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凭吊西路军纪念馆引发的联想

鲍 哥

自2016年以来，作者已经四次自驾甘青大小环线，每次经过高台，都看到路边高台西路军纪念馆的指示路牌，并有顺道凭吊的之意。旅伴中不乏满口正能量者、也不乏三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和科级领导干部。知道这段历史并感兴趣的不多，作者不便提及前往，而多次与高台西路军纪念馆察肩而过。今年自驾新疆全是自己的家人，高台西路军纪念馆就成了作者河西走廊的第一个目标。

作者在高台参观完毕，一路西行，沿途嘉峪关、哈密、火焰山、天山风景区接应不暇，每一处都有不同的观感并诉诸文字，参观高台西路军纪念馆时产生的联想被抛之脑后，并有放弃诉诸文笔的打算。

从新疆自驾返回途经西宁，偶然间又闯入西宁的西路军纪念馆，高台西路军纪念馆观感再次浮上脑际，引发了写作的冲动，开始构思这篇文章。

关于西路军至少要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说起。1930年，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许世友都是张国焘麾下的战将，八十年代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当时的四方面军还名不见经传。鄂豫皖反围剿失败后，张国焘率领残存的10000多红军，最终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与陕西交界的通、南、巴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到长征与中央红军达维会师时，张国焘已经是拥兵最多、齐装满员、志得意满最大一个方面军的领袖，加上中共一大代表兼会议主持人、五.四运动的领袖、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资历，与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师老兵疲、仅剩一副骨架的中央红军形成鲜明对比！

两军会师的喜悦还没有散尽，自上而下的猜忌便开始了，四方面军的官兵认为是他们拯救了中央红军，部分干部难免嚣张跋扈，一方面军以正统自居，印发了些诋毁四方面军的小册子，如军阀作风、逃跑主义的罪名也扣在四方面军上，并且在两军官兵中是保不住密的。张国焘及其随从不断地提出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决策机构的人事要求，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不断让步，但也不愿将军政大权拱手相让，为两军的分道扬镳埋下隐患。

1935年6月的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南下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没有被采纳，一、四方面军混编成立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陕甘，左路军由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佰承率领，混编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三十一军等两个军。右路军由总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彭德怀、林彪归陈、徐节制，毛泽东等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

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原本与毛泽东同行的陈昌浩、徐向前部听从张国焘命令带领原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南下，后来在清算张国焘时最惊骇的罪过末过于密电事件。《炎黄春秋》杂志对张国焘长征途中的密电事件多持否定意见，当事人之一的徐向前改革开放后也否认见过这样的密电，叶剑英则不愿再提此事。但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政治立场今人完全可以推测，随张国焘南下的一方面军大多数干部都接受临时中央的委任，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铁杆何长工都倒戈热烈地支持张国焘的党中央。

四方面军的南下以失败告终，人员折损过半，共产国际也不支持张国焘，在川西高原犹豫的过程中，四方面军与贺龙的二方面军汇合，临时中央被迫取消，张国焘被迫北上，从新过雪山草地，于1936年10月再次与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形势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中止。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向河西走廊进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先后转战古浪、永昌、山丹、甘州、临泽、高台、肃南、安西等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 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

河西走廊是青海马步方、马步青家族统治了几代人的势力范围，不需要蒋委员长下令，对西路军的堵截作战自然是不遗余力，痛下杀手，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机动灵活，与以步兵为主的西路军作战象旋风一般来去自如，犹如砍瓜切菜，虽然歼敌两万余人， 但在绝对优势的马家军面前，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沃祁连。

在高台西路军烈士陵园，有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专题介绍，除生平与作战经历外，语焉不详地说牺牲在高台。据《落日》一书披露，董振堂是马家军俘获的最大的红军军官，对董振堂的处置颇费心思，处理方法别出心裁，他们把董振堂绑在炮口上，与炮弹一起射向天空。

命运最悲惨的还是被俘的1000多红军女战士，一部分被奸杀，大部分被马家军当战利品赏赐下属立功官兵。其中就有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的夫人、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开国将领王首道的夫人、原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媛泉。许多女兵们好不容易逃出魔窟，历尽艰辛找到兰州和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又因超过三年收留的最后期限，被拒之门外，其红军身份长期不被承认。而没能逃出魔窟的女战士们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和歧视，直到改革开放才恢复名誉，有了待遇。高台和西宁的纪念馆都对被俘虏的西路军官兵给予了极高的褒扬，尤其是散落青海各地的女红军。

1937年3月，遭马家军围堵数月之久的西路军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后，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在倪家营子开始分兵突围围打游击，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出征时21800人的西路军将士，仅余400多人在李先念、黄超的带领下溃至新疆。

西路军的覆灭，被当成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彻底失败又一例证，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逃跑主义的路线错误，原四方面军遭到整肃，前南京军区司令员徐世友被关押审查时差点被处决。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耿耿于怀，扬言要去共产国际申诉，1938年被王明以托派的罪名在迪化（乌鲁木齐）杀害，连张国焘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都受到牵连。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从此淡出军界，总指挥徐向前回到延安坐了一段时间冷板凳，从中下级军官做起，后任129师副师长，直至国防部长，徐帅因有追随张国焘南下这一小辫子，历来谨言慎行。红四方面军及主要由其组成的西路军，又因张国焘后来的叛逃而饱受牵连，受尽冤屈。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改革开放后，许多极左时期故意隐瞒和歪曲的历史逐步公开和恢复了本来面目，张国焘所领导的四方面军、以及最主要由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才出现在公众面前。黄超和李特分别于1979年和1995年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八十年代中期，在原西路军第三十军政委、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推动下，开始组织人力查阅当年的档案和电文，发现西路军是不折不扣、至始至终都在认真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而对西路军发布的命令时有历史问题的纠葛（支持张国焘南下并另立中央）。当事人徐向前认为：对西路军的命令飘忽不定，并且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经过邓小平同意，在内部形成报告，推翻了对西路军原有的结论。但并没有向全党公开，影视传媒仍沿用原有的说法。李先念和徐向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至病逝，西路军到本世纪初才算得到公开、公正的评价。

作者42年职业生涯20年时间在中共县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工作，大量的阅读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的残酷，造成的危害程度是外部敌人在战场上都做不到的，不管是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根据地，以托派、AB团的罪名对自己同志的逼供五花八门，刑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令人触目惊心。甚而累及部属和家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陋习从革命时期延续到建设时期，从各条战线、各个层级清理所谓的代理人并加以迫害。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倒台莫不如此。十年文革结束后，复出并饱受迫害的一大批共产党的忠勇之士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并对许多历史案件进行清理，原来引以为傲的十次路线斗争大多是冤案。特别是开放这一举动又倒逼与国际接轨，使得整个国家发生了摧枯拉朽般的剧烈变化，真正的实现了当年共产党人东征西讨、南北征战的初心，带领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对幸福、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标！离开西路军纪念馆，仰望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幸福安详的人流，心中默念：所有为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奋斗而牺牲的先烈都可以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