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老校长：大学之初

老温

作者：约瑟夫.毕启(原华西协合大学校长)

温江© 译自：边疆研究协会杂志，JWCBRS 6:91-104， 1934

“从东方地狱到西方天堂： 一个大学的成长旅程”。 

        - 毕启, 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

目录

创校记

捐赠之初

楼宇之初

土地之初

办学大纲和托事部

使命和任务

万事起头难

注：插图部分为原文所附，系复印版，不清晰。

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 约瑟夫 毕启 相片

图1， 建筑师荣杜易绘制（右下为签名）的校园鸟瞰图。全图金碧辉煌，大气磅礴，融中西建筑风格为一体。 全中式外貌，全西式结构，中华宫廷建筑外观，西方皇家园林布局。右边的绿色树林带，就是如今腰斩华西坝的人民南路路址，华西大楼里最美的红顶万德堂就在旁边（这是老华西和中外建筑师的评价，新华西人认为新万德堂才是华西最美的楼。看来千奇百怪，各有所爱是永恒的真理。）。这个设计，美轮美奂，荣氏绝对是费了心的。

　　 【正文】

1934， 毕启

二十五年前的一天，中国成都的一切，对西方人来说，都还似乎弥漫在梦幻迷离，模糊不清的迷雾之中。漫步于成都拥挤蜿蜒的街道， 跻身于身着奇装异服，模样诡异的当地人之中，你的直觉使你感到犹如来到了地狱。若说你正与魑魅魍魉，恶魔鬼怪并肩同行，你不会有半点怀疑。勿怪当时的外来人们常称此地为“东方的地狱（Eastern Hell）”。

图2，1910年的成都拥挤的街道（左）。大学伊始，1910年时华西坝最早的大学建筑。这是前荣杜易时代的三栋泥灰夹壁的川西民房（右）。（译注：此两幅图为译者所加，均为当时洋人所拍摄 （耶鲁图书馆藏）。其余诸图主要为原文所附）

　　不过，仅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位于成都城墙南端的这块占地约154英亩（约一千亩地）的地界已宛如漂亮的花园。处处沟端路直，路边种满了西方和本地的奇花异木。园内殿堂林立，到处是塔楼高耸的建筑群。成百上千的教师和学生，聚会于楼堂厅室之前，成双成对的情人，漫步于花丛树荫之间。于是人们给它安了一个与地狱相反的漂亮名字：中国“西方的天堂（The Western Heaven）”，或直接称它为：“华西坝”。

　　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述的“华西协合大学”，英文名叫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图2.华西协合大学的第一栋楼：亚克门塔楼。荣杜易设计，建于1914年。此楼于文革初期被拆除。

　　这是个什么大学？它是怎么来的？原来的荒坟野地，农田小径是如何演变为大学殿堂里的花园楼宇，以致被人们赞誉为“西方的天堂”？故事说来话长，它既充满了感人的磨难，悲伤的惨剧等人间戏剧，又因富有峰回路转，天降神奇的演绎而极具神秘的离奇色彩。这些故事漫长而曲折，非本文可以讲完。我这里只能就大学开始的几个小故事，略述一二。

首先，这是个什么大学？

　　（1），这是最初由四个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基督教新教差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现在是由五个教派差会和他们的3个妇女教会团体参与，由位于境外母国的大学联合托事部（The Board of Governors）主理，并加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董会 (The Board of A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参与管理的一间大学。这所大学最近已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注册，并且有2/3的董事会成员由本土中国人担任。

（2），大学由6个独立的差会学舍，和文学，理学，宗教，医学和牙学等四个学院及他们的三个附属医院， 再加上一个初级和高级中学部所共同组成。大学图书馆共有藏书95，000册。大学的考古，自然历史，和医牙三个博物馆共藏有53，000件藏品。其中11，600件藏品属于考古博物馆，集中地代表了中国西部和边疆土著民族丰富的文化历史。

（3），大学占地154英亩（约1000市亩）。共种有2，220株，共计27种不同的树木。沿校园道路两侧种有上万株整齐的灌木丛。道路两侧保留了原有的从灌县都江堰而来的古老的灌溉沟渠。这些水系灌溉着校园林木和循环着校内的池塘，再沿地下排水系统流入校北的河流。整个校园建设共花费资金超过100，000块金元。校内共建有21栋永久教学楼和集体宿舍楼，48栋居家楼，再加上相关的教学设备，总共花费超过50万美元。不过，以西方建筑的造价和成品的比率而言，这些建筑的价格仍然非常合算。如果把全部华西建筑群以一栋长70米宽20米的楼房为单位估量，它的总高度将会比此时的世的界最高建筑，纽约的帝国大厦还要高。按正常的2个银元换一个金元的比率换算，这些银元叠起来的厚度可以超过3公里长。

（4），1933年时全校教职工人数为120人。其中71人为中国人。不过，其中只有大约一半的教职工是全职教职工。同年的学生总人数为900人。其中355人为大学生，450人为高中生，120为高崎初中的学生。建校伊始，大学的毕业生逐年增加。自1910年建校以来，本校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仅2人。1916，1917，和1918年每年也只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19年的毕业生增加为5人，其中一人就是现任的大学校长（译注：张凌高校长）。大学总毕业生人数到1933年为止一共有232人。其中140人走上基督教会或其他宗教有关工作。51人走上经商或医牙科开业，32人在学校继续作研究生深造，还有9名毕业生已去世。创办大学的早期初衷是培养中国的基督教领袖，以上数字证实了办学的初衷已是名至实归。当然，这些数字还不是全部，它还不包括许多宗教和教师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同时，共有75名毕业生获得了医学或牙学的执业毕业学位。维持以上工作的年度花费大约为100，000金元和100，000银元。这些经费来源于学校的学费，岁收，工资，和教会董事会的资助。还包括大约650，000金元的董事会投入和教友的年度赞助。正是基于以上的资助，华西协合大学今天迎来了她的23岁生日。

创校记

并不像先圣麦基洗德一样该来就来， 也不似爱尔兰人常说的想有就有。这里肯定也不是先哲神灵布置好的计划。无论如何，所有发生的一切，绝对是有超越我们意愿的上天的指引，大学是实实在在地开始着她的故事。

要讲述大学故事的开始，最好倒过头去，去回顾开始前的最后那一步。所有的一切，都犹如圣经创世纪里的第一句话：“起初，神 … …”。( In the beginning, God … … )

图3， 1930年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平面图。它北临锦江河，南抵一环路，东靠红星路，西至浆洗街。

捐赠之初

浸礼会的泰勒（周忠信牧师）医生曾经诙谐地和我说过，“如果你有机会去纽约，你一定得去拜会一个叫亚克门.柯里斯的医生（Dr. Ackerman Coles）。别人告诉过我，他可是个肯捐自己身体器官（可理解为俗称的“割肉”的双关语）的人。你去问问他肯不肯捐一个器官给我们？如果他这一坨肉够大，那可够咱们用一阵的”。我于是到纽约的浸信会医院找到了柯里斯医生，并提出了我们的要求。

我给柯里斯医生看了我们唯一正在建的两栋大楼的相片。其中一栋带中国亭子的楼房引起了他的兴趣（图2）。柯里斯医生立刻迷上了这栋楼，并坚持说他可以付建这栋楼房的费用。我又给他看了更宏伟的图书馆的设计图片，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坚持他对亭子楼房的独有情钟。他说得斩钉截铁：“我一定要出资修这栋楼”。我告诉他有人已经出钱捐了这栋楼了。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吗？叫他退出就行了，我会来付款”。我反驳道，这可是美以美会（Methodist Church）的楼房，而且建在美以美差会的地界里。你可是浸礼会的教徒哟（Baptists）。他回答道：“我不管他什么美以美会或浸礼会，我只要建这栋楼”！两个月后，美以美会的捐赠人同意了他的要求退出，柯里斯医生如愿以偿。

后来，柯里斯又给我展示了他纽约家族的一些豪华地产。他说，有了这些，你和你的大学将会有取之不尽的财源。他还给我展示了雕刻有“亚克门塔楼”的一块不锈钢铭牌。他说这栋楼将用于纪念他的母亲亚克门，这也是他当时为什么要力争拿到这栋漂亮塔楼的捐款权的原因。他后来又加捐了一万美元的支票用作这栋楼的永久维修费用。这个故事是我们为校舍募捐的完美开始。

柯里斯医生后来又捐赠了大学的钟楼。他还赠送了钟楼上的4面壁钟和里面的铜钟机芯。不仅如此，他最终捐赠了他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一来用作华西协合大学所有建筑的永久维修和修缮费用（后来拆借华西协合大学也旧丢失了这笔终生贷款，有点可惜。 - 译注）。当我看到中国破旧失修的庙宇和西部省份里其他学校维护不佳的校舍，再比较我们大学里养护良好的校舍，我不得不感谢我们的捐款人对此作出的卓越贡献。维护良好的大学楼宇将会保证它们在现在和将来能历经岁月磨难而功能永存，这对我们的后人及朋友都将是功德无量。

同样幸运的是我们从霍尔地产公司（Charles M. Hall Estate）得到的50万美元的信托捐款。当时学校已建成的楼宇极缺家具，各系院的教学设备严重不全，社会心理和政治原因又迫使我们急需款项来增加学校中国籍的教师员工，巨大的社会压力又使得我们急待增加对本土文化研究的投入。同时，大学要在中国政府的注册需求也要求学校有大量资金注入。无巧不成书，霍尔公司的信托官员正好要他的律师在25分钟内和我们谈妥捐赠协议。双方的问答都同样简明扼要。“你想要多少”？“一百万”！我回答。这是我们急需，也是我必须索求的数字。一月后，我正要离美远赴中国，我和霍尔信托官再次见面。“你知道我会给你什么吗”？他问我。不等我回答，他说：“我们已决定赞助你的中国大学50万美元”（当年的50万美元不能和现在的50万美元相比。我爹1946-1950岁在美国留学，一月的生活费是26美元，包括吃住的全部费用，现在的留学生一月的生活花费要几千美元，差异已过百倍！即相当于霍尔公司现在的捐款额是近亿美元！）。

楼宇之初

　　在大学建设上，我们决定创立一种全新的，与中国传统风格相和谐的中西融合的大学楼宇建筑风格。我们的这一建筑风格后来被也中国的其他基督教大学广泛采用。由于初始资金的貶乏，我们决定把各差会在市区建立的三所中学的学生，教师和设备汇集起来，搬迁到（南门外）未来大学的新校区，作为大学启办的预备资源。我们先修建了一座中式的临时学生宿舍，它的厨房则临时用作教师的宿舍。另建了三栋漂亮的“泥灰夹壁”的纯中式平房来作为临时教学用房。后来又通过“搭偏偏”的方法将就这些平房扩展成更多的教室，为1910年的大学开学启动准备了足够的用房。由于当时资金短缺，在新的永久性大学建设方案确定之前，这三所临时平房就是新大学初始时的全部家产。

　　1912年，校董会在伦敦开会决定正式成立大学的托事部（Board of Governors）。在托事部的第一次会议上，审定了聘用伦敦的荣杜易父子建筑公司承担华西协合大学的的全部建筑设计工作。该公司的负责人荣杜易先生于1913年访问了成都的未来校址，并正式提交了大学的建筑规划方案（图3）。荣杜易创立了一种既富有最华丽的中国建筑元素又具备稳定的西方建筑结构的建筑风格。他的设计方案和建筑风格不但在大学设计竞标中获奖中标，而且在他访问成都实地展示时得到了当地政要，民众的一致称颂。当时托事部把三份参选竞标的大学设计方案匿名展示给成都的本地名流，士绅，由民众投票他们中意的楼宇校舍。结果，荣氏的建筑审美观和中国士绅的审美情趣不约而同。他的设计方案以其优美秀丽的造型和大气磅礴的布局得到了当地士绅的一致认同。这一与托事部完全一致的认定，不但证明了托事部在大学建设中中西混合风格的决定的正确 ，更由于荣杜易的加入而为托事部开初的模糊意愿增添了扎实的专业内涵。依于此，这种高水平的的东方大学建筑风格也使华西协合大学在中国的大学建设中独树一帜，气势不凡。

图4， 1914年建成的华西协合大学的第一栋楼：亚克门纪念学舍。此楼于文革初期被拆除。

　　面对如此精美的校园设计，一位来访者说出了大家的一点担忧：一个如此精美绝伦的校园和这么多宏伟壮观的楼群，一定会让大学董事会和这些外国的差会花费不菲吧？无疑，这些人的确是看到了美妙绝伦，但他们肯定忽略了也会有的神迹惊喜。接下来的事实是，这些美丽的大楼几乎没有让董事会破费几多。从建楼一开始，或是通过托事部，或是通过各个差会，这些大楼就源源不断地得到私人的慷慨解囊和无私捐助。

　　大学的第一栋大楼是在1914年10月3日得到美以美会（Methodist and Episcopal Church）为纪念贾会督（又译贝施福）牧师的捐赠。此楼一经建立立即就用于大学的教学。同一天，另一栋称作亚克门学舍的楼房得到了纽约的柯里斯医生 (Dr. Ackerman Coles) 的全额捐赠以纪念他的母亲亚克门。紧接着，纽约长岛北岸的罗恩甫夫妇（Mr. & Mrs. Joe Morrell）为纪念白槐氏（Mr. Whiting）捐建了行政事物大楼（怀德堂）；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的霍特先生（Mr. Jairus Hart）为纪念加拿大来华传教的先驱赫斐氏捐赠了赫斐院（合德堂）大楼；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万德门（Vandeman Family）家族捐赠了万德门纪念大楼。以后是美国费城的斯卡蒂尔古夫人 (Mrs. Thomas Scattergood）捐赠了斯卡蒂尔古夫人纪念高中（即后来的华西协中）。再接着夏威夷的嘉德尔顿医生夫妇（Atherton Family）又为纪念其子捐赠了嘉德尔顿纪念生物与预防医学大楼（嘉德堂），美国达科塔州（老温后来的家乡）阿巴丁的赖懋德夫妇（Mr. & Mrs. B.C. Lamont）捐赠了懋德堂（赖懋德纪念图书馆大楼）。伦敦的亚兴登(Arlington Trustees)捐赠了广益大学舍（雅德堂）。紧接着，纽约的柯里斯医生再捐赠了柯里氏钟楼。英国伯尼维尔的嘉弟伯氏（Mr. George Cadbury）（译注：以及后来加入的捐款人刘文辉将军）捐赠了嘉弟伯教育学院大楼。以后，多达10栋以上其他大楼也陆续加入华西校园。它们包括：女生院（Women’s College Building），巴士福纪念学舍（Bashford Memorial Dormitory) ，重庆刘子如（Liu Dsi-ru）捐建的刘子如协中礼拜堂等。到此为止，总计共21栋教学楼和48栋住宅楼已在1910年初始的厨房和那3栋临时教室楼的附近陆续崛起。

　　如此多的神迹大作从何而来？大概只有从主的意愿中找到答案。路加福音说：“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了”（Your Father knoweth that ye have need of these things）。如主所言，所有这些需要都全部一一兑现。此后，以临床医院为中心以及邻近的医学院建筑群已经得到了摩尔夫人（Mrs. Benjamin Moore）和诺特曼先生（Mr. W.A. Notman）的第一笔捐款。它们何时开始动工兴建，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一旦它们开建，它们将绝不会是廉价和俗气之物。与西方基督教在这里开始的其他事业一样，它们一定是一个非常给力，并且华丽壮观的建筑群。

                                     土地之初

　　在既无大学托事部的资助，大学银行账户上也分文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已开始在成都寻觅大学的理想地址了。我们最初是从地图上搜寻。1906年时我们曾着意过沿河到雷公庙（现望江楼区域）西端的一片地域。到1907年早期，我们转而聚焦到城南目前校址附近的60英亩土地。在加拿大差会预付了购地的头款之后，构建大学城的工作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在1908年早春的大学规划书上曾记下过如下的话语：“基督教协合大学的地产是一块约60英亩的类似于木匠角尺形状的不规则地域，角尺的一头朝向北边，另一头则指向西边。靠河边的北翼从中间会分为两区（见地图上目前的校北路和校南路），英国的公谊会使用路西区，而美国的美以美会则占用路东区。角尺的西翼也被一条东西向的线分为两区（见地图上的校东路和校西路）。路北一侧靠直角转弯的中心一代被留作建设大学的公共楼群。这一区域有一大块死活不卖的“钉子户”梁富坤行会的地产，还有三块有上千坟墓的坟地。此区的西面及北面被划给美国浸礼会使用，路南以及尚未能购置的区域会交由加拿大的美道会和英国圣公会使用，每一区域都有大约10英亩（约合60余市亩）大小。”

图4，最早的医学院楼房，1914年建成。1922年拆除。

　　土地的购置充满了“死 活”之争和“天 地”之斗。 为准备事务所大楼的地基，我们必须移走成百的无主坟地里的“死”尸；而要移除事务所大楼门前的“钉子户”，我们不得不得动用数倍于地价的“银山”去移走这些“活”障。为购得建设必需的土“地”，我们又从“天”降神兵，发动了高至胡省督在内的高官去帮我们打压和强买那些顽固的行会的地产。行会首领终于服了我们，说出了我们想听的话：“地现在属你们了”。我们为历经艰难所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再经历了数周的努力，我们拿到了迁坟的批文。我们也平息了挖坟工人之间的争斗与纠纷。尽管有些为迁坟购置后来也不了了之，我们确实购买了新的坟地以安葬这些移魂。我们终于获得了成百上千份盖着红印的坟地地契。不少土地的确是不得不重金购入的，此时的金币似乎都不再是黄金铸成。不过，转角上那块死活不让的“拿伯”（译注：圣经中不让地的人物）水田仍然卡在我们的设计图上。校园里按指南针和北斗星标画的正南齐北的道路有时也不得不拐一点小弯去避开那些死活不让的钉子地。各差会以前规划的地界有时也不得不做一些小调整。总之，建校之地来之不易。

图5A， 华西协合大学的事务所大楼（怀德堂）。前面观，1919建成。

图5B， 作者绘制的华西怀德堂的国画。华西协合大学于1950年被解体后，此楼现已改作华西医科大学的办公大楼。

　　1910年6月，“大学联合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聚会，就一个振奋人心的办学企划取得了一致。稍后，会议决议稍作修改后也得到了各差会总部和临时管委会的批准。至此，一个由多方协作筹办大学的计划已达成协议，尽管还未正式授权，临时管理委员会已决定筹建主管大政的大学托事部（the Board of Governors）和主管行政的理事部(Senate)。

　　理事部于1911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全会。决定并立即选举了理事部的执行官员，并讨论了托事部主席人选事宜。临时管委会决定托事部主席应该是由一位美国，加拿大或英国教育界的杰出人士来担任，遴选合适的主席人选的时间初步定为3年，并要求理事部从合适的人选中提名。至1913年10月16日，理事部选出了托事部主席。

　　类似此次伦敦会议的商讨会议其实早已开始。早在1904年12月我们就开过一次会。当时由4个在成都的差会组成的委员会曾就办学的事宜达成过一个协议。1905年的4月28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以上4个差会中的3个选出了他们的代表，联同中国内地会（CIM）差会（译注：此教会后来退出）和英国圣公会差会，决定开始正式商讨一个创办联合的基督教大学的计划，并决定要组织一个共同机构来统一管理大学事宜。决议规定由参与筹办的各差会分摊责任，各自贡献自己差会的一份力量。 大学理事会和管委会的成员也由各差会分摊，并按相同比例提交办学物资和管理。当时一份股份定为5000美元或1000英镑，包括出具一名教师和提供自己差会学生的学舍。也就在1905年，大学筹建顾问委员会向各差会的宗主国教派提交一份建校大纲（参见1905年“华西传道及华西教会新闻”刊载的第一次公报）。

　　为弥补上一次的失算，我们此时开始筹划第二个办学大纲来实施以上的设想。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模拟很有特色的牛津办学模式。实际上，美国的许多大学后来也采纳和完善了这种类似的模式办学，这种绝妙的协同联合办学的方式会非常适合华西的办学。为保证每一位参与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我们仔细的拟定了细则，既保证了各差会学院/学舍高度的独立自主性，同时又极有利于发展代表集共同利益的中央核心教学环境。这个计划既有利与各差会自己的发展，也极大促进了他们对建立西部综合大学的积极参与。我们还努力争取了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美国的西北，芝加哥大学，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等参与到我们的计划中来。

吸取了以以往的经验，这次我们学聪明了。我们这次没有把第二份详尽的办学大纲直接寄给各差会的总部。相反，我们交公谊会的何杰金（霍德进）医生（Dr. Hodgkin，译注：不是发现淋巴瘤的何杰金医生，是弃医从教的何杰金/霍德进医生，两人同姓，且都是英国公谊会要员） 亲自把这份大纲带回英国，而由我则把它带到美国。我们认为这第二份办学大纲将不会和第一份那样受到教会本部的冷落。相反，各教会总部一定会积极的参与进来。吸取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这次的努力一定会让大学得以开工动土。新的大纲充分解释了华西协合大学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组织结构和办校方针。它的结构优于中国或世界上目前其他所有已知的大学。 经验告诉我们，这次的出击一定会感动上苍，载誉而归。大纲中我们充分强调了各教派和差会学院的独立自主和利益保障， 同时又充分阐述了新颖的中心公共校区的互动互享效益。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仅中心校区一项动议我们就得到了超过百万美元的投资。我们不禁要高唱：“上主之作為何等奧祕，上主之行事偉大神奇”！（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s. His wonders to perform !）

计划无限好，只是路难行。在美以美会总部要到资助并不算难。我说，“你们将会在大学里有自己独立的校园。如果你自己建校的力量如果不够，别的人多半会乐意来帮你的忙，何乐而不为呢？”“行，”他们回答，“我们同意开始，不过要记住，别人帮的忙我们可不会还他们钱的。”我们又到了美浸理会总部，他们的一个人问：“你知道，我们历来是支持做些事业的。问题是，就你们的计划，我们投入进有所值吗？”我回答道：“如果你不投入，你啥也得不到。 如果你投小头。你会有些小收获。如果作大投入，那你的回报自然就非常巨大。”结果，他们采取了投大头的方式。他们对未来的华西协合大学给予了巨大的物质支持。赞助人，包括董事会的秘书巴博（Dr. Barbour），莫奈. 韦廉士先生（Mr. Mornay Williams）和恩奈斯. 巴敦医生（Dr. Ernest D. Burton）后来都成了华西大学最好的朋友。

拿到加拿大教会总部的钱就远不那么容易了。他们的一本正经的秘书和总监答应了我们的计划，条件是他们要在华西大学里建一个加拿大美道会学院。当我们邀请他们去纽约和美国的两个教会总部一起商讨细节，他们则要求别人也一定要参加他们的年度报告会。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可以出钱，我们可以出人，但我们也要在大学里有我们自己的加拿大学院。”后来我说，“你们如果不去纽约，那美以美会和美浸信会的人可以来多伦多会晤你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终于让步，答应去纽约了。这一天尽管似乎一事无成，我们最终还是拿到了高琦医生和我们的商议草案。高琦医生后来也成了大学托事部的首任主席。大家于是决定召集一次有五个教派总部参加的联合商讨会，会议邀请英国公谊会派一个代表团过来。

公谊会霍德进医生在英国的事情进展顺利。他们的代表团也已组团，并即将起航赴纽约共同商讨华西协合大学的筹建大纲。这次的纽约大会很值得纪念。四个教会都是全权参与，协作和谐的精神贯穿全会，大家都齐心协力共商建校大业。同样的热情也来自华西成都的差会，他们也很快给各自的总部发来支持的报告。各教会总部分别批准了大纲并组建了代表团赴伦敦正式组建华西协合大学的托事部。我们在成都的人员也积极配合。这样，离创建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始，仅是一步之遥。

使命与任务

如前所述，1904年12月，成都的筹委会启动了要在这里办教育的设想。1905年4月，尽管一切都还停留在纸上， 各差会的代表们已经草拟了一份筹建联合大学的大纲。由各差会代表组成的华西大学筹备委员会也已决定5月5日要召开预备会议。成都地区筹委会 指定了由启尔德医生和我在会上向华西大学顾问委员会阐述和赢得我们的办学计划。会议进行了3个半议程，接着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公开会议。下面是我摘引的秘书处的大会报告所陈述的会议精神：

“从各国各地前来的9位代表，带着基督王国的共同意愿，亲如一家，于此共商建校大计。经过了三次三小时以上的会议议程协商，大学筹备委员会已作出重大决定： 我们将联手在中国的西部筹建一个崭新的基督教协合大学。这是会议得出的最有价值的决定，也是我们目前最重大的决策。

“5月5日，启尔德医生和约瑟夫. 毕启牧师向委员会陈述了一份列举了保证各差会权益的详细报告。在讨论中，大家深感犹如在神的指引下，圣殿教堂开始踏进了华西新纪元。尽管路途艰难，有摩西站在红海岸边号召的力量，人们信心百倍。委员会宣布原则批准了协同创建华西协合大学的建议， 同时也批准了办学的大纲，并决定在5月8日召开公开会议，向民众宣讲讨论。经过彻底详细讨论了整个计划后，于星期一晚上召开最代表性的大会，除了普通代表， 还有美浸理会的周忠信牧师（Rev. J. Taylor），美以美会的毕启神父 (Rev. J. Beech) 和蒋友勤牧师（美迪肯斯大学 Rev. J. W. Yost）, 加拿大美道会的文焕章牧师 (Rev. Endicott)，启尔德医生 (Dr. Kilborn)，杜焕然牧师 (Rev. Stewart)，还有柯克士牧师（Cox）, 莫惕模牧师（Mortimore），白宝玉夫人（Ms. Brackbill）, 斯文安 （Ms. Swann） 夫人，以及文学交流会的戴维宜先生（Mr. Davey）。

图6， 1934年的医牙大楼， 即现在的第八教学楼。两边的侧翼已经完工，但中心部分还在施工当中。图中显示的东翼则是最初的华西牙科学系，其余部分为医学系所用。

　　“尽管会议中各方充分探讨了办校的难度和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大家一致认为，由多家差会联合协作筹办具有中心校区方式的基督教大学是在中国的西南部最适合的方式。会议主席宝阿瑟牧师（Rev. A. T. Polbill）热烈欢迎会友的积极参加和充分讨论。宝牧师表示，对他而言，办大学是件新事物，但仔细听完办校方案，他心中日渐明晰，信心倍增。纵有千难万险，他相信大学建设必会披荆斩棘，破浪前进。他尤其赞赏的是各教会在办校活动中难得的齐心合力和团结一致。他表示他本人必将全力赞助和推进大学的建立。

“柯勒顿牧师（Rev. Claxton）表达了英国圣公会对委员会的有益建议。他说，联合办校的决心和努力已经得到了展现。作为筹办华西协合基督教大学的第一步，应该努力创建一种条件，使新的大学具有从小学到研究生教育的一系列完备的课程。每个教会都应出具一名代表来组成一个考察和检验机构以促成这个系统的完成。

“会议表决了如下议程：（1）建立一个联合教育委员会。（2）筹建一个协合办大学的组织。

“委员会一致决定，在听取会员的意见后， 修改了各方协同的华西办学大纲。其目的旨在集中所有力量和资产，在成都筹建全新的基督教协合大学。委员会也一致决定，各教会应立即按大纲规定的方案计划开始自己的行动。

　　“以上决议的通过，极大地鼓舞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坚信神在大家的心中。神的激励和佑助，即将普降于世，降临光耀他在华西的众生。正如英国公谊会的代表所感叹过的， ‘我们必须感谢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会议中时时刻刻感受到了他的降临，他的指引真是无时不在。’

　　“我们要感谢在会议全程体现的团结一致。它体现于所有的讨论过程，决议的通过， 尤其是在各派协同，共办教育的各项工作中。

　　“当筹委会的各位成员回到各自的差会，必将会把会议期间彰显的神迹和精神，带回各个差会的具体工作之中，极大地促进建校事项的落实和开展。他们必会以基督教新教所具有的合作精神，促进各差会在建校过程中更加积极地协同行动。”

　　这次会议也面对了我们本来试图避免出现的偏差，比如，我们开始打算创建一个大学，结果它有时会偏移到产出了一个小学的系统或学习课程。我们试图坚持一种立场，那就是除非我们的某个学院或大学有需要，或我们需培养自己的教师， 我们不会，或不应该去开发这种非大学的教育系统。奇怪的是它确有可能发生。我们的大学也的确需要一份小学的教育系统。就如学校本意是要保留地板，而最后却得到的是时间。但大学的确需要一个小学或中学的系统来作为大学的基础（译注：中国当时还不存在为大学准备的相联基础教育系统， 如英国的伊顿公学/剑桥大学）。结果大学确实发展了他的中，小学的系统。华西大学史无前例的也任命了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委员会。以后，到1925年，这个委员会发展成了华西教育联合会（West China Education Union, WCEU），一个附属的完备的中，小学教育系统。它先后共录取了3200名学子。 它由大学直接领导，它的秘书也是大学职工，它也得到大学托事部的支持。 这个联合会，连同华西大学及他附属的师范学院，在今后的时期中得到了飞速和高效率的发展。其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当时中国和世界上已知的所有类似教会教育系统中的任何学校。不幸的是，如此优秀的教育体系，在1926-27年政府强制教会学校必须注册的时候，华西教育联合会未能通过审批，这不能不是基督教教育的一大悲剧。

到1910年，共有11名学生准备进入大学学习。1911年的辛亥革命造成了大学停课。以后大学转入在成都的加拿大医院继续上课。最终，一切努力化为乌有。动乱让所有教会人员都接到领事通知，被撤离到了上海。以后回来时， 1915年有2名学生毕业，1916年1名， 1917年1名， 1918年也是1名。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大学毕业生。余下来的历年毕业生在大学年鉴里可以查到。截止至本文撰写时为止，包括1934年的毕业生，华西协合大学总共培养了163名毕业生。”

万事开头难

1904年早秋，美以美会在成都靠近文庙的地方，建立并开始了他们学舍的工作。学院教师包括有3位教会人员和2位中国教师，当时还没打算马上扩大师资队伍。在临街隔壁不远的地方，中国政府也成立了一所准备作较高等教育的学校（译注：石室中学？）。美以美会的学校一开始似乎就很难开展工作或打开学校的局面。一天我从学校回到美以美会的校区，甘莱德医生（Dr. Canright，译注：华西医学院首任院长）告诉我：“文焕章先生来过了，说有一船新到的教会人员，如果美浸理会办学舍要招人员，这些人可能正合适。”我回答：“你说的当真？”他答到：“是他说的，谁知他是不是开玩笑哟？”当时，美国的美以美会和加拿大的美道会倒确是有一个联合或合作办学舍的意愿。几天后，启尔德医生来拜访美以美会的校区。我问他：“你们差会真有意愿和我们合作办学舍吗？你是不是真有一批新教会人员要加入呀？”他回答：“谁给你说的？” 我说是文焕章先生。此后我们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谈了约一个钟头的联合办学舍的话题。我在我们首次在成都商谈合作办学舍的地方留取了一点泥土标本。我们约定几天后在加拿大差会的地界再继续谈一谈合作的问题。

在这次谈话的前几天，在一个教会的礼拜会上，我正好碰见了英国公谊会的陶维新先生。他当时问过我：“我听说你打算和加拿大教会商谈联合办学舍的问题？如果我们也加入，你们有无异议呀？”所以后来我邀请了他和中国内地会的维尔先生（Mr. Vole）一起来商谈。 两天后，启尔德医生，文焕章先生，加拿大美道会的杜焕然牧师，英国公谊会的陶维新先生，中国内地会的维尔先生，甘莱德医生，蒋友勤牧师，和美以美会的我本人，在启尔德医生家里一起商讨了这一议题。我不记得是否我们选了谁做主席，我倒是记得他们请我在会上就发起联合华西学舍讲讲话。我记得我没有讲。但我告诉大家，我深信，如果我们要和政府的学校并街而立，教会学校一定无好下场。除非他们采用相同标准对待我们，或对教会活动采取非歧视的态度。我们应尽快在差会附近，或在更中立的地段重选新的学舍地址。我们应立即开始学舍的工作，否则随着大清帝国学校的急速扩张，我们的学校将必定会挤得毫无立锥之地。

我们然后讨论了联合办学舍的问题。我建议大学里应有多个学舍，最好每个差会都有一个自己的学舍。当然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在跨校区市的各学舍间经由“交通车”作自由的交流和来往。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后人，我们安排了了一个委员会来继续有关的对话。圣公会的施贵宝医生（Dr. Squibbs），有时夏时雨先生（Mr. Openshaw） 和周忠信先生（Mr. Taylor）也来开这个讨论会。关于在美国和加拿大差会地段设一个学舍和在4-5公里长的跨市区学舍间给学生或教师开设交通车的提议，因为不大实际，当地也无交通车可购，后来也就搁置了。我们继续探讨联合学舍的计划，并继续寻找更中性的学舍地点。

这些事项后来在1904年12月的会议还在讨论着，而且目前还一直在讨论着。等一等，难道大学的开始只是个玩笑吗？当然不是，玩笑倒是有，有一个所谓“神的抱怨”（divine discontent）。基督徒们开设了一个学校和政府的学校竞争，不久教会学校就处于劣势，而且在某一天，因不合格被政府的学校或法规所吃掉了。劣则思变。有希望才是你想抓住的第一根稻草。玩笑归玩笑， 但我坚信：“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约瑟夫. 毕启，1934年 写于 成都

华西原校长毕启的孙子 爱德华.毕启 E.Beech 提供原稿。

温江 2016年 译于 法戈谐宁堂。

　　译后记

终于翻译并读完了这份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约90年前记下的大学“创世纪”，全文文笔秀丽，内容厚实。老华西的创校经历，真可谓滴滴汗血，步步艰辛。作者毕启他是一位传道者：是牧师；他是一位教育家：是大学校长；他也是一位乞讨者：他募捐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多的钱，他又是一位国家功臣：他是中国最高奖“彩玉大勋章“获得者；他更是一位预言家：他在100年前就已经精准地预言了，这所花费了他，以及若干同道人，包括了无数中国人和歪果仁的毕生精力所创建的，“其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当时中国和世界上已知的所有类似教会教育系统中的任何学校”的学校，在以后会“被政府的学校或法规所吃掉”！他的预言兑现了。这是一个悲剧。

如今的华西坝，经过了历年来的若干“调整”，“改造”，已被广大群众从内容，土地，风格，文化，以致精神上蚕食怠尽。 它的文，理，农，师范，神学院等已被扫地出门，地界被气象，经贸，教育，卫干等学院，机构蚕食一空。旧日的大华西坝已被压缩到出不过气的地步（仅剩不足当初一半的面积）。当年为了“文化侵略”，美帝，加帝，英帝硬是用募集的现金，以高出市价2-3倍高价买下的产权，如今被华西自己捐（全权“赠送”给人民政府（原首任四川医学院院长马俊之语）），或被别人抢（诸外校，馆所），被华西自己卖（华西美庐），已所剩无几。

华西坝最大的损失在1958年，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建设风潮中，华西坝大学校区被模拟北京中轴皇家线的新人民南路拦腰截断！（人们不禁回忆起了当年三峡大坝合龙时，媒体上最经典而无无人性的名言：“中国人民腰斩长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美丽的华西坝从此不再。最惨的是，被誉为原华西坝最美丽的建筑万德堂，因被新道路所占，被移到了校东，号称是“摄像，画图，原砖原瓦，搬到后花园”，实际上是居然把一个绝世建筑精品，改建成了一个经典的，并添加了新时代“龙马精神”的飞马，翔龙，以及母鸡，白兔等楼饰的土地庙，成了目前华西“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最气人的是，为了某些人的一句话，华西如今是连校名也被一笔钩消了，华西大学的百年老校从此不再人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逻辑。”那么，华西协合大学的命运也验证了另一条教会大学逻辑，那就是“调整，削弱，再调整，再削弱，直至灭亡。”神当时帮助了毕启。毕校长坚信：“太初有道”，他以为是神助他他建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华西大学。但他没有说完圣经里的下一句：“道与神同在。” 神不在了，道还能助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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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江，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内科内分泌专业硕士，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先后任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 科学讲师、美国德州大学安德森肿瘤中心内科学助理教授、美国 傲锐基因科技公司资深科学家、美国桑福德医学中心分子病理科 基因诊断主管科学家、以及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内科学讲座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