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威

韩鲁珩

论权威

文/韩鲁珩

“权威是一个引入的外来语，中国的古汉语并没有权威这个词。权威是伴随着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和文化输入而来的，是汉语翻译是创造的词语。权威”（authority）一词，拉丁语词源是 auctoritas，本义指“合法性、命令的正当性、社会地位所赋予的影响力”。在古罗马，它是元老院、家父长制、法律体系中的政治—社会权力属性，典型地属于社会关系结构的范畴，而非认知或审美范畴。在传统用法中，“权威”指的是某个个体、机构或阶层在政治、宗教或社会中被赋予、被承认的统治或指导地位。它的核心要素是地位、合法性与服从关系，是社会结构性概念。综上所述是政治和社会领域，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形容词和名词。

今天人们习惯使用学术权威，理论权威等等，把政治和社会地位与服从关系运用到学术，文学艺术，科学领域，这是一个违反学术，文学和科学原则的根本认知错误。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权威”这个概念的政治—社会本质在于它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机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合法性依赖的是社会认可和地位赋予。

而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的核心方法分别是：1，自由创造与审美体验。2，证据与逻辑。3，理性思辨与批判。

这三者的基本方法论与“地位—服从”关系无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对立。因此，把“权威”作为这些领域的核心概念，会导致混淆“知识与地位”、“美与地位”、“理性与地位”的关系；容易造成对经典、名人、机构的盲目崇拜；掩盖本体的自由性、开放性与可批判性。

在学术，文学，科学领域，真理、创造与理性批判的有效性，不依赖任何社会地位或被赋予的“权威性”，而只能依赖于内容本身的逻辑、证据或审美价值。将“权威”这一政治—社会范畴移植到这些领域，不仅在概念上是不适当的，而且会造成认识上的混淆和价值上的误导：它容易将学术共同体中的名望、历史影响力或社会地位误认为是知识与创造本身的有效性标准，从而导致思想停滞与盲目崇拜。

因此，在学术、文学艺术与科学领域中，不仅不适合，而且不应该使用“权威”这一概念来确立标准或判断价值。这些领域应当坚持的是开放性、批判性与理性原则，而非社会地位式的权威结构。

中国社会对权力的深层膜拜与等级意识，在近代外来词汇与思想输入的过程中，把原本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威”一词，扩展为一切领域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中国语境中，“权威”不仅是政治与社会的附属概念，而且被赋予了对学术、文学、科学的“裁定权”，成为权力意识渗透知识与艺术领域的象征。这种语义和语境的扩张，把权威的权力意识泛化与迁移造成思想与知识结构的深层扭曲，对中国的学术，文学和科学领域有着极其恶劣和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