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垣曲的抗日战争生活（下）

大越

【编者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现转载长江支队前辈郭人健回忆当年从家乡投身抗日战争的真实经历。我们回望那个艰苦卓绝的烽火年代，以示纪念。

编者对原文一些地方做了梳理和个别订正。

1942年6月10日，我们在皋落北回村椿树圪塔召开了第二区22个行政村的村长会议，宣布成立了第二区抗日人民政府。

我第三次回到垣曲县工作，受到了王铭三、郭守州的热烈欢迎。县委书记王铭三特意给我做了一次谈话指示，指示内容全面、深刻、明确，针对性强。我表示一定依情而办，做好工作。

垣曲县委因为我回来，尤其是要到二区任区委书记，特意搞了一个会餐招待，也算是提前过了个年。

午饭后，我就动身去二区。傍晚时分，我到了二区。同志们正在吃晚饭，我也喝了一点稀粥。吃饭时，得知他们快断粮了。

当晚，得到一个让人震惊而悲痛的消息，区武装中队中队长王好治，带队过路南在槐南白的南道洼时，遭到汉奸贾真一部队的包围。王好治在带领队员们冲锋突围中，和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只有班长王洪庆、通讯员付贵州等六七个人突围回来。

失去区中队主力，区政府断粮，这给我刚到二区工作的开展增加了想象不到的困难。同时，敌人加紧对我们进行“扫荡”。

天也不助人，连降一尺多厚大雪，深处有半人厚。

在这无比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同志们发现打谷场地上有一堆一堆的谷糠，这是老百姓留下喂牛的。大家动手用筐子挑回来，用柿子一和，用锅烘干，磨成粉，做成圆团子蒸熟，吃起来倒也甜咝咝的。但就是不好下咽，也不好排便。一个个脸都憋红了，没有办法。生银府的几家房东老乡都急着想办法，拿出各家仅有的香油，说喝点香油可能会拉下来。谁知喝的香油在肠子上半段，下半段仍是堵得实实的，还是下不来，有人憋着直哼叫。

基干民兵王转年的母亲说：“只好动手往外掏了。”她用银簪子把有人已硬化了的粪便一点一点地往外掏。就这样，同志们一个个都得救了。老乡们说:“你们为我们老百姓吃糠受苦，往后可不能这样干了，咱们只要有一点粮都一块吃，饿就一块饿。”我说：“谢谢乡亲们，我们很惭愧，不能解救你们，反倒让你们给我们操心受累，我们是要想个别的办法的，找条好的出路。”

自从发生吃糠便不下来的事情以后，解决缺粮成为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我们要和老根据地一样，自力更生搞生产。

但当前缺粮却是火烧眉毛的问题，我的意见，一不能到县上去借，二不能到望仙去住，我们要坚持这块地方，不能离开。当前的吃粮问题，只有到日寇据点内去找富户借，但不能用武力，我们的武装刚受损失；现在力量很有限，我们要巧取。

我们先向第三区刘村牛家河庄子上日寇据点内的老乡(富户)家借。我们两个人去，我代表县政府人员，带手枪一支，区公所通讯员带长枪一支，实际上是作为我的警卫人员。我们走到庄子边上小心听了听，因为日寇碉堡就在这庄户后边的小山包上。

　　我正上到场院边上，突然碰上一个人，离我只有一两米，彼此几乎同时发现。我马上喝问：“哪一部分的？”我一看这个人长得很魁梧。这个人说:“我是八路军，自己人。”我一听是自己人，就把手枪收回，他也把手榴弹放在地上。他和气地问我是哪一部分的，我回答:“七七二”。他很惊讶地说：“你也是七七二团的？我是七七二团的侦察员，来这里执行任务的。”

他听我说了情况，说:“搞粮食好办，咱们一块到这家老乡借！”就这样，我们由二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我就同七七二团的侦察员进了老乡家，留下二人在院外监视日寇的动静。我们进了院子，见到这家户主。

我对户主说：“我是垣曲县抗日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位是八路军七七二团的。七七二团明天要到这里来，今晚特来贵庄借粮，请你支持。”这家户主很干脆地问：“要多少？”我说：“得一千斤左右。”他说：“你们怎样带走？”我说：“你们送去，正好你家马棚不是有两匹骤子吗？可借用一下，随我一块送去。粮食收到，你将牲口赶回就是。”他说也行，立即装了六七百斤粮食，用骡子驮上了。

我看得出，这个老乡关心的不是这些粮食，而是这两匹牲口更重要。他亲自赶上牲口，动身给我们送去。七七二团的两个同志这时说：“你们走吧，我们还要到敌人炮楼跟前看看。”

就这样，我们把两匹骡子运的粮食送到民兴村贾家山。我向这位老乡宣传了当前形势和有关政策，说他这次送粮也是对抗日的支持，他很满意地赶着牲口回去了。

不久，县委任命臧宪光(槐南村人)为区干队队长，关耀（槐南村人）为区干队副指导员（我兼正指导员）。区干队领导班子的建立健全，更有利继续充实扩大武装，我们的区干队很快由原来不到十个人的一个班，扩大到二三十人的3个班的中队。

四月间，区干队和县大队配合攻打皋落西窑的伪军。在这次战斗中，大家英勇顽强，队员善善夺取敌人盒子枪、步枪各一支，区干队队长臧宪光冲在前头，打死敌人队长。战斗结束后，区干队迅速上升到三四十人能战斗的区中队了。

当年春天，二区全体人员开展了开荒种地运动，上山采药，搞山珍野味，养猪、牛、羊、鸡、鸭等，带动了当地群众，掀起了生产热潮，很有生气。

区农会主任王安成，在民兴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反贪污恶霸等斗争，并把生产和武装群众结合起来，保卫生产、保卫翻身果实。

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民兴村首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成立了以张得科为首的村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建立健全了村政权各种机构和各种群众团体组织（即农、青、妇、自卫队)。

二区的整个工作，在短短几个月内有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1942年、1943年连遭两年蝗旱灾害，一般的秋粮都无收成。到了1943年冬、1944年春，雪大雨多，夏季麦子特大丰收。因此，敌我双方都要争夺粮食。

全区普遍召开了干部和群众大会，说明给抗日政府多缴粮食的意义，让群众进一步明白多缴抗日军粮就是爱国抗日保家乡的道理，相反把粮食交给敌人就是危害人民的利益。我们与敌人争夺粮食，是一场争夺群众、争夺人心的斗争。

我们除对人民群众宣传讲明道理外，还大力帮助群众做好收割、打场和藏粮的工作，不叫敌人抢走一粒粮。交抗日公粮是群众自愿的事，尤其是对离敌人据点近的地方更要派工作人员和武装掩护群众收割、打场、存藏与送交公粮。

在我们的努力下，1944年夏粮收集任务完成得比较好，取得了护夏护秋斗争的胜利。

日伪军看到我们在武装保卫各村老百姓收割粮食和送粮中起的作用，就经常寻机破坏报复。

一次，我和臧宪光带领区中队在一夜之间，掩护离敌据点近的回村、埝堆、刘张等几个村庄将麦子打好，立即送往山里根据地，天亮后到刘张村上古堆吃罢饭休息。

这个小村离左家湾敌据点五六里路，离皋落十几里路，同志们奔走了一夜，非常疲劳。吃了饭，臧宪光队长往小山包派了岗哨，然后带队到村左边树林中休息了。

突然，班长王洪庆从大门外跑进来对我说：“敌人来了！包围了村子，已堵住门口了，赶紧走吧！”我翻身起来，系好子弹带，拿起手枪，走出房门来到院里。

王洪庆说：“大门出不去了，从后边翻墙出去。”他先把我推上去，我又将他拉上来。墙外这院子是前低后高，我上去后，正好看到敌人用枪对着通讯员付贵州，我就对准那几个敌人打了几枪。几个敌人散了，付贵州乘机跑出去。

在树林中休息的队长和队员们听到我的枪响，就靠拢到我这边来了。我们在一个开阔长条梯子田边，顺山往北准备上山，包围我们的敌人在下一层梯子田里追赶，气焰非常器张。侧旁小山包上我们的岗哨阵地，也被敌人一个班占领，歪把子机枪在不到百米处居高临下向我们扫射。我冲在前边，正好遇到一人多高的石坎子，阻挡了前路，只要翻过这石坎子进入山林就没事了。不幸得很，就在上石坎时我被敌机关枪打伤大腿，鲜血直流。

王洪庆等同志扶我上去，又勉强走了百来米。我实在走不动了，对臧宪光和王洪庆说：“敌人攻占了这个村，我们的人好在都离开了。你们带队伍继续上山吧，把我的枪也带走，我在这儿隐蔽下来。给我留下两个手榴弹，要是敌人上来，我这一拉，不是够他们受的吗？”

这次艰险战斗，除了我一个负伤，其他人都安全地拉上了山。

　　二区区委领导的武装中队，经过两年来多次战斗和武装护夏、护秋斗争，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当时有一支敌伪“爱民队”（老百姓称他们为“害民队”），除上层个别头头忠实于日本鬼子与人民为敌外，其他成员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我们认为，这支敌伪武装有不少人可以变我所用。

时间不长，我们便解决了这支武装。后来的事实证明，过来的这些人，经过党的教育培养，大多数在革命队伍里的表现还是很好的。他们作战很勇敢，逐步由一般的农民变成了革命战士。

我们党政军民过了春节，开始了新的工作。在整个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对敌斗争的更大胜利，区上进行了统筹安排：以区干队为主，和民兵统一编成的武装战斗队，到外线围困打击敌人。以区政府为主，把各村自卫队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保卫生产和社会治安，防奸防盗、防坏人破坏。

随着局面的打开，我们也加紧了减租减息的宣传发动工作。我们的武装出去后，主要是围攻根据地周围的涧溪、老母疙瘩、后长直、左家湾几个突出孤立的敌据点，首先是洞溪和老母疙瘩两个。采取的办法先是切断敌人与皋落中心据点联系的交通线，就是电话线和道路。

开始是我们夜间割断敌人电线，到白天敌人又给修复了，我们就再割，他们也再修。后来，我们割线连电线杆也一块给它放倒，并扛回来为我所用。这样反复多次，敌人再也修不起来了。

破坏道路，是采用埋地雷和挖沟断路两方面结合进行，反复多次后，使敌人没办法再修复。这样，敌人据点孤立无援，成了瓮中之鳖。

再就是白天敌人出来，我们就追打，到晚上就袭击扰乱，使敌人不得安生。敌人既得不到支援，又得不到休息。我们同时展开了宣传攻势，动员伪军家属给其亲人传信，瓦解他们。我们还组织群众，晚上向敌人据点伪军喊话，动员其回来，不要再为敌人卖命了。

同时，区上又向各村大张旗鼓下通知，说准备迎接正规军到来，让各村做好部队供应的一切准备。这样给敌人造成错觉，使敌人感到这几个据点守不住了，随时都有被打掉的可能，惶惺不可终日。特别是到晚上，敌人担惊受怕。敌人觉得晚上在这些孤立无援的小据点不安全，敌人每到晚上就拉出小据点，到皋落镇的中心据点过夜。

敌人这样来回几天，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在晚上进入小据点内，捣毁他们的老巢。我们先摸进老母疙瘩据点内，一看确实是空的。我们又进到涧溪、后长直等几个据点，都是空的，就一个一个地都将它点着烧了。木头的，非常好点燃，根本不需要燃烧弹。于是我随区中队去烧，进了碉堡一眼就看到炕上的席和做饭用的劈柴，将炕上的席和干草一块卷起来，再加上劈柴，放在楼梯根，只用一根火柴就点着了。很快，浓烟从一楼到三四楼都冒起来了。火光冲天，好几里路都可看到，

我们把碉堡化为灰烬，老母疙瘩一烧，立刻转移到涧溪、后长直、石头疙瘩等据点，一夜之间就将这几处的碉堡炮楼都烧光了。当晚，日寇见碉堡炮楼全都被烧，第二天也就不再回来了。

到了1945年六七月间，敌人撤到皋落镇，退为把守绛垣公路线。这以后，敌人的统治就开始由面缩到公路沿线，又由公路线缩到皋落镇一个据点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垣曲二区，全区无论是军政人员还是老百姓，立刻狂欢起来。

我们给日本侵略者下了最后通牒令，要他们就地投降缴械。但垣曲县的日军不愿意就地投降缴枪（因垣曲没有我正规军），他们想要集中到太原投降国民党阎锡山。日军把垣曲所有的日寇都集中到王茅镇准备北撤，把伪军集中到垣曲县城(今古城)继续顽抗，企图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接管。

看来这场战斗非打不可了。我们决定打一个阻击战，狠狠教训一下日寇。我们二区的所有武装——区中队、民兵、自卫队，还有部分群众一齐出动，分布于绛垣公路的北边。从石头疙瘩到皋落这条公路线，我们在坡上，公路在坡下，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

这次日寇转移溜走，不仅带有轻重武器、家眷、行李等杂乱东西，还有死心塌地的汉奸走狗及从本县抓走的民伏、骡马、车辆。他们白天不敢走，只能在夜黑赶路，这更有利于我们截击。

午夜十二时左右，敌人进人到我二区境内，我们没有动，放他们再往前走，当敌人前队快到皋落不远的地方时，我们就从头到尾向敌人一齐开火。我们区中队、民兵、自卫队以及群众，不顾敌人还击的枪炮，有节奏地、连续地打着排子枪，把手榴弹投向敌人。战士们士气高昂，高喊着:“冲呀！杀呀！别让鬼子跑了呀！”群众拿着大刀、长枪也冲上去了。

日寇在黑夜弄不清情况，行李、牲口、车辆顾不上了，只顾拼命地往北逃去。我们冲到公路上打扫战场，集中日寇丢下的牲口、车辆、民伕等。天亮的时候，大家带着战利品回到皋落镇。

我亲身经历了这场抗日战争，深深感到兵民是胜利之本，感到民族新生来之不易。

　　（2019年，垣曲县委、政府人员去郑州，亲切探望时年102岁的郭人健和他老伴）

（以上选自郭人健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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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郭人健生平简介：

郭人健，1917年出生，山西省垣曲县柳庄村人。1938年5月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郭人健参加八路军后，历任班长、晋豫区党委政治交通员；太岳区四地委政治交通员；垣曲县二区区委书记。1947年8月，任垣曲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1949年3月，郭人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福建。1949年9月，郭人健任福安专区寿宁县委书记，1952年8月调福安地委民运部，1953年7月任福建省农村工作部二处副处长。1953年10月，郭人健参加福建省赴朝慰问团。

1954年8月，郭人健响应国家建设“一五”计划，调任吉林省化学冶金建设工业公司第三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1955年6月，任吉林化学治金工业总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1957年8月，任国家化工部第五总公司副经理；1958年9月，任化工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1962年，任化工部吉林化肥厂党委副书记；1972年5月，任化工部第二胶片厂党委书记。

1979年12月起，郭人健任河南省化工研究所党委书记。1983年12月，郭人健于河南郑州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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