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遇伯乐 天放挽歌——读《庄子》有感之廿九

海永贞

马遇伯乐 天放挽歌——读《庄子》有感之廿九

——永贞行者

当第一道烙铁灼伤马蹄，当第一根缰绳勒进口唇，那在草原上追风的生灵便死去了。活下来的，不过是伯乐手中一件成功的“作品”。《马蹄》开篇描绘的马之真性，如一幅自由生命的画卷徐徐展开：“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这寥寥数语，勾勒出生命最本真的样貌——自在、充盈，与天地共生。那“翘足而陆”的勃发姿态，是生命本然之“真性”的流淌，是“天放”的欢歌。

然而伯乐来了，带着“我善治马”的傲慢与雄心。他“烧之，剔之，刻之，雒之”，用羁绊束缚马的躯体，用饥渴驯服马的意志。铁烙、剪鬃、削蹄、戴笼头，再用缰绳马厩将它们牢牢束缚。这之后，更是饥饿、干渴、驱驰、整肃的驯化。当半数马匹在规训中死去，幸存者学会了“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它们不再是马，而成了与主人斗智的囚徒。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马之所以变得诡诈，非其本性如此，而是暴力驯化的结果。

这不正是人类文明的隐喻吗？陶匠用规矩改造黏土，木匠用绳墨改造木材，其本质与伯乐无异。进而，庄子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圣人”。他们“蹩躠为仁，踶跂为义”，“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苦心孤诣地制造出仁义礼乐这套精密框架。庄子犀利地指出：“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工匠将完整的树木砍削成器皿，圣人将浑然一体的人性分割成仁义礼智。一切的文明华章，无不以戕害生命的纯真本性为代价。

在庄子的理想国里，“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人们“织而衣，耕而食”，无知无欲，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并生。这不是蒙昧，而是生命与宇宙最本真的契合。大家“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保持着“一而不党，命曰天放”的生命状态——万物浑然一体，各自依循自然的本性而自由生长。

可是，我们已然回不去了。就像被驯化的马再也无法重返荒野，被文明浸透的人类也难以复归“天放”。我们发明了教育，却窒息了好奇；建立了道德，却催生了虚伪；创造了文化，却迷失了本真。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规训与“功名利禄”的鞭策下，我们如同被驯服的马，迷失在礼教的桎梏与利益的竞逐中，与那个“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赫胥氏时代渐行渐远。

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的思考失去了意义。恰恰相反，在标准化、工具化日益加剧的今天，《马蹄》篇宛如一记穿越千年的警钟。当我们为孩子规划人生时，当我们用单一标准评判成功时，当我们以“为你好”之名施加束缚时，是否都扮演着当代的伯乐？我们精心打造的文明，是否正在剥夺生命最珍贵的多样性？

《马蹄》篇绝非简单的复古宣言，而是一则关于自由与异化的深刻寓言。庄子所批判的，并非文明成果本身，而是那种将外在标准——无论是伯乐的“良马”范式，还是圣人的“仁义”规范——强加于生命，从而扼杀其内在活力与多样性的行为。每一个生命，无论是一匹马，一个人，还是一捧土，一段木，都有其不可规约的“真性”。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如何“塑造”，而在于懂得“不干预”，在于敬畏并守护这份“真性”，任其“天放”。

读《马蹄》，仿佛听见一曲为“天放”而唱的挽歌。那歌声苍凉而悲怆，既是对逝去自由的哀悼，也是对现存束缚的抗议。在效率至上、标准林立的今日，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曾在某个瞬间，感受到那无形的“月题”与“鞭策”之威？我们是否也在不断学习“介倪诡衔”的狡黠，以应对无所不在的规训？

这曲挽歌，不仅为马而唱，亦是唱给在层层文明铠甲包裹下，日益远离自然家园的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注定要在文明与天性、规训与自由的两难中前行，但至少，在心灵深处，还可以为那匹不曾被驯服的野马，保留一片驰骋的草原。那里，没有伯乐的鞭策，没有鞍辔的束缚，只有最原始的生命力在天地间自由奔腾——那才是我们永远失落却又永远追寻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