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做的新鞋垫

初墨

　　那竹椅是父亲的手艺，用了多年的老竹子，被他的手掌磨得油亮亮的，泛着琥珀样的光泽。椅背的竹条，弯成一道恰到好处的弧，正好托住母亲的腰。她坐上去，竹椅便发出一声长长的、满足的“吱呀”，仿佛一声疲惫的叹息，也仿佛一声安于现状的应答。这声音，是黄昏里一切声响的底子。

　　母亲做鞋垫，是不必用眼睛看的。她的手指，像几只驯良的鸽子，在那些碎布与针线间娴熟地起落。针从厚厚的布壳里顶出来，总要费些劲，她便用中指上的顶针轻轻一抵，“噗”一声，那带着白线的针鼻儿便探出头来。线穿过布层，拉得紧紧的，发出一种细韧的“嘶嘶”声，像是春蚕在啮桑。这声音，与屋里那座老座钟不紧不慢的“滴答”声，与院子里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混在一处，织成了一张宁静的网，把整个家都罩在里头了。

我看得最多的，是母亲的脸。煤油灯的光拢着她，在她侧脸上投下一片温柔的阴影。她的眼睫低垂着，神情是那样的专注，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她手中那方寸之间的经营了。额上沁出些细密的汗珠，她也顾不上擦，只偶尔抬起头，活动一下酸胀的脖颈，眼光越过窗子，投向那完全黑透了的夜，不知在想些什么。那眼光是空的，又是满的，空得好像什么也看不见，满得又好像装下了我们一家人全部的岁月。

　　有一回，我看得入神，见她用针在头皮上轻轻划了两下。我好奇，便问：“妈，你这是做啥？”她愣了一下，随即浅浅地笑了，那笑意像投石入井，在她疲惫的脸上漾开一圈微澜。“傻孩子，”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头上有油呀，擦了针，滑，不伤线。”我那时不懂，只觉得母亲懂得真多。后来才明白，那不是学问，是日子磨出来的、最朴素的智慧，里头含着多少不为人道的节俭与耐性。

做鞋垫最难的，是纳鞋底。一层层的旧布，用浆糊裱得硬邦邦的，叠起来，厚得像本书。母亲要用那根粗长的针，带着麻线，一针一针地穿透它。每扎一针，她的眉头都要微微蹙一下，手上的青筋也因用力而凸起。那麻线拉过时，声音是滞涩的，“嗖——嗖——”，沉郁而有力，仿佛能感觉到纤维在抵抗，又被决然地征服。一只鞋底纳完，那上面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脚，组成齐整的菱花纹，像一片片鱼鳞，结实又好看。母亲常说：“脚底下舒服了，人走路才稳当，才有力气。”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那针大约是被布壳里的一个硬结绊住了，母亲一用力，针“啪”地一声断了。她捏着那半截断针，半晌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它，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与无奈。屋里霎时间静下来，只有座钟还在走。但只一会儿，她便默默地又从针线包里拈出一根新的，在灯上烧了烧针尖，算是消毒，然后，那“嘶嘶”的声音便又响了起来，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新鞋垫做成的那天，是我最快活的日子。母亲会把它们递到我手上，那鞋垫白布的面子，软和的夹层，硬挺的底子，捧在手里，有一种庄重的、暖烘烘的质感。我迫不及待地塞进鞋里，脚踩上去，一下子便被一种饱满的、妥帖的温柔包裹了。走了几步，那绵密的针脚隔着鞋底，清晰地硌着脚掌，每一步，都像踩在母亲细密的叮咛上。

　　许多年过去了，我早已穿惯了买来的、各式各样柔软的鞋垫，却总也觉得，没有哪一双，能有母亲做的那样熨帖，那样让人心里踏实。我后来才渐渐懂了，母亲哪里只是在做鞋垫呢？她是在将那清贫而粗糙的日子里，所有能搜集到的温柔、耐心与希望，一针一线地，都纳进了我们脚下的方寸之地。那鞋垫，垫的不只是脚，是那段有些硌脚的岁月，也是一个孩子，最初对于“家”的全部理解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