧便一幕接一幕地上演，致使这一好端端的善举便很快不了了之。

　　按当时的正式学制，初中和高中各是两年。但到了我们那一届，后面又增加了三个月的学工学农，使高中阶段最终成为两年零三个月。在前面一年零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校园里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活跃气氛，老师一丝不苟地专注于教学，学生认真刻苦地聚焦于学习。如今想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各科都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知识储备又丰富了不少。在这个时期的语文课堂上，除了许多优秀的现代文学篇目，我们还学到了诸如《战国策》中西汉刘向的《触龙说赵太后》（当时课本上印作《触詟说赵太后》）、柳宗元的《封建论》和《捕蛇者说》、荀况的《劝学篇》、苏轼的《石钟山记》及鲁迅先生 (《文学和出汗》、《友邦惊诧论》、《纪念刘和珍君》、《药》) 等文学巨匠的一大批经典之作。

　　尤其可贵的是，学校里开设有一个不大的图书室，那里存有当时允许开放的小说等文艺图书，学生可以登记借阅。那一年多的课余时间，我曾借阅过多少图书现在已难以记起，印象较深的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山菊花》、《高玉宝》、《闪闪的红星》、《红岩》等。在镇上的书店里，我还曾用不知如何剩下来的几毛钱买了一套当时出版不久的浩然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对书中散文诗一般的许多精彩片段，我许多年后还都记忆犹新。

　　1974年春节后开学不久，从有线广播的只言片语中能听到把当代的林彪和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连在一起加以批判的消息。大概到了四五月份，一场明确的批林批孔运动波及到了校园。记得当时报纸上曾有一篇类似批林批孔运动动员令的社论。受学校指派，语文教师许老师带领全校师生学习了这篇社论。他以剖析语文课文的方法把社论划分为三部分，即为啥批、批什么、如何批。

根据上级部署，学校很快就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并踏着运动步步深入的节拍有节奏地付诸一系列行动。首先，在深刻领会了“为啥批”的前提下，学校以理清“批什么”为切入点，把以擅长古文而闻名的许老师抽调出来，辅导大家学习并认识林彪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反动体系。于是，全校四个班的语文课堂统一由教室搬到了操场，学习内容由课本变为儒法斗争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很快就习惯了每天抛开课桌、携带凳子赶往操场，像聆听大会报告那样，边听边在腿上记录许老师的讲解。

在那段时间里，许老师按照当时的学习材料和纲要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儒法两派的斗争历史、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论著和观点，并重点把孔子的经典论著《论语》分为若干专题，采取先释义后批判的模式进行讲述。

许老师的讲解生动形象且通俗易懂，每次的内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见其贤思齐焉，见其不贤而内自省矣”，“觚不觚，觚哉，觚哉！”，“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君子死，冠不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等等。诸如此类来自《论语》的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片段和语句，都在同学们三番五次调侃式的重复中变得朗朗上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场运动使我们获得了一次机会，在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扎扎实实地弥补了一块漏洞。

随着运动的推进，校园的墙壁上开始标语、大字报，并把矛头渐渐明显地指向了学校领导和个别老师。不知从哪天开始，学校进驻了贫宣队。所谓的贫宣队，实际上是从两个村子推荐出的两位社员，据说有些苦大仇深的过往。对两位贫宣队成员的食宿，学校按照教师的标准给予了精心安排。每当有全校大会，首先是两位贫宣队员作忆苦思甜报告。和着他们的声泪俱下，会场常常陷入一阵阵的沉默和寂静。

　　大约到了二年级上学期末，学工、学农、学军渐渐成为学校日常的主旋律。作为学工，我们曾走进公社拖拉机站，观看师傅演示柴油机的拆卸和安装，聆听师傅讲述各部件的工作原理和维修。作为学军，我们曾走进射击训练场，接受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培训，并在项目结束时在靶场上发射过平生仅有的三发子弹。

　　由于学校所在地周边环境的便利，学农是室外课堂的重中之重。夏收时节，我们曾多次赶往学校那一带的生产队参加麦收；秋收时节，我们曾走出校园到附近生产队收割黄麻（一种农作物，可高达三米，取其皮加工后可制成麻绳、麻袋等）；秋末农闲时节，我们曾到学校南边的秦阁大队、徐寨大队挖塘（灌溉蓄水的池塘）。在学校西南方向的张小楼村收割黄麻的几天里，当地社员的淳朴好客使我至今难忘。那几天的午间散工后，我们上百名学生被分派到村里若干家庭去用餐，受到他们明显高于日常生活水准的招待。足量的白面馒头、精心烹制的时令菜品以及温度适宜的浇汤面条，比起学校的白开水冲服杂面窝头不知要胜强多少倍！

　　为了使学工学农活动更能融入学校生活，思维活跃人士关于在全校开展学习饲养长毛兔的建议顺利获得通过。于是，学校雷厉风行，为各班的养兔活动开辟场地，并积极提供尽可能的条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各班都有专门的人员为兔子备草料、打扫卫生。学校领导对此始终给予高度重视，不断到养兔场地参观指导。每一窝新兔仔的问世，都成为全校的头条新闻。直到后来，关于新生兔仔第几天长毛、第几天睁眼的成长节奏，不少师生都了如指掌。

　　然而，学校的养兔试验很快就完成了由开始到鼎盛、再由鼎盛到衰亡的全过程。不知从何时起，养兔的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也不知曾被视为掌上明珠的一只只兔子后来都落户何方。

转眼到了高中二年级末期。正当大家等待毕业之际，学校却通知说年后再延长一段时间，以结束各科遗留的课程并增加一些学工学农的内容。

1975年春节后，我们再一次到了学校，以度过剩下来的这段“鸡肋”时光。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边半脱产似地在学校上课，一边走出校园去参加被分派的课外项目。

我被分配到学医小组，要按照排定的时间到公社卫生院参加实习。根据医院安排，起初大约两周的时间是理论学习，由医院指派的医生授课，主要涉及一些常用药品的功效和注意事项。

理论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药房帮大夫发药。每次取齐药品后，需经药房大夫核查再发给患者。过了一些天，我便慢慢熟悉了大部分药品的摆放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药房大夫的工作压力。

有一天，大夫让我练习打针。我看到练手的对象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心里便有几分发怵。在大夫的再三鼓励下，我终于拿起大夫准备好的注射器，用药棉消毒后对准孩子的屁股扎了一下。孩子的奶奶听到一声尖叫，见我在皮里肉外扎下个血印就停了手，终于突破了忍耐的限度，对我好一阵的痛斥。直到大夫接过手熟练完成注射后，孩子的奶奶才算勉强平息了余怒。

　　孩子那一声由我引起的尖叫和哭啼在我的心里回响了多年，每逢想起此事仍觉得不安，而孩子奶奶的那一通抱怨却给了我几分的宽慰。

大概到了“五一”前后，我们真的要毕业了。在离校前的一天，学校通知全体师生前去迎接同届毕业的县城下乡知青。我们按要求在学校南边的公路两旁排队站立，当看到正宗的知青们气昂昂经过我们的队列时，大家都按事先的吩咐鼓掌欢迎。

几天后，我们便拉起各自的床铺和生活用品悄悄地离开了曾度过两年的公社高中，从此踏上了茫茫的返乡务农之路。

后记 高中毕业以后，在铁锨、锄头等农具因我的倾力劳作而日益光亮时，耳边不断传来一些高中同学当工人、当教师或参军的消息，不断得知本大队的高中毕业生和部分初中毕业生陆续加入到了民师队伍。谁能想到，三年后我竟梦幻般地幸遇恢复高考。党的英明决策仿佛赋予我法力，使我能够大胆地放下农具、随同十二届毕业生组成的高考大军走进高招的考场，进而又昂然踏入重点大学的校门。当得知在他的一亩三分地眼睁睁冒出第一个大学生时，那位大队支书先生很有几分感慨地说“这事真没想到，要搁以前怎么也轮不到他。”支书先生说的是实在话。他的话无意间泄露了我未来的命运走向，也流露出他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那种开始松动的土皇帝地位的不舍和期待。然而，历史的车轮终究是向前的。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社会秩序逐步回归正常，那位支书先生没想到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直到他的灵魂化为鬼魂，僵尸化为腐朽，他所期待的那种“以前”再也没有到来。

（文中部分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