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

二哥

　　第二次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相比第一次来时人员较少的场景，随着“博物馆热”，现在预约博物馆参观都很难，馆内又如同农贸市场一样人多、嘈杂，但是想再看看“国宝”的心情促使着又在馆内转了近一天。

　　甘肃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占地面积108亩，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山”字形，融合现代与地域特色。

核心藏品涵盖甘肃从史前至近代的文化遗存。

　　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等，为东汉青铜器，国家级文物，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是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

铜奔马是一件在三维空间中展开的有体积和重量的物件，而且动感强烈，呈三足腾空之势，在其足下加上鸟形底座以固定，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即合力学原理。又使奔马的轻盈和物体的稳定得到了完美解决，体现了其高超之处。具体而言，鸟形底座平、与地面接触面积大，鸟的头、双翅、尾呈现伸展状，正如三角支架，增大了稳定性。所有这些使马的重心通过足踏于飞燕背上而能保持平稳，构思之精巧无出其右。

　　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例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铜奔马铸造工艺为分范合铸，即分别铸造马身、马尾、马腿、蹄下飞鸟等部件，再合铸完成整体造型。同时在马腿内夹入铁芯，以增强马腿的支撑力和强度。铜奔马石前踏底可见残留的锈蚀铁芯，马臀上一左一右还有两块锈蚀铁质垫片（又戏称为桃芯）。

　　2021年12月之后，根据国家珍贵文物保护相关规定，铜奔马真品于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代替复制品，在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展出，其余时间在库房维护保养。（这里告诉你个秘密，马肚子下有支架的为真品，为了保护文物增加了一个支架。）

　　这是第一次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时拍摄的，是复制品。2021年前在甘肃省博物馆看到的铜奔马基本上都是复制品。想看到真品，请你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来此参观。

铜奔马与马踏飞燕的名称演变

　　命名争议的溯源:1971年郭沫若参观时认为所踏为燕子而取名“马踏飞燕”，但后续研究发现鸟类尾部无分叉，喙部钓状，更符合隼或龙雀特征。

学术规范调整:因鸟类未定论，且“奔马”更能体现青铜材质与动态美感，1984年官方文件统一使用“铜奔马”。

公众认识差异:“马踏飞燕”因诗意传播更广，现用于旅游标志；“铜奔马”则用于学术场合。

　　铜奔马展现了天马的卓越形象，其马蹄下的飞鸟姿态和整体动态，体现了（顺拐步态）。为什么呢？下面在介绍张骞时会有详细解释。

　　博物馆内古代丝绸之路路线图:

红色线路:南方丝绸之路，最远到达罗马，是连接中国与南亚、西亚及欧州的主要陆路通道。。

黄色线路:茶马古道，最远延伸至圣彼得堡，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主。

绿色线路:北方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塔甘罗格，途径草原地带。

蓝色线路:海上丝绸之路:（瓷器）最远抵达开罗，涉及海洋贸易。

　　甘肃在丝绸之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重要作用及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与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地处甘肃西北部，连接中原与西域，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为东西方商队、使者、僧侣等提供了安全便捷的通行路线，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其次，甘肃是商品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张掖、武威、敦煌等城市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资经此运往西域及欧洲，西域的良马、玉石、香料等也在此中转进入中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交流。再次，甘肃是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这里成为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传播的重要枢纽。佛教艺术、建筑技术、天文历法等从西域经甘肃传入中原，中原文化也通过甘肃影响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文化遗产，融合了中国、印度、希腊、波斯等各种文化元素，其壁画、雕塑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的艺术成就，更反映了中国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总之，甘肃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淀，在丝绸之路上即是交通要塞、商贸中心，更是文化融合的溶炉，对推动东西方物质与精神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骞骑马铜像

　　甘肃博物馆内的张骞骑马铜像，该铜像展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场景。你看出来这匹马同你看过的马有什么不同吗？首先是张骞所骑的马没有脚蹬（东汉时期还没有脚蹬），另外铜像的马匹采用了特殊步态设计，“顺拐步态”（即走马步法）。这种步态是马匹经过特殊训练后形成的平稳、交替的行走方式，与普通的奔跑不同。

走马步态的意义:马匹在走马状态下，四蹄落地顺序独特，例如左侧前后蹄同时抬起并落地后，右侧前后蹄再交替进行。这种“顺拐”步法使马匹在飞驰时保持身体平稳，减少颠簸。

古代战士打仗时，双手用来挥舞兵器，如果马跑动不稳很难战斗，马（顺拐）步法也是古人在实践中经专门训练而成。

铜车马仪仗队

　　甘肃省博物馆的铜车马仪仗队是汉代文物中的瑰宝，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基墓（东汉晚期，约公元186——219年）被誉为中国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队之一。

该汉墓墓主人被认为可能是破羌将军东汉张绣。共38匹铜马、1头铜牛、14辆铜车、17件手持矛戟的铜俑，28件奴婢俑等，共计99件青铜器。包括著名的“马踏飞燕”及主车、斧车、轺车等仪仗车队。

仪仗队规模宏大，反映了东汉时期武威作为河西走廊军事重镇的显赫地位，以及贵族“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铜牦牛

　　铜牦牛: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天视藏族自冶县“天视县”境内的中国国宝级文物。曾经从废品收购站救回来的该文物，尽管知名度不及闻名遐迩的铜奔马，但其历史文化价值却丝毫不逊色于前者。

铜牦牛，是中国讫金为止出土的唯一一件以牦牛为原型的青铜器，也是以牛为造型的青铜器中个头最大的一件。整只牦牛脊峰高61厘米，体长118厘米，腹径30厘米，重75千克。

这件铜牦牛是分段铸造而成，但器身光滑如初，严丝合缝，看不出任何焊铸时留下的铸线或打磨痕迹。但在牦牛的尾部、腹部、颈部等都有大小不一的孔洞，整个牦牛是空心的，由此可推断应是从其内部浇铸完成。

　　铜牦牛头部双角圆润光泽且弧度优美，双耳竖立，眼睛睁的又大又圆，睫毛根根分明，鼻孔圆开，嘴颌半张，下齿外露，整个牛头的刻画与草原上牦牛吼叫时的形象特征如出一辙，说明当时手工艺者是以牦牛吼叫的动态铸造而成。

　　铜牦牛脊峰高高隆起，头微微往前倾，还顶着大幅弯曲的牛角，整个造型明显是重心前倾，变形夸张的尾巴设计则起到了点晴之笔，让整只牦牛找到了平衡，显得更加协调统一。

　　牦牛的尾巴的造型圆润饱满，像是吸足了墨水的毛笔头一样平稳垂吊在身后。

铜连技灯

　　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十三盏铜连枝灯是汉代青铜灯具的杰出代表，1969年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与铜奔马同为国家一级文物。

通高146厘米，呈树形结构，由三段套插式主干与十字交叉枝桠构成，现存9盏灯盘（原为13盏）。灯座饰瑞兽纹与云气纹，分枝处透雕火焰纹花叶，顶端为仙人骑鹿造型托举灯盏。

采用失蜡法与范铸法结合，主干分段锻造后榫卯套接，透雕叶片厚度仅0.3毫米，仙人衣阴线刻与鹿身浮雕工艺精湛。

该灯被誉为“汉代灯中之最”，其模块化设计，仿生艺术与科技融合，展现了东汉青铜工艺的巅峰水平。

人面柄首青铜匕

　　人面柄首青铜匕是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级文物。列表看它只有14.3厘米长、2.2厘米宽，而且锈迹斑斑，看似甚不起眼，但它在文博界却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原因即在于其史前文化属性和独特的纹饰。匕身片状、平直、握手处较窄，无明显柄部，向下渐宽，底端收分作弧形，呈长舌状。上部为一圆形浮雕人面，双目圆睁，两耳外耸（一耳断佚），鼻梁高直仲裁至发际，厚唇突出而微张，轮廓分明，表情神秘。

西周人头形青铜戟

　　西周人头形青铜戟是1972年出土于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葬的青铜兵器，为国家一级文物。

该器物长25.5厘米、宽23厘米、重275克，由立体人头刺刃、弧形援部和方内三部分构成，造型融合中原与北方草原文化特征。

戟身采用立体人头造型作为刺刃，面部特征具有北方游牧民族（如猃狁或鬼方）的浓眉深目、高鼻披须等特征，腮部饰火焰纹，颈部设椭圆形銎孔，可固定木柄，援基部装饰牛首纹样，方内末端刻有牛头徽识。

其面部特征与波斯波利斯浮雕中的朱底人形象相似，可能源于欧罗巴人种战俘；颊部纹饰与北方草原族群纹习俗相关，印证了西周与北方游牧部落的军事接触。

鼎形铜行灯

　　鼎形铜形灯是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青铜器，由盖、键、平、身、四部分组成闭合状态呈扁圆形鼎形态。展开后，通过双键支撑形成灯盏。该器物采用双键扣合结构实现密封与功能转换，鼎盖可翻转倒置为灯盘，器腹用于储油且封口严密不益溢油，专为贵族出行设计。1974年出土于甘肃平冯提莫庙庄战国秦墓。高16.7厘米（闭合状态），支起高度达30.2厘米，其部件密合度与灵活性历经2000佘年仍保持完好。展现了秦国青铜铸造工艺品标准化水平。

动态展示

莲花形玻璃托盏

　　莲花形玻璃托盏为元代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1999年出土于定西市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属国宝级文物。该器由普蓝色半透明玻璃制成，胎内含气泡，由盏与托组成；盏高4.9厘米、口径8.9厚米、底径3.4厘米，呈七瓣莲花形，配饼形足；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托口平口、腹壁正八角形，外沿八瓣莲花形，平底。整套器物造型华美，工艺精湛，为迄今出土最完整的元代玻璃托盏，反映了元代官办手工业发展水平。

甘肃彩陶

　　甘肃彩陶自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发端，经仰韶文化的发展，至距今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达到顶峰，形成世界上延续最久的彩陶文化序列。

东方维纳斯 齐刘海少女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仰韶文化半山类型彩陶，高32.3厘米，1973年出土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瓶口为女性头像，腹部饰飞鸟纹与三角茎叶纹。

这件文物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的崇拜，其“人神合一”的造型被认为是史前艺术与原始信仰融合的实证。

　　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崇拜。

　　瓶口塑成少女头像，齐额短发，鼻梁挺拔。被誉为“六千年前的齐刘海少女”。

髻发红陶俑首

　　髻发红陶俑首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性文物，其独特的造型和工艺展现了远古先民的审美与技艺。

比例夸张、五官以简洁的孔洞和线条刻画，眼睛深邃、鼻梁高挺、嘴角微张。似在诉说远古故事。

高耸的盘发造型、发髻以扁平锥刺纹整齐排列，颠覆了“原始人披头散发”的刻板印象，反映了当时的审美需求。

　　大家都说这个是6000年前的陈佩斯老师

　　戏说这位是6000年前的徐志胜

二师兄花脸壶

　　猪面纹彩陶壶: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代表性陶器，距今约6000年，1973年出土于甘肃省秦安县王家阴洼遗址。该器物呈葫芦形壶口，通高20.6厘米、腹部饰二方连续猪面纹，运用双关形技法使相邻猪面共享眼睛。其纹样特征印记了史前家畜驯养历史，反映了先民对猪形象的抽象艺术表达。

该陶壶为泥质红陶质地，整体造型呈葫芦形壶口，小圆口直径约2.3厘米，颈部内收形成明显束径，腹部最大径15.3厘米，向下渐收至平底。器表经打磨后施黑彩，口沿处绘四组等距三角形纹饰，腹部主体纹饰带环绕器身一周。底部直径6.8厘米的设计使器物重心下移，展现新石器时代陶工对器物稳定性的把握。胎体厚度均匀，最薄处仅3亳米，反映出成熟的制陶工艺水平。

5000多岁的“陶二妮”

　　一级甲等文物（国宝级），高38.4厘米，泥质橙黄陶，小口、溜肩、平底、腹部两侧有对称双耳、颈部饰附加堆纹。

腹部以黑彩绘鲵鱼纹，头部拟人化，（圆眼、露齿、四肢带爪），身躯卷曲呈首尾相接状，兼具写实与抽象风格。

鲵鱼纹可能反映伏羲人首蛇身的传说，或为早期龙图腾的雏形。

作为盛酒容器，其存在表明5000年前甘肃已具备较高农耕生产力。

神人纹彩瓮

　　神人彩瓮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出土于兰州市土谷台，属马家窑文化马车类型（距今约4000年）典型彩陶器。

　　该器物高44厘米、口径19.4厘米，底径10.8厘米，以土黄陶为胎，施红褐色陶衣、腹部通体饰对称变体神人纹与圆形网格纹组合图案，颈部饰折角纹、中腹偏下饰一周水波纹。

　　此瓮为新石器时代先民宗教信仰与艺术创作的实物见证，其变体神人纹以抽象化手法表现人兽合一神灵形象，躯干呈直线，四肢以大折线勾勒，变折处及肢端饰指爪纹，兼具写意与象征特征。反映出马家窑文化先民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与精神世界表达，是研究史前彩陶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堆塑龙纹红陶罐

　　堆塑龙纹红陶罐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代表性文物，出土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距今约4000年，被誉为“西北第一龙”。

陶罐高15.6厘米，腹径17.3厘米，采用轮制与手工堆塑结合工艺制成。器腹上部环绕一条浮雕龙纹，长度约占腹径三分之二，主体呈蛇形躯体，通身印八字形纹痕模拟鳞甲，头部近似蛇首，中段延伸出三爪肢体结构。

葫芦形网纹单耳彩陶罐

　　该器物高12.6厘米，口径6.6厘米，底径5.9厘米，属小形彩陶容器，器形呈单平罐形制，具有马家窑文化陶器特征。

纹饰分四层布局:口沿饰锯齿纹，颈部以平行条纹与大锯齿纹组合，肩部装饰四组贝纹、构成几何化自然图案装饰体系，纹饰通过抽象化处理展现马家窑体系，纹饰通过抽象化处理展现马家窑文化彩陶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体现新石器时代先民对自然形态的符号化诠释。

壁画砖

　　壁画砖；甘肃酒泉和嘉峪关地区出土了大量的魏晋时期的壁画墓，因墓葬内墙面上饰有诸多反映当时当地生产、生活活动的壁画，所以这些壁画墓被誉为“地下画廊”。

　　壁画形式有的一砖一画，有的多砖一画，有的直接画在墓室墙上。

　　与同时代中原地区刻石类文物相比，内容更多的是包括农耕、狩猎、出行、宴享等生产、生活场景，反映了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在中原地区陷入战争动荡背景下，甘肃河西地区依旧保持相对的稳定和繁荣，是人民生活的乐土。

驿使图画像砖

　　魏晋时期壁画砖，1972年出土于嘉峪关新城墓葬。画面描绘信使持文书策马疾驰，面部无嘴唇象征着古代邮驿保密制度，1982年成为中国邮政储蓄卡主图案，记录丝绸之路文书传递场景。

金饰片

　　金饰片是春秋时期秦公墓地出土的祭祀装饰器物，采用锤鍱工艺将金片加工成矛形轮廊，文体纹饰由相背的“C”形勾曲纹构成。器物表面装饰鸷鸟图腾纹样，周边分布钉孔，兼具礼仪器具功能与图腾崇拜内涵，反映了秦人尚武精神与黄金加工技艺水平。

　　1990年代因盗掘活动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流失海外，2015年在中法政府合作框架下完成追索。共有32件金饰片回归中国，包括含鸱鸟形、目云纹窃曲形、口唇纹鳞形等类型，经国家文物局划拨后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甘肃佛教艺术展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是唐代延载元年（694年）瘗埋佛舍利的容器组合，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套文物由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及玻璃金利瓶五层嵌套组成。内藏14粒穿孔舍利，外层石函阴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文延载元年纪年。

高善穆石造像塔

　　高善穆石造像塔是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十六国时期北凉佛教文物，造于承玄元年（公元428年）。这件黑色武岩雕刻的覆钵式石塔通高44.6厘米、由宝顶、相轮、塔颈、覆钵、经柱、基柱六部分组成，塔身刻有《增——阿含经、结禁果》经文及发愿文。其独特之处在于融合佛教艺术与道教元素；塔顶阴刻北斗七星，基座刻有四男四女供养人像及八卦符号，体现了佛教东传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的交融。该文物作为现存最完整的北凉石塔，为研究佛教艺术本土化及“凉州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实证。

彩塑胁侍菩萨像

　　彩塑胁侍菩萨像出土于武威市天梯山石窟的唐代佛教造像。该造像通高170厘米，呈高髻长发，身形修长的造型特征，双手合十立于双层莲台之上，低首垂目的姿态传递出虔诚安祥的宗教意蕴。其衣纹线条流畅自然、通过轻薄贴体的袈裟雕刻出唐代造像“其衣出小”的典型技法，造像面部刻画细腻，嘴角微扬的神大态既体现了佛教艺术超凡脱俗的庄严感，又融入了世俗人物的生动表情，印证了唐代佛教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

窃窃私语

　　佛教艺术馆复制的麦积山石窟121窟泥塑造像。其弟子与菩萨的面部表情呈现双眸微闭，嘴上扬的特征，形成“窃窃私语”的生动场景。这种细腻的微笑风格被文创团队提炼为“东方微笑”。

东汉彩绘木独角兽

　　东汉彩绘木独角兽，汉代木雕文物，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通长57厘米。该文物外形粗犷，头和身躯为刚健的长方形体，彩绘以深蓝色为底，用白、黑二色绘出相同的弧条纹。独角兽作为汉代镇墓神兽，具有“能触邪佞，性别曲直”的象征意义。

汉绣禽鸟纹花边

　　汉绣禽鸟纹花边，是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刺绣文物，长70厘米、宽2.5厘米，采用辫绣技法在丝绢边缘的三角形空间内绣制多次水鸟图案，展现了汉代刺绣工艺的高超水平。

琥珀老虎饰

　　琥珀老虎饰；东汉时期的文物，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该文物以琥珀为材质，雕刻成虎形饰物，展现了东汉时期西北地区的虎文化特色。

　　这里介绍了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宝贝”的一小部分，如果你喜欢国宝，就到博物馆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