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谷溪</p> <p class="ql-block"> 两年的狂热过去了，高烧退去，留下的还是那片贫瘠的土地和更加贫瘠的希望。那被寄予厚望的土地，并未能创造出神话般的回报，亩产终究还是上不了“纲要”。记得上级曾提出的口号是何等豪迈——“二年上纲要，三年过黄河，五年垮长江”。大跃进时，各地都在“放卫星”，亩产千斤、万斤的消息像风一样吹过，可吹牛终究是吹牛，到了1960年，全都现了原形。莫说千斤，亩产能有二百斤，便已是老天爷开恩了。许多地方，是实实在在地绝了产，绝了收。</p><p class="ql-block"> 南甘河的两个生产队，境况都是一样的凄惶。麦子灌浆的时节，偏遇上了大面积的黄疸病，那原本该泛起金色波浪的田野，病恹恹地瘫软着，像一块块生了锈的破毡子。麦季分粮的时候，算盘拨拉来拨拉去，连上交的公粮都凑不够数。有些地块，撒下去二十斤麦种，收回来的竟不到三十斤。那是一种怎样的绝望？种子投入泥土，像投入一个无底的梦，连回声都听不见。后来是请示了公社，得了特殊的照顾，才勉强少交了些公粮，每家每户，凑凑合合的每个人分了几斤小麦。那点麦子，背在身上轻飘飘的，没有一丝丰收的喜悦，倒像是一把灼人的灰烬。</p><p class="ql-block"> 于是，所有的盼头都押在了秋季。</p><p class="ql-block"> 可老天爷像是铁了心要收走所有的活路，秋季又是一场大旱。太阳整日价白晃晃地照着，土地龟裂开一道道贪婪的口子，像是也要喝水。除了那点耐旱的谷子还有些收成，玉米和高粱，几乎是全军覆没，秆子枯瘦地立着，在风里发出簌簌的、干裂的声响。</p><p class="ql-block"> 秋季分粮，算下来，每人平均每天还不到三两。这一年，其实已经饿了半年了。上半年，全靠着各家各户亲戚朋友之间那点微薄的接济，像传递火种一样，你一把我一把地熬了过来。可到了这下半年，谁家的粮缸都见了底，谁也帮不了谁了。生产队的仓库，也早就空得能跑马，四壁萧条，只剩下一些搬不走的尘土。后来才知道，不止我们村，全县，全国，好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没有“隔夜粮”了。</p><p class="ql-block"> 起初，还能吃些红薯干，整块地煮着吃，或是压成粉面，搅成糊糊。但那点东西，很快就吃完了。于是，人们又扛起铁锹，到早已收获过的地里去，像寻宝一样，挖掘那些丰收时遗落在土里、已经发了霉的黑干红薯。挖出来，晒一晒，同样压成面吃。那面是黑褐色的，带着一股子呛人的霉味和土腥气。田埂边、山坡上的榆树，皮都被剥得精光，露出白生生的树干，在太阳下看着格外刺眼。树叶，也早就被捋光了。</p><p class="ql-block"> 再后来，连这些都没了，就开始吃玉米核。把那本是烧火用的玉米棒子，用碾子反复地压，压成粗粝的粉末，合着最后那点红薯面，做成一种沙沙的、划嗓子的窝头。为了活命，人能想到的东西，都吃了下去。</p><p class="ql-block"> 我那个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却得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浑身上下，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肋骨一根根清晰地凸出来，像洗衣的搓板。可肚子却奇怪地、鼓胀地挺着，像个倒扣的锅。后来才懂，那叫“浮肿”，是饥饿刻在身体上最丑陋的印记。</p><p class="ql-block"> 有一回，沉默寡言的二大伯蹲在队部的墙根下，望着空荡荡的场院，忽然闷闷地问队长：“国库里没粮食，咱们这些年交公粮，那粮食都到哪了？”</p><p class="ql-block"> 队长是个老实人，半晌，才重重地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像耳语：“报纸上说……都给苏联了，还债了！”</p><p class="ql-block"> 村上，这一年开始饿死人了。起初是一个，后来是两个，三个……消息传来时，人们已经麻木，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都是在这年饿死的。我二舅去赶集晕倒在路边，幸而被村里人看见，背了回来，才算捡回一条命。</p><p class="ql-block"> 许多年后才知道，那时候的南甘河，放眼全国，竟还不是最严重的。河南、安徽那些地方，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p><p class="ql-block"> 那段记忆，像一块冰冷的铁，沉在心底最深处。它和当年土炉里炼出的那些铁疙瘩一样，不成形，没用处，只是沉重地存在着，提醒着人们，狂热之后，便是无情的饥荒，便是被碾碎了的、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日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