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

陈严

（恳请大家不送花、不打赏）

称谓是基于亲属关系或社会角色形成的特定称呼体系，用于界定人际身份与关系，一般可分为亲属称谓、社交称谓、特殊称谓三类。

亲属称谓建立在血亲与姻亲关系之上，是亲属之间相互称呼的名称。中华文化中，以本人为中心，上溯九代、下延九代及其旁系，皆能明确标识，体系之严密令人叹服。然而我对亲属称谓的掌握却颇为生疏，稍不留神便闹出笑话。

1992年，我借出差，绕道去了江苏涟水，那是我1969年首次返回老家后，又相隔20多年再次踏上老家的土地。由于与老家的亲戚接触不多，所以在接风席上我难以完全对应每一位亲戚。听到与我同辈的他人称一位妇人为婶，我便恭敬地起身敬酒并随着他人称其为婶。只不过，席吃着吃着，我才突然醒过神来，发现刚刚闹了一个大乌龙，那妇人是我的堂姐，平辈！我同辈好像称的是“他婶”，但口音原因我没听清。堂姐20多年相貌上的变化，再加上老家的方言口音，让我产生了误会，用称谓将堂姐抬的比我高了一辈。

社交称谓则反映职位、职业等社会身份。上世纪我当兵那会，一老汉前来空军航空兵部队看望自己的孩子，偶然瞥见一则通知：“早饭后XX点，师级以上干部在宿舍门口集合前往大礼堂听报告。”这则在航空兵部队司空见惯再正常不过的通知，初时老汉并未太过注意。但当看到集合的人数达几十时，惊讶的张大了嘴巴，难以想象空军有如此多的师级干部，且很多都年纪轻轻。这种误会的原因是老汉对军队干部级别的认知，仍停留在了陆战棋中的划分：潜意识是排、连、营、团、旅、师、军等。其实，此“师”非彼“师”：航空兵部队的机务中有数量占比较大的基层技术干部，专门负责飞机的维护、维修工作。按专业划分有机械师、军械师、无线电师、特设师，特殊部队的岗位还设置有雷达师，甚至将特设专业细分为仪表师、电气师。这些以师冠名的基层技术干部的级别没有咋听时那么高，其实只是对标普通部队的排级干部。

社交称谓还能表现特定关系类别，如师傅：传授自己知识技艺的老师，或传道授业解惑者的简称。我们部队有个优良传统，新同志下部队后，都会指定一名老同志主要从业务技术上对新同志进行带教，当然也包括政治思想、纪律作风等的传帮带，这一措施对新同志快速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71年我从机务教导队毕业，下到空五团机务1中队后，由1968年从北京入伍的何宝亮负责带教。对外的关系：何宝亮是我的老兵，我是何宝亮的新兵，其实，何宝亮与我之间就等同于地方的师徒。不过，领导说：“要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首先就要摒弃地方老百姓的习俗，军人之间相互平等，不称师徒。”虽如此，我心里却明白，我永远是何宝亮的新兵——无论岁月将如何变迁。

我与老兵何宝亮

后来，相对于新兵来说，我也真的变得有点老——成为一个老兵，先后带教了1973年入伍的江西兵王友发和1974年入伍的广东兵黄秋荣。关系上他们是我的新兵，我是他们的老兵。由于我当兵时年龄较小，所以，我这两个新兵虽然入伍比我晚，但年龄在月份上却比我大一点，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地方的经历比我长上两年或者四年，因此，对地方传统习俗接受的会更多一些，行事及思维就多了些地方的定式和束缚。

特别是我带教黄秋荣时，已是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可能是地方传统思维的惯性，黄秋荣一到我们分队时便称我为师傅。我对此称谓进行过思考，虽觉不妥，但却没有进行纠正（原因在后）。后来，此称谓被时任我们特设分队的分队长张海生听到，在分队会上特地指了出来：“地方老百姓到人民解放军军人的养成，包括了要消除一些老百姓的习俗，而‘师傅’就是地方老百姓之间的称呼，以后就不要如此称呼了。”不过，当时张海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替代方法，黄秋荣听到张海生的批评很是尴尬且为难。而我当初为什么没有纠正黄秋荣对我的称谓，是我设身处地的想过却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不是干部，不能以职务称呼；叫同志——太严肃；直呼陈严——不礼貌；叫老陈——我未到20，年龄在整个部队排在倒数；叫小陈——打死也不敢……，再次回忆起我最初思考的结论时，我只在一旁偷笑。海生见我如此，忙不迭的问我缘由，我仍笑而未答——因为我早已想象过黄秋荣对我的所有可能的称谓，对于他来说，称我师傅可能是此时最合适的选择。之后，黄秋荣显然经过思考，权衡之下依旧称我师傅，只不过尽量避开了领导。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如同当初我与老兵何宝亮一样，在相互之间相当熟络后，黄秋荣才直呼我的姓名。

在空五团时，我的团长杨正刚，平易近人，为人和善。休息日我与战友经常到团长的宿舍聊天，相处较为随便。后来我离开了田阳调入地处桂林的广空航修厂，期间，与团长还通过信却再未见面。时隔40多年后的2017年，我在广州再次见到杨团长——那时候杨团长早已升任广空司令并已退休。

陈严，杨正刚（原广空司令），李建设（原空二师师长）

我脱口而出：“老团长……”迅即感觉不对：“不不不，杨司令。”我忙不迭的道歉。

“这就对（dèi）了，说明你没有忘本！”老团长带着些许湖北口音握着我的手说。使我因大不敬引起的惶恐顿时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如无芥蒂，相互间的称谓会选择最熟悉、最亲近的称呼，或者是自以为最合适的称呼。大概我对杨正刚司令就是如此，我是老团长的兵，所有的关系源自于田阳那个山沟沟，为了新飞行员的改装，为了飞行安全，每人都投入了全部身心。因此，我自然而然且脱口而出的、也是感觉最为亲近的称谓：老团长。

“主席”这个称谓最特殊，如今的社会，这个称谓有些泛化。但在我心中，主席只有一人，且至高无上、不可取代。

在各种称谓中，我认为最神圣、最自豪的称谓当属“战友”，因为，我也曾是一个兵。在人民军队中，战友承载着远超一般人际关系的深厚内涵，它不仅是军队内部成员之间的称谓，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标识，它源于保家卫国、服务人民同一目标的追求；体现着人民军队集体主义精神；超越血缘与地缘的联结。在共同的理想信念、艰苦训练生活和生死考验中淬炼成钢，成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战友”这个称谓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我内心的定义是一种狭义的概念，即指在军队同一单位同一时期服役的人。

战友合影

（前排左起：王卫国，于水，邓小舟；后排左起杨汝诚，陈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广州见到我们机务大队的战友邓小舟。经小舟引荐，我认识了他的朋友薛鹰。薛鹰是北京人，上世纪70年代曾在四川的陆军当兵。

寒暄之后，薛鹰突然冒出一句：“我们是校友。”

我一愣：“校友？”疑惑的思绪飞快倒转，我从幼儿园开始，学习经历全部集中在广东、广西两地，与北京相距甚远，我在何时、何地、何学校与薛鹰产生过交集呢？

薛鹰见我疑惑，解释道：“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瞬间反应过来：“对，对，对……”忙不迭的回应。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进程，我军始终紧紧抓住用党的理论武装官兵不放松，因此，军委总部提出要将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头脑，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目标下，掀起了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干部战士也都在毛泽东思想这所大学校中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薛鹰的话引我深思：入伍时，我的心智尚未成熟，是部队培育了我，教会我坚强、勇敢、忠诚和奉献，教会我“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处事态度。是部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为人民军队中合格的一员。人民军队确实能够培养人、锻炼人、造就人，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校！而我，在这所大学校中，完成了属于我的成人教育。

因小舟的关系，我与薛鹰自然是朋友，但要说是战友感觉略显牵强。得益于薛鹰的提醒和点拨，在人民军队创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特殊时期，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理所当然的我们是校友，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校友。而“校友”这一称谓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提前了足足二十年，有一种比“朋友”更加亲切的感觉，代表着共同拥有特殊经历的深厚情谊。

回望曾经，从涟水老家席间称呼的尴尬，到部队中“师”级的误会，继而所称“师傅”的不妥，再到与老团长重逢时的脱口而出，每一个称谓都是一段往事的印记，映照着一段复杂的情感和一个时代的侧影。它们或许囿于血缘，或许源于制度，但最终沉淀于人心的，往往是那份在岁月中打磨出的、超越了称谓本身的亲近与敬意。称谓会叫错，会改变，但其下流淌的理解与温情，才是连接你我他之间最恒久的纽带。

写于2025年10月1日

制作于2025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