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谒长征碑

岩泉闲叙

雨丝斜织，如细纱般笼罩着川主寺的山峦。我站在红军长征纪念碑园前，仰望着那座耸入云天的金色纪念碑，三棱柱形的碑身在灰蒙天色中熠熠生辉，顶端红军战士铜像高举双臂，成“V”字形，仿佛仍在为那场伟大胜利而欢呼。

入得园来，雨水洗过的花岗岩群雕格外清晰。一组组雕塑不是英雄式的昂首挺胸，而是疲惫却坚定的身影：有的战士搀扶着同伴，有的用最后力气举起红旗，有的回头望向来的方向。这些雕像没有回避长征的艰难，反而将那种人类极限下的挣扎与坚持刻画得淋漓尽致。

纪念馆内，我避雨其间，亦避入历史之中。为什么要长征？墙上文字简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战略转移。但这十二个字背后，是何等沉重的抉择。一支军队，一个政党，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向着未知的荒蛮之地进发，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轰炸。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决绝？

我的脚步在“阿坝岁月”展区慢了下来，这里展示的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概括性描述，而是具体而微的故事。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在阿坝境内辗转停留16个月，历经最艰苦的雪山草地行程。展柜里有一件破旧的羊皮袄，说明牌上写着：“藏族老人扎西送给红军的皮袄，三日后扎西被土司处死。”

我站在那儿，许久未动。阿坝为长征贡献了什么？数字令人震撼：支援粮食2000多万斤，牲畜20多万头，5000多名藏族、羌族儿女参加红军。但数字背后的代价呢？许多当地百姓因为帮助红军而遭到迫害，他们明知危险却仍然选择了善良。一个细节击中了我的心：红军筹粮时打了借条，1950年代，新中国政府兑现这些借条，许多人拿出保存多年的纸条，却不是为了兑换，而是作为证明——证明他们曾经帮助过这支为穷人打仗的军队。

走出纪念馆，雨小了些。我沿着“诗歌碑林”漫步，读着刻在石头上的长征诗词。忽然明白，长征之所以成为传奇，不在于它的完美无缺，而在于它在极端困境中展现的人性光辉。红军在阿坝经历了最艰苦的内部斗争：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危机，粮食极度短缺带来的生存危机，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的信任危机。但最终，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实现了三大主力在会宁的会师。

站在纪念碑下，雨水顺着脸颊滑落，与想象中的泪水混在一起。我想起自己去过的井岗山、瑞金、哈达铺、会宁，每一处长征纪念地都讲述着不同阶段的故事，而川主寺这座全国唯一的总纪念碑，恰如一个句号，为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迁徙画上了终结的标记。

不同于传统叙事的英雄主义赞歌，阿坝的长征故事更多的是关于忍耐、牺牲和感恩。这里没有神化的红军，只有真实的人：会饿会冻会迷茫会犯错，但始终怀揣理想的人。

雨停了，云缝中漏下阳光，照在纪念碑上泛起金光。我忽然理解了自己为什么每到一处长征地都要参观——不是为了重温胜利的荣光，而是为了触摸那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希望的力量。长征是什么？它不是战略转移的军事术语，不是教科书上的考点，而是人类精神高度的一次测量。在这测量中，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自己的韧性，而阿坝人民则展现了无私的大爱。

离去时回望，纪念碑在微雨中更加巍峨。它纪念的不只是一支军队的行程，更是一种精神的地标：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值得坚守的信念，总有值得跋涉的远方。长征结束了，但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个普通党员冒雨前来，仍然能被深深震撼的原因所在。碑可以立在山巅，但真正的纪念碑，立在了人民心里。

（照片拍摄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