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奶奶

云门山人

我的爷爷奶奶

光绪三十年甲辰年（1904年）的二月十五，子时的露水还凝在窗棂上，爷爷在山里的老屋里落了地。家里给他记的是“钜廿八”，讳翔飞，字子兴——那是旧时候读书人才有的讲究，后来我总觉得，这名字里藏着他一辈子没说出口的劲儿。奶奶要晚生些，民国元年壬子十月初九巳时（1912年），出生地是本县南沙新湾底，那片平原上的风，后来跟着她吹进了山区。

他们俩共育过七个孩子，存活下来五个：我父亲隆家是长子，往下是二叔庆家、小叔雪家，还有两个姑姑，大的叫亚香，小的叫亚珍。另外两个姑姑没熬过幼年，早早就没了，家里人很少提起，仿佛她们从未在这世上留下过痕迹。

爷爷和奶奶的婚事，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媒妁姻缘，搭桥牵线的是爷爷的堂弟，我们叫他三公，大名荣祥彻成。那会儿沙地片的人常摇着内河小船到永兴河埠头，下船后挑着沙地片特有的干菜、冬菜、大头菜和棉花往山区跑，有的以物换物带回毛竹、树木以及晒稻谷棉花用的竹簟，一来二去，三公就和两边都熟络了，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说我爷爷是教书先生，因我爷爷长得白净，看上像书生的样子，把这门亲事敲定下来。奶奶娘家的光景比爷爷家好一些，沙地片大多是茅草房的时候，外太公黄光瑞家已经住上了木结构的瓦片房，房子虽没有我们山区片的讲究，但那时有木结构房子已相当了不得了，更别提我大舅公，还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在那个年代，能供孩子在上海读完大学，家里的经济实力可想而知。我6岁时跟着奶奶和大姑去过外太公家，这也是我苦命的奶奶最后一次回娘家，16岁时我大舅公唯一在建设兵团儿子，我的的大表叔，用自行车带着我又去过一次，从此后太外公家再也没了来往。

我对爷爷的记忆，最先冒出来的是“识字”这件事。他算不上文化人，但能认些字，想来是曾祖父的功劳——曾祖父就爷爷这一个儿子，只要家里条件允许，总会送他去私塾念几天书。我们老家在山区村，“靠山吃山”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祖辈传下来的劈篾营生，爷爷也继承了。常年跟竹子打交道，他的手粗糙得像老竹皮，却能把竹篾劈得又细又匀，靠着这门手艺，他撑起了一大家子的生计。

奶奶则是另一副模样，她是沙地平原长大的女子，高鼻梁，生得白净漂亮，说话带着一口软糯的沙地音，听着就亲切。没嫁过来时，她最擅长手工绣花，针脚细密，绣出来的花草活灵活现。可到了山区，高低不平的山路让她犯了难，原先的绣花活计做不了了，便一头扎进家务里，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把家里的琐碎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那时的农村封建思想严重，奶奶在家的地位并不高，我爷爷又是固执独断的人，虽说吃穿无忧，但她在家中几乎没有话语权。

　　1954年的春天，毛笋刚冒尖，村里邻居家做寿，点香烛时不小心引了火，大火顺着风势蔓延，把我们家五间楼房烧了个精光，屋里的东西也没剩下一件。万幸的是，火灾发生在早上，天光大亮，家里人都没事。可这场火来得太突然，正好赶上我父母处对象的阶段，一下子把全家拖进了困境，没办法，只能暂时搬到祠堂里借宿。同年下半年，二叔应征入伍去了上海，爷爷没敢闲着，很快从本村周姓人家手里，花500元买下了三间没人住的旧屋，拆了木料，拉回火烧过的地基上，重新盖房子。

我们家老辈人原本都信奉基督教，这信仰还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时，最早一批传下来的。可自打房子被烧、二儿子没了之后，爷爷就什么都不信了，在我眼里，他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小时候好动，过年过节总爱往外跑，看别家请菩萨、烧纸钱，可每到这时，父母就不让我们出门，怕我们瞧见那些场面，惹爷爷不高兴。

新房子盖得匆忙，条件简陋得很。我读初中的时候，家里的楼板还是残缺不全的，楼下三间房没有墙壁隔断，连扶梯都只有一边有扶手，活像个没遮没挡的“赤脚凉亭”。一直到我读高中，父亲才抽空把楼板钉好，扶梯也修完整，家里才算有了点像样的模样。

1965年，竹簟生意突然火了起来，爷爷觉得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写信给已经分配到上海柴油机总厂的二叔，让他回家帮忙，多挣点钱。可二叔也算是个读书人，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哪里懂农活？有一天，他背柴下山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脊椎断了，无法医治就这么走了，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

二叔的死，成了全家心里永远的疤，尤其是爷爷奶奶，那份痛和后悔，奶奶在我二叔走后精神成了疾病，天天哭天哭地，第二年在伤心和悲痛中离世，爷爷直到老去都带着自责，不能原谅自己。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这或许就是那时候中国农村人的局限，眼光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却没料到会酿成这样的悲剧。二叔走的时候，堂妹还很小，我大概也只有五岁，对二叔的印象很模糊，只记他走前躺在堂屋的竹榻上，叫我到他身边去，我抱着榔柱子不敢过去，现在想起我的心里十分心酸。我老在想如果二叔没发生这件事，今天二叔也许还是90岁左右的退休幸福的老人，我们的家庭会人丁兴旺，令人羡慕。然而，爷爷的这一封只顾眼前、不计后果的信，让我们失去亲叔，让堂妹失去父亲，所幸的可以告慰二叔灵魂的，堂妹靠自强自立很争气，儿子很有出息，又为他们家庭生了俩健康聪慧的男孩。

爷爷是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他有个习惯，冬夏两季基本不怎么干活，可一到春秋，就起早贪黑地忙，手里的活计几乎不停。他常跟家里人说一句话：“要吃么省咚，要座么做咚。”意思是平时要懂得节省，到用的时候才能拿得出钱；想过轻松安稳的日子，就得在好时节里抓紧干活，别等天寒地冻的时候，再去搬冰冷的毛竹遭罪。也正因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家庭都过得捉襟见肘，我爷爷家却从没向别人借过东西，亲邻们常向我爷爷家借米借钱，我爷爷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回。

房子重建好之后，爷爷提出了分家。奶奶跟着我父母和我们这些小辈过，共用一个灶台；爷爷则带着两个还没出嫁的姑姑和小叔一起生活。相比之下，我父母的压力更大，两个人挣钱，要养活八口人；爷爷那边则好一些，两个姑姑都能干活，日子过得充实，而且姑姑们正处对象，准女婿都是工人，经常会送些桂圆、荔枝、大麻饼过来。那些零食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直是奢侈品，每次看到，心里都羡慕得不行。爷爷性子威严，也有些自私，几乎不会把这些东西分给我们吃，但即便如此，我们对他还是充满了尊敬。

　　我十七岁那年，爷爷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几个小辈到他床边看望，他已经没什么力气了，却还拉着我们的手，再三叮嘱：“爷爷不行了，你们要惯点（懂事点）。”那一刻，我们心里的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眼泪怎么都忍不住。爷爷生于1904年，按虚岁计算，73岁离世那年正是1976年——后来我总想起，那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些，院里那把他常坐的竹椅，空了许久都没人敢动。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爷爷一辈子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我们家或许走不到今天。

记忆里的爷爷，是个极其自律的人。他对弱势的亲朋总是格外真诚，待人爱憎分明，对家里人却要求严格。每天早上五点，他都会打五六个震天响的喷嚏，比雄鸡报晓还准时；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没了满口牙齿，头发也掉光了，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套纺绸对襟白衫，一条常青团团裤，一双不沾半点灰尘的布鞋，手里摇着一把芭蕉扇，坐在一张磨出包浆的竹椅上，这就是他晚年最常见的模样。

如今，我也到了爷爷当年的岁数，五十年的时光像弹指一挥间。偶尔想起爷爷奶奶，想起1976年那个冬天的冷，想起奶奶后来总对着旧绣花绷子发呆的模样，心里那些想不开的事，好像也就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