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些年代的我

民富

　　那些年代是哪些年代，针对我而言，那些年代指我出生后的那些年，是指中国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后整理废墟，建设家园的那些年，具体说就是1950年60年70年的那些年代。我今年67岁，离童年已过去五六十年了，现在回忆往昔只记得是小时候发生的事，具体的时间只是个大概。大小事情是按个人记忆记载，有些事情由于年岁小，根本就不会记住的，但长大后父母多次提到此事，如火灾烧死孩子的事。是父母为了教育我不玩火，预防火灾多次谈到此事，所以在大脑里就留下深刻的记忆。

一、

火灾的残忍



1958年中秋节前夕，天气晴朗，正是秋收的好天气。

一天下午，外婆带着我在稻场里。他们大人都在吐草，捆草，忙个不停。我们几个小孩在稻场里跑去跑来地追赶玩耍。要么他推我，要么我推他，摔倒在铺着稻草地上，不仅不感觉疼痛，还觉得松软、舒适、有趣，磙上几个磙再爬来又推。一会儿抓一把稻草，你打我的背，我打他的背，追着撵着打着笑着，高兴极了。大人们有的在前面吐草，有的用杨杈卷草捆子，有的用草绳子捆草捆子。你追我赶，忙得不于乐乎，谁也不甘落后似的。我突然发现我家房子那有浓烟升起，指着告诉大伙，大伙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见浓烟滚滚。小朋友们都指着烟子大声唱，烟孒，烟子，烟子。有个大人抬起头，向我们指的方向望去，发现村东头房子上有浓烟。立刻高喊:“房子着火了！”全场的大人都惊慌起来，放下手中的活去灭火。可谁的大人也没忘记自己的孩子。

一会儿四周喊声震天“抢——火——呀！”“抢——火——了！”村子四周在田里劳动的人，附近村庄的人，如谢坡，望岗，南北菜园等村庄的人都风驰电掣般地涌向冒烟的地方。一会儿火苗燃起。火苗在不大不小的北风支持下，越升越高，火团越来越凶。

来灭火的人，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拿着盆子，有的穿着水淋淋的衣服，似乎是才从池塘里爬起来的，有的顶着已经打湿的被套，似乎早有准备的。直接爬上台子冲进火海，说是救孩子。家照的两个孩子没爷爷奶奶照看，为了参加生产劳动，就把他们关在屋里。

大部分人顺着火势西边家亮房子的前后排成长队，从房顶站到塘边，满是人，似乎想用人墙挡住火势蔓延。在焦灼的火势面前，谁也没有后退一步，谁希在勇往直前地传递着水，不停地往火里洒泼着将水。家亮分的是地主瓦屋。火焰像龙尾一样在房子上空凶猛的摇摆着红红的尾巴，示威着抵抗的力量。倘若拦不住火头蔓延西去，不仅加亮的瓦房要烧毁，往西全是草房，要烧毁的可能是十家二十家。台子东边还有一股人端水往高台子上爬。筑高台子是防涨水的，谁知给灭火带来巨大的阻力。人们仍然奋不顾身的往上爬，似乎要用勇气来压住火苗。

一会儿从火海里钻出来一个人，顶着的被子不见了，淋湿的衣服烧焦了，端着水的人用水往他身上洒泼。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没有找到孩子。”说着就趴下哭了。接着又一个急忙冲了进去。又出来一个人。烧家照的，烧家德的，又烧到三喜的。最先顶着湿被套进去的那个人爬出来说，两个孩子一个也没摸着。一边说一边哭。顶着的湿被套不见了，打湿的衣服烤干了，烧烂了。在地上板着，哭着，嚎啕着。他是孩子的父亲。

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三家的房子全烧塌架了，只剩下几堵土墙耸立着，几根烧焦的檩子塌下来，横七竖八的支在屋仓子里。火势终于控制住了，没有西去。人墙渐渐消失。

好多人自发的进屋里寻找孩子，扑灭余火。两个男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有人在里屋的墙角处，一张烧塌了的床下面发现两个卧着的孩子，被草木灰覆盖着。拨开草木灰，兄弟俩赤裸裸的，如柴棒的肢体，哥哥紧紧地抱着弟弟，弟弟扑在哥哥的怀里，似乎要钻进哥哥的肚子里。一并烧焦了。由于哥弟俩抱得很紧，蜷缩得无法分离，不得不将兄弟俩一并抱了出来。看着两个亲密的孩子，全场子的人都哭了。

那天夜里好多人没有睡觉。好多人为这三家送来衣服、粮食和晚餐。尽管数量不多，可那是一颗闪烁着金子般的心。好多人都在能流解劝失去儿子的夫妇。我家也全烧毁了，但我的父母也在那劝说失去儿子夫妇。

外婆一个小脚，从稻场回来就一直抱着我，坐在堰塘边的一棵柳树根上，紧紧地搂住我的身子，嘴里不时念着黑蛋和二狗。天全黑了，那时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全凭那天上的月光。我摸着外婆的脸。外婆说：“苦啊！好不容易分了点地主的房子，没住两年可又烧了。”外婆很惋惜，很无助，又说，“孩子，你们回去吧！外婆担当不起。”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我根本不懂。

第二天，父母将烧塌的房子里清理了一下，把没烧坏的东西清理出来放在一边。用烧得表面漆黑的木棍子给外婆在台子下边搭了个人字形草棚。 外婆说:“好！你们走吧。过几天政府会修整的。”

第三天的上午，父母亲交换地扛着我回父亲的家。还是正月拜年回来过。正当秋收季节，一家三口突然回家，爷爷见到很纳闷，又很高兴。忙从父亲手里接过我说：“爷爷抱抱、爷爷抱抱。”

我望着爷爷，连忙跟爷爷说：“我家烧火了，我家烧火了。”爷爷听不明白，老是“啊啊啊的。

父亲接过我的话给爷爷解释：“家里遭火灾，房子东西全烧干净了。邻居的两个孩子被烧死。我们回来住，不去了。”

爷爷很吃惊。等了一会儿，好像是回过神来了，才说：“那好。回来就好。有地儿住。有地儿住。”

　　因火灾我才从母亲的家回到父亲的家。

　　2、没人哄的我



中午，干活的，上学的都回来了。

　　驼伯伯第一个到家，见我在院子里玩耍，很高兴，嘴里连连说：“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赶紧放下劳动工具，急忙一边拍手一边跑过来，他抱起我就亲我的脸巴。大半年不见，我对驼伯伯有些生疏。扭头不让他亲脸巴。挣脱着要下去。可驼伯伯抱得更紧了，亲得更狠了。我只是想挣脱他，但是并不哭。由于不哭，所以很多人都喜欢逗我。驼伯伯比我父亲大七岁，还没有结婚。他和我父亲是同太爷的。虽然在爷爷辈就分家了，可仍旧住在一厢四合院的房子里。驼伯伯的爷爷是老大，我父亲的爷爷是老二。根据“长子不离中堂”，所以老大老二住正房。正房、厢房一家一半；堂屋、院子、回廊、大门属于公用。老三分的柴房。老四分的空着的地基。碾子、磨属于四家公用。

　　二伯父、二伯母回来了。一看见驼伯伯在和我玩耍，二伯和二妈都走近来要抱我。大姑小姑也回来了。驼伯伯放下我，二妈和二伯抱抱我，吻吻我。二伯和二妈虽然结婚好几年了，可没有孩子。然后我就和大姑小姑们去玩了。我父亲兄妹五人。大伯父结婚，有三个孩子，一女二男。因躲丁逃在罗家岗居住。不是年节和有事基本不回老家。现在8个人要挤在正房一间半，厢房两间里，住起来可不宽展。

中午爷爷就与二伯二妈商议我们住下的事。二伯二妈和爷爷住厢房，我们一家三口和两个姑姑住正房。爷爷每天哄我。二妈主动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被子，床单给我们垫盖。

　　从此，我就成了爷爷的天伦之乐，也成了爷爷常常烦恼的顽童。两岁多，会说会跑，男孩天生的调皮好动。大姑、小姑在家，我就缠着她们玩耍。父母和大姑下地，小姑上学，我只有与爷爷玩。爷爷右腿残废，走路十分不便。如果我翻过二门槛跑出去，爷爷就追不上我。只好要么用绳子一头拴在我的腰里，一头拴在回廊的立柱上。要么关闭大门并闩上，不让我外出。只限制在回廊里、院子里玩。院子西北角有个窨井，是下水用的，雨水及家里用的脏水都倒在里面流走。爷爷把井口用木板盖住，上面还压住一个石头，预防我玩脏水或掉进窨井。我家门槛都很高。堂门槛、门斗、门枋和门全是木头的；二门槛、门斗，门内外垫脚的全是石头。我翻进翻出很容易摔跤。有一次，小姑带我玩，我翻二门槛出去摔在垫脚石上，给额头碰了个大包。爷爷给小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爷爷有时也带我出去玩一会儿。那时爷爷就解开立柱上的绳子，拴在他自己的腰里，拉着我出去玩，像放牛一样拉住，不丢绳子。到隔壁邻舍玩，到井坡场子里玩。玩一会儿就回来。有时把二门关上闩住，解掉绳子，就让我在院子里或屋里玩。为了看管我，爷爷采取了一些法子。爷爷读过几年私塾，会给牛马牲口看点小病。爱看闲书，爱讲前朝后代的故事。为了哄我玩儿，爷爷给我讲些神话故事让我高兴。我喜欢讲故事的爷爷，不喜欢拴住我的爷爷。

爷爷于1960年正月初去世了。那天早上爷爷睡在床上，仍旧戴着那顶破旧的三夸帽子，头枕在枕头上，一动不动。我叫他，在床头扯掉爷爷的帽子，爷爷不吭不理。我急得哭了，说要爷爷起床，跟爷爷玩。守在床边的大姑和小姑不说话地望着我。那年，我父亲和伯父都去修丹江发电站了。本来有三个儿子，却一个儿子也不在身边送终。安葬的那天，二妈只好抱着我去请下葬人员。才送走爷爷。　　

爷爷走后，我就成了小姑的尾巴。小姑不上学，我就和她在家里一块玩。小姑上学，我也跟着去上学。小姑上课我就坐在小姑身旁。要求不准下位，不准说话。偶尔憋不住小声说话，小姑就给我轻轻地拍一下，叫我不要说话。有时后面的同学故意拉我的衣服，我就故意大声说：“他拉我。”惹得全班同学都看着我笑。老师批评我不该说话。下课后，小姑班上的学生都爱逗我玩。尤其是男学生，因为我不善于哭。有一次，我要尿尿，一男生硬逼着我到厕所去。那时，我不知道厕所（农村的叫茅厕）是什么东西，我不去。他说，不去就用刀刀割你的几几。说着他就掏出一把小刀，一只手拿着刀子，一只手伸来要拽我的几几。我吓得要哭，但没有哭，只好跟他上厕所去了。　　

一天下午，小姑放学回家，她？要去直河田里挖燕麦芽回来煮稀饭吃。我也跟着去。一起去的人很多，全是学生，有大的，有小的，男男女女一大群，都提着篮子，拿着铲子。我看见他们拿着铲子在手里玩，我也找小姑要铲子玩，小姑就给了我。边走边玩着铲子，有时在地上挖土，有时在路旁的树上乱砍，有时也和他们大孩一样把铲子在手里晃动。谁知不小心铲子的口划到了自己的下巴，流血了。我没有哭，跑到小姑跟前，指着下巴说：“流血了。”小姑将我的下巴用手抬起来看看，有个小口，流了一点点血。她摸摸说：“没事，好了。”说着把我的铲子拿走了。走到麦田里，我看他们在一棵一棵的寻着挖燕麦，我见着麦苗就用手拽，拽断的就放到小姑的篮子里。小姑一见不是燕麦，是小麦，就批评我：“这不是燕麦，是小麦。”不要我干了。还要打我。我顽皮的笑着跑远了。小姑说：“队长来了打你屁股。”

　　1961年7月小姑初小毕业了。15岁的小姑一下由学生变成了劳动力。我的成长就成了妈妈的尾巴。妈妈无论在近处干活，还是在远处出工，她都必须带着我。妈妈在田里干活，我就在田边玩。有时候玩辛苦了就在田埂上睡着了，有时妈妈用一件衣服盖着我，有时就那样随意我睡着。

有一天上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妈妈带着我在屋场田南边，有个叫大窝子的田里插秧。从辊子冈那边撵过来一只狼。狼顺着田埂跑。母亲和几个妇女插秧只顾暗暗地争先后，狼跑到只隔几块田了，有个人换秧把子时听见远处在喊“狼来了。”这女的丢下秧把子说“狼来了。”就往田边跑拿扁担。母亲听说狼来了，急忙就往田埂上跑，由于心情慌乱，摔倒在水田里，衣服全湿透了，裤子几乎全是泥。母亲没顾那些，急忙爬起来又往我跟前跑，跑来立马抱住我。其她的人也跑到田边操起扁担撵狼。母亲虽然抱住了我，但是她的身体在抖着，心在砰砰直跳。狼撵走了，看不见了，母亲才放下我，才去田沟里把衣服上的泥巴洗了洗，叫我坐那玩，她穿着水淋淋衣服又去插秧了。

一次，妈妈去钟岗大队修梨林子水库带着我。出远门做工是要在那住下的，工程竣工后才能回家。妈妈上工地，就给我交给烧饭的“羊子爷爷”，跟他一起玩。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总会有人逗我玩，叫我喊羊子爷爷叫伯伯，如果我叫了，他们就给我好吃的。为了赢得好吃的，我心里想叫。羊子爷爷说：“你叫了，我就不要你玩了。”我看看给我好吃的那个人，又看看天天跟我玩的羊子爷爷，很为难，只好跑到妈妈身边藏起来。晚上就跟妈妈和一群女的一起睡在那工棚里地铺上。

最难忘的是一次母亲带着我回娘家。有一天，有人捎信说外婆身体有些不适，母亲听说后就心急火燎，揪心不下，可父亲又去出远门修堤筑坝了。我在几家人的关心和爱护下，身体很结实，大家都说我像个秤砣，像个牛屎墩子。第二天下午歇二气时，母亲不得不带着我去外婆家。 从包楼子堰起步，妈妈就叫我快跑。走到潘河码头。船在河心。河那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长着红红的高粱穗儿。船正在向我们这边划过来。母亲拉着我的手，望着在河心的小船自言自语地说：“咋不划快点”，“咋不划快点呢？”。

过了小河，沿着河岸边的一条蜿蜒的小路直通高粱地。进高粱地之前，母亲没跟我商量，抱起我，一下就将我送上肩膀。母亲又一耸肩，我骑在母亲的颈脖子上。她抓住我的两只小手，迅速走进高粱地里。像走进原始森林一样。我坐在母亲肩上，高粱还高过我的头。歪着的高粱杆时而碰我的头或脸。妈妈叫我注意避让，实际妈妈在不停地帮我躲避。走了一段路，妈妈两手改抓我的双脚，叫我双手抱住妈妈的头。妈妈越走越快。我的手感受到妈妈的汗从头上不停地往脸上流，可妈妈没腾出手去擦过一次汗水，总是牢牢地抓住我的脚。我总是紧紧地抱住妈妈的头，一会儿感受到我的屁股湿了，并有滑动的时候。突然，前面有声音，妈妈警觉了，稍稍放慢脚步搜寻着动静的来源，可仍旧继续走着。走了一会儿，没有情况发生，大概是风刮过时高粱叶的摩擦声。母亲头上的汗水更多了，头发全流水。穿过这片高粱地，妈妈心里不知有多紧张、多害怕。怕坏人，怕豺狼。约一两里的高粱地的路，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在里面穿行。妈妈只顾飞快地走。一路上除了说叫我注意碰头外，没说其它任何话。走出高粱地，走上余旗营红土岗，妈妈放下我，长出了一口气。她的上下衣服全被汗湿透了，衣褊在滴水。我偎依在母亲腿边望着妈妈。妈妈看看我，又看看四周，太阳将要落山。妈妈向东望，全是弯曲凸凹不平的水田埂路。

妈妈不管衣服干湿，在田沟里捧了几捧水喝了。问我喝不，我不喝。妈妈就背着我走在红岗到襄沙路那段水田埂的路上。虽然一眼可以望得见襄沙路，但是水田埂，沟缺太多，加之埂子上扔了一些沟泥，有的已经硬了，有的还是稀泥，不仅走不快，而且走得十分小心和艰难。好不容易走到襄沙马路，太阳已落山。妈妈放下我，叫我自已走。大概是妈妈想借此平展的马路喘口气，稍歇片刻。大约走了百十步远，妈妈两手一掐我的腰，往上一送，我又骑到妈妈的肩上。妈妈连走带跑。偶尔说：“这是余旗营店子”。“这是新店”。“这是老营。”“这是七里桥。”到七里桥天已暗淡。走到三里桥天全黑下。妈妈在留慈寺找了个熟人(说是表叔)送我们到外婆家。外婆不是什么大病，早就好了。　　

第二天天没亮，妈妈就回龚河家了，把我留在外婆家。

从我的成长中，能看出没人哄的孩子成长是多艰难，父母抚养孩子是多艰辛。难怪小姑在找婆家之前，要求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公婆的家庭。是不是我的成长成了小姑择偶的前车之鉴。

3、火疖子、疮和蛔虫

　　五岁那年夏天，我肚子上长了一个疖子。

夏天，天气炎热，小孩身上长疖子的现象很普遍。就是大人也长。人们习惯叫它“火疖子”或“硬头疖子”。

生活谁都想过得舒坦，可夏天的火疖子不让人舒坦。在那百废待兴的中国农村，四处荆棘丛生，脏乱差的环境十分严重。人们住在那及其矮小，四周墙壁又不封闭的屋子里，没有蚊香，没有蚊帐。夏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蚊子都成群结队，像日本人在中国轰炸的飞机一样，“嗡嗡”、“隆隆”地飞来飞去，寻找时机和目的地就地毯似的轰炸，叫人日夜不得安宁。（我们那把夜间飞行的蚊子叫夜蚊子。把白天飞行的叫饭蚊子，饭蚊子官名叫苍蝇，它虽然不咬人吸血，可它在身上爬得烦人）。我要说的是夜蚊子。夏夜，洗完澡，大人单衣薄衫，小孩赤身露体地睡着。夜间大人手里拿着芭蕉扇扇凉风赶蚊子，给孩子赶，给大人赶，一夜不停地赶，但也有睡熟的时候。一会儿咬醒了，只好再用芭蕉扇呼几下。又睡着了，又咬醒了，又呼几下。反复无数次的摇动着芭蕉扇，摸挠着蚊子叮咬的地方，因为痒，因为疼，怎么不烦恼呢？

于是全社会都在想法子驱赶蚊子，便宜安稳睡觉。首先用草屑烧烟子熏。有些效果，但是效果不佳。总比没烟熏强多了。后来不知是谁想出，在草屑中稍撒些六六六粉，烟子有药味，蚊子一嗅就飞走了，所以很凑效。但药味也熏人啊！可是后来仍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家喻户晓，都使用六六六粉熏蚊子。不知熏了多少年的夏天。突然满村的人都长起疖子。大家怀疑是不是与六六六粉熏蚊子有关？之前是不是没人长过疖子？有个人说，以前也有人长疖子，不过没有这么普遍；又有人说，张四家牙根就没用过六六六粉熏蚊子，可大人孩子还是长疖子了。这就不能把长疖子的罪过安在六六六粉身上。找不到根源，火疖子每年夏天继续长。在那房屋矮小，门窗封闭不严，又没有蚊帐蚊香，再加上房屋四周荆棘丛生的年月里，人无意间要受多罪啊，连群小小的蚊子就欺负人。

长火疖子开始痒，接着红肿起个包，过两三天有个小白头，白头就是脓点，把白头揪破，一挤脓就出来了，要挤出血水来，过两天就好了，留个或大或小的乌疤。根本不去看医生，让其自生自灭。那几年，我每年夏天就长好多颗，甚至满头都是疖子，也就挠挠、摸摸、挤挤、擦擦就好了。有一年，头上长得满是火疖子，大家叫我“包老爷”，长一个夏天就不去看医生，到了秋凉慢慢都不长了。也有的延迟到晚秋以后。至今我头上偏后右一点还有一个疤，光光的，没有头发，就是长疖子留下的痕迹。

可，这次肚子上长的一个疖子就不一样。开始痒，我就自个摸摸，因为火疖子长多了，孩子不在乎，大人也不在意。男孩子总有个忍性、坚持性，勇敢性。虽然在我的身上，但我不在意，就不告诉父母。几天后，肚子红了一大块。我仍旧白天玩得高兴不顾它，晚上睡着了痛得像大公鸡啄一样，一啄一块肉掉下似的疼痛，疼醒了，摸摸又睡着了。又痛醒了，摸摸又睡着了。

一天晚上，母亲给我洗澡，用毛巾擦肚子，一擦到红肿处我就尖叫一声：“慢慢，好痛。”母亲很吃惊，平常长疖子没有这样的呀。母亲看着我肚子那块红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摸在手上，最后说：“坚持两天，等她出个白头，脓一挤出来就好了。”母亲边说边仍旧用手轻轻的摸着，按着，感受着，心痛着。哪有母亲不心疼自己儿女的。母亲是在试着皮肤的软硬程度。母亲不说，我早就知道了这些浅显的道理。“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母亲擦干了我身上的水珠子，就叫我去睡了。

又过了两天，肚子那块皮红得更很了，肿块凸得更高了，像个正在涨奶水的奶头，但就是没有小白头。痛得我白天不能好好地玩，缠着母亲干不成事。一走路就疼痛不止。不能跑，不爱说话了，走到哪就蹲在地上像个瘟鸡子一样，没精打采。二伯、二妈、驼伯伯都说给孩子弄到医院看看，肚皮那么薄，穿了肠子就会流出来。说得有些吓人。个个都说我是个木材，但听到“肠子就会流出来”也有些害怕起来。

又过了两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肚子上的肿块越来越大了，仍旧没有破头白点。父亲将公家分的香油罐子拿出来看看罐子的香油，自言自语地说“还有两三斤，可以卖几块钱。”母亲望望我，望望香油罐子。父亲先把罐子提着放在门斗上，然后把我抱起来，在母亲的帮助下，才小心翼翼地把我送到父亲的肩膀上坐好。母亲叫我用手抱住父亲的头。父亲一只手握住我的一只脚，一只手提着油罐子出了门。

到了雷河街中心，父亲先将油罐子放在合作社门前的台阶上，然后轻轻地，就活着将我从肩上放下来。父亲叫我坐在台阶上等一会儿。我就在台阶上坐下。父亲从台阶上把油罐子提到街边上放着，和一个老头卖的烟叶平行的放着。父亲就像白鹤在水边等鱼来一样蹲着等买主。那时候没有钟表，只有天上的太阳。过一会儿，父亲就望望天。“太阳快当顶了。”“再过一会儿就要散集了。”父亲自言自语地说。

好不容易盼来一个买油的。穿着一套灰色咔叽中山外套，表面有些洗旧了，但很整洁，样子像有身份的人。他将油罐子搬着看看，嗅嗅，一副挑剔和不着急的样子，有些想要又不想要的表情。父亲急忙起身说：“三四斤，你给三块钱，我等着钱给孩子看病。”父亲一边对那人说，一边指着台阶上坐着的我。买油的人望望坐在台阶上的我没说什么，给了三块钱，提着坛子就要走。父亲急忙说：“我的坛子不卖。要不，你多给一块钱。”买油的人没讲价，补了一块钱提着坛子就走了。父亲连连说：“谢谢！”“谢谢！”可那人自始至终只有眼睛转动和身子俯仰的动作，始终没说一句话。我怀疑他是不是哑巴。那人走远了父亲还在拱着双手说“谢天——谢地——！”

每每想到这一幕幕的情景心里就酸溜溜的。可父母常说我比他们那代人幸福多了。现在的孩子住在那高楼大厦上，不仅房屋封闭严实，而且室内有蚊帐，有蚊香，出门提前擦些花露水，预防蚊虫叮咬，多幸福啊！

到了医院的外科室，是个身体瘦瘦的，高个子的男医生。脸相很严肃，没有一丝的笑容，但说话很温柔、亲切、果断。父亲叫他石医生。父亲指着凳子叫我坐下，将我的上衣扣子解开，袒胸露怀。左肋骨靠下边一个大红包露出来了。石医生一边问情况，一边用手摸着我那红肿疼痛的包。

石医生说：“这不是疖子，是疮。长两天也可以，不长也可以手术。”

那时我也不知道疮和疖子有啥区别。父亲说：“作了。”

石医生也没说作，也没说不作，就去药房了。来时拿着一个装针药的空纸盒，纸盒里装了几个棉球疙瘩。一边向我走来，一边跟我说话，一只手指又伸去按我的疮，没见到他手里有刀。“嗖”肚皮破了洞，脓流出来了，石医生迅速用纸盒接住，流了一纸盒黄色的脓水。我看着流脓，担心肠子会不会流出来。石医生用食指压疮的四周，不见脓，只见血水流出来，没有先前那么疼了，也没见肠子，心里宽慰多了。接着清洗疮内，用夹子夹住棉球沾着无菌盐水，从疮口伸进疮内洗里面的浓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要说不疼那是骗人的。那是用棉球在肉里面磨擦，那里钻心的疼。我忍受着坚持着不叫不哭，疼得双眼紧闭，嘴只吸气。然后石医生又用夹子夹着有药膏的黄沙条往疮内塞，塞满。要说不疼那是假话。最后在疮口外扒了个疤子就完事了。自始至终我没有怕，也没有哭一声。

石医生夸奖说：“好男人，坚强，勇敢。好了。有几次药一换就好了。”石医生开了张收费单，叫父亲到收费室交两角钱。

手术真的很灵，回家我就没有叫父亲扛着了。父亲牵着我的手，我一脸笑容地跟着父亲走。我以为父亲会带我上街买根麻花奖励我的勇敢和坚强呢？父亲没有，直接回家了。现在想来，不是父亲不爱我，是把家里唯有的一点香油卖了换得的钱，是做大事才能开支的。

疮好没几天的早晨，我醒了，还没有起床，在床上跟在厨房做饭的母亲说话。突然有个什么东西要从喉咙里爬出来，在不停地蠕动，感觉不舒服，就喊妈妈，妈妈来了问什么情况。我说喉咙里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母亲似乎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叫我躺在床边，头向下，张着嘴让它出来。妈妈说：“是长虫行上。（长虫即蛔虫。那时大人们都叫它长虫。）”我照母亲说的方法做了。一会儿从嘴里游出一条长虫掉在地上，粉红色的，长长的，像蚯蚓，皮比蚯蚓光亮。在地上蠕动。母亲问我还有吗，我说没有了。说完我就翻身仰过去继续玩自己的，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中午，母亲就叫我吃什么“花落饼”（即孩子用的驱蛔灵），吃五颗。只吃一顿。真有效。第二天早上拉屎，不是粪便，全是一条一条的长虫。成堆。部分大的、粗的，是粉红色还在蠕动；部分小的、细的，是乳白色的，一动不动。我喊母亲来看，母亲看后只是说：“也许明天拉屎还有虫。不怕。长虫被毒死了。”

想想那个时代的蚊子叮咬，疖子的折磨，疮的害怕，蛔虫从口里游出来，幼小的人生岁月是多么的受折磨啊！看看现在的住宿条件，环境卫生，家庭物质，社会的变化是多么的大啊！大人孩子生活是多么的舒适安逸啊！

4、饭粒掉在泥巴腿上

　　我小的时候，城河里全种的是藕。春天，城河装着满满的水，像一面清秀的大圆环镜子，紧围着村寨，平静的镜面映着蓝天、白云和村庄。夏天，城河像一条深绿色的围脖围在村寨的脖子上，围脖上还有些或白或粉色的花点缀着，和村寨里的绿树呼应，使村寨显得更加美丽，使空气更加清鲜。秋天，荷叶淡黄，暗灰，似乎是换了条瓦灰色的围脖围在颈上，显得朴素大方。冬天，荷叶枯黄、萎缩，又似乎是条酱色的围脖围在颈上，枯萎的荷叶缩成一团下垂着，像无数个球球吊着，妆扮着围脖的漂亮。有水的城河，一年四季塘边的埠头都响着女人的棒槌声，夏天还夹杂着儿童的戏水声，响彻不断。

冬季城河的藕成熟了，荷叶却变枯缩成一个小团，耷拉在藕杆旁，比棍子还粗的藕杆密密麻麻直直地立着，荷塘里像森林一样阴森。到了取藕的季节，塘水抽干了，尽管冬天结着冰，只要是晴天，男劳力就脱鞋，赤着脚下塘挖藕。孩子们也效仿大人赤着脚下塘寻找莲蓬，捉小水坑里鱼虾。藕梗全身长满了刺，孩子们不得不不停地侧身而行，避开藕杆的刺刺肉，挂衣服。有时绕着绕着衣服被荷杆刺挂住了，只好退一步；有时避着避着身体失去平衡歪了斜了，为了身体不倒在泥坑里，手只好本能地抓住藕梗。身体虽然站稳了，可小手被刺出许多小洞洞，小窝窝，刺深的出血了。只有忍着不哭。自己把手摸摸，看看，拍拍就算了，即使有点血迹也不管它。又继续行走、寻找。找半天找不到一个莲蓬，也发现不了一条小鱼，很有失落感。但并不气馁。要是找到一个莲蓬，或者小鱼，不知有几高兴，并大声嚷着：

“我看见莲蓬，在那，好大一个呀！”

”我看见坑里有条小鱼，一动不动。”。

中午，母亲在家里做饭，父亲在城河边上喊我吃饭。

那天，我找到一个大莲蓬，有许多饱饱的颗粒。我因高兴连腿上的泥就忘记找个水坑洗一洗。一出荷林，一手高高的举着莲蓬摇晃，一手提着鞋子向父亲身边跑去。父亲看着想发火，但是我笑着对他表功，父亲由怒转喜，接过我的鞋子和我并排走着。父亲说：“看你两条泥腿子，也不找个水坑洗洗。”

“城河里全是泥，没有水。”我抬头仰望着父亲狡辩着说。

“也是的。”父亲想想。因为下午上工要紧，也没有引我找个水坑洗一洗，就回家了。

走到家，母亲将饭菜都端在桌子上，只等我们回来。我给莲蓬在母亲和大姑、小姑面前晃了晃，就放到旁边的椅子上去了，自言自语地说：“开全他们既没有找到莲蓬，也没抓到鱼，说不回家吃饭。”

大姑只是笑，小姑说我聪明，母亲叫我“快吃饭。”父亲已经端着碗在吃饭。谁也没有说我的泥腿子的事。我想，吃完饭我还要去寻莲蓬。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桌子旁边，端起碗，吃起饭来。吃着，吃着，一不小心一大坨饭粒掉到我的泥巴腿上了。本来大家在忙于吃饭，谁也没有发现，可我在意了，在意吃饭不能掉饭的事，望着掉在泥巴腿上的饭粒停住了吃饭的筷子。坐在我旁边的小姑看清楚了：“算了，吃饭。”母亲看着我。大姑看着我。父亲也看了过来，并且偏着头从桌子旁看了个究竟。父亲似乎在想：“一大坨饭粒，白花花的堆在腿上。”我也似乎在反着父亲在想：“不是，是堆在泥巴腿上。”我想，要不是堆在泥巴腿上，我早就捡起来吃了。在家里，我最怕的是父亲，因为他严肃，正直，讲真理。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是错事，父亲都会不放过。

父亲说话了，声音不高，但是脸色严肃，语气偏重：“捡起来吃了！”音有哼声。

父亲的话就是命令。大姑，小姑时而看着我，看着那堆在泥巴腿上的一坨饭粒，又看着父亲。母亲望望我，也望望父亲。似乎都欲求情，但是都不发言。本来是高兴氛围，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不敢看父亲的脸，只是低头看着堆在腿上的饭粒，干饭粒；一堆，有几十颗米。我也知道错了，因为吃饭不能漏掉饭粒是家里早有的规矩。又饭粒明显地堆在泥巴上，我实在不想捡起来吃。

我在是捡还是不捡之中僵持着，父亲又发话了：“你大姑、小姑要米....... 。”这事已经说过无数遍。大姑和小姑看着我。意思是叫我捡起来吃了。意思是“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我只好用手从泥巴腿上把饭粒捡起来喂进嘴里吃了。“你那不是十粒米，那是几十粒米！”父亲看着我吃进那饭粒后说。

我猜想父亲要说《十粒米一条命》的事。果真父亲说了。“那一家人不知讨米多少天，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米，大年三十不去讨米，准备娃子大人煮顿稀饭吃。谁知要债的上门来，没有要到债，临走时却发现灶心里一个布袋装着一点儿米，就拿着走。在灶门口添柴的孩子看见，急忙去夺袋子。抢不回袋子就给手伸进布袋抓了一把米，债主一脚踢去，孩子松手了，债主提着米袋气冲冲走了。可被踢倒在地的孩子一会儿死了。母亲抱着孩子哭，掰开孩子的手，手里抓着十粒米。这不是故事，这是实事。”

“记住‘有吃不忘无吃苦’。生产队每年组织大家吃忆苦餐，目的是‘记住往日苦，珍惜今日甜。’吃饭不能漏掉饭粒，漏掉饭粒要捡起来吃了；饭吃完了，碗上不能留一粒饭。要养成节约的习惯。”

“饭粒掉在泥巴腿上”这件事，时隔60年了，可我还记忆犹新。

5、稀饭煮煳了

　　父母常常在嘴里念叨，“一个娃子三年闲”。我两三岁时母亲就教我帮她做事，跟着她一起做事，我也积极主动插巴插巴的做事。这大概是孩子成长历程中天性。最早是叫我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起床，自己穿衣服，穿鞋子等。慢慢叫我帮大人拿衣服、鞋子，饭前拿碗、筷子，饭后擦桌子，搬凳子等。我的父母最大的好处是不怕我把事情做坏了。做坏了他们会和我共同改正，又很自然地顺口就说“一双坏，二双卖，三双四双做好鞋。”从不批评我。还说“错打错来。”在父母的指导下一件事一次，两次，三次重复做，直到做好。他们的耐心和耐性真好。不管做自己的事，还是做别人的事，不管我做的好还是不好，他们都会表扬我能干、听话、聪明、好孩子，有错就改。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感到能帮大人做事是光荣的，自己很高兴，从不觉得累、苦、难。渐渐大了，妈妈教我帮她在院子里收拾柴禾，在灶门口添柴禾。那时烧饭是柴禾灶，烧的柴禾全是稻草、麦秆草、棉柴棍子和在山里砍的山柴等。

乡村几乎全是草房，小心火烛是大家的重中之重的事。每天有检查火烛的人。一日三餐检查火烛的人就要将每家柴窝里，灶门口看个遍。柴窝里的柴禾是否适量，是否堆放整齐，是否远离灶门；灶门口是否干净没有柴禾，灶灰是否弄走，若有少量灶灰是否洒水湿润。这些都是检查火烛人员督查内的事情。柴禾抱进柴窝前必须将扎成适当的把把。抱进柴窝后要堆放好。只要是晴天的傍晚，我就得帮妈妈挽柴禾疙瘩，然后抱进柴窝放好。再者就是扫地和摆放东西。扫地是每天早上必做的事，就是看到地是干净的也得扫一遍。母亲说“扫地就像洗脸一样，每天必须要做。”凳子必须放在堂屋（客厅）两边。吃饭完了，或客人走了，要求我必须把凳子搬放到堂屋两边。一来二去，时间一长，做家务事也就习惯了。虽然年岁小，可在妈妈爸爸眼里我是大人，是聪明人，是能人。

因为我听话，做事牢靠，父母就有得寸进尺的思想。一天，我还在睡觉，父亲叫我起来做早餐，妈妈早上去做活。妈妈说“孩子能行吗？”父亲说：“任何事情总会有第一回的。行与不行，做一回不就知道了？”尽管母亲有怀疑，心里还是想试试我，我也想试试，就爽快地答应“好”。妈妈怕我不记得煮稀饭的方法过程，离开之前又重复地说，教我先洗米三遍，洗干净。接着在锅里添适量的水，然后把洗干净的米放进锅里，把锅盖盖好。最后在灶里添柴燃火。煮一会儿，水开了，在翻泡了，就用锅铲铲锅底的米，翻动米，不让米扒锅煳了。我说“记住了”。因为妈妈好多早上她做饭我添柴，我都亲眼见到过，并且妈妈也有意的将过程说给我听。妈妈见我个矮，揭锅盖困难，就在灶台下放了个小板凳，让我站在板凳上揭锅盖，那样我就容易多了。凳子一直没搬走了。要我以后煮稀饭按照她的方法做。

父母走后，我起床了，扫完堂屋的地就去煮稀饭。一切按照妈妈的做法做。因为只顾添柴烧火，真的忘记了水开翻米的，米汤从灶台上流下来了，我才发现，急忙起身站在凳子上揭开锅盖。把锅盖放在水缸上，再去炒锅翻米，锅底的米已经炒不动了。接着学着妈妈的艺，用锅铲把米捞起来看看，是不是软了，又用手指捏捏，还很硬，就没有盖锅盖，又下去添柴烧火煮。煮着煮着闻到了煳味儿，我又站起来去炒锅，越炒煳味越大。我决定不添柴了，就收拾灶门前的柴仓子，用毛巾擦灶台上的米汤。还没收拾完毕，父母亲回来了，大姑、小姑都回来了。一进二门就在说“饭煳了。”一听到说“饭煳了”，我懵了。也不收拾了，就低着头，站在灰仓子旁边一动不动，等待批评。

妈妈第一个走近厨房，见锅里稀饭煮好了，高兴地说：“儿子长大了，能帮妈妈做事了。”说着弯下身子，两手捧住我的头，用嘴亲吻我的脸蛋。

“稀饭煳了。”我愁眉苦脸地说。眼泪就夹在眼窝里只差流下来。妈妈用手擦去我的眼泪，又吻了我一下说：“没事的。”

父亲走进厨房听见我认错的话大声说：“煳了好。煳的吃了眼睛亮。”

大姑、小姑在堂屋听见我父亲在大声说“煳的吃了眼睛亮。”也跟着说：“对，对。煳的吃了眼睛亮。”

父亲一边将稀饭往盆子里盛，一边说：“这跟姑姑做鞋一样。一双坏，二双卖，三双四双做好鞋。”父亲说着笑着望着我。我看着父亲盛完稀饭，锅底全是煳锅巴。父亲就用锅铲使劲的铲，锅巴一块一块的起来了。有的锅巴煳了，有的锅巴没有煳。父亲温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是你力量小了，炒不动米。你看，炒动了的就没有煳，没炒动的就煳了。再来炒锅要炒到底，要挨着锅炒。”父亲边说边做样子给我看。我站在妈妈面前认真地听着父亲和言细语地讲着，目不转睛地看父亲铲锅的样子。

父亲洗完锅，又炒菜。妈妈坐在柴窝的板凳上给灶里添柴。我还是站在妈妈身边看父亲炒菜的每一个动作。父亲炒了一大盆子从公家田里捡来的萝卜菜叶子，是先天晚上就洗净焯水的菜叶子。油少许，其次就是大颗子的盐。父亲高兴地说“好！我们吃饭了！不是儿子，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吃到饭。”我立马去堂屋给大家搬凳子。大姑小姑都高兴地拿婉盛稀饭。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夸奖我。我也高兴地说：“下次，我不会给稀饭煮煳了。”

从此，早饭就是我烧，妈妈可以下地开心干两个小时的活。我不仅会煮稀饭，渐渐地也会做干饭，会炒简单的菜。父母夸我能挣工分了。

6、六岁的劳动力

我不足六岁，妈妈给我捡了小妹妹。我就成了妹妹的保姆。

那是1962年的中春，妈妈上午还在做活，中午回来跟父亲说肚子有些痛。父亲就到隔壁请罗姑奶奶（叫龚新杰，丈夫姓罗，我俗称罗姑奶奶，是个土接生婆。）过来看看。

罗姑奶奶两手轻松地来了，到房里问了妈妈的情况后说“烧点开水，把剪子煮下。”

父亲立马就叫我烧水煮剪子。父亲特意交待先给锅洗干净，然后给锅烧干后再洗一次，再添水烧开。父亲找来一把旧剪子，已经生锈了，放在锅里煮。水不多，很快就烧开了。父亲将开水舀在一个盆里，剪子也放在盆里，一并端到堂屋。姑奶奶用开水洗洗手就拿着剪子进房屋里了。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父亲叫我到院子里玩一会儿。不一会儿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

过了一会儿，父亲抱着一个用小棉被包得很严实，只留一张小脸在外的孩子到堂屋来，问我：“有个妹妹好吗？”

我莫名其妙地说：“好！”说着我用手摸她的小脸。父亲并没有躲闪，让我摸摸。

现在想起那时，我们兄妹五个，四个都是罗姑奶奶用这种方法接的生。她是我们上下三营的接生婆，据说“她手里没有丢过孩子，也没有失误过大人。”根据现在接生技术和卫生条件，对那时的接生婆的做法很有些后怕。她不收钱，接完生就打几个鸡蛋吃了算了。没有也不见怪。有条件的家庭事后提几个鸡蛋和半斤砂糖去家里酬谢罢了。

晚放工，二妈、二伯、驼伯伯、聋妈、大姑、小姑都回来了。听说生了个姑娘，大家都高兴。儿女双全。二妈喜出望外地进屋看看，又抱出来让大家看。

二妈抱着孩子对我说：“跟哥哥一样漂亮。”她走到我跟前，低下身子逗我说：“你妈妈在粪堆里给你捡了个妹妹，你喜不喜欢？”

“不是的。是在屋里捡的。”我不懂事的反驳说，“我喜欢。”说“我喜欢。”这句话好像是人的本能在说。是血缘关系在说。可以说，那时我根本不懂得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的道理。

小姑说：“这下元成有活了。”

第二天，妈妈就没有下地干活了，在家陪我和妹妹。有意教我给妹妹换尿片，洗尿片，放进窝里和从窝里抱起来等方法。摇摇窝不能用力太猛，用力猛妹妹会掉出来摔伤的。轻轻摇晃就行。妈妈虽然没有下地干活，但是家务活全承担起来了。洗衣服，烧饭，打扫卫生，去房后菜地挖地、浇水等不闲到。妈妈做家务，我就哄妹妹。这段时间我很高兴，有妈妈在家真好。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妈妈说叫我哄妹妹，她要下地干活了。

“妈妈，你不下地干活不行吗？”

“不行。妈妈不干活就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和钱，就没吃的，没有钱给你和妹妹买花衣服。”妈妈委婉地解说。

我高兴地答应：“好。我一定哄好妹妹。”

妈妈干活每半天的中途总会回来一次喂妹妹奶水，给妹妹换尿片，然后就走了。——那时做活半天中间有半个小时的休息，借休息的时候好多妇人回家给孩子喂奶水。中午、晚上父母亲、大小姑都回家了，我就可以出去玩一会儿。每次在放工之前我心里总是盼着早点放工。

到了秋收，妈妈中途就不回来了。妈妈说，秋收做包工活，多劳多得，中间不歇气。有时父亲若歇气就赶回家给妹妹换个尿片，喂点水。若父母都不回来，中途给妹妹换尿片和喂水就是我的事。光尿尿的尿片还好换。拉巴巴的片子就不好换。尤其是拉了稀的巴巴又在窝里乱动一阵，把衣服上弄得到处都是巴巴，擦起来是很困难的。妹妹一般的情况下是很听话的，不当哭，要么一个玩，要么我跟她“啊”着玩。要么摇几下摇窝她就睡着了。只要妹妹有大的动作，或者哭个不止，不是尿尿了就是拉巴巴了，我会立马抱起换尿片。

九月，驼伯伯有了孩子叫明照。因为是公堂屋，明照的窝有时也放在堂屋里，聋妈有事出去一会儿就叫我看明照。我也很高兴，因为家里不再是我和妹妹两个人了，多了两个说话的伴。聋妈是解放前地主家的女儿，读过几年私塾，十多岁时生病造成聋哑的。语言虽然表述不很清楚，但是很懂道理。聋妈有了明照就没有下地干活了。有聋妈在屋里，妹妹睡着了，我可以到二门外玩一会儿，妹妹醒了聋妈就会出来叫我。

最使我记得的是第一次抱着妹妹去喂奶。大概是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插秧割麦子的时候，妈妈叫我把妹妹抱到妈妈做活的地方去喂奶。我虽然是孩子，但是很听话，很理解父母的心情。

一天上午，我就按妈妈说的要求，抱着妹妹去田里让妈妈给妹妹喂奶水。开始抱还不觉得沉重，抱到南上巷子口就抱不动了。不知是我没给妹妹抱好，还是妹妹饿了，她哭了起来，越哭我越不好抱，越不好抱妹妹就越哭，妹妹哭我也哭。没有办法，我只好坐到地上将妹妹放在我的腿上哄，她不哭了，我也不哭了。我歇了一会儿，再抱起妹妹走，走了一会儿，大概是两手的力量不够了，妹妹渐渐下滑了，我两手使劲的抱住，再用牙齿咬住妹妹面前的衣服，不让妹妹往下滑去。走到南门外头屋场田旁边的牛路上，将姝姝放下歇一会儿。妈妈还在大河昌插秧。牛路上不好走，凸凸凹凹，旁边有条人走的小路略光平点，不仅窄，也不平坦。我抱着妹妹好路走起来就很艰难，莫说是凸凹不平的窄路。不慎摔了一跤，自己倒了，好在妹妹压在我的身上没有摔痛，但是吓哭了。我抱着妹妹坐起来，又抱着妹妹站起来。这时，妹妹哭我没有哭。一个放牛老头，骑在牛背上走过来，他望着我们说：“娃子哄娃子，还行！”我听得出是表扬我，虽然抱起来困难，但是心里高兴，就有兴趣，有劲走了。好不容易地走到了目的地，坐在路边等。妈妈插完一行秧从田里起来。我哄着妹妹说“妈妈来了”。妈妈喂完奶水抱着妹妹给我送了一小段路。一边送我们，一边教我怎样抱妹妹的方法。并多次表扬我能干，说田里做活的人都夸说：“不是个娃子，是个劳动力。”快到我摔跤的地方了，妈妈给妹妹交给我，我按照妈妈教的方法抱着妹妹，一鼓作气抱回了家。

一晃又到了学生报名上学的时间，父母与我商量，叫我给妹妹哄大点再上学。那时为了方便孩子哄孩子，每个小队都办起耕读学校，可以将弟弟妹妹带到耕读学校里边读书边哄弟弟妹妹。我按照父母的要求做了。

妹妹两岁多的一天，母亲去外婆家去了，父亲就把妹妹给二伯二妈了。本来是两家早就商量好了的事，两个孩子由伯父挑选，伯父选择了女孩。母亲第二日回来，孩子送给了二妈，母亲心里一酸，脸色变得呆板无光，但没有说什么，下午继续干活。晚上睡觉之前母亲当作父亲的面哭了，很伤心，泪水直滴，但没有声音，只是哽咽。怕厢房住的二伯父听见心里不好。妈妈的泪水引发了父亲也流下泪来，我在被窝里也流泪了。父亲忙用被子将我的头盖上，怕我哭出声。妹妹晚上很听话，跟二伯母睡得很好，没有哭着要妈妈。从此，妹妹就成了二伯家的人了。这年的九月我上大学校去读一年级。

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解放，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民在建设家园中，尽管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但是思想是愉快的，精神是抖擞的，信心是十足的，干劲是冲天的。为集体，可以放下自己的大小事情；为集体，可以克服自己的大小困难。谁都知道，收的粮食除留口粮外全部送往国家粮库。妈妈心甘情愿临产前还参加生产劳动。妈妈心甘情愿把幼童的我都用上。六岁的我就是一个变法的劳动力。

7、洋驴娃

洋驴娃是中国人对自行车的俗称。那时中国工业不发达，很多东西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工厂制造的，所以在那一时期，很多事物的名字前面都冠了个“洋”字。洋鬼子指外国人。洋火指火柴。洋瓷盆子指铁瓷盆子。洋油指煤油。洋铁桶就是铁桶。洋布，就是机器纺织的细布，等等。洋驴娃儿，也叫洋驴子，就是自行车。民国时期以前，中国稍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出门就骑着自家养的毛驴（或马），或顾一头毛驴（或马）骑着出门。那时，马或毛驴就是人们远行的代步工具。因此叫自行车为洋驴娃或洋驴子。

我们寨子大，有二百余户。仅属猴的男男女女有14人。常常年龄相近的孩子聚在一块玩耍，很是经常。一天上午，我们十多个孩子，在井坡大场子里玩耍。各自拖着自己的破铜乱铁围着大场子外圈你追我赶，看谁的拖拉机耕地跑得快。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还不认输。正在大家你追我赶的高潮期，桌子惊奇地说：“洋驴娃!洋驴娃!”我们一群孩子顺着桌子看的方向看去。果真一个瘦高个男的，穿着一套青色中山服，已经洗得有些灰白了，面前左上兜里挂着一支钢笔，急速地向我们这骑来。大家停下追赶，站在路边像临时组织欢迎队列等侍洋驴子的到来，远看，近看，后面追着看洋驴子。觉得稀奇，觉得奇怪，两个铁环还可以驮着人跑。那人走到我们跟前，面带微笑，望了望我们一群孩子，样子像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只是微笑。洋驴娃磙远了，突然，高个男孩追着大声说：“洋驴娃，洋马娃，上面骑了个洋狗娃。”大家学得真快，听一遍就记住了。都拖着一串子玩具，跟着高个子追赶自行车，并大声地喊说：“洋驴娃，洋马娃，上面骑了个洋狗娃。”“洋驴娃，洋马娃，上面骑了个洋狗娃。”不知怎的，声音不约而同地不仅响亮、整齐，而且很是一致地高唱着。骑自行车的人放慢骑行速度，将头扭过来看我们。只是看，没有半点不满意的表情。高个男孩立即转身往回跑，我们见高个子跑，我们也转身往回跑。我们边跑边回头望，那人没有下车，继续往北骑走了，我们才停下来。

中午烧饭的时候，我和妈妈在厨房里。妈妈准备中午要炒的菜，我坐在柴窝的木墩上从灶里挠灰出来，准备着柴烧火。妈妈一边忙菜，一边和蔼的对我说：“上午骂人了吧？”

我很惊奇，停住手里的挠灰耙子，望着妈妈想，怎么热锅里蹦个冷豆？我上午没骂人啊！我们几个人开拖拉机，玩得可高兴啦！我回复妈妈：“我没有骂人”。果断，肯定。

“犯了错还不承认错误？”

“我没有错，承认什么呢？”

“你还不诚实？”

“我没有不诚实。上午，我和开全、桌子、大羊子、小羊子等在井坡大场子里玩。我们相互玩得很好，没有吵架。真的没有骂人。不信，你问桌子，问开全都行。”开全和桌子与我家是邻居，问起来方便。

“你们一群孩子跟在自行车后面大声喊：‘洋驴娃，洋马娃，上面骑了个洋狗娃。’有这事吗？”

“有！那不是骂人。那是夸他骑自行车潇洒。我们都很羡慕他。”

“你把骑车的人比着狗，还说是夸人？说你是个‘狗’行吗？”

“不行。那不是我说的，是大羊子先说的，我们几个都不会说，跟着大羊子后面学着说的。”

“又错了。男子汉要敢作敢当。你跟着别人说也是你说的。做了就要担当。不敢担当的人是懦夫。”

“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是骂人的。你们把住队干部比作狗是不对的。”妈妈的态度很严肃，也很温柔，我不得不蔫下来。

我纳闷，就是放工前一会的事，母亲是怎么知道的？我问母亲知道的根源。母亲说，住队干部去田里找队长商量工作，向队长反映的。队长分头找到我们家长，要求回家后要教育小孩子，不要骂人，也不能变相的骂人。要文明成长。做个文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下午，我又拖着一串破铜乱铁在大场里玩。他们先后也来了，都说在家挨批评了。此后，我们看见骑自行车的人，不再说“洋驴娃，洋马娃，上面骑了个洋狗娃。”

现在想起来，那时教育孩子的方法多好啊。人人都对孩子的成长负责任。住队干部负责，队长负责，家长负责。多有针对性啊！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不夸大其词，将孩子的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

8、大个子

　

大约八岁那年，一个冬天的晚上，一家人坐在桌旁吃饭。父亲边吃饭边照顾妹妹吃饭。母亲饭碗吃完了，既没放下碗筷，又没起身自己去盛饭，也没叫我去盛饭，一副疲劳的样子坐着。我对母亲说：“妈，我给你盛饭。”说着放下自已的碗筷去给母亲盛饭。饭端来我双手递给母亲，母亲用慈祥的目光看看我，接过饭碗抿嘴笑着，没说话。

饭后。我收拾完碗筷来到堂屋，父亲仍旧坐在那里，妹妹跑到妈妈面前玩去了，这时屋里很安静。我也在自已吃饭的椅子上坐下来。

父亲虽然一字不识，但是个爱讲故事，爱就事论事的人。父亲见我坐下，他发话了，看着我说：刚才你做得很对。小孩就要有眼色。这几天，你妈挑塘泥累得很！回家还烧饭洗衣。给妈妈盛饭，虽然是件小事，但能看出一个孩子有没有眼色，就是会不会观周围的大小事情，并做出处理的行动。你观察到母亲碗里饭吃完了，又没放碗筷，可能还想吃，又不想站起来。你立马就给妈妈盛饭，这就叫有眼色，会来事，有孝心。

我听得出父亲是在表扬我，心里乐滋滋的。我想，我给父母盛饭的事已成了习惯，还用再鼓励吗？我不知父亲又要说什么新话题，谈什么新鲜的故事。

父亲继续说：在家里不会来事，在外边也不会来事。在家里不孝敬父母，在外面也不会关心他人。人家会说，这孩子缺乏教养，是个死眼瞪。村上的大个子就是典型的不孝之子。

说着说着，父亲就讲起大个子的事来。“大个子”是八亩地里一株苗。农村将这种现象叫“称坨生”。由于独子，所以父母就看得重，顶头上怕飞，含口里怕化，奶水吃到上十岁。五六岁了，会走路可不走，出门不是父亲扛着，就是母亲背着。大小事百依百顺。

大个子的父亲大家都叫俊三爷，过去有几亩好田，水路都很方便，人口轻，一家人生活过得还算安逸。但是仍旧生活很节俭。那时没有磨面机，吃面就靠石磨磨。像他那个家庭一般将麦粒在石磨上磨四五道，二三道是白面，四五道是黑面。可他与一般家庭一样，麦粒要磨六七道，二三四道拌合为白面，五六七道拌合为黑面。头道面泥沙多，量又少，往往拌在麸皮里喂猪去了。

俊三爷和歪三奶奶很勤劳，生活很细心，每次在做馍馍时总做几个类型的。白面馍馍做几个糖的，几个菜的，几个肉的，是儿子的专供。黑面做几个素包，砍几个馒头，夫妻俩用。有一次，黑白馍馍同时端上桌子。俊三爷看着白馍馍就嘴馋，伸手去拿白馍馍，被歪三奶奶一筷子打在手背上，立马缩了回去。八九岁的儿子见父亲欲偷他白馍馍，提着小板凳站起来想板父亲。父亲拿着两个黑馍馍到门外吃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若干年了，但仍然在人们口中传说。生活过得太细了有好也有坏。要做白面馍馍全做白面馍馍，要做黑面馍馍全做黑面馍馍，这样就一事同仁了。好的谁都爱吃。只不过大人的克制力强些，好的让着孩子吃，这是一种爱，父母疼爱孩子是动物天性。老的有能力才能有白面馍馍吃，老的没有能力黑馍馍就吃不上怎么办？大个子就做得不对了，父亲的劳动果实怎么能不让父亲吃呢？这就是自私和不孝的表现。歪三奶奶做得也不对，家里的柴米油盐全是俊三爷刨回来的，怎么就不该吃个白馍馍呢？一家之主，家人不心疼谁心疼。不仅该吃，而且该最先吃，蒸好后第一个应该送给创造者先尝。丈夫的尊严是妻子树起来的。当儿子有不孝行为，当母亲的应该立即制止。俊三爷不应扭走，应理直气壮的反抗，茅草尖才出土就这样不孝，长大了还得了？乘此机会，用自己的正气好好镇压儿子的邪气。可歪三奶奶选择了支持儿子，俊三爷选择了逃避现实。这样儿子的邪气越邪。

每一年，粮食黄了，收割，挑回，打场，扬净，进仓，大人不分白天黑夜累得疲惫不堪。一年的一个秋天的上午。俊三爷赶早铺好稻谷，上午压好，下午早点收场扬谷入仓。俊三爷架好牲口赶磙时，七八岁的儿子跑去，先要赶磙，随着场子走了几圈说腿疼，要父亲扛着。父亲二话没说，蹲下就叫儿子骑在脖子上。儿子在父亲的脖子上，一手抓住父亲的头发，一手举着鞭子，一会儿打牛，一会打父亲。呷，呷呷。高兴得手舞足蹈，身子只摇晃。外人看见都说：人吧长的孩子娇惯成这样。可俊三爷乐意。

大个子就这样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十八岁给他娶了个媳妇，半年时间没到，他说媳妇不听话，就插草在街上将媳妇卖了。父母看水流洲，吵他，他就出门找了一家富裕户打长工，一去就是五六年不回家。结果回家领着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回家，说是他老婆。村子里哪个不说：这不是老婆，是妈。父母年岁大了，也操不了儿子的心，也敌不过儿媳，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

媳妇是富家小姐出生，一双小脚，放在升子里就可转三圈的小脚。进门后就取缔了婆婆烧饭的资格，说婆婆不卫生，弄得不合口味。媳妇蒸馍馍也是黑白两种，父母只能吃黑馍馍，他们两个吃白馍馍。歪三奶奶因累因气因病不久去逝。几年后，俊三爷挑谷跨沟不小心给屁梁骨摔破，抬回家不久去逝。

村上的人说：可怜的三爷啊，吃了一辈子的黑馍馍。

父亲谈完这个故事就叫大家洗脸洗脚后去睡觉。累了一天，早点休息。

当时我只晓得大个子是不听活，不孝顺的人，我不能像大个子学习。后来自己有了孩子又想到大个子，孩子的好坏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才真正理解“养不教父之过”的含义。教书了，班上的学生来自各家各户，他们的性格品行，智商成绩各不相同，才又更进步的理解到“养不教父母之过”。

9、一枪把锅子打翻了

爱玩是小孩的天性。玩具又是小孩的法宝。尤其是自制玩具。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根本不给买玩具。那时家里穷得吃饭都困难，哪有钱买玩具？再则，那时物质匮乏，县城里就一很少卖儿童玩具的，乡村集镇上根本没有卖儿童玩具的。小孩玩的玩具要么自己做，要么父母帮忙做。我会走会跑以后，玩什么玩具全是自己找，小板凳搬这搬哪小椅子拖这拖那、洗脸盆子滚去滚来。再大些就看大哥哥大姐姐玩什么，向他们模仿学习，自己做些玩具。

随着时间推移，我一年比一年大。记得有一天，我看见大朋友推铁环，我也想学着推铁环，但又没有铁环。就找父亲要，父亲想了想，我给找找。找了几天没找到。要急了，父亲说，总不得要生铁把锅打了啥！这话被驼伯伯听见，他就将自己家里一个坏木盆，取下脚箍，用斧头将铁环上的锈锤掉，又将铁环用破布擦了又擦，用手摸摸光滑，没堵的地方了。再用一根短铁丝弯了个推环的弯钩，用根木棍穿上，驼伯伯自己在院子里先推了一圈才交给我。我心里非常感谢他，但只是望着他。父亲说：谢谢伯伯！我还是望着他，只是笑。

开始推不转，一推铁环就倒，但我不放弃，一次次，一遍遍，学着推了无数次，用了有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推转了。任何事情看人家做得容易，临到自己就难了。一旦学会了就容易了。父亲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不怕不会，只怕想会。

有一天，我发现一根竹棍子，竹根那头弯弯的，像翘着头的眼睛蛇，拿着在地上推不受阻，怪好玩儿的。我就自个在家里用刀把竹棍子上上下下的竹枝削去，把竹节削得光光溜溜，拿在手里推出推进。父亲收工回来看见我肩上斜挂着铁环，腰里别着根推铁环的棍子，手里拿着一根削得光光的竹棍在玩耍，微笑地看着我。我凑到父亲跟前和父亲讲：“你看这像条蛇吗？哪是蛇头，哪是蛇尾？”父亲接过我手里的竹棍看看说，做得好，有智慧。我见父亲高兴，就请父亲将竹棍子上钻个洞，可以把平时拖着玩的破铜乱铁拴在上面推着。父亲很乐意，将我带到前面木匠师傅聋爷家里，借聋爷的钻子将竹棍子按我的要求钻了几个洞洞。我很高兴。几天后，不知怎的在路上捡了个小木磙子，中间有个小洞洞。我就想把木磙子安在蛇头上。这样推起来就像推铁环一样。中午和父亲说自己的想法，父亲又把我领到聋爷家里将蛇头钻了洞，找了根铁钉子一穿，将钉子回个头。我高高兴兴的推着回家了。再将拉破铜乱铁的绳子往竹竿上一拴，更有神牛耕地的味儿。前面是拖拉机磙子，后面是耕田的犁铧子。在外面，好多小朋友喜欢开我的神牛拖拉机。

那个时代，父母不给孩子买玩具，可农村自然产生的玩具很多。在堰塘边挖坨泥巴就可以扳半天。麻叶可以打响炮，竹叶、柳树叶吹口哨，食指插进口里吹口哨，抱住双拳吹口哨等等。还有打陀螺，玩玻璃球，踢毛毽，扔沙包，过五关斩六将等等的玩具和玩法。

枪可是个神秘东西，我就会做。小时候看见大朋友玩枪，自己很眼馋。多么想有一支枪啊！起初的时候用泥巴做枪。小伙伴拿着枪互相对着打，追着打，多兴致，多神气啊！由于是湿泥巴，玩着玩着坏了，不玩就扔了。后来，看大朋友们玩的泥巴手枪是干的，非常光滑，有黄的、黑的。摸在手里光溜溜的，用根有颜色的带子拴住挂在身上很帅气，也很霸气，装在衣兜里很方便。于是羡慕不已，垂涎三尺。就主动凑到大朋友身边，想看看、摸摸、拿着玩玩，问他们是怎样做的。他们说“泥巴很重要，必须是黄泥巴，黄泥巴坡的泥巴最好。于是，一群小朋友不顾路途遥远，不顾泥巴轻重，亲自到黄泥巴坡搬运泥巴。把泥巴弄回家了，首先放在盆子里用水泡散，用手捏碎，捏成泥巴浆，滤出浆中的小硬子儿。接着让浆水沉淀，至少一天一夜。看到上面的水是清亮的，就将清水倒出，留下泥浆，不要搅拌，让泥浆自然干，至少需要好几天。干到泥巴拿在手里能揉疙瘩即可。再接着只要上面油光细腻的泥，靠盆底的有沙子、颗粒的泥不要。这是上等泥。做枪、做口哨、做水壶等都可以用。若做黄枪就不调色，就是泥巴本色；若做黑枪就在和泥时将墨汁滴几点到泥中和揉，使泥巴成为黑色。枪做成后就放在家里阴干，不得晒，否则会有裂口。这又得很长时间。干后用细布擦磨，然后上些蜡油，就很光亮，光滑。这是一支高级泥巴枪。做泥巴枪能培养耐性、细心的品格。可是，泥巴枪好看不中用，不小心掉地上就打碎了。用心用意做了那么长时间，不辞辛苦的磨擦得那么亮丽，一旦不慎打得粉身碎骨，心里能不难受吗？感情脆弱的人会哭几次。我就因此哭过。

木枪坚固耐用，不怕摔打。做好了比泥巴枪更完美。于是又羡慕起大哥哥玩的木枪来。

一天，我们几个小朋友在村里木匠铺门口玩，看见几块小薄木板，就悄悄的拿走了。想是可以做枪。回家就将泥巴枪放在木板上比画枪的样子，接着用菜刀砍去不要的地方。这次可花了血本，开全给菜刀砍了几个缺口，中午妈妈回来给他打了一顿家伙。桌子给左手食指砍了个小口子，用麻叶包着不敢跟大人说。我把衣服砍破个口子，被妈妈批评了一通。在好心的父亲帮忙下，我才有了一支不怕摔打的木手枪。后来，我用破碗将木枪的每个部位都刮得光光溜溜的。看到美丽，摸到柔和，拿到好玩。觉得心满意足。

“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天，看见大朋友们的木枪上有枪管，有撞针，可以打纸炮。“缴枪不杀。砰。砰。砰。”前面一个人听到枪响倒下。多逼真呀！于是，我也想有个那样的枪。事在人为。人最怕的是想要。那年我九岁，虽然个子不很高，但是什么也看得懂，想得明白。枪管是生产队里打药的喷雾器上坏了的铁管子。皮带是板车坏内胎上剪下的几个皮圈圈。队上有个保管库，一切公物都放在保管库里。坏了不要的东西就扔在保管库门前的那个垃圾坑里。世上最怕有心人。经常到那去看看，一定能找到。果真，没有几天，真的找到一根铁管子和一短截板车内胎，还有一根断钢锯条。钢锯条很重要，它可以根据需要管子长度锯断铁管子。有材料了就可以做把打纸炮的枪。是在现有木枪上改造，还是做把新木枪？在不影响做家务事的同时做了把新木枪。新枪是做成功了，可纸炮是要钱买的。那时候，乡下虽然没有商店，但是有货郎。货郎是挑着百货走乡穿巷。先把“嘣隆鼓”摇几下，接着叫喊：“找——头发——换——针啊！”嘣隆隆、嘣隆隆、嘣隆隆。又喊“拿鞋底、破布换——头发卡子！”“拿鸡蛋换——糖——果哟！”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

小货郎，挑挑走，

生意小，买卖大，

收卖兼并走天涯。

女人小孩货为主，

换针换线用头发，

鞋底鞋帮质论价。

……。

隆冬的一天中午，我听到货郎的叫卖声，就拿着枪到坐在回廊里抽烟歇息的二伯跟前玩耍，扳动枪栓不停地打得啪啪响。聪明的二伯父懂得我的意思，就不吭不响的起身牵着我的手走出大门，找到货郎。纸炮是一分钱五颗，伯父给一角钱买五十颗一板。伯父说：“装好。别折坏了。别让二妈知道。”我小心翼翼的装进衣兜里。拿着枪故意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跑进大门，回到自己的家。不知是隔了几天的上午，我在玩枪，觉得打一颗纸炮不够响，不过瘾，就想着多上几颗，打连发多有趣啊。就用掏枪管的铁丝往枪管里塞进五颗，结果不知是塞进去深了，还是塞进多了，反正撞针撞不响纸炮。用铁丝从另一头也戳不动塞进去的纸炮。由于妹妹打扰就放着没管了。中午，家人都放工回家，妹妹被小姑抱去玩了，母亲叫我生炉子炖白菜。我将泥巴炉子抱上桌子，拿了几块木柴放在炉子里。又拿了几块木柴到灶里引火。母亲炒好白菜，端着放在炉子上，等我引火去炖。炉子的火燃了，炖着白菜。我没事，就又拿出那把堵塞不响的枪在桌子旁边摆置起来。拔下撞针，用铁丝从撞针这头戳纸炮，只一下，好像没有使多大劲，突然，“啪——啪——啪——”连响了五下。不知是烟雾气流一下将炉子上的锅子冲翻了，还是我害怕甩枪时把炉子戳翻的。白菜泼了一地。幸好，汤水没有烫着我，锅子没有打破。父亲在门外院子里切猪草，听到屋里突如其来的响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一蹦进了屋里，一看锅子翻了，娃子呆如木鸡，木枪掉在地上。父亲急忙拉住我，瞧瞧我的手、脸、眼睛等是否受伤。连连问我伤哪没有。我低着头不吭声，像傻子一样不看父亲一眼。母亲从厨房来了，二伯父伯母从他家里跑来了，驼伯伯从他厨房跑来，都来看，都在担心，都在议论。只有我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母亲把干净的菜抓了起来，稍加了些水放在炉子上继续炖。父亲捡起我的枪，拉着我的衣袖站到一旁。大家说了很多担心的话：假若给眼睛打瞎了怎么办？假若给耳朵打聋了怎么办？假若给手指炸断怎么办？好多个假若，我听到心里难受极了。总之叫我注意安全。二伯父看看我什么也没说，但是他最担心，最后悔，因为是二伯亲自买的纸炮。他扭身默默地走了，从再也没给我买过纸炮了。

他人都走了，父亲并没有发火打我一顿，而是心平气和9！

当场给我讲了玩具的两面性：一面是具有开发儿童智力的好处，一面是有造成伤残的可能性。怕危险就不玩玩具，那也不对。玩的过程中注意安全就对了。

10、忆苦思甜

五十六十年代，每年生产队就要组织全村社员吃忆苦餐。

吃忆苦餐就是把野菜参少量的米放在锅里煮成稀饭，然后一人盛一碗吃。野菜只要是猪吃的野草都可以挖，如苜蓿草、蒲公英、车前草、枸杞菜、菊花脑、马齿苋、黄花菜、芝麻叶、红薯叶、雁麦芽、水芹菜、灰灰菜、蕨菜、茼蒿、荠荠菜，还有南瓜、冬瓜、红薯、大米、小米，豆类等。在一个宽敞的地方砌十几口灶，煮十几锅菜稀饭。那真是菜稀饭，几颗半截的菜茎，根本不见米粒，一碗犯绿的可照人影的汤，又苦又涩，看着就难以下咽。可大人们喝一碗再添一碗。我母亲就连喝了两碗。叫我如能如何要喝下去。十几口大锅菜稀饭一会喝完了。

喝稀饭，有米也好，无米也罢，清汤苦水也好，草茎树叶也罢，大人孩子谁都没有怨言，谁都没有偷偷倒掉，都情愿地喝了下去。

活动进行第二项，忆苦思甜。第一个发言的是刘玉志。他是四川人，我们这习惯说“河南台子，四川蛮子”。所以都叫他“蛮子”。解放后与龚姓接亲才分别叫“蛮玉志”“玉志”“蛮大爷”等。他讲说：十五岁因拉丁当兵，随部队北上。一路部队没有军饷，饿了就找老百姓要，不给就抢，就打。还要求每天以一百四里的速度前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军民都不好过日子。他亲眼所见兵匪抢吃的打死老百姓。在途中宿营，他半夜装大便逃离队伍，像无头苍蝇走撞，讨米要饭。一个十多岁朦朦胧胧的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太阳就不知东南西北的自己，想回家，哪是家？不知是天安排还是命注定在龚家河存身。在龚传惠家做长活，直到解放，政策允许就地落户，就这样活了下来。好心的人介绍与本村翡莲结婚，我有了家，有人疼，有饭吃。时隔十七年没回过家，因不知家在何县镇，只记得村庄地名，也不知家中还有没有亲人。

说着说着，一个大男子汉流下了眼泪。人不伤心不流泪。真正想家了，确实想见父母啦！

……

我的母亲是第三个站起来诉苦的人，她说：四岁那年她的父亲被拉壮丁，送到宜城腊树园过夜。父亲想到一个四岁的女儿，一个六岁的儿子，一个小脚妻子，没有他日子怎么过？仗着自已个大，有量力，夜里想悄悄逃走，谁知拉丁有任务，有数量要求，拉个丁也不容易，所以看管十分严格，发现逃跑就制止，父亲反抗，寡不敌众，当场打死。消息半年之后才传入家人耳朵。父亲被拉丁走后，家里几个叔叔伯伯都躲丁他乡。不久，家里遭土匪夜袭，仅有的一点粮食被抢光。不得已母亲领着俩孩子去外婆家逃生。她寄养过，当过童养媳，当过丫鬟，讨过米。在寄养时的一天，妈妈去看她，那天她正在那荒无人烟的芝麻地里捡芝蔸子。见到妈妈就大哭起来。抱住妈妈的腿哭得撕心裂肺，喊着要回家。妈妈拉着孩子的小手，没有看孩子，在看四周，荒凉无人烟的沙洲，早庄稼有的收割了，有的还长着；晚庄稼还是青的。于是蹲下身子背着女儿就走了。走上了讨米要饭的路。

一次在岛口一家要饭，站在虚掩的大门外，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婶婶姑姑的喊了好一会儿，要了碗稀饭，走离大门不远，一条黄狗追来，我端着稀饭往妈妈身边跑，小孩哪有狗快，狗咬住她的后衣襟不放，妈妈急上前赶狗，她扑通趴在地上，稀饭泼了，狗跑了，妈妈拉起女儿，掀起后襟瞧瞧，没伤身体。我捡起碗，用小手揽着甩泼的稀饭，尽管有灰土，还是吃了，因为从昨天到那天上就没吃东西。

妈妈哽咽了，停止了发言，涮涮地流着伤心的泪。

大家忆苦思甜发言很主动，很积极，不知说到第几个，队长说话：发言暂时结束，下面请龚开秀给大家唱《想起往日苦》的歌曲。（附原歌词）

想起往日苦

1、想起往日苦哎,两眼泪汪汪哎,家破那个人亡哪好凄凉,哎咳哟哎,哎咳穷人哪好心伤哪哎咳哟。

2、不怨我的爹哎,不怨我的娘哎,只恨那个地主呀黑心肠,哎咳哟哎,哎咳把我哪剥削光哪哎咳哟。

3、万恶蒋匪帮哎,抓丁又抢粮哎,一家那个老小哪难活命,哎咳哟哎,哎咳只好哪去逃荒哪哎咳哟。

4、落雪又下凌哎,阵阵北风狂哎,饥寒那个交迫哪倒路旁,哎咳哟哎,哎咳亲人哪哭断肠哪哎咳哟。

5、村村血和泪哎,处处是荒凉哎,三座那个大山哪头上压,哎咳哟哎,哎咳穷人哪盼解放哪哎咳哟。

6、地也哎黑沉沉呀,天也哪暗无光呀,旧社会的苦难哪诉不尽,我的姐妹们哪,哎咳仇恨哪永难忘呀哎咳哟。

7、红日出东方哎,来了共产党哎,来了共产党哎,丢掉手中讨米棍呀,衣哟呀喂哟哟,扛起哪红缨枪。

8、扛枪打游击哎,土改闹翻身哎,土改闹翻身哎,打倒地主反动派呀,衣哟呀喂哟哟,江山哪归人民。

9、人民掌政权哎,要把乾坤变哎,要把乾坤变哪,集体力量大无比呀,衣哟呀喂哟哟,创造哪新世界。

10、革命干劲大哎,生产跨骏马哎,生产跨骏马呀,三面红旗迎东风呀,衣哟呀喂哟哟,建设哪新国家。

11、我们翻了身哎,敌人不甘心哎,敌人不甘心哪,阶级仇恨牢记心呀,哟呀喂哟哟,永远干革命。阶级仇恨牢记心,永远干革命。

整个活动过程是有序的，是严肃的，犮言是主动积极的。

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五十六十年代的大人小孩都会唱《想起往日苦》这首歌。既使唱不全词，也会哼这个调。

现在想起来“忆苦思甜”这个活动应不时开展才好。当今的孩子生在红旗下，长在糖罐里，罪没受过，苦没吃过。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服生活。怎能理解国家泰平是先辈用命换来的，国家的富强是先辈用智慧和力气挣来的呢？

二、读书生涯

1、母校

离开学校后，有时几个朋友茶余饭后闲聊,阴差阳错不知觉聊到母校的事。不知情的朋友就会问：你说的是哪个母校？因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不同级别的学校，在不同的地点读过书的学校都称为母校。他这一问，我就感到十分尴尬，也很惭愧，因为我一生只读过一个学校，那就是我们村的那所学校——龚河学校。

1965年9月我上小学，1973年7月初中毕业。不间断的在本村学校读了七年半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半。

记得上学那天，是父亲领着我去报名的。去学校要么出东门往南走，经过庙屋后，到汉营就到了学校；要么出南门东去到庙屋后往南走到汉营就到了学校。一路上他时而牵着我的手，时而抚摸着我的头，一脸喜悦的神情领着我，一路幸福感的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

“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听老师话。上课要认真听讲，把学习搞好。父母亲不识字，遇到事情多难啊！队上分点粮食柴草之类，在堆儿上用麻杆写个名字插着，主人去弄时先得认牌子上的名字。不认识字的就请识字的找，没有识字的人来，就在那等。有时候五六个，七八个不识字的人都等识字的人来帮忙找牌子。等得急人，烦心！恨自己不识字。识字的人来了，有时候一找半天就找不见是那一堆儿。麻烦人家多不好意思呀。人家不说不高兴的话，自己心里也不好受，耽误人家的功夫。最后只有向认字的人说一堆谢谢的话，感激不尽。自己认得字多好啊！社会变了，发展了，有学校了，你们有机会上学，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家人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下一代身上。”我在父亲护送下去上学，多幸福，多快乐啊，连连点头说“好！”。

“一放学就回家，不要在路上玩，不要走庄稼地毁坏庄稼。种粮食多辛苦呀，翻地、施肥、播种、除草、打药、收割、打场，哪一道工系都得使劲地干。你看那薅草的，顶着烈日暴晒，脸上的汗水直往土里滴。粮食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所以要保护庄稼，要爱惜粮食。”

父亲和我走到庙岗上，大概是见景生情，他接着说：

“我们今天去的学校已经是第三次转址的学校。第一个校址是寨子的农会里。农会是解放时没收龚传惠家的房子。没有具体分给穷人。一套四合院有许多间，柴房、厅房、厢房、套子、正房、阁楼。在里面分别设有农民委员会办公室、公物保管库、扫盲教室、孩子读书的学校。由于孩子逐渐增多，容纳不下，就转到庙岗上。借助庙屋，又在东西两侧盖些草房，把学校、供销店、医务室和大队办公室集中在一起。那时只有初小，高小的学生分别在孔湾杜岗和新集毛家台学校读书。又过了几年转到汉营西边一块平地上。汉营是大队中心点，往潘家河、杨家河和寨子距离都差不多。还有个讲究，‘汉营的先生，庙岗上爷，寨子孙子惹不得。’大家都希望一个地方多有些先生才光荣，所以把学校修建在汉营。”

不知觉走到学校。父亲把我交给老师，说了许多哀求老师的话，就转身回去。从父亲离开学校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了读书的学生。

学校是土墙草房，三栋。加上汉营猪圈一栋，给学校场子围成一个四方形式。没有围墙，场子不大，分成两块，一块植的树，有益夏天学生玩耍，一块是操场。猪圈门朝南开，与学校不相干。猪圈的东头与校舍之间有一条很宽的口子，主要是汉营和潘河学生的自由出入的路，也是学生去稻场玩的便道。西边校舍和北边校舍交接处有条口子，坡下是厕所。厕所是土墙围着的，没有顶盖，里面是个长方形的砖池子，男女厕所中间隔着一道土墙，分成两个门，北门进男生，南门进女生。去厕所要上下坡，遇到雨天和雪天很容易摔跤。即使老师修有土阶梯，走人的次数多了，也会踩踏得光滑。雨天不时就有同学摔得一身泥进教室的。厕所周围是老师的菜地。北边校舍和东边校舍之间的出口才是学生出入校门（实际没有大门）。出大门几步的南边有口井，汉营的社员和学校的师生都在这口井里吃水。再往前走几步就上雷孔路。

中午和下午放学站队，不管是哪个班的学生都必须站队从这个门里走出去上雷孔路。然后分方向，该往南走往南走，该往北走往北走。往北走的，老师送学生路队到庙后面。庙后面有条岔路，是往寨子南门口走的小路，一条是往东门口走的大路。老师望着学生走远了才转身回学校。往潘河走的老师送学生到柏树林。往杨家河去的老师送到黄营南。每个路队领头的扛着红旗，大家齐声唱着歌，别有一番生气勃勃的气氛。那时，根本没有家长接送学生。

教室有两间屋的，有三间屋的。教室、寝室、厨房都不宽裕。班级有复式斑有单斑。低年级学生课桌是长板子做的八根材的桌子。短的桌子可以坐三四个学生，长桌子坐七八个学生。学生多了，短桌子可挤六七个人，长桌子可挤八九上十个学生。拥挤当然影响学习。学生写字常常为地方吵嘴，有时干脆打架。我就有一次旁边的学生闯我的胳膊，闯坏我的字，我就打他，两个人互打。结果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拉我们两个到教室后面罚站。我们两让开了，刚好给其他几个学生腾出一些写字的空间，写字自然好受多了。我们站了一会儿，老师叫上位。我们一上位大家写字就拥挤了。那头的两个同学又吵起来了。老师正要去阻止，一男生用铅笔把一女生的脸给戳了一道红印，只差出血。老师气愤极了，一把把那个男生提出来，两眼瞪着他，不知说什么话好。只好去哄那个在哭的女生，擦眼泪，说：不挨大事，只是给脸巴戳红了，没事。那时的孩子不娇气，哄哄就不哭了。

黑板是两三块，甚至三四块长木板条拼接的，板条与板条之间的缝隙是用石灰参桐油搪塞过，由于干收湿张，裂缝就又出来了。时间一久，裂缝越来越大，有的地方桐油干脆掉了，就出现一些洞洞，老师写字还得躲过缝隙。板面极不光滑，上面好多坑坑洼洼，窝窝点点，有时窝点在字之间就误导学生，认为那个字那里有点或者横。黑板十分难擦，擦过之后板面全是一层灰蒙蒙的颜色，再写字就模糊不清。但老师不得不擦，又不得不写。黑板是用绳子拴着挂在土墙的老鼠眼里。（那时土墙是用板夹着打的，每一板墙都有个木棍洞洞，农村就叫它老鼠眼。）写起字来黑板不稳，摇晃有响声。老师还得左手按着黑板右手写字。

尤其记得的是教室窗户和墙上的老鼠眼。由于是土墙，里面又没有衬子，不好留窗户。教室没有光怎么行呢？就在土墙上挖洞，又不敢给洞挖大，就挖个圆洞洞，多开几个，有光就好。有一天一个学生想走进道，就从窗户洞里爬出去。在教室里有桌子垫着，容易钻进去，头和上身露在窗外，窗外离地很高，若继续往外爬，就会倒栽入地，头就得先落地，于是怕了起来，又因衣服厚实，身体被窗壁卡住，出不来，也退不进，就半截吊在墙上哭着呼叫求救。校园里老师才去把他抱住拔出来。钻窗户的事引起全校师生的关注。以后再也没人爬窗户了。

一天全班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黑板上头一个老鼠眼里一只老鼠伸出头来，呆在洞口一会儿摇头，一会伸腿，一会儿静静不动。一学生发现，惊奇地：“哎呀，老鼠！”一边哎呀一边用手指，全班学生都望去。都大声嘈哄。老鼠并没害怕，没有一点给头缩回去的意思。老师用教棍打，教棍短了打不着。老师叫一学生搬来凳子，站在凳子上才把老鼠赶进洞里。后来学校发动各班堵死老鼠眼的活动。

就是这样的学习条件，可老师们很敬业，学生很用心，父母很高兴。

到了四五年级，桌凳长短才是统一，每套桌凳只坐两个学生。仍旧是八根柴桌凳。学生拥挤现象好多了。行与行中间留有走道，老师课堂上检查习作和辅导学生就方便多了。为写字争吵打架的人也少多了。

人心不足呀。个别同学之间为桌子的面积多少而暗地争论，要求平分秋色，把桌子中间划道线，规定不准超过界线。并约法三章：谁超过界线被打三锤。有时无意间，不自觉地超过界线，对方不啃不嗯就打你三锤。只能哑口无言地接受被打的现实。

读四年级是刘老师和肖老师教我们。刘老师和肖老师夫妇俩的寝室就在我们教室后面，用花簿子（高粱杆子编织成的）立着算是一扇墙，用报纸糊着，下面立在地上，上面用绳子拴在横木上。有些调皮的学生下课乘老师不在时，故意把高粱脖子推着摇来晃去。有学生用掏蜂洞的竹签把纸戳个洞看老师寝室里有啥东西。只有一间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两床被子和两个枕头。床的一头一块木板支起的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和几摞书本。

1968年上级要求各大队办初级中学。俗叫大队戴帽中学。这样，学校必须增添校舍。国家政策是哪级学校哪级办。因此龚河学校在老校址的基础上往北扩大了三倍之多的面积。在场子北边座北朝南修了一栋十间青砖青瓦的房子。没过两年，又在西边修了十二间红砖青瓦的房子。砖和瓦都是大队窑厂烧制的，是全校师生乘课间操或者劳动课，用手搬到建房地点的。从此学校有了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大操场，有了篮球场，有了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四周仍旧没有围墙。草房逐渐废除。母校后来发生过多次变化，但都是在原址基础上变化着的。这就是我的母校。

她教会了龚河村七个队的孩子识字，分柴米油菜再不等识字的人来了。同时培养了许多优秀者去读中学，上大学，能文能武的建设者。

附。

解放初期：如龚新文、龚新教、龚新社、龚天兰、龚开斌、龚新珍、龚新国、潘继常、周有琴、周有礼、潘洪安、陈辉照、潘德银、潘德花等。

恢复高考制度后：龚开美、龚民玉、龚开华、龚民生、孙亮林、龚开成、潘洪铸、周勇、潘志坚、龚春云等

再往后有龚新平、龚军松、潘卫华、曹辉、龚筱莉、龚晓飞、龚红英、龚诚诚、龚新波、龚军勇、龚迎春、龚金华、龚迎凯、龚生津、龚金垚、龚琴、龚圆圆、龚汉冮、龚胡萍、龚夏菲、龚诚诚、龚璐璐、龚坤、龚文丽、龚小芸、龚民辉、刘俊、龚晓龙、龚晓辉、付应红。付应锋、杨保忠。龚新燕、龚志华、龚晶晶、龚珊、张军、潘美玲、潘康宁等

一组：杨保忠、龚民军、陈登华、龚民辉、刘俊、付应红、付应锋、

二组：龚新国、龚新娥、龚开美、龚开华、龚开成、龚傲力、朱庆亮、

三组：龚锡英、龚天学、龚新平、曹辉、龚新艳、龚凤娇、龚山鹰、龚新国、龚夏夏、

四组：龚新文、龚新教、龚新珍（女）龚新社、龚天国、龚天社、龚天香（女）、龚民玉（女）、龚民生、龚迎辉、龚丽华（女）、龚军勇、龚志华、龚金华、龚晶晶、龚龙霞、龚珊、龚文丽、龚小芸、

五组：龚民德、龚开斌、龚民富、龚民才、龚民强、龚建军、龚军松、龚红英、龚筱莉、龚晓飞、龚晓虎、龚新波、龚圆圆、龚琴、龚春云、龚金垚、龚胡萍、龚夏菲、龚诚诚、龚璐璐、龚坤、龚汉江、龚迎凯、龚晓龙、龚诚诚、龚生津、龚晓辉、

2、遇上文化大革命

我是1965年上学，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1973年7月毕业。

“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运动，至今我都不明白。不知那路神仙在指挥，很快人民就分成了两派，并很快你死我活的斗争起来。璞河区分的钢隆种和红隆种两派。龚河大队分的是“拥军爱民”和“斗私批修”两派。潘姓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是“拥军爱民”组织。龚姓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是“斗私批修”组织。参加组织是自愿和自由的。有的家庭丈夫参加的是“拥军爱民”组织，妻子参加的是“斗私批修”组织。后来斗争激烈了，吃吃饭夫妻俩就争起来了。发展到决裂，两人各谈各的理，各烧各的饭。好在是没有分居或离婚。大人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孩子不觉无形中也进入了派别组织。龚姓的高年级学生和潘姓的高年似学生斗起来了。记得因抓阄的事两派学生吵起来了。找班主任李新遴老师解决。老师们都没参加任何组织。李老师经过认真调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了公道话，可潘姓学生不满意，几个男生上去扭住李老师胳膊，推到学校操场上架飞机示众。后面的拥军派的男女生立即举起右手，高喊“打倒李新遴！”“打倒——李——新——遴——！”。一会全校学生汇聚拢来，一会儿形成了一个批斗会场。校长来说“只准文斗不准武斗。”学生才放开手。李老师站在场子里也高呼“真理是打不倒的。打倒了还会站起来。”学生看起来个大，但是也说不到什么理，只是像鸟雀一样乱糟糟地叫。要写李老师的大字报，找主任拿白纸，主任一时不在，一个学生摸了块火砖把文件柜子砸破了取笔纸。一会申援的群众来了。脾气粗暴的周明胜光着膀子来了，站在二队稻场的一个石磙上，听学校场子里在高喊“打倒李新遴。”周明胜情兴激动地，用力地举着胳膊高喊“打倒地主李新遴！”“打倒地主李新遴”。举一下手回转来时，用拳头将胸铺锤两下。手舞足蹈地挥动着，高喊着。很多群众在他的呐喊声中来围观，并没发言，也是不知情况，找不到说什么。一上午是在开批斗会，是在看热闹？说不清楚就过去了。一波不平，全校不平。

要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学生的学习知识没有影响，那不是实话。学知识是要时间保证和有静心思考的环境。不然古语会有“学习如同水浸石”的语句？

我上小学二年级是龚天兰老师教。一次两个学生吵嘴，互不相让，相互揪着不放。龚老师去解决，两个学生不吵嘴了，可两眼直愣愣地盯住老师，眼睛放出凶光，有要吃人的气势。一个成年女教师还怕二年级小学生？将他拉到墙边罚站。他们行动不敢反抗，但嘴里不约而同地嘟嚷着“叫我哥哥来斗你”。虽然我们是同班学生，但是他们岁数比我大，个子比我高。他们是醒世的大个子，我是矮小的毛孩子。又一次，龚老师在校长的安排下，带着我们去三队间棉花苗。传登和洪乐争吵起来。洪乐说“我是拥军爱民组织”。传登说“我是斗私批修组织”。两个学生的大人分别参加了组织，但与孩子毫无关系。可孩子们却当众相互显耀。争得要打起来似的。龚老师去制止了他们。

那个时期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派个贫协代表住学校，配合校长管理学校工作。贫协代表字都不认识一个。现在想起来，我个人理解是安排学生到哪个生产小队劳动，这样方便些。一二年级可以做小活，如间棉花苗，摘棉花、绿豆等；三四年级拔秧草、拉谷把子、拉麦个子等；五年级和初中年级可以插秧、薅草等。那时田多劳少，种田科技也落后。有个顺口溜是“远看绿油油，近看就发愁。一田野荸荠，稻秧藏里头。”干啥活因人而异，力所能及。细想，在那个田多劳少的时代，学生支援劳动，确实解决了生产队里一些实际问题，又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习惯。

初中以上学生支农不仅在本大队，而且在公社党委统一指挥下，其他大队需要的话也去支援。我读初中一年级时，一次到石桥头三队花园生产稍有落后，秧还有几十亩没插，麦茬子田里棉花草未薅。公社党委就安排王淌、太山庙、钟岗、杜岗、龚河等中学生，两百多人去突击完成。生产队为管学生一顿中饭，十几个社员忙了几天准备学生吃饭的场地、桌子、筷子、碗，为此生产队里杀了一头猪，宰了一头牛。炒的蚕豆用麻袋装着，派劳动力抬到田里分发，以慰劳学生辛苦。人多力量大。一天插秧15亩，薅麦田里的棉花草近二十亩。各学校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以兄弟学校竞赛，人人干得热火朝天，个个干得汗流浃背，不说累，不偷懒，你追我赶。尽管质量差点，但是数量和干劲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大革命起初，农村学校一个星期还能按部就班上满课，只是大忙季节有时偶尔动用下学生。到了文化革命中期和后期，一星期上满课的日子只有下雨或大忙季节过后。夏收和秋收都放忙假，一般的情况下就放假七至十天，甚至更多，支援双抢。放假的时间各学校自己安排。贫协代表和校长一商量就决定了。放忙假，老师分配到各队领导学生劳动。 （农村学校夏收和秋收放忙假的习惯持续到80年代初才终止。）

那时，政治思想教育抓得紧。上课期间，老师因为形势的需要，上课总拿一定的时间给学生读报纸、杂志，如《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中的重要文章。主要是了解国家政策和发展形势。张铁生、黄帅等人就是当时报刊杂志中热烈传播的重大导向。再则就是读背《毛主席语录》。一二三年级学生读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四五年级读背《毛主席语录•三十三条》。初中以上学生除读背《毛主席语录*三十三条》外，还要读毛主席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五篇哲学著作（《实践论》 、《矛盾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反对自由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每天晚饭后教会家长背会一条毛主席语录。四五年级学生三人一组组织自家附近的群众(三至五人)，教他们读背《毛主席语录》，每人每晚至少背会一条语录。白天四年级以上班级每个班派一组(三人)思想好，觉悟高，工作负责，《语录》背得多的学生搬凳子到各个路口拦着过路的人背《毛主席语录》。每人只要求背一条语录，背诵结束方可通行。不会背诵就留下来耐心教，直到教会背熟一条为止。教最好读易记的，如“斗私批修”或“多思”等。

背毛主席语录的确是一种学习，不仅是思想学习，也是知识学习。我读二年级时。龚老师每天早读前（学生到校之前）就写条短语录在黑板上，学生来了就教读，教读的过程中对生字重点指出读音和意思。然后学生看着黑板读，读会了就抄写在一个本本上。这个本本是专抄写语录用的。老师每天都要检查，若有抄写错的字，老师就当面指出来叫你立即改正。三年级时，老师每天早读时，学生未到齐之前就读已读会的语录，这叫温故知新。学生到齐了，老师先把今天要读背语录领读两遍，让学生注意生字，把不认识的字用笔在下面点个点。注重读音。老师领读完毕，自己读，若还有没记住的生字就问老师。如此，我很快学会了很多字。现在想起来，老师教学的方法很多。既紧跟了形势，武装了思想，又教了学生学得文化知识。

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现在还收藏着几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斩新的巜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一本小本本式的读旧了，翻烂了又修复多次的《毛主席语录》三十三条。下学后的十多年我都随身带着它。有时间翻翻读读，对照毛主席的话想想自己，想想别人，别有一番意味。毛主席诗词就是在下学后劳动中读背会的。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有它们在身边也是纪念，也是有个定心依靠的心理在里面。

这个时期，学生除支持农业生产和读背毛主席语录外，其次是学习文化知课。由于教育大改革，课本的知识内容压缩，好像记得五年级算术课本才二十一页面，包括书的前后封面只有十二张纸。由于帮派斗争影响工作，书本不能按时印刷分送，最长达半个学期没有课本。记得潘老教我四年级语文，因为没有课本就教学生写毛笔字。他用粉笔泡水，用块小黑板，在上面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每天至少有一节以上的课练习毛笔字。我的毛笔字能在同学中评优秀，要感谢潘老师，感谢无课本的时间。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损害了一部分人，也造就了一部分人。小学生不见显现，高中大学明显突出。陈景润就是文革时会利用时间的显明例子。很多在文革中爱偷着读书的人，后来成了名人。

3、铭记于心的老师

我16岁初中毕业。小学和初中连续读了7年半。毕业已经五十一年了，哪些老师还铭记于心呢？于是搜肠刮肚地寻找，有的老师只记得名字，如肖光秀、冯新富、闵少堂、孙家武、孙忠榜等。他们教过我吗？教几年级，教哪个学，科，多长时间，全记不得。有的老师记忆深刻，不仅记得名字，而且事情历历在目。如小学龚天兰、刘如华、潘继绪。初中有李新超、杨大明、周明银、王文杰、段美柱等。从这件事想，老师要在学生心里留下记忆，且记一辈子，这还是件不容易的事。我想，要么是学生崇拜的老师，要么是对学生有恩的老师，要么是学生厌恨的老师。在我的记忆感受中，工作责任性强又亲和学生的老师就能使学生铭记于心。

记忆中的龚老师。她连续教了我两年（一、二年级）。她团脸，身体不胖，个子不矮。脾气温和，轻声细语，少言寡语，待人热情，辅导学生耐心。她教生字有个突出特点，使学生好记，记得牢，理解容易。如教“人”字，她就画个“人”在黑板上，旁边写个人字。拉个同学上来，叫他把两腿分开站着。讲“上面连着的是“人”的上身，下面分开的是“人”的两条腿。这个“人”字的特点就是上边连着，下边分开。先写左边一撇，再写右边一捺。指着站的学生说：“人头”、“人脸”、“人手”、又指着自己和学生说：“大人”、“小人”等，把所组的词写在黑板上人字后面。又如“口”。她就画个张大的“口”。自己将口张的老大，用教棍指着自己的嘴说，嘴的书面语叫口。口有三画，即竖、横折、横。又如教“木、禾、米、竹”这类字，她把事前准备好实物，拿着放在讲桌上，认哪个字，拿哪个实物，并把字写在实物上。时间一长，学生也学会借助实物认字的方法。回到家里，我就在家里门上写个“门”字。椅子上写个“椅”字。桌子写个“桌”字。母亲不让我到处乱画。父亲说让我划，那是在认字、写字、对号入座。

还记得龚老师领导我们在路边，在沟堤上种蓖麻。春天种下，每隔几天就引导我们去观察自己种的蓖麻籽发芽没，长叶没。不时地给长出来蓖麻苗浇水，施肥，寻虫，到了秋天就收摘，晒干，出售。蓖麻叶上的大青虫很大。男生用手拿着往女生身上放，吓哭了几个女生。老师并不批评男生，还说女生小憩，“一个虫子就怕，那将来能做干啥？”在龚老师的引导下，我在家里也和父母一道在菜园种豇豆、扁豆、辣椒等。给那些植物浇水、施肥、捉虫。

刘老师教我四年级算术。记得他瘦，背有些前倾。有一天一个学生上课不好好听讲，他发现后，放下书本就谈起他的读书经历：他是潘河人。父亲死得早，被母亲带到继父家生活。那时农村只能读麦黄学。就是麦子黄之前上学读书，麦黄之后就停学回家帮大人收黄插青。继父不让他上学，母亲非要他上学不行。为了他读书，母亲和继父争过多次嘴，还打过几次架。谈着谈着刘老师哭了，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脸巴上留下来。为了报答母亲，他学习更加刻苦，课堂上认真听，课下加劲学。他还说，读书期间缺笔少纸，他就用手指在身上写字，用小细棍在地上写字。在家劳动中，时常用个小布袋背本书，一有闲空就将书翻开读读。他说钉子有两种狠劲。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他就是用这两种劲使他学习成绩好的。小学毕业时被推荐在宜城中学上一年制简师班。读完简师班就分配到学校教书。于是我心里很痛情他的生活遭遇，很佩服他的刻苦精神，很羡慕他当上老师。

这节课虽然没有上算术课，但是全班学生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他的事情与刻苦学习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无形中使我产生了对他的尊敬，同时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之所以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一直不坏，与刘老师的人生经历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还记得他有个绰号 “刘歪嘴”。因面瘫未治导致终生嘴歪。后来他听说我的作文在班上得到好评，特意送我一本小书——《小学生怎样写作文》。我后来作文继续好下来，不能与这本书无关吧？我至今还保存着它。

一年后的暑假里，刘老师调到余旗营学校任教，走时我帮他们捡东西，送他们到学校大门外。以后再没有见过面。听说，在余营学校旁边沟里，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淹死了。后调到小河肖老师老家学校，不几年肖老师病故。儿子和媳妇在啤酒厂上班，儿子因工作不慎触电身亡。媳妇改嫁。刘老师只好和孙子两人生活。不幸的事都被他们赶上了，每每想起他我心里就酸楚楚的。

潘老师教我四年级语文。上第一节课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潘继绪，潘河人。当过兵，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在子弹空里活着回来了。接着他就讲在朝鲜打仗的事。讲他和战友不怕死的杀敌过程。激烈、勇猛、顽强。场面讲得精彩动人，事情讲得振奋人心。他这一现身说法，全班学生都肃然起敬的佩服他，羡慕他，尊敬他来了。那时候学生都爱听打仗的事，爱看打仗的电影，爱读打仗的故事书。可现在造故事的人就在眼前，能不喜欢他吗？

其次记得的是教 “是字不是字认个半匝子”的认字方法。当时他举了很多字例。一遇到能认半匝字的字，他就要把那句话重复一遍。那句“是字不是字认个半匝子”似乎是他的识字法宝。真的也使我记了一辈子。到80年代上高师函授学习《现代汉语》才知道这句话不全对。有的形声字可以读一边的声旁的音；有的是那个声旁，但已经变异了，接近那个声旁的音，而不是那个音了；有的形声字根本不能读一边的声旁音。可我跟着他的方法已经教给了自己的学生。记得70年代末在石桥头学校教“和蔼”一词，我就教成了“和谒（ye）”（读成“谒见”的“谒”字。）可能是他的老师教给他的方法，他又教给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当老师又教给学生。这种以讹传讹的做法，后来才知道社会上很多。在那个时代还有情可言。现在再出现这种错误就不应该了。

再则记得的是潘老师皮肤黑，老师们都玩笑地叫“刚果人”。他衣着朴素，常穿一套青色中山装；他热爱劳动，不论公私事都肯出力。每次放忙假他就分在我们队里领导学生劳动。一次领着我们割麦子，分任务比赛，一个学生一行，他两行。看谁割得快。看谁的捆子大小一样，看谁放得整齐美观。看谁麦蔸子割得低。潘老师讲完要求后，大家“一百起”地割起来。大约一小时后，潘老师喊喝点水，休息会儿。大家停下手头的镰刀，站起来一看，潘老师在最前头，捆子大小个个一样一，麦蔸放的都朝一个方向，放在麦行子里，像线拉的一样直，整整齐齐。好的习惯从开始养成最容易。在潘老师这次引导下，以后割小麦、稻谷我都很注意这几方面的讲究。后来我毕业回乡劳动，割镰刀不仅受到父母的夸奖，也受到许多同事的夸奖。别人一夸奖我，我就想起潘老师。

最后，我记得潘老师教我写毛笔字。其实写得并不怎样，只是在同班同学中算是佼佼者。于是过年就给自家、给人家写对联。下学后因会写毛笔字吃了不少“轻身饭”。别人去割谷挑谷，我去写墙体标语。别人去割麦插秧，我去办墙体专栏。能吃“轻身饭”就想起潘老师。一个老师留给学生好的印象关键是温和的态度，示范的榜样，美好的品质。

王老师教我初一年级语文。他身体单薄，高个，文质彬彬，一身书生气。他讲课慢条斯理，声音不大，似乎怕吓破学生胆似的。因此，个别好说小话的学生声音不慎就盖过了王老师讲课的声音。他批改作业很认真仔细。尤其是批改作文，细到错字错词错句子，他都给一一改过来。文章的段落层次他会一段一段地批注，好在哪，坏在哪，怎样修改。学生修改后他再看。不行再改，直到他满意为止。我的作文水平就是在王老师教学中提高的。还整了个笑话。王老师作文评讲，多次讲我和一个女生的作文。一次还不觉得，次数多了就惹出意思来了。学生中就议论我们是鸳鸯一对。玩笑开得频繁，开得过分，在黑板上写我们做爱的话。于是我和这个写话的同学大吵了一架。一直到初中毕业回乡劳动几年后才说话。

后来，王老师主动找我帮他抄写稿件。我才知道他是业余文学爱好者，在写小说。抄完稿子送给他，有时间的话，他就跟我聊聊我的作文情况。希望我将来也爱好文学创作。一年后的暑假他调到宜城文化馆工作，再也没见过面了。对王老师至今记忆深刻，是他多次表扬我，小孩子就是爱听表扬的话；是他有专业的高雅的业余爱好，使人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