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宜都、恩施六日游之荆州宜都（上集）

一路有你

泱泱大楚八百年

循着青铜的幽光溯回三千年，在长江的烟水苍茫处，曾有一个以凤为图腾的国度。

楚人的梦，是织在丝绸上的云霞，是铸在青铜里的雷纹，是漆器上蜿蜒的赤黑精魂。

他们崇敬龙的正统，并与凤凰相知，他们视凤凰为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贵、最有神性的动物，象征着美和对世俗力量的超越。

——那凌空舒卷的羽翼，衔着对世俗的超越，也衔着无羁的浪漫。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地的风物总带着神巫的遐思。

曾侯乙的编钟一响，清越的音符便撞开了时间的门扉；越王剑的寒光里，还凝着战国月色的凛冽。

那些虎座凤架鼓，那些诡谲的漆绘，分明是一个民族瑰丽的想象在起舞。

他们信巫鬼，重淫祀，连祭祀的歌舞都飘着《九歌》的兰芷芬芳。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这缕精魂最终凝结成屈子的《离骚》。当他行吟泽畔，将星辰山川化作铿锵诗句，楚文化便有了最孤高的注脚。

与此同时，老庄的哲思在濠梁间荡漾，以鲲鹏之姿完成对尘世的超越。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黄河的雄浑养育了朴厚的史诗，长江的浩渺则滋养了楚人的绮梦。

它曾一度是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段长城、第一个县、第一支毛笔都出现在楚国大地，它不仅是华夏大地上文化最灿烂辉煌的诸侯国，也曾经是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楚文化不但一度在华夏大地上独领风骚，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与同时期的希腊文化交相辉映。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古希腊在航海技术、理论科学、体育竞技、写实艺术等方面比楚人擅长，但同时期的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漆器技术领先于古希腊，老子和庄子思想的深度和思辨性也丝毫不亚于古希腊哲学家。

当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辩论时，楚国的工匠正将凤凰的形影熔进青铜的洪流。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烧毁了各国的史书文献而沉埋于地下，关于这个伟大王国八百年的历史，关于它创造的种种文化成果渐渐被人们遗忘，楚国的历史被风干成了《春秋》中的寥寥数语。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幸运的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考古学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了一处处遗址和墓葬，这个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王国渐渐显露出它独特而迷人的面容。

八百年风云散尽，但凤凰不死——每件出土的文物都在诉说：这曾是一个让美成为信仰的国度。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所在地荆楚大地，参观了《荆州博物馆》和《楚王兵马阵》。本文图片均拍于这两个地方。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古国的八百年历史，追溯楚文明的源头。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初生

三千六百多年以前，也就是中国商代初期。刚刚崛起的商王朝在中原向四周扩张自己的势力，楚人的祖先被驱逐向人烟稀少的南方迁徏。

从寒冷的北方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今天湖北西北部的荆山的丘陵峡谷之中的一片开阔地带，从这个地域的地理形势来看，这里是一个四塞之地，在避免强敌进攻的同时能够很好的防守。

另外这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地，土地异常肥沃，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河流纵横，不像北方那样苦寒和干旱。

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伐掉巨木，征服丘陵，开垦农田，从此便在这里安下了家。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祝融是炎黄的重要成员，是炎帝的火师，在上古时代掌握着火的秘密。楚国是火神祝融的后代，是来自中原的炎黄子孙。

屈原在《离骚》开篇就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说楚人是华夏民族的后裔。

传说火神祝融的后裔传下八姓，其中一支传到了鬻 （Yù）熊这一代，鬻熊（约公元前11世纪），芈姓，又称鬻子。娶了一位名为妣厉的女子为妻，其妻妣厉生子难产，剖开腹部，取出孩子，妣厉死去，孩子存活，巫师用荆条将妣厉裂开的腹部包裹后将她安葬。

为了纪念这位为生育后代献出生命的伟大母亲，这个部族后来自名为“楚”，也就是“荆条”的意思。

古代“姓”与“氏”的核心区别在于：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用于标识血缘来源和区分婚姻（同姓不婚）；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姓的分支，用于标识身份地位、家族分支或封地。战国至秦汉时期，姓氏逐渐合二为一。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楚”字，其本义“丛木，一名荆也”。从甲骨文字形上看，上面双木为林，下面疋（shū）为足，足历山林，是“开发山林”之义，“楚”字象征着一个人跋涉在灌木丛中。

人入山林，荆棘丛生，不免被刺破、划伤，故而引申出“痛楚”“酸楚”之义。

披荆斩棘，终于走出林莽，豁然开朗，眼前看得分外“清楚”，能率先走出丛林，可谓杰出之士，名曰“翘楚”。

楚地之人以此为傲，命国名为“楚”其地曰“荆楚大地”。

武昌木牌楼与长沙岳麓书院有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则楚本即材，其自豪之感跃然纸上。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汉水流域杂居着百濮等方国部落，西南则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土著杂成，民风各异。

带有中原基因的楚人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了，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代表更多的是南方，也就是蛮族文化的文化和习俗，而从血统来说，楚人到了南方之后，使他原有的华夏血统慢慢的被稀释。

在中原人的眼中，他们就是“南蛮”、“蛮夷”、“荆蛮”。《诗经·商颂》中的文字证明了商王朝对楚人的轻视，“南乡之夷”就是商朝人对荆楚这个部族的定位。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商王朝强大的国势让他们除了俯首之外别无选择，在内心深处，楚人把中原人认为他们是蛮夷当成最大的耻辱，他们发誓早晚有一天，祝融的子孙会向傲慢的中原人证明自己的力量。

机会终于出现了。首领鬻熊应邀跋涉千里来到中原，辅助周文王姬昌，帮助他推翻商王朝。

这是楚人做出的抉择。历经了数代人的流亡生涯，楚人迫切地需要一个验明正身的时刻，他们要告诉天下人，他们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民族，他们永远流淌着属于中原的血液。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鬻熊终究没能实现愿望，由于精力体力透支到极限，鬻熊死在了任职上。

周文王带领众部落最终推翻了商朝，但在分封诸侯时，也没给当时的楚人分封，楚人没能得到一个正式的身份。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熊绎（生卒年不详），芈姓，熊氏，名绎，鬻熊曾孙，西周诸侯国楚国始封君。

熊绎的曾祖父鬻熊侍奉周文王，很早去世。熊绎的祖父熊丽、父亲熊狂亦侍奉周文王之子周武王。

周成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公元前1042-1021年在位）“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

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二，武文勃兴

在先秦时代，铜不仅仅是一种金属，更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对于中国夏商周这三个王朝来说，青铜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青铜器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国家重器，无论是铸造青铜的礼器、乐器、兵器，都需要铜矿资源。

上古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宗教祭祀和战争，青铜在这两件事中都必不可少。

而一个国家是否能拥有丰富的青铜矿产资源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有资格和能力去祭祀上天和祖先，是否取得了通天地的资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开展南征北战与开拓疆土。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在今天湖北大冶附近有一座长约两公里的丘陵叫做铜绿山。这可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矿山，大冶这个地名也是因为冶炼铜而得来的。

虽自古以尚武而闻名的楚人骁勇善战，但武器相对落后。而这座外表普普通通的矿山几百年来一直是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周王朝同样十分清楚这座矿山的战略地位，因此在汉水流域分封了一系列王室成员，他们被称为“汉阳诸姬”。这些“汉阳诸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守护青铜和锡的运输。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随国是“汉阳诸姬”中最主要的一个诸侯国，它历史悠久、血统高贵、位置险要，为周王室守护着铜资源丰富的铜绿山。

多年以来楚国南下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征服随国，控制铜绿山，但是直到楚武王时代，楚人才看到了夺得铜绿山的曙光。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弑君传统

虽然被称为蛮夷一直使楚国愤愤不平，但是不得不说，在楚国的上层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强烈的蛮夷习气，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弑君传统。

公元前740年，楚国内部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熊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成为了楚国的首领，三十七年之后，他自称楚武王。

楚武王熊通（？-前690年），芈姓，名通，一称熊通。楚国丹阳人（今湖北宜昌）。娶邓曼为妻。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从西周开始，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为长”，也就是说在选择继承人时不必考虑他的品质、才能、年龄，而仅仅考察其出生顺序即可。

正是这种类似先天定好的体系，所以不容易引起争议同时很顺畅，但也正是因为它的顺畅和没有争议，所以往往没有生命力，久而久之，这个人哪怕非常平庸，他也能够成为统治者，那么可想而知，在这种平庸的人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前途会是怎样一种现象。

只有楚国敢于破坏这种规则，在楚国前期历史上叔叔从侄子，或是弟弟从哥哥手中夺取王位极为频繁，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王位垂涎三尺，弑君之举虽然残酷无情，却保证了登上楚国王位的都是进取心极强，生命力极为雄健的人。

据《左传》记载，楚国的大事往往是在少年君主手中完成的，在楚国的历史上，弑君篡位者大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而且几乎都出现在楚国力量的上升时期。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武王即位不足三年就挥师讨伐江汉平原的西部，权国成为了他到手的第一块肥肉。

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把权国分封给臣下，而是改权为县，设置了县尹加以管理，这是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被史学家称为是“春秋第一县”，所谓县就是悬挂的意思，也就是说县悬在中央的手里，而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归诸侯所有。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县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史上意义非凡，周天子在王朝建立之初将天下分为众多诸侯国，诸侯国国君在国内又分封卿大夫等，让他们世袭土地，时间一长，这些卿大夫和诸侯一样权势越来越稳固，与中央的关系也越来越远，很多老牌国家因此被逐渐分裂。

而县由国君直接地掌控，国君直接地任命县公，县公不可以世袭。

另外，县公的财政不可以留为自己所有，而需上缴国库，它还不允许有大规模的军队存在，军队只能属于国家，这样国王对于地方的控制权就大大加强了。

因此楚国能够摆脱分封制的负面对他们的束缚，并开创了以县来治理的先例，这样和中原相比，他们反而走在了前面。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武王熊通即位后，立下“欲以观中国之政”的奋斗目标，着力向东、北两面扩展领土。

他敏锐地利用中原诸国自相残杀，周王朝失去以得的控制力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多年来对外扩张的梦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地小国成长为一个大国。

不过要实现这个大国梦，楚国首先必须拥有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铜，因此随国成为了他要征服的第一个目标。

先后收复了邓、郧、绞、罗等多个小国，慑服汉东诸国。

曾三次遣军伐随，并于第二次伐随时自尊为王，威震东周王室。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武王带领楚国大军开启了伐随大战，但几次大战都以失败而告终。

距首次伐随16年后，年已70岁的楚武王再次踏上讨伐随国的征途，但却在这场征途的路上病逝，闻信的楚军士气大振，发挥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雷挺之势直扑随都，随国战败后臣服楚国，楚军最终用胜利告慰了为国捐躯的武王，天下最重要的铜矿自然纳入了楚国的范围。

　　楚武王熊通在位51年，在位期间施行铁血政策，对外强硬，从不妥协，对内创县制，设令尹，进行政治、军事的一系列改革。为楚国留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

开拓江汉，扩大了楚国疆域，使楚国国势蒸蒸日上。建立强大的军队，几乎统一了整个江汉流域，且完善了国家制度，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政治系统。

尤其重要的是对随国的征服，意味着当时天下最重要的一座铜矿山纳入了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的大国梦获得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柱，楚国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在这一代雄主手中完成了。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文王（？-前675年），芈姓，熊氏，名赀（zī）。楚武王之子，母为邓曼。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前690年 - 前675年在位）。

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90年），楚武王在伐随途中去世。熊赀继位，是为楚文王。

在位期间，多次迁都，建设为郢。

北上征伐，先后兼并申、息、邓等国，娶息妫为夫人，并设县管理新占地域。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在他的努力下，楚国疆域北抵伏牛山及汝水之南，东至淮河上游，成为雄踞南方的大国，陈、蔡开始臣服于楚。

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攻打郑国，开始参与中原争霸。

楚文王十五年（前675年）春，败于巴军，转而东袭黄国取胜，同年六月于返郢途中病逝。

其子熊艰即位，是为楚堵敖。

楚文王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他颁布成文法保护私有财产，大大推进了楚国的法制建设；占领南阳盆地，修筑边境长城，为楚国创造了可贵的发展机遇，楚国自此强大起来。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三，成庄称霸

公元前8世纪，南夷与北狄南北夹击轮番入侵，中原国家疆域不断缩减，并且中原国家内乱不断，一时间中原文明呈现摇摇欲坠之势，危机四伏。

元前681年，齐国国君齐桓公在“北杏之盟”中被周天子任命为东部国家的“伯”。

在先秦，“伯”字与“霸”字想通，本义是兄长。也就是说如果周天子是天下诸侯之父，那么“霸”就是诸侯之长，由他来代表天子维护诸侯间的政治秩序。

齐桓公高扬“尊王攘夷”的大旗，恢复周礼，抗击外侵，保卫疆土，成为天下霸主。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北杏之盟”标志着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持续数百年的春秋争霸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场争霸连轴大戏中，千里之外的楚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在齐桓公的领导下，中原国家终于击退了北方异族的侵略者，化解了亡国危机，为中原稳定立下功勋。

接下来，齐桓公准备抵御的对象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敌人——楚国。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成王（?—前626年），芈姓，熊氏，名恽。春秋时楚国国君，楚文王之子。

楚成王是楚武王的孙子，祖孙二人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生命力都异常强健，如同饿狼渴望鲜肉一般对王位垂涎三尺。和自己的爷爷杀掉侄子自立为王一样，楚成王是在大臣们杀掉其兄后登上王位。

楚成王继承了祖父的雄心壮志开始全力扩张领土。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此时的楚国，占领了从川东、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势力插入中原腹地，对华夏世界形成了新月形包围。

在最开始分封的时候，熊绎只有方圆五十里，如今已达到了地方千里，版图的扩大使楚成王明白现在无论是政治上的声誉还是经济实力都已经到时候了。楚国已经拥有天下最强大的武力，楚成王梦想着成为天下新的主人，在他看来这一切理所应当。

然而这个已经崛起的国家只收获了中原诸国的恐惧，而远远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认。

虽然楚国在方方面面努力向中原文明靠拢，但是在中原诸国眼里，这个日渐强大起来的楚国不过是一个暴发户。

　　中原国家对楚国的蔑视远在此前就开始了，在他们看来，从楚武王起，楚国国君擅自称王、弑君传统、不断发动战争灭掉诸多国家，甚至自己的亲属也照杀不误。

春秋时代，战争必须师出有名，战胜国对战败国很少直接吞并，中原诸国特别注重宗族学原礼法，有血缘关系的国家都会尽“亲亲之谊”，除非特殊情况，绝不会直接吞并，然而野蛮的楚国人却不理会这一套。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蛮夷并不是看它是什么民族，而是看它是否遵守礼仪文化，楚国的种种行径让中原诸国始终拒绝楚国进入中原文化圈。

楚文王趁舅舅的国家邓国毫无介备之心的时候，攻破邓国国都，见利忘义，连自己舅舅的国家都不放过，这件事情被当作楚国是野蛮国家的又一个铁证。

面对楚国不可阻挡的北上势头，中原诸侯开始坐不住了，他们决定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楚国，以保护华夏文明。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事情的导火索其实就是楚国强大起来之后向北扩张，楚国想要北上争霸就必须控制郑，因为郑是四战之地，是中原交通的要道。

公元前656年，霸主齐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驻兵于楚国边境，随时可能杀入杀入楚国。

楚国建国数百年来从未遇到这样大的威胁，楚成王集结了全国的军队严阵以待。

但是，与八个老牌中原强国对阵，兵力悬殊巨大，楚成王心头泛起一阵阵寒意。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齐桓公率领的诸侯国联军兵临城下，楚国岌岌可危。无奈之下，楚国大臣屈完临危受命，前往齐军大营议和。

齐国上卿管仲质问屈完：第一，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违背了周礼；第二，楚军使诈导致周昭王南征途中落水而亡。

屈完答复：没有向周天子进贡的确是我们的过错，以后一定会按时进贡，但周昭王之死与楚人无关。

齐国仗着大军压境，进一步威胁说，“我们的军队如此强大，如果攻城略地恐怕没人抵挡得住。”

屈完毫不示弱地回答，“如果齐桓公以德绥诸侯，则没有诸侯不服，如果以武力威胁，楚国将以方城为城，汉水为池，全力抵抗，诸侯军再多也没有用。”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春秋时代，战争要求必须师出有名，理由正当，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手，不是贪图利益，而是迫使对手屈服认错，重回礼仪轨道。因此战胜国对战败国一般都会令其称臣纳贡而止，直接吞并的很少，作为霸主，齐桓公发起这次军事行动不是要掀起一场大的战争，而是要使对手遵守周礼。

所以屈完表态说楚国会继续进贡，在同时考虑到楚国强大的实力后，齐桓公就取消了攻打楚国的计划，转而与楚国在召陵举行会盟。

迫在眉睫的空前大战避免了，齐楚两国在召陵举行会盟，楚人宣誓继续进贡。

“召陵之盟”让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功业达到顶点，楚成王北上的势头也第一次受到了遏制。

而之后的城濮之战，以楚国失败而告终。城濮之战是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进行的一次决战。

晋文公通过践土之盟成为春秋第二位霸主。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楚庄王（？—前591年），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一作侣、吕），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楚穆王之子。

楚国数十年来一直内乱重重，在城濮之战结束后不久，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便提兵入宫逼迫楚成王自尽。然而杀父自立的楚穆王商臣只做了十二年君主就病逝了，他给楚庄王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权力班底。

楚庄王即位之后，持续三年沉醉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令朝中大臣忧虑重重，一位大臣毅然进谏道：“大王，南山之中出了一只怪鸟体型巨大，如同传说中的大鹏鸟一样，但奇怪的是三年中它不飞也不鸣。”楚庄王对这位大臣说：“这只鸟啊，不同寻常，我看它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楚庄王的回答暗藏玄机，这位不同寻常的少年心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计划？

　　公元前611年，二十岁的楚庄王于危难之中，第一次率兵亲征，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联合秦和巴人从后面攻击，在两方夹击之下，将邻国庸国带领的少数民族叛乱一举歼灭，从而将庸国从地图上扫平。

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率领楚国军队讨伐一个被称为“陆浑之戎”的少数民族，这是楚庄王首次涉足中原。“陆浑之戎”根本不是楚国大军的对手，迅速溃败。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然而胜利之后，楚庄王并没班师回国，而是直接带着军队来到了周天子都城前的洛河之滨。

越过洛水，北面就是周王朝的首都洛阳，遥望着这座已经耸立了几百年的古都，年轻的楚庄王回想起楚国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

四百多年间，楚国一直被这个傲慢的王朝视为蛮夷，开始是因为拒不进贡而受到周昭王的讨伐，后来又被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兵压境。

至始至终，楚国一直被拒绝于中原文化圈之外。

年轻气盛的庄王身上流淌着历代楚王桀骜不驯的血液，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恶作剧式的念头，他命令楚军在洛水南岸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

（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楚军阅兵近在咫尺，洛阳城岌岌可危。惊恐之下的周定王派出德高望重的大夫王孙满以慰劳楚军为名前去一探虚实。

楚庄王语带机锋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象征着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那九只巨鼎到底多重？”言下之意是，周朝现在还有多少实力能维持天下共主的地位。

王孙满当然明了楚庄王言语背后的含义，他回答：“因为九鼎体积太大，无法称量。”显然，王孙满的意思是说王权天下独一无二，并非人臣的权力可以比拟的。

楚庄王对王孙满含糊的回答很不满意，他告诉王孙满只需要把楚国兵戟上的铜钩都折下来就足够铸成九鼎。

而王孙满的回答后来成为春秋史上最著名的言论之一，他说：“能否拥有天下的统治权在德不在鼎。”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王孙满这一句不卑不亢的话给了楚庄王很大的触动，这句话的意思表明成为天子并不是因为拥有九个鼎而是因为高尚的德行。

这实际上还暗含着对楚庄王的讥讽，通过王孙满的对话，楚庄王认识到想要成就一番霸业不能仅凭军事实力。

周天子几百年而没有倒就在于他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这种软实力并非一日之功，楚国现在还达不到那种程度，楚庄王因此放弃了这种想法。

王孙满充满智慧的回答征服了楚庄王，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楚国以前被称为蛮夷，不久后楚庄王便主动率兵离开了洛水。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在与王孙满会面之前，和楚国人一样，楚庄王有充分理由相信楚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国，理应受到中原国家的尊敬。然而这个已经崛起的国家却只收获了中原诸侯国的恐惧，却远远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认，即使现在楚国方方面面都已向中原文明靠拢，但是在中原诸国眼里这个日渐强大起来的楚国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

洛水之滨与王孙满的会面成为楚庄王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经历，那个悬在他心中多年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楚国与中原国家的差距不在于国库之中堆积金银的高度，也不在于战士宝剑的利度，而在于文化的厚度。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庄王如梦初醒，他听从大臣的建议，任用良臣孙叔敖，兴修水利，采取了“固农本，导民利”的政策，根据楚国水系发达，河湖众多这样的特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这给楚庄王的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孙叔敖还特别重视民生，他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商各得其便，楚国经济繁荣发展。

登上霸权的巅峰，楚庄王知道除了强大的国家实力外，文化、道德、礼仪这样的软实力是让楚国腾飞的另外一只翅膀，楚庄王开始筹划自己的宏伟蓝图，楚庄王在上层社会大力推行中原化，他参考中原礼法传统，重新制定楚国宫廷礼仪制度。

专门设了一个“茅门之法”，文武官员到了楚国宫廷外的一道茅门的时候需要要下马。如果冲撞了这个大门，或者是你的马蹄、马车踩到了那个屋檐的滴水就会受到惩罚。并一视同仁，太子犯了规，也一样受到处罚。

除了实施符合中原礼法的制度，楚庄王还号令楚国贵族深入学习中原文化，并且自己身体力行。楚庄王时代之后，楚国使者在外交场合已经能像中原国家大臣一样纯熟地引用《诗经》进行交际与交流。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楚庄王十八年，楚国再次兴师讨伐叛楚投晋的郑国。楚国实力远非郑国可比，楚军围困郑都三个月，郑国挺不下去了，郑军大败，国都沦陷，郑国国君郑襄公为了解决郑国面临亡国的危局，以一国之尊赤裸上身，手牵绵羊，按照周礼在宗庙前向楚庄王跪拜请罪，这是郑国面对穷途末路的无奈之举。

楚国的将军们一致建议楚庄王杀掉郑襄公，在地图上抹去这个经常与楚国作对的敌国，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楚庄王竟然宣布赦免郑襄公，并且同意和郑国议和。

楚庄王对待郑国这一宽宏大量的处理方式赢得了众多诸侯国对楚国的好感，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楚国的变化，楚国不再是以前那个虎狼野蛮之国了，不再是那个只凭武力凶残取胜的国家了，楚国开始严格遵守周礼传统，并且举起了仁义的大旗。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公元前598年，陈国发生动乱，楚庄王兴兵讨伐。平定陈国之乱后，按照惯例，楚庄王必然会占领陈国，改陈为县。但楚庄王认为只要让别的国家臣服就可以了，让他俯首听令，没有必要赶尽杀绝，把它灭掉。

所以楚庄王并未将其改城为县，而是迎回流亡在外的陈国公子归国即位。楚国的仁义之举得到诸国的称颂，孔子后来读到这段历史对楚庄王重诺言，讲信义的美德赞不绝口，楚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中原诸国刮目相看。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安定了国内秩序，通过发展增强了国力，同时又树立起了信义的大旗，楚国终于具备了争霸的充分条件。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因郑国时叛时服，亲率大军围攻郑国都城，对晋国的霸主权威发起了明确的挑战。果然，闻听郑国战败，霸主之国晋国立刻出兵救郑。晋楚两国军队在黄河南岸的邲地摆开战场，一场决定未来霸主之位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第一个环节是“致师”，双方先派出一辆战车在阵前格斗，车上有“车中”、“车右”和“车左”三人。“车中”负责赶车，“车右”负责使用近战武器，“车左”负责弓箭射击。

只见楚国的战车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对手，刹那间，“车右”的大刀砍下了对方士兵的头，说时迟那时快，“车左”射死了对方的一个将领，然后战车掉头回撤。

晋军也不甘示弱，紧追其后，“车左”接二连三射死敌人，剩下最后一支箭时，一只麋鹿出现了，乐伯一箭射倒麋鹿，将麋鹿送给追赶而来的晋国将领。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致师”后，双方开始大战，晋军哪里打得过楚军，只好向着河岸狼逃窜，慌乱之中晋军很多战车陷入了泥泞之中无法前行，在后面追敌的楚军见此情景停下车来，高声呼喊着指挥晋军先抽去车前横木，拔去大旗，晋军的战车才得以脱离困境。晋军觉得很没面子，打了败仗本来就是没有面子的事情，现在打了败仗连逃跑都要别人教就更没有面子了。

按理说这个时候如果楚人趁乱追击的话，晋军必输无疑，但是楚人没有这么做。

楚国所想的是它现在应该有一种大国的气度，虽然要想灭掉你是很简单的，但是我可以放你一马，让你知道我是遵循礼义的，我是有大国风度的。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在“邲之战”中，晋国大败，这场战争的胜利对楚国人来说十分及时。被中原强国多年压制的抑郁通过这场大胜一扫而空。

战争结束后，楚国大臣一致向楚庄王建议把敌人的尸首堆起来，培上封土，做成一个很大的的坟墓——“京观”，其目的在于炫耀，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打了多么大的胜仗，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耀。

然而，这个看起来很合理的建议却被楚庄王拒绝了。楚庄王曾提出武有七德，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炫耀武功，而是为了制止暴力，防止战争，保障强大，巩固胜利，稳定社会，团结人民和发展经济。

而现在如果让两国的子弟暴尸荒野，就是一种极度残暴的行为，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这些晋国将士们都是为国家尽忠的，所以怎么能用他们的尸体建筑“京观”呢？

因此楚庄王下令把这些晋国阵亡的将士的尸体妥加埋葬，并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然后便退军了。

（图片拍于《楚王车马阵》）

　　对于武力，楚庄王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武”字是由“止”和“戈”两字合成的，止戈为武。

真正地消灭暴乱是永远停止动用武力，这才是真正的武功。

楚庄王这个富于哲理的答案标志着楚国政治文化不但超越了楚成王时代，也走在了整个华夏文化的前列。

“邲之战”后，楚国声威大振，鲁、宋、郑、陈等中原小国相继背弃晋国依附楚国，晋国一时不敢南下与楚国抗衡，楚国已经实至名归，成为了诸侯国中最强的主导力量。

楚国信守仁义的举动更是赢得了各国的一致归心，到了楚庄王的下一代，楚国的国势已经无人能敌。

楚庄王如愿以偿登上霸主之位，一个新的天下霸主诞生了。

楚国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以下图片拍于《荆州博物馆》）

四，歧途

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在病榻上合上了双眼。楚庄王尸骨未寒，贵族间的新仇旧恨迅速暴露，王族与卿族矛盾激化，受到王族威胁的大臣巫臣面临危机，流亡他国。

结果，王族杀掉了他留在楚国的家人，瓜分了他的财产，悲痛万分的巫臣投奔了楚国的宿敌晋国，之后出使吴国，教吴人军阵之术，以牵制楚国。

吴国始强，令楚国后患无穷。

楚庄王死后几十年间，楚国国力直线下滑，楚国的霸业渐行渐远，名存实亡。

　　吴国继续骚挠楚国，吴楚之间频繁地发生战争，而且战争大多数都是在楚国的地盘上进行的，只有个别的战争是在吴国的地盘上进行的，楚国必须抽出兵力来对付吴国。

而此时的晋国国内正处在贵族之间相互倾轧当中，他们没有精力向外扩张。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代表在宋国西门举行了“弭兵之盟”，签订休战协议的晋楚两国自此进入了近百年的和平时代。

　　楚国迎来了一位导致楚国命运发生转折的国王——楚灵王。

楚康王十五年（前545年），楚康王去世，其子楚郏敖即位，公子围担任令尹。楚郏敖四年（前541年），在经过四年谋划后，公子围杀害楚郏敖自立，即王位后改名虔，是为楚灵王。

从晋楚争霸脱身而出的楚国国力迅速增强，楚灵王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也开始冲破理智的闸门。“弭兵之盟”六年后，登上王位的楚灵王作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要在“江南之梦”修建一个天下最大最豪华的离宫——章华台。

和所有通过政变上台的国君一样，楚灵王有着强烈的野心，他渴望着有一天能向先祖庄王一样问鼎中原。野心当然是伟大的君主迈向成功的最大推力，但是一旦丧失了理智、毅力和耐心，这种野心只能推动君主走向灭亡，楚灵王错误地理解了伟大二字，他误以为物质上的富丽和繁华就是全部注解。

　　楚灵王在位期间，奢侈无度，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兴建了章华台用以炫耀和享乐。朝庭从上至下奢糜成风，挥霍无度。

楚灵王时代的奢靡生活是建立在楚国雄厚的物质财富基础上，中原化如同一剂奇妙的膨化剂使楚国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潜力一下子被激活，物质财富得到迅速积累，中原政治文明大大提高了楚国社会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中原技术使得楚国的生产力以几何速度增长，特别是“弭兵之盟”带来的几十年和平环境为楚国的物质财富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然而国力的强盛没有为楚国继续向上提供助力，却为楚灵王大肆挥霍创造了条件。

此外，楚灵王还留下了“上下其手”“楚王好细腰”“晏子使楚”“尾大不掉”等典故。

　　公元前529年，趁着楚灵王领兵在外，他的三个弟弟带领一些对楚国统治不满已久的贵族在国都发动了一场政变，楚灵王慌忙带领大军奔向国都。

这一次的楚灵王终于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他的将士们纷纷投靠发动政变的贵族，最终只剩下楚灵王一人四处逃亡。

以灵王为首的贵族集团对民众的过度压迫使得下层百姓对他早已充满了愤怒，没有人愿意收留这位逃亡的君主，直到此时楚灵王才知道全国上下是如何痛恨自己。

又累又饿的楚灵王在一棵树下昏昏睡去，宏伟的章华台有着无数华丽的宫殿，而如今楚灵王却没有半点栖身之处，也许他只能在梦中回到自己最喜爱的章华台。

从权力的顶峰跌到深渊，楚灵王醒来后最后看了一眼楚国阴霾重重的天空，当初称霸天下的勃勃野心在欲望的牵引下竟然变成了毁灭楚国的火种。在彻骨的绝望中，楚灵王解下自己身上那条华美的腰带，自缢身亡。

章华台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动乱的潘多拉之盒，从此楚国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的命运。

　　被楚灵王掏空了家底的楚国如今已经成为它身边另一个兴起的国家——吴国眼中的猎物，然而楚灵王的继任者楚平王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楚灵王因为穷奢极欲造成民怨沸腾，楚灵王的弟弟楚平王同样没有约束自己的欲望。

根据史书记载，楚平王奢侈纵欲，权贵阶层重重剥削百姓，楚国危机四伏，甚至楚平王的一次荒唐举动甚至将楚国置于前所未有的生死关口。

五，昭惠复兴

楚灵王时代，大夫伍举以敢于在章华台上直言进谏著称于楚，到了平王时代，他的儿子伍奢又因贤明出众而成了太子建的太师。同样身为太子老师的是楚平王的宠臣费无忌，因为得不到太子建的重视，费无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费无忌设计了一个阴谋，他怂恿楚灵王把准备为太子建迎娶的秦国公主占为己有，从中挑拨灵王和太子的关系。

不久后，楚平王强纳儿媳为妃的丑闻泄露，担心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费无忌开始费尽心思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费无忌的挑拨离间严重影响了平王父子的关系，太子建被迫逃离了楚国，作为太子的老师，伍奢被费无忌诬告与太子密谋叛乱，奸臣的谗言蒙蔽了楚平王，他一怒之下下令诛杀伍奢，伍奢的鲜血没能熄灭楚平王的怒火，疯狂的刀刃继续从伍奢和他父母妻儿的身上飞旋而过，献血从伍府禁闭的大门中潺潺流出。

在楚国兴盛延绵了数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在这场残忍的杀戮中，伍奢全家只有一个儿子伍子胥幸免。

　　公元前522年，从楚平王屠刀下侥幸逃脱的伍子胥义无反顾地奔向楚国的敌国吴国，吴国是他实现复仇计划的起点。伍子胥策划“吴王阖庐”的谋杀，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接替被杀死的吴王僚登上了王位，他借助这场政变，得到了吴国的重用，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

十六年后，武子胥带领一支三万人的吴军精锐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楚军于汉江边与吴军的大战开始。吴军五战五胜，势如破竹，不堪一击的楚军接连败退。吴军一举攻入郢都。

在这危难之际，楚国大夫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奔向盟友秦国请求支援。申包胥在秦国的宫廷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喝，粒米不进，甚至眼睛里都哭出血了后，秦国的国君才被申包胥的忠诚所打动，派了几万大军帮助楚国。

国都的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在危机时刻，楚国上下团结起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原本就尚武的楚人全民皆兵，竭力死战，秦国援兵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楚军与吴军开始相持不下，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国力有限，不利持久，随着战争的延长，吴国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暴露无疑。终于在“吴师入郢”不到十个月，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声中灰飞烟灭。吴军撤退，楚国幸存下来，但它终究还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楚昭王（约前523年―前489年），芈姓，熊氏，名壬，又名轸（珍），楚平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国君。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不满十岁的太子壬继位，是为楚昭王。楚昭王是楚国的一位中兴之主。

“吴军入郢”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几百年以来楚国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坏事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好事。

楚国的统治者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楚昭王在秦国的帮助下复国后采取了很多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政策，并决心要消除政治上的腐败。

　　后来，楚人在今天的江陵一带建起了一个新的都城，这就是今天的荆州城郊的的纪南城。

在楚国，凡是有王宫的地方都被称为“郢”，冠以地名，以资识别，因为这座都城位于栽地，所以叫做栽郢。出于习惯，楚人仍然简称这个新的国都为郢都。

将国都从郢都迁到纪南城后，楚国欣欣向荣之景再次重现，曾经流散各地的王室工匠又一次为国王织出了天下最为华美的盛装。

　　痛定思痛，楚昭王终于明白，楚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对老百姓压榨过度，于是，楚昭王选择了“退”，将一切退到合理限度之内。

他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在上严明政治纪律，约束权贵阶层，在下实行休养民生。

“和”与“退”的国策如同久违的雨水滋润着楚国干涸的土地，在绵绵春雨中，楚国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楚国也在雨水的洗涤中获得了新生。

楚昭王复国以后，完全一改楚平王、楚灵王执政时期的种种弊端——楚灵王五弟兄为了争夺王位互相残杀，最终招致了“吴师入郢”的悲剧。但是到了楚昭王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团结他的宗亲。

　　从濒临亡国的危难中复苏，楚国国力渐充，但它与吴国之间的战争并灭有终止。“吴师入郢”的耻辱挥之不去，心酸的记忆折磨着楚昭王。公元前489年的秋天，吴楚之间的战争僵持不下，心力交瘁的楚昭王病情日益加重，占卜结果是昭王有鬼魔缠身，必须做法事将鬼魔转移到臣子身上，昭王才能康复。

按理说如果是一般的国君，他可能会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国王是一国之君，他把自己的灾难转移到他的臣子身上来保全自己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楚昭王坚决拒绝，楚昭王说：“把我心里的病转移到我的胳膊上，这不还是在我的身上吗？”意思是说我的大臣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这么做。

　　楚昭王拒绝将祸患转嫁给他人，不久后楚昭王去世，但是政权平稳转移给了他的儿子楚惠王，他的几位兄弟尽心辅佐侄子，继续进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重现上升势头。

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经历了严酷考验之后，它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表面上看，楚国的自我修复是因为楚昭王个人品质的出色，如果向深层发掘就会看到楚昭王一言一行背后深厚的文化力量，那就是老庄哲学。

昭王为人的谦退，施政的无为，与老子思想同样基于博大精深的楚国文化，正是深厚的文化基础使楚国政治家们在挫折之后表现极为理智，迅速摆正了国家的方向。

　　楚惠王（？—公元前432年），芈姓，熊氏，名章，楚昭王之子，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楚国国君，公元前488年——公元前432年在位。

楚惠王即位后，继承父亲休养生息的政策，重用子西、子期、子闾等人，改革政治，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使楚国国势得以迅速复苏。先后平定白公胜之乱，灭亡陈国、蔡国、杞国，将楚国领土扩至东海、淮海、泗水一带，成为一方强霸。

公元前432年，楚惠王去世，其子楚简王继位。

昭惠时期，广施仁义，励精图治，楚国再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六，宣威盛世

公元前476年，越国消灭了宿敌吴国，楚国国势再度强势上扬。

继“昭惠中兴”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楚国又迎来了两位伟大的国王——宣王和威王，他们励精图治，勤政有为，对内坚持与民休息，不轻易动用民力，对外采取以静制动，既不轻率出动，也不错过时机。楚国尽量不发动战争，但是机会一旦出现则全力出击，扩张领土。通过这种战略，楚国利用各国矛盾不失时机地对外出击，在北面，楚国相继灭了老牌诸侯国蔡国以及杞国；在西面，楚国已经把疆土扩展到了巴蜀；在东面，楚国轻松击败了越国和齐国。楚国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当此之时，楚国的疆域在诸侯国中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

　　到楚怀王执政前期，也就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速瓦解，由此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巨大的的面积为楚国的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个世界第一大国交通条件的优越更是它迈向盛世的助推力量，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陆交通便利天下独步，由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经济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中原，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江等水路直通湖南乃至滇黔地区。

经历了重重风险，跨越了重重障碍，楚国终于登上了盛世巅峰，并创造了一个与西方古希腊文明想媲美的东方楚文明。

七，‌鼎新革故

不知不觉间，时间的车轮已由春秋驶入了截然不同的战国时代。

楚悼王（？- 前381年 ），芈姓，熊氏，名疑，楚声王之子，战国时期楚国国君。

“昭惠中兴”过去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楚国强盛华丽的外表下埋伏着的重重危机令楚悼王不能安枕。登上王位后，楚悼王发现楚国的疆域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缩减，随着北方三晋的崛起，楚国北部边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外患外，内忧也让楚悼王昼夜难安，楚国的王权受到严重的束缚，更令他无法释怀的是父王之死。

公元前402年的一天，楚声王在行进途中被刺杀于自己的座驾上，关于这件事，史书上记载的是楚声王为“盗”所杀，一国之君在自己的都城被强盗暗害，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据分析推测，这位刺客很可能是某位颇有权势的封君所养的死士。

封君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堂堂国王当众被杀，可见当时楚国的王权已经受到封君制的严重威胁。

楚国在极盛之时逐渐暴露出政治上一个重大的隐患——封君制。

事实上封君的初始是想把某些人外放出去，给他相当的地位，以减轻朝廷的一些负担，这在当时认为是可控的。

　　但是久而久之，封君越来越多，愈演愈烈，到战国晚期，有名有姓的封君就有六十多个，他们占据了国内最丰腴的土地，为所欲为，基本上瓜分了楚国的财产，控制了楚国权力，甚至架空了楚王，变成了一种地方势力。

楚国统治者大多强调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昭惠以前的贵族大部分时期都以简朴为荣，然而封君制的实行使贪图享受、贪图私利的权贵集团畸形发展，成为了国家的一颗毒瘤。

贵族集团的过度膨胀的欲望让楚王倍感忧虑，虽然国家达到极盛，楚王依然保持着理智的头脑，他比谁都清楚，楚国的贵族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已经代替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

之前一代代君王辛苦积累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

　　楚悼王明白，楚国真正的威胁不在天边，而在肘腋。美酒的浇灌熄灭了贵族的光荣与梦想，虎座鸟架鼓敲出的不再是英雄们为国而战的节拍，而是沦落成贵族们夜夜狂欢的和声。

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楚威王一生浴血奋战，铁马冰河，却依然无法挽住楚国坠向深渊的车轮。

楚国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改革迫在眉睫！

　　此时，正好卫国谋士吴起前来投靠楚国，吴起的改革思路与楚悼王的优虑不谋而合，在经过短暂的磨合后，吴起就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吴起大胆地挑战世袭制度，他规定封君只能到第二代，到第三代朝廷就要收回原有的爵禄，重新评估，用那些土地和财产奖励有战功的人，这一措施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为国立功的积极性。

除了打击贵族之外，吴起的改革措施还包括实施严刑峻法，禁止老百姓游手好闲，不务耕作，把散漫惯了的楚国百姓变成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

　　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权贵阶层受到空前打击，而社会其他阶层的活力被迅速激活，特别是将贵族迁移到边远之地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楚国边疆地区的开发。

遗憾的是，吴起变法的各项措施并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在人治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统治者的个人生命总是密切相关，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朝气出现之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

变法中利益严重受损的贵族势力迫不及待地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之中的吴起扑向了楚悼王的尸体，这一举动没有挽救他的性命，乱箭如同飞蝗一样射向吴起和楚悼王的遗体。吴起的改革措施被新任国王废止，变法就此终结，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吴起变法之后，贵族势力曾经一次被族灭七十多家，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到了楚怀王的时代，封君的势力又一次恶性膨胀，这个时候的楚国权贵热衷于谋私利，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所以楚国在国际上经常战争受挫，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经常是一筹莫展。

　　公元前320年，一位楚国青年正踌躇满志，准备开始他的变革事业，他就是屈原，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因为天资聪颖，擅长修辞文学与外交，屈原得到了楚怀王的重用。

当时的形势是天下强国，非秦必楚、非楚必秦，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是两个国家，秦国和楚国。

楚国刚开始的时候还往往能稍微占据上风，但是一方面秦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不减，并且秦国沿袭了商鞅变法的一些政策，另外一方面楚人丢掉了吴起变法的这些成果，在贵族政治体制上越走越远，他们不求革新变异，因此和秦人相比，实际上是一进一退。

　　吴起变法的猝然失败导致楚国的内部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就在这时，外患又悄然而至，这一次危机来源于立足西北的秦国。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秦国的改革大幕，秦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商鞅变法之下比较彻底。

商鞅变法与吴起变法的一成一败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吴起变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则得到了秦孝公更长久的支持。实际上，这截然不同的结局根源于秦国和楚国这两片气质不同的土地以及改革的军功主义等。

　　战国时代，各国都在争相延揽人才，然而在楚国，大权牢牢掌握在王族手中，这导致了楚国很少能真正重用外卿。排市齐国名将田忌、魏相惠施，唯一一个被重用的外卿吴起却很快被权贵集团杀死。

朝廷重臣争权夺利，陷于阴谋诡计之中，互相倾轧不休，没有人为国家前途考虑，权贵集团在本国人才中也只任用听自己话的庸人，而那些试图改革现状的有进取心的人杰纷纷被排挤出国，因此出现了“楚材晋用”和“楚材秦用”的局面。

　　和楚国截然不同的是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秦国最终吞并天下所依靠的并不仅仅是阴谋诡计和强大军力，秦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对人才的重用。

秦国用人跟楚国不一样，秦国不看出身，所以天下的一些英才，纷纷逃往秦国。

李斯是楚国人，实际上最后秦始皇能够统一全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李斯的辅佐，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屈原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屈原的改革方案很明确，那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

屈原首先要打破贵族重臣垄断仕途的局面，不避卑贱，唯才是用，唯才是举。此外，要追赶各国潮流必须实行明确的法治，而不是楚国传统的人治，没有严密的法度，国家就无法治理，因此屈原需要重新修订法律，要求全国上下政令统一，从上到下令行禁止。

八，凤凰涅槃

楚怀王熊槐（？－前296年），芈姓熊氏名槐，楚威王之子，楚顷襄王之父，战国时期楚国国君。

战国晚期，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华夏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秦、楚、齐、魏、赵、韩、燕，各国合纵连横，上演着一场场精彩激烈的争斗。

公元前329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代雄主楚威王去世，其子楚怀王即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不久成为秦国相国，这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楚国历史的走向。

　　楚国的文化土壤决定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远比法家更富有人文精神，如果这次改革能够成功，楚国很有可能会脱胎换骨，再度强大起来。

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面貌。

遗憾的是，年轻的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庞大势力，屈原的改革事业被迫中断，后遭贵族排挤流放，于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投汨罗江殉国。

楚国政治却沿着旧节奏缓慢地走下去，权贵集团的惰性和内争断送了楚国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即位这一年，楚怀王三十一岁，这位在楚威王羽翼下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君王性格宽厚、率直天真，他有着楚国国君一贯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却缺少在这个严酷时代生存所必须的狡诈和城府。

楚怀王登基前不久，父亲楚威王刚刚灭了越国，楚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楚怀王继承的是令当时所有人都艳羡不已的遗产，疆域广袤、物产丰饶、国库充盈。

“合纵连横”——

“合纵连横”的产生源于战国晚期各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极盛时期的楚国实力强大，但是突然崛起的秦国开始显露后来居上之势。秦国的崛起意味着虎狼时代的到来，当秦国骑兵一次又一次从高原俯冲而下，横扫各国之时，秦人凛冽的目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繁华郢都的扫视，对于楚国来说，凶悍的秦人是最为可怕的对手，同时，秦人也是其他五国最可怕的敌人。

　　战国七雄：秦、楚、齐、魏、赵、韩、燕。北至南有燕赵齐楚。西边有秦。中部有魏韩。

由于秦国位于西部，阻止秦国东进的办法是由北到南建立一道垂直的屏障，这道屏障以燕赵为北端，韩魏为中端，楚国为南端，各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面对这个制衡秦国的合纵战略，秦国的对策是建立横向同盟，与韩魏结盟，截断这道南北屏障。

　　于是，战国时期，外交战场上展开了以张仪为首的连横派，和以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合纵派之间的斗争。公元前318年，经过苏秦的游说，楚、赵、齐、燕等几国结成联合共同伐秦，因为楚国最为强大，楚怀王被推为纵长。

然而，楚怀王对于合纵的意志并不坚决，秦楚两国曾有着数百年的友好关系，心地善良的楚怀王不愿意主动率兵攻击昔日的盟友，关键时刻只是随便应付了事。

　　其实，关东六国无论从人数、兵力、装备，都可以说是远远超越关西秦国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各怀异志，打着自己的算盘，不敢正经和秦人交锋，所以他们在函谷关外驻扎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不了了之只能退兵，秦人便开始追击，然后分化瓦解，分而治之。

轰轰烈烈的反秦联盟战争草率收场，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而经此一战，秦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楚国和齐国的联合将是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

　　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带着全力拆散齐楚同盟这一任务出使楚国。

老练的国际政治家张仪和缺乏城府的楚怀王在楚宫中展开了一场会谈。

张仪先说：秦楚三百年交好，不怪怀王攻打昔日盟友，但要恢复友好关系，楚国必须和齐国绝交，秦国可将过去从楚国手中夺走的六百里土地归还给楚国。为了得到六百里楚地，楚怀王做出了与齐国断绝关系的决定。

经过严格贵族教育的楚怀王还信守着春秋时代贵族的诚信传统，他没有想到秦国已经把这个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楚国宣布与齐国绝交后，怀王派使者到秦国接收土地，不料张仪矢口否认自己的承诺，六百里土地变成了六里。

发现上了当的楚怀王勃然大怒，一怒之下立刻起兵攻打秦国，楚国匆忙出兵，秦军有备而待，丹阳之战，楚师大败，楚国不但没有拿回秦国所承诺的土地，而且还丧失了自己的大量领土，以及两座地处战略要地的城市。

丹阳之战后，楚国边境门户大开，秦国终于打开了东向发展的通道。

　　在丹阳之战后，楚国在多次战争中失利，公元前299年，秦国又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大兵压境，楚国不得不忍辱求和。

秦国提出，一定要楚王亲自去秦国迎娶秦国公主，两国结“秦晋之好”。

虽然几年前他被张仪欺骗得那样惨痛，但是这位厚道天真的国王仍然认为那只是出身卑贱的张仪不讲贵族原则的个人行为。他相信作为世代贵族，秦王绝对不会在天下诸国面前公然失信，深受礼仪之规、贵族传统束缚的楚怀王依旧没有吸取之前被骗的教训，执意踏上了赴秦之路。

楚怀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赴秦的代价竟然是彻底失去自由。秦昭襄王提出楚国必须割让两个地位极为重要的郡，楚怀王这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非常地愤怒。

无论秦人怎样威逼利诱，楚怀王就是不屈服。公元前296年，被囚禁三年后，楚怀王在秦国国都咸阳郁郁而终。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怀王是礼乐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代国君，他用自己的生命为礼乐文明殉葬。

事实证明，在残酷的战国晚期，任何一点天真和单纯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只有铁一般冷酷坚硬的实用主义之花才能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怒放。

　　公元前278年，秦国成功地夺取楚国西部包括郢都在内的半壁江山，楚国都城被迫迁往河南淮阳，史称陈郢。后来，在秦国步步紧逼之下，楚国又迁都安徽寿春，史称寿郢。

楚国人经营了几百年的郢都灰飞烟灭，秦军对楚都的破坏不仅出于对财富的贪婪，更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征服力量，并最终毁灭楚国再度复兴的可能。秦军撤离后的郢都满目疮痍，毫无生机。

　　当楚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匍匐于地上，向秦王行臣子之礼，至此，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宣告灭亡。

嬴政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最终统一天下，法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事实证明，法家文化最适合国际环境，它将秦国上下组装成一架精密坚固的战争机器。对军功和财富的贪婪，对严刑峻法的恐惧成为秦国这辆战车的两个车轮。在短时间内，这架战争机器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效率和力量。

　　然而，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由于秦始皇的暴政，在楚国故地点燃起了反秦的大火。

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创下的泱泱八百年大楚，可以站着死，无权跪着生！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即使只剩下三大氏族屈、景、昭，也还是一定要灭亡秦国。）

这一事业虽然没能由楚人陈胜、吴广完成，“张楚”也没能张大楚国，却由另一位楚人项羽完成了。

率领着楚国世家后代为核心的八千江东子弟，项羽杀进咸阳，一把火烧毁了秦始皇举国之力建起来的壮丽皇宫，秦国数十代君主努力的成果，耗费了几百万生命建立起来的秦王朝和这座短命的宫殿一样终成昙花一现。

秦王朝留下的唯一遗产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公元前202年，昔日的楚国百姓，沛县人刘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那些和他一起推翻秦王朝的战友也大多是楚地之人，汉王朝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楚国的再生。

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后，汉朝在政治体制上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像法律、规章制度、国家体制是用的秦朝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汉承楚制，像服饰、歌舞、文学、哲学，都是从楚国人这里继承的。

　　然而，汉王朝毕竟不是楚国的延续，历史之车无法回头，虽然抛弃了秦朝的历法、秦朝的歌舞，但秦王朝最主要的政治遗产——皇帝制度却由汉王朝纹丝不动地继承下来。

可以说，汉王朝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混合体，不过秦文化是骨，楚文化只是肉。

　　一个承载了八百年历史的古国在战火中永远沉埋于地下。

不过，死亡的只是躯体，永远活着的是高蹈的灵魂。

那些古老而辉煌的文化总会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它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顽强地传递着自己的优秀基因。

　　于是，我想起那只凤凰来。它定是楚人的精魂所化。

那五彩的羽翼，是《楚辞》里纷披的香草与华章；

那灼灼的光华，是编钟上流转的、太阳的碎金；

那一声清越的长鸣，是泽畔行吟的诗人，将满腔的孤愤与叩问，都交付给了苍茫的天地。

　　它在烈火中燃烧，翅羽翻飞，如同旋舞的赤旗。

那不是绝望的毁灭，而是一场庄严而痛楚的献祭。

它将旧的形骸付之一炬，只为从灰烬里，提炼出一个更精纯、更不朽的魂灵。

　　这魂灵，便悄然潜入了历史的肌理。

它藏在汉家宫廷里，那班文人华彩而带些哀戚的辞赋中；

它伏在魏晋名士伴作狂放的、青白眼的后面；

它更在往后的千百年里，一遇着不平时，便借了诗人的口，化作沉郁顿挫的诗，或是奇气纵横的文。

　　你看李太白那“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疏狂，岂非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另一种回声？

你读李长吉那些幽艳凄恻的鬼唱，又何尝不是楚地巫风中那迷离恍惝的遗韵？

楚国的政治是早夭了，但这文化的精魄，却如一颗不死的种子，在时间的冻土下蛰伏，一遇着春风春雨，便要生出新的、奇异的花来。

　　这重生，并非要恢复旧日的版图与旌旗。那已是逝去的烟云了。

这重生，是一种不息的流淌，一种隐秘的传承。

它成了一种骨子里的东西，一种面对强权时不肯折腰的倔强，一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一种“宁可站着死，无权跪着生”的风骨气节。

它又是一种胸怀宽广，有容乃大，上善若水，创新进取的修为和高尚品德。

它更是一种沉醉于幻想时瑰丽无伦的才情，一种于绝境中也要问天、也要行吟的悲壮。

这精神，比任何坚固的城池都要长久，比任何君王的号令都要有力。

　　我的目光，又落回那暗沉沉的江面。风似乎停了，先前那一点微澜也静息下去，江水像一大匹陈年的黑锦，默默地向东铺展。

然而我知道，在那至深至静的水底，定然还涌动着不息的暗流。恰如这眼前沉默的土地，你看它表面的稼穑与炊烟，皆是寻常景象，可它的深处，却埋藏着那样一个光华灿烂、而又悲怆激烈的梦。

这梦，便是那只凤凰留下的、不灭的火种。

　　此时，我仿佛听见，从那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地方，传来一声清越的、穿云裂石的长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不是哀悼，而是一首亘古的、关于重生与永恒的序曲。

　　楚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的灵魂获得了永生，战胜了时间，战胜了历史，楚文化已经涅槃为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永远翱翔在天地之间。

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