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七年高考

Chen玉泉

【↑杨开伦高中同学，一九七七年高考准考证】

　　那天，高中同学杨开伦在群里发了一张“眉山县一九七七年大、中专招生”准考证的照片。画面已经泛黄，却一下子把人拽回了那个年代——既觉得珍贵，又忍不住感慨。

一九七七年十月，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眉山县作为全省唯一的试点县，在十一月初举行了初试，只有通过的人，才能参加十二月中旬的全省统考。当时万胜区高中四个应届毕业班，总共两百多名学生，每个班只有寥寥几人通过初试。而最终统考结果出来，我们当中除了一位女生考上中专，其余全部落榜。

高考，成了我们这些77届乡村学生心中一道抹不去的伤痕。我们是文革中最后一批两年制高中生，那时没有高考导向，学校经常组织学工、学农，课堂学习时间被一再挤压。放学后，我们还要帮家里干农活。再加上不少老师并非科班出身，教学水平有限。种种原因，让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存在许多知识盲点，离高考的要求差得太远。

七月份高中毕业，我就匆匆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起早贪黑，没有时间复习。初试前，我在田里干活时不慎被农具伤了右脚掌，血流不止，大队的陈赤脚医生给我缝了几针。正因为脚伤没法下地干活，我才得以在家静养，意外换来几天宝贵的复习时间。可那时候，我连高中的基础课本都凑不齐，只好向邻队一位姓林的高中同学借书来看。

世代务农，身处偏僻乡村，我们对恢复高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更多是听天由命。没有能力，也没有方法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统考前，因为母亲长期患肺病，我去万胜区医院找熟识的王大夫开药。正巧，王大夫请了万胜镇高中一位政治老师给他侄女单独补课，也让我旁听了一节。那堂课讲的是“物质与意识”。听完课我感触颇深——原来并不是我愚笨，而是我们根本就没学过这些内容。

后来听说，王大夫的侄女经过最后冲刺，成功考上了中专。那时，也有老师和同学的家长对我寄予希望，鼓励我努力考上大学。

尽管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仍有影响，但我一直对文化课抱有热爱，成绩也比较好，还担任过几门课的课代表。记得在新四公社读初中时，班主任刘桂莲老师教语文。学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她让我们仿写一篇作文。经过刘老师评选，我们几位同学依次站起来在课堂上朗读。最后，我的作文被老师选中，她让我重新誊写一遍，推荐送到县里。我写的是我们公社一位姓俞的成都知青，不顾严寒跳进冰冷池塘，救起落水儿童的感人事迹。

或许正是这份对学习的热爱，加上高考失利带来的遗憾，让“读大学”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执念。后来我参军提干，终于跳出“农门”，有了光明的前途，但上大学的梦想始终藏在心底，也在持续学习数理化课本。再后来，武警部队新组建，招收第一批大学生。我在川渝地区连排干部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终于走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指挥学院，圆了中学时代的梦。

此时，我已高中毕业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