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教育薪火里的祖父吴贤卿

吴人亮

祖父吴贤卿（又名吴赐宝），生于清同治九年庚午闰十月十八日（公元1870年12月10日）。彼时家中薄产寡蓄，生计拮据，先曾祖公虽以儒学为业，文笔古奥、书法秀雅，却因家境窘迫不得不兼营商事——非为逐利，只为省出精力与资费，让祖父能心无旁骛伏案苦读。这份对“读书育人”的执念，后来成了吴家绵延三代的精神印记。

我自小与祖父同榻而眠，夜里常枕着他轻诵旧籍的声息入眠，晨起总见他伏案批注典籍，指尖划过书页的力道、遇着佳句时颔首的模样，都悄悄刻进了童年记忆。他从不对我讲生硬的大道理，却会在我攥着毛笔发呆时，温热的手掌覆上来，握着我的手教我“字要端，人要正”。那份掌心传来的温度，比任何说教都更刻骨铭心。祖父晚年年过八旬，以老文人身份列席江岸区政协会议，每次参会前，总会坐在曾教我写字的那张旧木桌前，一笔一画梳理话语。我凑过去看，他便笑着把稿纸推过来：“你瞧瞧，这话这么说，是不是更实在妥帖？”

祖父六岁开蒙入塾，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总比同窗早一步参透要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应湖北学政王先谦（时称王学台）岁试，顺利入汉阳县学；次年经文学台科试列一等，获县学教谕举荐，评语是“资禀聪慧，品行端方”。彼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兴办学堂、推行新政，祖父因“通经史、晓时务”被选入江汉书院，专攻天文、舆地、兵法、算学——这是他首次接触“西学”，案头从此堆叠起绘着细密经纬线的舆图，与满是公式的算学课本。1902年，江汉书院并入经心书院；1903年，他再入两湖大学堂，系统修习格致、理化、教育学等近代学科，五年后以优等毕业，成了清末少有的“新旧学兼通”之士，也为一生投身教育埋下了伏笔。

光绪三十年（1904年），祖父远赴日本，入宏文学院师范科深造。1905年归国时，他带回满满几十箱物件：既有日文教育学典籍与密密麻麻的教学笔记，也有当时国内少见的风琴，更有用于博物教学的动植物标本、理化实验器材——这些都是他为推行新式教育攒下的“宝贝”。可惜这些物件未能久存，1950年土地改革时散佚大半；当年十月，他获准迁汉口与子女同住，行囊极简，唯独将自己编撰的《心理学》教材小心裹好、贴身携带。这套曾在湖北各师范学堂流通的本土化教材，是他半生教育事业的心血结晶，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能躲过文革动荡，被父亲无奈处理，彻底遗失在岁月里。

此后数十年，祖父的脚步始终未离教育领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中等蚕业学校国文兼博物教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转任两湖总师范学堂教育学教员；宣统元年（1909年），出任优级师范博物专科学堂堂长，兼授伦理学与理化专科心理学；民国元年（1912年），任湖北第一师范学校修身教员；1916年，出任晴川中学校长兼修身教员——这所晴川中学，正是如今武汉市闻名遐迩的武汉第三中学高中部前身，祖父当年在这儿废除“读经课”、增设“公民课”的举措，至今仍是这所名校早期办学史上的重要一笔。1920年，他受聘为湖北教育厅谘议；1922年，兼湖北官矿公署谘议；1923年，任汉阳县志馆筹备主任。他常对家人说：“讲台是根，站在上面才踏实；把知识教给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这份对教育的赤诚，潜移默化间成了清晰的家族脉络。父亲早年循着祖父的轨迹投身教育，先后在汉口市立四十二小学、汉口市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汉口市二中执教；后来回汉阳任私立汉阳新民中学教务主任兼音乐教员，还亲手为学校谱写了《新民中学校歌》，那段旋律至今仍是老校友们共有的青春记忆。虽然后来因故改行，父亲却总对我们念起当年在教室弹风琴、在办公室灯下谱曲的日子。母亲也曾循着这份脉络走上讲台：40年代初在汉口四十三小学教小学，后又在黄石煤矿子弟小学、湖北省广播电台幼儿园任教务员，只是随着六个子女相继降生，她终究放下了教案，把“教书育人”的心思全挪到了家里，一心抚育子女成长。姐姐毕业后进入武汉市长征小学，从语文老师、班主任到教务主任，把耐心与责任全倾注在学生与教学管理里；我自小听着祖父的教育故事长大，最终选择了医学教育领域，在武汉同济医学院深耕数十年——三代人虽处不同教育赛道，有人坚守讲台，有人为家庭暂别，却始终守着同一份“育人”的初心，成了邻里亲友口中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

1926年，祖父年近六十，辞却公职返乡。即便离开了正式学堂，他也没放下教书的事——在乡下，有时在鄢氏宗祠开课，有时就在自家堂屋，教邻里孩童念书写字，从《论语》章句到基础算术，一概耐心讲解，直到1938年日军侵入武汉，才因时局动荡停了课。那些年里，他白天在学堂伏案批改课业，傍晚就着油灯整理讲义，总说“哪怕是乡野小儿，也该识些字、明些理”。祖父返乡后曾略置十余亩土地，因无劳力耕种悉数出租，1950年7月土改时被划为“纯良地主”。因早年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对政策颇有认知，依规退清租地，才得以顺利迁回汉口。

祖父曾亲笔撰写生平，只是这份文稿未能完整留存——解放后的经历记述，在岁月动荡中遗失殆尽，仅剩下解放前的片段，成了家族记忆里难以弥补的遗憾。晚年的他身体硬朗，无病无痛，这全赖多年来坚持打坐练功的习惯：每日清晨起身，便在窗前静坐凝神，气息匀净；即便到了八十八岁高龄，也能自己拄着拐杖散步、读书、提笔写字。他最终离世，纯粹是因年岁已高、自然老去，走时安详平和。祖父未留下成套文稿，唯有几张亲手书写的纸页被家人小心珍藏，字迹一如年轻时那般工秀秀丽，笔画间仍能见出当年“文笔古奥、书法秀雅”的功底，成了他留存于世最直观的印记。

1956年，经留日同学、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介绍，祖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他愈发积极地学习国家政策，通读统战部文件与民革《团结报》，常参与时事讨论。1957年毛主席发表《论人民内部矛盾》，他反复研读，还曾在纸上写下零星感悟，虽非完整篇章，却足见他对时代的关切与思考。

这份与民革的联结、对时代责任的担当，多年后在我身上清晰延续：我先是成为民革党员、武汉市人大代表，继而担任同济医科大学民革主委；随后当选民革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待同济医科大学并入华中科技大学后，又担起首任民革华中科技大学主委之职；最终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履职期间，我曾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关注民生健康问题的提案，建议将血吸虫病防治着为重点任务来抓，这份提案被省政协主席列为头等监督提案推进，疫情得到控制，最终取得显著成效。每次坐在桌前拟写提案，总想起祖父当年在旧木桌前慢慢梳理话语的模样——这跨越两代人的履职默契，正是“初心联结”最鲜活的注脚。

1959年1月，祖父在汉口三德里家中安详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毕生的物件、教材与生平文稿，大多已散落在岁月长河里，唯有几张工秀手迹，以及刻在家族血脉中的“教育传承”与“初心联结”，成了我们代代珍视、永不褪色的宝贵遗产。

附录相关资料：

1. 《湖北教育史志资料》《汉阳县志资料选编》《奓山镇志》：湖北及汉阳地方史志，佐证时代与地域背景。

2. 汉阳教育人物履历表：官方记载祖父吴赐宝（吴贤卿）求学、任职经历。

3. 《汉阳县志》：汉阳官方地方志，支撑祖父在汉阳的教育活动。

4. 祖父生平史料：官方文字记录，与家族记忆互证。

5. 祖父亲笔文稿：个人经历记录，补充细节。，

6. 祖父乡居记录：其乡土教学与研究的直接佐证。

7. 《武汉文史资料》（新民中学报道）：证实父亲吴达敬在该校的任职。

8. 《新民中学校歌》曲谱：父亲作曲的实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