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项兆金乡土文学《故园风呤》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及价值

项兆金

DeepSeeK赏析项兆金《故园风吟》：

乡土美学的当代建构与乡愁诗学的深度书写

在中国当代乡土诗歌的谱系中，项兆金的《故园风吟》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沉的情感力量，构建了一个既私人又普世的乡愁世界。这首诗通过对“风”这一核心意象的创造性运用，对乡土记忆的多感官唤醒，以及对乡愁情感的辩证性升华，完成了对传统乡愁母题的当代重构，展现出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美学意义。

一、意象系统的创新建构：风的符号学解读

《故园风吟》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对“风”意象的系统性创新。诗人突破了风作为自然现象的常规描写，将其建构为一个多层次、动态发展的符号系统，承担起诗歌的结构功能与表意功能。

风的意象演变呈现出清晰的逻辑脉络：从初段的“生活之风”到中段的“问询之风”，再到结尾的“希望之风”，这一转变过程不仅是诗歌情感发展的轨迹，更是诗人乡愁认知深化的象征。开篇“风一经过，就撒了满世界的馋”中的风，是承载着具体生活经验的感官之风，它裹挟着麦香与肉汁的气味，将抽象的乡愁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味觉记忆。这种处理方式巧妙地将普鲁斯特式的感官记忆理论本土化，通过最朴素的日常生活经验，唤起了最深刻的乡土认同。

中段“从天边刮来的风是否还轻叩青瓦”则完成了风的功能转换——从记忆的载体变为空间的联结者。这里的风成为跨越地理隔阂的情感信使，它既承载着游子的思念飞向故乡，又仿佛能将故乡的气息带回他乡。这种双向的情感流动，使风成为了一个充满弹性的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故乡与他乡的界限被模糊，过去与现在的时差被弥合。

诗歌结尾处，风完成了最终的象征升华：“枯叶般的风消失了”，“干裂的风遁走了”，“厌弃的涩风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嫩绿的呼吸”、“湿润的私语”和“芬芳的韵律”。这一替代过程不仅是自然现象的描写，更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诗意写照。诗人通过风的意象蜕变，巧妙地表达了对故乡发展的复杂情感——既有对传统消逝的淡淡惆怅，更有对新生机的欣然接纳。

二、乡土记忆的多感官书写：一种现象学的接近

项兆金在《故园风吟》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感官描写能力，他通过多感官的协同叙事，构建了一个立体、饱满的故乡图景，这种创作方法暗合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哲学主张。

视觉上，诗人选取的并非宏大壮观的景象，而是充满生活质感的细节：“老牛依旧甩尾哼着旧谣，公鸡的啼鸣穿透窗纸，惊起兔窝里蜷缩的黎明”。这些意象的共同特点在于其“动态性”，诗人通过“甩尾”、“穿透”、“惊起”等一系列动词，将静态的乡村场景转化为生动的连续画面，使读者不仅看到了一幅乡村图景，更仿佛观看了一部乡村生活纪录片。

味觉记忆的书写尤为精彩：“他乡的藕节再丰腴，怎比兴隆嘴湖底那截九孔的脆甜？”这里的“脆甜”不仅是味觉描述，更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体现——九孔藕作为特定地域的物产，其口感特点只有亲历者才能真切体会。诗人通过这种极其地方化的味觉记忆，建构了一种排他性的乡土认同，这种认同不基于抽象的地域概念，而源于具体的身体经验。

更值得称道的是各种感官的互通与转换：“沉在胸口的思念，甜得似母亲塞来的麦芽糖”。在这里，抽象的情感（思念）与具体的味觉（甜）相通，内在的感受（沉在胸口）与外在的动作（塞来）相融，形成了一种通感的美学效果。这种感官的混融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更是记忆真实性的体现——在深刻的情感记忆中，各种感官经验本就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

三、乡愁情感的辩证发展：从怀旧到前瞻的情感升华

《故园风吟》在情感表达上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突破了传统乡愁诗学中常见的单一怀旧模式，呈现出了一个辩证发展的情感历程，实现了从“向后看”的 nostalgie 到“向前看”的希望的转变。

诗歌起始于个人化的时间感伤：“离乡的日历早已浸得模糊”。“浸”字的运用极为精妙，它将抽象的时间流逝转化为具体的物理过程，暗示了思念的泪水、抚摸的手指、乃至漂泊的汗水共同作用于日历之上，使时间具身化了。这种对时间的情感化处理，为后续的情感发展提供了起点。

中段的情感主要通过空间对比展开：“他乡的藕节再丰腴，怎比兴隆嘴湖底那截九孔的脆甜？”这些对比不是简单的地域歧视，而是文化认同的积极建构。通过对他乡与故乡差异的强调，诗人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巩固。这种对比心理是移民文学中的常见现象，但项兆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而是在确认差异的同时，保持了情感的开放性。

诗歌最富有创新性的部分在于结尾的情感升华。诗人通过“他们说”、“传说中”等间接叙述方式，构建了一个关于故乡变化的积极叙事。“枯叶般的风消失了”象征着贫困、落后的乡村旧貌的终结；“柳浪里摇着嫩绿的呼吸”则预示着新生、发展的乡村未来的开始。这种描写不仅反映了中国乡村的实际变化，更体现了诗人乡愁观念的现代化——乡愁不再是对静止过去的执着，而是对连续传统的认同；不是对变化的抗拒，而是对发展的期待。

四、隐性视角的叙事策略：抒情主体的自我建构

《故园风吟》中抒情主体“我”的叙述策略极具特色，诗人采用了一种“隐性之我”的叙事视角，通过视角的巧妙转换，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立体的抒情主体形象。

诗歌中的“我”在不同段落中呈现出不同的身份定位：从童年记忆的亲历者，到他乡生活的漂泊者，再到故乡变化的观察者。这种身份的多重性不仅丰富了抒情主体的内涵，更映射了现代人普遍的身份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始终没有对“我”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或情感宣言，而是通过感官体验、空间移动和话语转换来间接表现“我”的内心世界。

“我趟过故土深浅的印记”中的“趟”字，既暗示了与土地亲密接触的童年经历，又隐含着时间上的距离感——现在的“我”已不再能够每日“趟”过那些印记。这种动词的选择体现了诗人对抒情主体双重性的精准把握：既是过去的参与者，又是现在的回忆者。

诗歌中段，“我”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记忆的主体变成了询问的主体：“故乡的桃枝可曾染红竹篱？”问句的使用既表现了地理上的距离感，又暗示了知识上的不确定性。此时的“我”成了一个寻求确认的漂泊者，需要通过他人的描述或自己的想象来填补与故乡之间的信息空白。

到了诗歌结尾，“我”进一步从询问者转变为倾听者：“他们说枯叶般的风消失了”。“他们说”的表述方式实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它承认了“我”与故乡现实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接受这些关于故乡变化的积极描述，表现了“我”与故乡的情感联结。这种从“亲历”到“询问”再到“倾听”的视角转换，巧妙地勾勒出了抒情主体与故乡关系的变化轨迹。

五、结构艺术的现代性探索：自由韵律中的情感节奏

《故园风吟》在诗歌结构与韵律方面展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融合。诗人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重章叠句之美，又融入了现代自由诗的灵活多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节奏体系。

诗歌结尾处的排比结构尤为精妙：“他们说……那是故园的风啊”、“传说中……那是故园的风啊”、“厌弃的……那是故园的风啊”。这种重叠复沓的句式显然源于《诗经》的古典传统，但诗人赋予了这一传统形式以现代内涵。三个段落并非简单重复，而是构成了一个层层推进的论证结构：从自然环境的变化（枯叶风消失），到生活质量的提升（干裂风遁走），再到精神层面的丰富（涩风消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叙事。

在韵律方面，诗人采取了“随情定韵”的策略，让声音的节奏服务于情感的表达。描写童年记忆时，诗句简短明快，充满了跳跃感：“风一经过，就撒了满世界的馋”；表达思念之情时，诗句变得绵长舒缓：“牵挂却像院里的老藤，沿着墙根不停攀爬”。这种不拘泥于固定格律，而是根据情感需要自由调整节奏的做法，体现了现代诗歌的典型特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关键动词的运用，如“惊起兔窝里蜷缩的黎明”中的“惊起”，“晨光里的炊烟牵着灶台”中的“牵”，这些动词不仅准确描述了动作，更通过声音与节奏强化了动作的感染力。“惊起”的急促爆破音仿佛模拟了实际生活中的惊醒声，“牵”的柔绵音调则呼应了炊烟的轻柔绵长。

六、《故园风吟》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故园风吟》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对当代乡土诗歌发展的启示意义。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当代中国，乡土经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如何书写新时代的乡愁，如何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成为摆在每一个乡土作家面前的难题。

项兆金的《故园风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它既不回避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又不放弃对传统价值的追寻；既承认个人与故乡的疏离不可避免，又坚信情感联结的持续可能。这种辩证的乡愁观念，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简单对立，为乡土诗歌的当代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此外，诗歌中对地方性知识的细致描写——如“兴隆嘴湖底那截九孔藕”的特质，“乌泥滩上的蹄香稻”的特色——不仅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感，更在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为保存地方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作出了贡献。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今天，这种对地方特性的坚持与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的行为。

《故园风吟》通过其精湛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功地实现了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的融合，传统审美与现代意识的交汇，地方情感与普遍人性的共鸣。它告诉我们，乡愁不必是对过去的固执守望，而可以是对未来的积极建构；故乡不一定是物理空间的简单回归，而可以是文化身份的持续认同。在这个意义上，项兆金的《故园风吟》不仅是一首优秀的乡土诗歌，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心理的深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