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草（卢锋）

想写就写

我这样的懒人，当年最不喜欢做的农活儿，是切草。

切草，本来不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劳动，但是，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乐趣不大。

如果说，切草还有乐趣，乐趣在于将切草当成玩的过程。

1973年，我虚岁10岁。3月1号，生产队长凌志乔拿着铁皮做的“喇叭”喊：“从今天起，每户要缴50斤切好的青草。”

每天向生产队缴上50斤切好的青草，可以换得5个工分，那时候，红阳7队的一个劳动日换算10个工分，值5角钱，5个工分可以赚到半个劳动日的钱——2毛5分。

按照父亲要求，我要配合大我6岁的哥哥在下午放学后用铡刀切草。切的草，是两个姐姐从河边、田头剐回来的各种青青杂草，长长短短，参差不齐。

因为，生产队大田里要用的肥料，必须靠沤出的“绿肥”，那是化肥很少的时代。土壤保持肥性，必须靠“绿肥”。

所谓“绿肥”，就是冬天农闲时候，生产队里每天安排两个男劳力，登上一条水泥船，一人撑船，一人用罱网从河底捞上淤泥，装满船舱后，送到河岸边挖好的泥塘里，这泥塘，海安方言称为“渣污塘”，“污”被读成去声，和“雾”一样的读音。

春节过后，各类杂草，从土壤中探头而出，然后，蓬勃生长。等到满地青绿，剐草的时候到了！

剐好的草，要用铡刀切短，然后与“渣污塘”里的淤泥搅拌在一起。3天后，发酵开始，一周后，“渣污塘”最上层开始不断有水泡冒出，两周后，又出现了各种色彩。在太阳照耀下，“渣污塘”呈现出七色光彩，同时，散发出酽酽的味道。等到“渣污塘”冒热气了，“绿肥”沤成了。

哥哥躬着腰站着，负责握着铡刀柄用力切草，我蹲着，负责拿着一把又一把青草往铡刀口送。

蹲了一会儿后，我不想再蹲了，把草一扔，站起来说：“不干了！”

哥哥来了一句语文课本《刘胡兰》里国民党匪军大胡子连长的话：“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你就不怕死？”

我立马像刘胡兰一样，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

于是，我无所畏惧地用手抓着草继续往铡刀下送。弟兄俩一边干，一边一起背诵《刘胡兰》一文开头的描写：“1947年1月12日，天阴沉沉的，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周西村。由于叛徒的出卖，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捕了，关在一座庙里。”

在背书过程中，一大堆青草切好了。哥哥拿家里的秤一称，80斤，超额完成任务！

披星戴月，用铡刀切草半个月，弟兄俩切草超千斤。

刚想缓口气，生产队长又给各家布置新任务——“绞蚕龙”。

因为，要为春蚕“上山”做准备。

生产队里，每年都饲养10张纸的春蚕。所谓春蚕“上山”，就是春蚕历经4次蜕皮，俗称“四眠”之后，停止“蚕食”桑叶，身体变得透明，这时候，蚕宝宝即将吐丝了，必须将它们从蚕匾里移至特制的簇具——用稻草或麦秸绞成的长龙上，好让蚕结茧，是为蚕“上山”。

“绞蚕龙”的工序比较复杂。首先，要把稻草删整齐，再用木头做成的榔头锤软，然后，搓成长绳。接着，要用铡刀把一捆又一捆的稻草或麦秸切成1尺2寸左右的长度。

往铡刀下送长长的稻草和麦秸的事儿，又是我干，大姐负责抓住铡刀柄往下切。

做着做着，我没兴趣了。

在一旁搓草绳的二姐开始念儿歌：“蚕宝宝，脱衣裳，脱一件，变个样，脱了四件旧衣裳，变成一个胖姑娘。”

我也跟着念，又开始活跃地干活了。

准备好草绳和切好的稻草、麦秸，“绞蚕龙”开始了。此项农活，如果不借助辅助工具，必须3人才能完成。两根草绳并在一起，一个人抓住一头，一个人负责将两股绳拧成一股绳，一个人在旁边不断把1尺2寸的稻草或麦秸往不断向前“绞”动的两股绳中添加。

两个姐姐，一个负责抓住绳头，一个负责拧草绳，我负责不断添稻草、麦秸。在反复演绎儿歌《蚕宝宝》的过程中，6条“蚕龙”“绞”好了，每条10米长。一条“蚕龙”缴给生产队可以换得8个工分。年少不懂“麻花辫”，后来,郑智化歌曲流行，其中一首《麻花辫》旋律响起，“你那美丽的麻花辫，缠啊缠住我心田，叫我日夜地想念，那段天真的童年。” “绞”蚕龙的过程，还真的和编麻花辫差不多。

2010年，去上海世博园游玩，看到海安建筑业领军企业江苏苏中集团建成的英国馆，这个像“蒲公英”一样绽放的建筑物，根根亚力克杆张扬在空中，我突然想起“蚕龙”上支棱的稻草、麦秸，然后，联想着——这么大的“蚕龙”究竟能让多少只蚕宝宝“上山”呢。

有人陪伴，切草还能忍受。

一个人切草，那就难受了。

暑假里，父亲交给我的任务是每天傍晚5点钟开始切猪草。

我先用铁叉从家门口的河里，捞上一大篮子的水浮莲，接着，要择去水浮莲的根。择水浮莲根系的过程，是痒到不能再痒的过程。

那时候，没有一次性塑料薄膜手套，即使有，家里也用不起。

手丫，手背，手掌，那种痒，痒得钻心。

择好水浮莲的根系，接下来，要切碎水浮莲。

抓着菜刀，在木制的面桶里切水浮莲，不敢再用手接触水浮莲了。

我就想了个法子，左手右手各握一把菜刀，右手握着一把菜刀切，左手握着一把菜刀翻起没切碎的水浮莲，好接着切。

8月底一天的中午，家里广播响起大队支书姜国安的声音：“今天晚上，县里第九电影放映队在5队晒场上放电影，全大队社员早点做好队里活计，晚上看电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农村人能看上一场电影，兴奋度不亚于过年。

我本想早点切好水浮莲，但不敢。

因为父亲吩咐，水浮莲切好了，不能长久放置，长久放置“会生锈”，也就是碧绿的水浮莲上，会出现铁锈色的水斑，然后，不再鲜嫩，傍晚喂猪，猪会“刁嘴”，不喜欢吃，猪不吃，就不能长膘了。

父命不敢违。

5点钟开始切猪草，耳朵里传来了喇叭的声音。红阳5队晒场距离我家不到300米，当然，当中隔着一条河。红阳5队晒场上喇叭声响起，说明电影队已经来了，银幕扯起来了，喇叭挂到扯着银幕的毛竹杆子上了。

赶紧切好猪草，好早点去5队晒场，我对自己说。

于是，双手齐下，像鼓手一样，纵向驰骋，横向飞扬。结果，悲剧发生了，左手的刀直接划开了右手拇指的指背，超过1寸长的创口，看到指骨了，鲜血直冒。

受伤不敢吱声，一旦被父亲知道，换来的不仅有呵斥，而且可能被禁止晚上去看电影。因为，我违背了他曾经做过示范的切草动作，用他的话说：“切草要专心，不能切到手。”

我从灶糖里抓了把草木灰捂在伤口上，用手帕包包扎扎，继续切猪草。

晚饭时，我捧起粥碗，站在厨房门外吃，生怕父亲看见拿筷的右手上包扎着手帕。

好在，夜色已经降临。

吃好晚饭，扛起板凳，看电影去！

那天晚上，放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叫《宁死不屈》，这部电影是阿尔巴尼亚拍摄的，讲述了二战期间，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的斗争故事。

电影里有一个情节极其生动。地下工作者米拉被意大利法西斯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米拉回忆起过去在学校生活的一个场景——一名男生在教室黑板上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叼着香烟。画好后，男生跳上了课桌，用讥讽的语气大喊：“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

隔了两三天，开学了。一到学校，我就模仿那名反法西斯的男生，站到课桌上，举起伤还没好的右手，扬起嘴角喊着：“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班上的小伙伴们纷纷鼓起小手掌。

接下来，走着调，唱起《宁死不屈》的插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耳边，是游击队员们低沉但有力的歌声。

“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我们歌唱，我们战斗。”

这时，班主任老师郜莲珠走进了教室。

作者卢锋，海安资深新闻人，曾担任《海安日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