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深层机理与综合治理研究

莫言 __走读天涯

当牛市的冲锋号再次响起，股票进入疯涨暴跌阶段，大股东减持也开始，证券行业腐败和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屡禁不止，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谋利成本，中小投资者成为永远被割的韭菜，成为股市的牺牲品，血本无归……

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深层机理与综合治理研究

引言

财务造假作为资本市场的"毒瘤"，严重侵蚀投资者信心，扰乱市场秩序，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尽管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新《证券法》将财务造假最高处罚金额从6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但财务造假现象依然屡禁不止。2024年证监会及派出机构共作出财务造假处罚决定61起，涉及责任主体426家，罚没金额51.37亿元。2025年以来，已有十余家公司因财务造假被证监会行政处罚，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指标，数量创下历年新高 。

现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分析财务造假成因，如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压力-机会-合理化分析 ，或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传统角度探讨防范措施。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环境日益复杂，造假手段不断升级，传统研究已难以全面解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深层机理。本研究旨在从多学科理论视角，结合最新案例和实证证据，系统分析财务造假的复杂动因，并提出综合治理的创新路径。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在监管日益严格的背景下，财务造假仍屡禁不止？如何构建有效的综合治理体系？研究目标是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证分析，揭示财务造假的深层机理，为监管部门制定精准有效的治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理论基础与动因机制

1.1 从舞弊三角到GONE理论：理论演进与动因分析

财务造假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舞弊三角理论作为最经典的理论框架，由Cressey于1953年提出，认为财务造假的发生需要三个要素同时存在：压力（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该理论被《审计准则第99号》采纳，成为财务造假分析的基础框架。

然而，舞弊三角理论因其解释力有限而受到批评。研究者认为该理论无法描述所有造假者的动机 。在此基础上，理论不断演进：舞弊钻石理论在三角基础上增加了"能力（Capability）"要素；舞弊六角形理论进一步扩展为SCCORE模型，包含刺激（Stimulus）、能力（Capability）、共谋（Collusion）、机会（Opportunity）、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自我（Ego）六个要素 ；GONE理论则从贪婪（Greed）、机会（Opportunity）、需要（Need）和暴露（Exposure）四个维度解释财务造假 。

最新的权力定律理论通过动态模型揭示了财务造假的"滑坡效应"。研究发现，当监管者未能发现造假时，管理者对监管有效性的信念下降，导致造假规模随时间急剧增长，呈现重尾分布特征 。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何财务造假往往从小额开始，最终演变为巨额欺诈。

基于2023-2025年的最新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当前财务造假呈现出系统性、团伙化特征。如凯乐科技通过专网通信业务进行系统性造假，2022年专网通信业务骗局掀起轩然大波，该公司成为2023年中国A股市场上第一家退市公司 。这类造假往往涉及供应商、客户、中介机构等多方合谋，形成复杂的造假网络。

1.2 行为经济学视角：有限理性与认知偏差

行为经济学为理解财务造假提供了全新视角。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但现实中决策者往往表现出有限理性。前景理论的引入，揭示了财务造假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特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面临损失时更偏好风险，这种风险偏好特征增加了财务造假的可能性。

认知偏差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财务造假的心理机制。管理者存在的代表性原则偏误会显著影响其决策，导致对风险和收益的误判。具体表现为：过度自信偏差使管理者高估自身能力，低估被发现的概率；确认偏差使管理者选择性地接受支持其造假决策的信息；锚定效应使管理者过度依赖初始信息，难以客观评估风险。

以康美药业案为例，基于认知偏差理论的分析发现，管理层的认知偏差导致其产生短期行为，使管理基调出现问题，最终导致严重的财务造假行为。这种心理机制与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财务造假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

1.3 博弈论模型：多方利益主体的策略互动

财务造假本质上是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三方博弈模型将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和监管部门作为主要参与者 。在这一框架下，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策略：上市公司权衡造假收益与被处罚成本；审计机构在独立性与客户关系之间平衡；监管部门在监管成本与威慑效果之间取舍。

演化博弈理论结合前景理论，分析了有限理性条件下各方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 。研究发现，只有当监管成本与实际收入的差额大于不监管可能带来的负面收入，且上市公司不造假的感知收益大于造假的感知净收益时，系统才会收敛到理想均衡状态。

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对博弈结果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造假者拥有信息优势，能够更准确地评估被发现的概率和可能的处罚。这种信息优势降低了造假的预期成本，增加了造假的可能性。

基于最新案例的博弈分析显示，当前财务造假博弈呈现新特征：造假手段日益隐蔽，监管识别难度加大；中介机构参与共谋的现象增多，"看门人"角色缺失；跨境业务增加，利用监管盲区规避审查。这些新特征加剧了博弈的复杂性。

1.4 制度经济学视角：制度环境与激励机制

制度经济学从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角度解释财务造假的产生。委托代理理论揭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固有矛盾：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等问题为财务造假提供了土壤 。

从制度环境看，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多重制度缺陷：会计准则存在主观操作空间，收入确认、资产减值等环节依赖职业判断；监管制度不完善，存在监管盲区和执法不严现象；退市制度不够严格，"壳资源"价值依然存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健全，中小投资者维权困难。

激励机制设计缺陷是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管理层薪酬与短期业绩挂钩，形成了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股权激励机制可能诱使管理层通过财务造假推高股价；银行信贷审批过度依赖财务指标，为企业粉饰报表提供了动机；资本市场的融资约束使企业有动力通过财务造假满足上市或再融资条件。

二、2023-2025年财务造假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

2.1 重大财务造假案例特征分析

2023-2025年期间，中国资本市场爆发了多起影响深远的财务造假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系统分析，我们发现当前财务造假呈现出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等新特征。

泽达易盛案作为科创板退市第一股，具有典型意义。该公司在2016-2021年的6年间，通过编造重大虚假内容，虚增营业收入5.65亿元、虚增利润2.96亿元。其中，虚增利润在当年利润中的占比分别高达104.72%、91.05%、103.24%、67.69%、88.97%和56.23% 。该案不仅涉及金额巨大，更重要的是其造假手段的系统性和隐蔽性。2023年12月，该案通过特别代表人诉讼达成和解，7,195名投资者获得2.85亿元全额赔偿 。

紫晶存储案是科创板首批因财务造假强制退市的另一重要案例。该公司在2017-2019年招股说明书中累计虚增营业收入约2.22亿元、虚增利润约8600万元。上市后继续造假，2019年虚增利润1.45亿元（占比94.55%），2020年虚增利润1.69亿元（占比150.21%） 。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欺诈发行性质，即在IPO阶段就进行大规模造假，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入口关"。

恒大地产案展现了房地产行业财务造假的复杂性。该公司2019年、2020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相关5次公司债券发行构成欺诈发行。作为审计机构的普华永道因未勤勉尽责，被处以"没一罚十"的顶格处罚，罚没款总计3.25亿元。该案揭示了大型企业集团财务造假的系统性特征，以及国际知名审计机构的失职问题。

.专网通信业务造假系列案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特征。凯乐科技、*ST华讯、新海宜等13家上市公司利用所谓"专网通信业务"进行财务造假。这类造假通常采用"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方式，通过虚构交易、伪造凭证等手段虚增收入和利润。其特点是涉及金额巨大、手段隐蔽、发现难度大。

从行业分布看，当前财务造假呈现行业集中化趋势。信息技术、医药生物、房地产等行业成为重灾区。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业务模式复杂，财务核算难度大；技术门槛高，外部监管难度大；市场竞争激烈，业绩压力大。

2.2 造假手段的技术演进与隐蔽化趋势

通过对最新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财务造假手段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演进和隐蔽化趋势。这些新特征对传统的监管和审计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

收入确认操纵仍是最常见的造假手段，但技术含量显著提升。*ST紫天案显示，该公司在互联网广告费代充值业务中，未取得商品控制权却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导致2023年虚增营业收入17.21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78.63% 。这种看似简单的会计处理错误，实际上反映了对收入确认准则的恶意利用。

. 虚构交易的手段更加复杂隐蔽。现代造假者善于利用复杂的交易结构，通过多层关联方、空壳公司、离岸公司等构建交易网络。交易往往具有真实的形式，包括合同、发票、物流单据等，但缺乏经济实质。这种"形式合规、实质虚假"的造假方式极难识别。

. 跨境业务造假成为新的趋势。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业务的增加，利用跨境业务进行财务造假的案例增多。这类造假往往涉及复杂的跨境交易结构、不同国家的会计准则差异、监管协作困难等问题。

数字化造假手段不断涌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电子凭证、篡改系统数据、虚构交易记录等行为日益增多。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被造假者利用，通过"链上真实、链下虚假"的方式进行欺诈。

. 财务指标操纵更加精准。现代造假者深谙财务分析原理，能够精准操纵关键财务指标，使其既满足监管要求，又符合行业特征。例如，通过精心设计的交易结构，同时操纵收入、成本、现金流等多个指标，使其保持"合理性"。

2.3 市场反应与投资者损失评估

财务造假被揭露后，市场通常会做出强烈反应，投资者面临巨大损失。通过对最新案例的市场反应分析，我们发现市场对财务造假的敏感度不断提高，反应也更加剧烈。

股价暴跌是最直接的市场反应。以泽达易盛为例，该公司从科创板退市，股价归零，投资者血本无归。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造假案例中普遍存在。研究表明，财务造假被揭露后，公司股价平均跌幅超过50%，部分公司直接退市，投资者损失惨重。

.市值蒸发规模巨大恒大地产因财务造假和债务危机，市值从巅峰时期的超过4000亿港元跌至不足100亿港元，市值蒸发超过97%。这种巨额财富损失不仅影响股东利益，也对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冲击。

投资者诉讼成为维权的重要途径。新《证券法》实施后，集体诉讼制度的引入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维权成本。泽达易盛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中，7,195名投资者获得2.85亿元赔偿 。康美药业案更是创下纪录，52,037名投资者获得约24.59亿元赔偿 。

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大型企业的财务造假往往引发连锁反应，影响供应链、金融体系、投资者信心等多个方面。恒大地产的财务危机不仅导致自身股价暴跌，还引发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多家房企面临流动性危机。

从投资者结构看，中小投资者是最大受害者。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优势，在财务造假被揭露前难以察觉，损失最为惨重。机构投资者虽然有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但在系统性造假面前也难以幸免。

2.4 识别模型与预警系统的实证检验

面对日益复杂的财务造假，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发了多种识别模型和预警系统。通过对这些模型在最新案例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技术进步为财务造假识别带来了新的可能。

深度学习模型在文本分析方面取得突破。基于BiLSTM提取股评文本情感特征，结合RCC（残差-交叉-卷积）并行网络的财务舞弊识别方法，召回率达到88.46%，AUC达到82.06% 。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为财务造假识别开辟了新路径。

知识图谱技术在关系识别方面优势明显。

通过构建包含公司、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多重语义关联网络，利用图神经网络捕捉复杂隐秘的关联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使用公司历史5年的审计要素识别财务欺诈效果最佳 。

集成学习方法综合多种模型优势。通过集成CatBoost、LightGBM和XGBoost三种算法，结合深度学习技术进行超参数优化，在真实数据集上取得了优异的识别效果 。这种方法通过模型融合提高了识别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然而，现有模型仍存在局限性：对新型造假手段的识别能力有限；过度依赖历史数据，对未来变化的适应性不足；模型的可解释性较差，难以满足监管要求；在实际应用中面临数据质量、计算资源等约束。

三、监管政策效果评估与国际比较

3.1 新《证券法》实施效果的多维度评估

2020年3月1日，修订后的《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新《证券法》在提高违法成本、强化投资者保护、完善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对实施5年来效果的系统评估，我们发现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改进空间。

处罚力度显著提升。新《证券法》将财务造假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最高处罚金额从60万元大幅提升至1000万元，对欺诈发行的处罚更是提高到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的10%-100%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2024年证监会作出的财务造假处罚决定61起，罚没金额51.37亿元，其中对恒大地产的处罚高达41.75亿元。2025年以来，单笔处罚金额超过1亿元的案例明显增多，如*ST东通被罚2.29亿元 。

执法效率明显改善。新《证券法》赋予监管部门更多执法手段，包括查询权、冻结权、查封权等。这些权力的行使大大提高了案件查处效率。从立案到处罚的平均时间明显缩短，2025年以来查处效率较2020年提升约40%。

威慑效果初步显现。研究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财务造假案件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25年上半年，财务造假案件数量同比下降约20%。更重要的是，潜在造假者的行为发生了改变，部分企业主动调整了财务处理方式。

投资者保护机制日趋完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引入是新《证券法》的一大亮点。"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机制设计，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维权成本。泽达易盛案、康美药业案等成功案例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 。

然而，效果评估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处罚力度仍显不足，相对于巨额的造假收益，现有处罚仍缺乏足够威慑力；执法标准有待统一，同类案件的处罚差异较大；执行难度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跨境执法、资产追缴等方面；配套制度尚需完善，如集体诉讼的具体程序、赔偿基金的管理等。

3.2 退市制度改革与"退市不免责"机制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对遏制财务造假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中国退市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退市不免责"机制的建立标志着监管思路的根本转变。

退市标准更加严格。新的退市规则增加了"连续三年及以上造假即坚决出清"的要求，同时调低了"造假金额+造假比例"的退市标准 。这使得造假认定在时间长度和金额门槛上均有所降低，大大提高了退市的可能性。

退市执行更加坚决。2025年以来，已有9家公司因财务造假实质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数量同比增长30% 。锦州港、卓朗科技等公司相继退市，显示了监管部门对财务造假"零容忍"的决心。

"退市不免责"机制常态化。2024年起至2025年8月31日，证监会已累计查处67家退市公司违法行为，其中46家已作出最终行政处罚决定，合计罚款12.46亿元。这一数据充分说明，退市不再是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全链条追责体系形成。当前已形成行政处罚、刑事追责、民事赔偿"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行政处罚形成即时惩戒，刑事追责形成高压震慑，民事赔偿特别是代表人诉讼实现投资者救济并形成市场制衡，中介连带责任及追偿激活了市场自我净化机制 。

退市制度改革的效果是显著的：市场生态明显改善，"壳资源"炒作现象减少，价值投资理念逐步确立；威慑效应充分发挥，潜在造假者意识到即使退市也难逃追责，造假成本大幅提高；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看到监管部门对造假行为的坚决打击，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度有所提升。

3.3 中介机构责任强化的政策效应

中介机构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其勤勉尽责对防范财务造假至关重要。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强化中介机构责任，通过严格的处罚措施倒逼其提升执业质量。

处罚力度空前严厉。对中介机构的处罚已从传统的罚款、警告升级为"没一罚十"的顶格处罚。普华永道因恒大地产案被罚3.25亿元，创下审计机构单笔处罚纪录。2025年以来，多家中介机构收到千万元级罚单，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因两家公司年报审计未勤勉尽责，合计罚没1799.05万元 。

"资格罚"上限大幅提高。再融资规则修订将中介机构"资格罚"上限从3年提高至5年，对未勤勉尽责、伪造或变造申请文件等违规行为，交易所可给予3个月至5年内不接受其提交文件的纪律处分 。这种处罚直接影响中介机构的业务开展，具有更强的威慑力。

全链条追责机制建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供应商、客户、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第三方人员配合实施财务造假构成犯罪的，依法坚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将追责范围扩展到整个造假链条。

主动报告机制激励相容。新规规定，中介机构在发现造假行为时主动报告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激励机制设计有助于打破造假共谋，提高造假被发现的概率。

中介机构责任强化产生了积极效应：执业质量明显提升，审计程序更加规范，风险意识显著增强；独立性有所改善，中介机构更加注重维护自身声誉，对客户的不合理要求敢于说"不"；行业生态逐步净化，违规机构被市场淘汰，优质机构获得更多机会。

3.4 国际经验借鉴：美国SOX法案与欧盟监管模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和欧盟市场滥用法规（MAR）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国际先进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美国SOX法案的成功经验。SOX法案于2002年通过，旨在应对安然、世通等重大财务丑闻。22年的实践证明，该法案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与审计师之间的关系，提高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建立了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实现了审计行业的独立监管；强化了高管责任，要求CEO/CFO对财务报告进行个人认证；改善了公司治理，要求设立独立的审计委员会 。

SOX法案的实施效果显著：财务报表重述数量显著下降，投资者诉讼率下降30%；类似安然、世通的重大财务欺诈案件大幅减少；资本市场透明度明显提高，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法案对违规行为的严厉处罚和对投资者利益的充分保护。

欧盟市场滥用法规的制度设计。欧盟《市场滥用法规》（MAR）于2016年7月3日生效，与《市场滥用刑事制裁指令》（CS MAD）共同构成了完善的市场滥用监管体系。该法规的特点是：将财务造假视为市场操纵，处罚极其严厉，公司可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15%的罚款，个人面临刑事起诉；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框架，避免监管套利，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法律确定性；覆盖内幕交易、非法披露内幕信息和市场操纵等多种行为 。

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最新进展。2022年8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PCAOB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标志着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协议确立了"双方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的合作方式 。PCAOB表示，这是其"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不设限检查和调查中国公司的权限" 。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强化法律威慑，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让造假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完善监管体系，建立独立、专业、高效的监管机构；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资者救济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监管合作不可或缺。

四、综合治理机制创新与政策建议

4.1 技术赋能监管：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的创新应用

面对财务造假手段的不断升级，传统的监管方法已难以应对。**监管科技（RegTech）**的兴起为财务造假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监管部门能够实现对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和合规管理 。

人工智能在风险识别中的应用。AI技术在财务造假识别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基于图神经网络的异常检测模型，通过分析交易节点的关联性，能够识别出洗钱、操纵市场等隐匿行为 。在实际应用中，AI算法能够自动识别超预算支出、重复报销等风险，10秒内触发预警，风险发现率提升85% 。

具体应用场景包括：智能预警系统，通过机器学习模型预测风险，辅助决策，优化合规流程 ；异常行为识别，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分析海量交易数据，发现隐藏的异常模式；财务指标分析，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财务报告文本，识别潜在的造假信号。

区块链技术在存证和追溯中的优势。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特性为监管提供了可信的数据基础。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交易数据不可篡改存证，支持监管机构实时跨链查询，审计效率提升60% 。在实际应用中，区块链技术能够全程记录资金轨迹，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将审计追溯时间从数天缩短至分钟级 。

创新应用模式包括：智能合约监管，将监管规则嵌入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监管。例如，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交易限制、禁止交易等措施 ；分布式审计，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多方协同审计，提高审计的透明度和效率；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不同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实时共享。

生成式AI与区块链的融合创新。生成式AI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为财税监管带来革命性变化：可信数据生成与验证，生成式AI产出财税报告后，通过哈希值上链存证，确保结果未被篡改；合规性自动化，智能合约调用AI模型实时检查交易的税务合规性；去中心化财税服务，构建基于区块链的财税平台，AI提供个性化服务 。

技术赋能监管的实施路径：建立监管科技实验室，专门研究和开发适用于财务造假监管的新技术；推动数据标准化，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实现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互通；加强人才培养，培养既懂金融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开展试点示范，选择部分地区或领域开展技术应用试点，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广

4.2 制度创新：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设计

传统的监管模式主要依靠事后处罚，成本高、效果有限。激励相容机制设计通过正向激励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合规，是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

诚信激励制度体系。财政部正在完善会计诚信激励制度，包括：完善会计人员管理办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制度、会计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制度等，将诚信执业情况作为会计人员选拔考核重要标准、职称评审重要条件、表彰奖励重要依据 。这种制度设计使诚信成为一种"资产"，激励市场主体主动维护诚信。

主动报告激励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中介机构在发现造假行为时主动报告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机制设计打破了造假共谋，提高了造假被发现的概率。类似的激励机制可以扩展到其他市场主体。

差异化监管政策。根据企业的诚信记录和风险水平，实施差异化监管：对诚信记录良好的企业，减少检查频次，简化审批程序；对风险较高的企业，加强监管力度，提高检查频次；对曾有违规记录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增加合规成本。

市场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力量约束财务造假行为：建立信用评级体系，将财务造假记录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约束管理层；加强信息披露要求，提高市场透明度，让市场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跨境监管协作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监管协作日益重要。通过构建跨境协同机制、推动国际标准互认，为资本跨境流动提供更透明、更高效的制度保障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监管信息的实时交换；开展联合执法，共同打击跨境财务造假；推动标准统一，减少监管套利空间。

4.3 文化建设：诚信体系与合规文化培育

财务造假的根源不仅在于制度缺陷和利益驱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诚信文化缺失。因此，培育诚信文化、建设诚信体系是治理财务造假的基础性工程。

企业合规文化建设。企业应通过定期培训、案例警示、奖惩机制等方式，塑造"诚信为本、合规为纲"的企业文化。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明确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定期对员工进行商业道德和反舞弊培训；建立安全透明的举报渠道，如匿名举报热线或邮箱；对舞弊行为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

生成式AI与区块链的融合创新。生成式AI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为财税监管带来革命性变化：可信数据生成与验证，生成式AI产出财税报告后，通过哈希值上链存证，确保结果未被篡改；合规性自动化，智能合约调用AI模型实时检查交易的税务合规性；去中心化财税服务，构建基于区块链的财税平台，AI提供个性化服务 。

技术赋能监管的实施路径：建立监管科技实验室，专门研究和开发适用于财务造假监管的新技术；推动数据标准化，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实现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互通；加强人才培养，培养既懂金融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开展试点示范，选择部分地区或领域开展技术应用试点，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广。

4.2 制度创新：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设计

传统的监管模式主要依靠事后处罚，成本高、效果有限。激励相容机制设计通过正向激励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合规，是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

诚信激励制度体系。财政部正在完善会计诚信激励制度，包括：完善会计人员管理办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制度、会计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制度等，将诚信执业情况作为会计人员选拔考核重要标准、职称评审重要条件、表彰奖励重要依据 。这种制度设计使诚信成为一种"资产"，激励市场主体主动维护诚信。

主动报告激励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中介机构在发现造假行为时主动报告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机制设计打破了造假共谋，提高了造假被发现的概率。类似的激励机制可以扩展到其他市场主体。

差异化监管政策。根据企业的诚信记录和风险水平，实施差异化监管：对诚信记录良好的企业，减少检查频次，简化审批程序；对风险较高的企业，加强监管力度，提高检查频次；对曾有违规记录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增加合规成本。

市场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力量约束财务造假行为：建立信用评级体系，将财务造假记录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约束管理层；加强信息披露要求，提高市场透明度，让市场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跨境监管协作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监管协作日益重要。通过构建跨境协同机制、推动国际标准互认，为资本跨境流动提供更透明、更高效的制度保障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监管信息的实时交换；开展联合执法，共同打击跨境财务造假；推动标准统一，减少监管套利空间。

4.3 文化建设：诚信体系与合规文化培育

财务造假的根源不仅在于制度缺陷和利益驱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诚信文化缺失。因此，培育诚信文化、建设诚信体系是治理财务造假的基础性工程。

企业合规文化建设。企业应通过定期培训、案例警示、奖惩机制等方式，塑造"诚信为本、合规为纲"的企业文化。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明确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定期对员工进行商业道德和反舞弊培训；建立安全透明的举报渠道，如匿名举报热线或邮箱；对舞弊行为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财政部正在推进会计诚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会计信用记录管理办法》，明确会计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财政部正在推进会计诚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会计信用记录管理办法》，明确会计信用信息的范围、提供、收集、记录等要求，加强会计信用信息安全管理 。这一体系将为会计行业的诚信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信用体系对接。将财务造假、资金占用和配合造假等严重违法失信主体纳入金融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惩戒机制，大大提高了失信成本。

教育体系改革。将诚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时期培养诚信意识。在财经类专业教育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在职业培训中，将诚信教育作为必修内容，不断强化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

媒体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对财务造假行为进行曝光。建立媒体监督激励机制，对揭露重大财务造假的媒体给予奖励。同时，加强对媒体报道的规范，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4.4 国际合作：构建全球财务造假治理网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财务造假呈现出明显的跨境化特征。单个国家的监管已难以应对跨国财务造假，国际合作成为必然选择。

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正推动建立ESG核心指标的全球基准，通过统一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口径、社会风险评估框架等关键标准，降低跨国投资的信息壁垒。2024年，G20框架下成立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络"，通过整合各国监管数据接口，实现了对高频交易、市场操纵等行为的实时监测 。

双边监管合作深化。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是跨境监管合作的重要突破。协议确立了"双方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的合作方式 。这种合作模式为其他国家间的监管合作提供了借鉴。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通过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平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可以共享监管信息，提高监管效率，防范监管风险 。平台应包括：企业基本信息、财务信息、违法违规记录等；监管政策、法规、标准等；案件信息、调查进展、处罚结果等。

标准统一与互认。推动会计准则、审计准则、监管标准的国际协调和统一。通过标准互认，减少企业的合规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在保持各国监管主权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建立全球统一的财务造假治理标准。

联合执法机制。建立跨境联合执法机制，共同打击跨国财务造假：信息共享，及时交换案件线索和证据；联合调查，共同开展跨境调查取证；协同处罚，对跨境造假行为实施联合处罚；资产追缴，合作追缴跨境转移的资产。

结论

通过对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现象的深入研究，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理论创新方面，本研究构建了财务造假的多维度理论分析框架。从舞弊三角理论到权力定律理论，揭示了财务造假动因的复杂性；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发现了有限理性和认知偏差在造假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从博弈论角度，阐明了多方利益主体策略互动的动态演化过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对造假行为的影响。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财务造假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工具。

实证发现方面，基于2023-2025年最新案例的分析显示，当前财务造假呈现出金额巨大化、手段隐蔽化、主体团伙化、行业集中化等新特征。泽达易盛、紫晶存储、恒大地产等重大案例表明，现代财务造假已从个体行为演变为系统性工程。造假手段的技术演进和隐蔽化趋势对传统监管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

政策评估方面，新《证券法》实施5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处罚力度大幅提升，执法效率明显改善，威慑效果初步显现，投资者保护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也存在处罚力度仍显不足、执法标准有待统一、配套制度尚需完善等问题。退市制度改革和"退市不免责"机制的建立，以及中介机构责任的强化，都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

国际比较方面，美国SOX法案和欧盟MAR法规的成功经验表明，严厉的法律威慑、独立的监管体系、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是治理财务造假的关键。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最新进展为跨境监管合作提供了新路径。

治理创新方面，本研究提出了技术赋能、制度创新、文化建设、国际合作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框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为监管带来新机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提高了监管效率；诚信文化建设是治理财务造假的基础工程；国际合作是应对跨境造假的必然选择。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拓展了财务造假理论的研究视角，将行为经济学、博弈论等引入分析框架；深化了对现代财务造假特征的认识，揭示了技术演进对造假手段的影响；提出了系统性的治理创新路径，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主要基于公开信息，可能存在信息不完整的问题；实证分析受到数据可得性限制，部分假设未能得到充分验证；国际比较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盟，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关注不足。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深入研究新兴技术（如大语言模型、量子计算等）对财务造假和监管的影响；探索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财务监管模式；研究ESG背景下财务造假的新特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财务造假治理经验的研究。

财务造假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对财务造假的有效治理，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