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探秘(一百四十七)【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189《人工智能的智迷》】2025-9-22

林祥新海派赏石门类一一十福石

三七七、关于现代中国未来的思想与思想性

“何为中国”这句话，现下当然是一句热词了！但比“何为中国”更重要的词还是有——它就是“何为中国思想”？

想来，咱们【新明皇聊天群】早就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理论，以及一些方法论；而通过运用方法论就可以对“何为中国”再来细分——

例如，有符号学的“何为中国”、有工具学的“何为中国”、有用精神法推动的敬天地人学(神)的“何为中国”等等学术就出来了——而当把这些学术都聚焦在一起就成了思想的背景……

好比在有了符号学“何为中国”的学术后，我们【新明皇聊天群】就提出了“华夏文化理想运程”这一在历史经验主义上思想与理论的总纲；

而有了工具学“何为中国”的学术后，我们又提出了“历史等高线模型理论”；并将这一模型理论便可以对历史经验主义进行方法论解构，我们就可以把华夏文化理想这一符号学的历史经验主义、迄今所产生的全部运程给揭示出来——例如，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共出现了三个大的时间窗口(分别是华夏时代、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而每一个时间窗口都有三个特征点(阳极起点、顶极点(太平盛世)、阴极谷底点)所组成；所以，三个大时间窗口的全部特征点加起来共有9个(但由于第三个大时间窗口的现代中国，它不像前两个大时间窗口已经是完成式了；那是因为第三大时间窗口只开始了一个“阳极起点”；故而华夏文化理想运程迄今共经历了2x3+1=7个特征点的时态，还不到3x3=9个特征点时态，那是还有两个点是未来时态)；

由精神法推动的敬天地人学(神)的“何为中国”学述产生出来后，我们中国人就可以进入到更高维度的“何为中国思想”之精神领域中去了。例如，我们【新明皇聊天群】推导出一种等式——这个等式就是华夏文化理想运程第一大时间窗口之华夏时代的思想=黄帝的思想；华夏文化理想运程第二大时间窗口之传统中国的思想=秦中国集权当家人的思想；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现代中国的思想=“北京金山上太阳光芒万丈”的思想……

只是，比“何为中国”更重要的这一“何为中国思想”的经验主义之逻辑，已经对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前两大时间窗口的思想性盖了棺与定了论(因为华夏时代与传统中国已经是完成式了)。

而相对于已经盖棺定论的“何为中国思想”那部分历史经验主义，与现代中国该要出现的三个特征点(阳极起点已出来了；而顶极点、阴极谷底点这两个特征点还完全没有出来)来作一个对照的话，对照后便产生出了一种未知的关系结构；

所以，在已知与一种未知的关系结构中，我们提出的历史等高线模型理论，它就可以非常实际的对未来“何为中国思想”之前景进行预测，从而去对照在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前两大时间窗口，在未来是否还能继续如愿表现出非凡的神奇性呢？这就需要大胆的去进行预测……

当然，这种预测本身就具有非凡的神奇性！只是，你现在对我们预测未来会出现更大非凡的神奇性，是信还是根本不信呢？

譬如，与已经在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前两大时间窗口中，其思想性已经被盖棺定论不同的，是现代中国在出道以来，我们中国人还吃不准中国思想的经验主义与未来的存在主义该怎么被定义？

就好比主导现代主义的是西方主义；所以，在中国进入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不仅影响到了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已经盖棺定论的那两大时间窗口的历史经验主义思想性，这个现代主义还会自觉与不自觉的、要来把控现代中国未来存在主义的思想性，从而试图将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已经进入第三个大时间窗口(加上前两大窗口)之全部的、与未来现代中国的存在主义的思想性，混合成新的全球主义(但只要是进入新全球主义后，那现代中国就无法驾驭现代主义了，最起码是成为不了领头羊的)……

对此，接下来就必须要来呼应上一期的话题内容了——

一、锁定是什么样的一方神圣现正主导着现代主义的思想

这方神圣之地当然首推的，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而这个神圣之地的灵魂人物自然就是费正清本尊——

费正清的确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的领军人物，那是因了他著书了“中国三部曲”——《美国与中国》、《观察中国》、《中国新史》；

费正清在1932年~1972年共40年间有5次来华，分别在清华大学教过书、在美驻华使馆任助理，或受邀重返新中国……

期间在中国逗留的时间长达10年，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回美国去了，后来在哈佛大学创立了“东亚研究所”；

在“东亚研究所”他提出了对现代中国一个盖棺定论的词汇，就是现代中国是受西方“冲击”下出现的——既“冲击~反应”理论……

费正清于1991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5年，他写了一本试图修正他之前定下的书《伟大的中国革命》，从而基本否认了他之前作出的——中国的现代反应全然是受西方冲击结果的结论——

　　

二、思想家钱穆论是如何论述文化背后的思想性

　　

但是，也有好多人跑来问我(钱穆)，说凭能不能简单用几个字或一句话，来扼要说明中国文化背后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质之所在？我想这问题不易回答，但总想要回答——所以，此刻我要大胆地提出四个字的一句话：“性道合一”；并认为这句话就是中国文化背后中心思想与其主要特质之所在(出典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两句)……

(一)、先讲何为“道”

道就是人所行的路，那是形而下之可见的。但人为何该走这条路还非那条路？必有一所以然，然这一所以然是形而上的，就是不可见的。

我们讲话常说道理，中国人最重讲道理，便是不识字的人也懂得要讲道理——例如人们会常常说：“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呀”？“这又是什么道理呀”？所以，对“道理”中国人最看重。

但是，若要把道理二字拆开来说便有不同了——例如，在讲“人道”(人生该行的道)时，就不能说是“物道”？而如果将“物理”时，便是该物可以使自然之理，但不能说人理。可见对物只能讲理不能讲道，和对人不同。

如讲天，则有天理，有天道，兼了人、物两面。近代西方科学研究的是物理，没有研究人道。科学是不讲人道的，若讲人道，便不该发明核子武器。中国文化多讲人道，但少讲了物理，所以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重人道的，西方文化是重自然的，这也有道理。我们该说中国文化看重的是在“人”一边，而西方文化则看重在“物”一边。

中国人又常说“道术”(因为道、术是在一条路上的，故一般将“道术”合起来称；当要分开用到时，例如“术”是指的技术——就是物理。如何驾驭各种物就是术，甚至还可以通过术，把一部分物变成这样、把另一部分变成为那样；

而“道”是教人们从这路的这一端通达到那一端，不是要把人由这样变成为那样。《中庸》说“修道之谓教”。可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育是道而非术。

但道和术的目的却是相同的，或许只是术的目的性稍为低一点点——例如，在军事上要取得到胜利就有战术问道。至于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这乃就是道了。

但在道与术两者中，要先有道才能再讲术。道是先决条件，术是次要的——例如，科学上一切发明与技术都是次要的。若没有这个道的先决条件，而只用心于术，则科学上的一切发明虽也都是真理，但它还是要被意识形态主义带到一边去的。

只是，因科学本身没有道而只有理，而把这些理表现出来只靠一些次要的术就可以了——例如，经商就有种种的术，像是名目繁多的广告宣传……

再有道也可以是指超出人生一切别相之上、一个更高的综合性观念——例如，好比是生命有个“共相”；而一切别相人的生，都要有一道。男女在一起就是道——夫妇之道；就是成了夫妇后，夫有夫道，妇有妇道；生了儿女后又有父母之道、儿女之道；

甚至于这个“道”字，还可以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理念联系起来，由此可知中国人讲的道，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西方人所讲的文明，而实则中国人早在三千年已经如此讲了。西方人在现代物质文明方面的发明，只在两三百年以内。可是中国人在三千年前便有了“道”之一字了。

　　

(二)、再讲何谓“性”

中国人最看重这个“性”字了，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但荀子却讲性恶。例如，《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中国人特别看重这个“性”字，因此有也出现许多探讨与许多争辩……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西洋书，不见有这性字，于是便说中国人所谓的性，只是西方心理学上所谓的“本能”。其实两者绝对不同。也有人说性就是自然Nature，但其间也不同。

由中国人想法只能说性亦经自然中来；人亦是一自然，但在自然中仍有性。一切有机生物与无机生物都是自然，但不害于万物之各有性。性何自来，则由自然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一“天”字，也可说成“自然”。

依照西方人的讲法，科学显然与宗教不同，自然显然与上帝有别。但照中国人讲法，这两者间却可以相通，并亦无大分别。

例如，在中国人“性”字的含义中，似有一个动力与一个向往，一个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一切有机生物，尤其是人，显然有一个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倾向；有一种生的意志，这即是性。

只是，人性在大同中似有小异；所以说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有机生物、无机生物各都有性，此又在性之大同之下似有小异。

近代西方科学，乃从“物性”来发明“物理”；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人道”。所以，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是从大自然中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

《论语》里不多讲性而是多讲了命，因“性”是“天所命”，“知命”即就等于“知性”了。现代的西方人讲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都没有讲到性字。所以，西方心理学里的本能，绝非中国人讲的性。而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多追随西方，大都知道心理学，但亦很少探求人性。

以上讲到中国人极为看重的两个观念，一是“道”，一是“性”，而这两字要翻成西文、还要翻得刚好则很难。似乎西方人没有这两观念，至少是不重视这两个观念。我们还要把这两个观念综合在一起，说成“性道合一”，此乃中国文化中心思想与其特质所在。

　　

三、再将费正清请上来

(一)、费正清的中国情怀

费正清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博士时获得机会来中国游学了四年(1932-1935)——他第一站到达的正是处在一二八抗战时期的上海。

此时日本的驱逐舰围成一圈，正在轮番炮轰吴淞炮台。日本国旗在费正清看来如此扎眼，“就像绷带上的一抹血迹”，他们乘坐的客轮距离日本巡洋舰“赤云号”，以及其他军舰只有几百码……

而此时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他们在敌人的炮火把城市建筑炸成废墟后，就在这废墟下挖掘战壕，而到了晚上沪上市民通过苏州河给十九路军送去补给。

而在战火连天的几个街区，就是在租界上是另一番光景，那儿与之前一样——“马照跑，舞照跳”……而这让在治外法权下，日日灯红酒绿与战火死伤无数的场景便离奇的交织在了一起，这就是费正清到达长期向往之中国第一站上海时，所见到的第一个魔幻画面……

而当费正清绕道天津终于来到暂时还没有战火的北平时，第一眼他就被那时的北京城所深深吸引上了——当时的北京算是华北地区最后一座拥有四方城墙的大都市了。

所以，他在回忆录中感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后来，费正清和未婚妻就常常在居住胡同尽头的城墙上进行野外晚餐。对此他又是这么描述北平城墙的：“轻轻一踏就碎的碎石路面被缝隙中长出的杂草覆盖着，一个门楼接着一个门楼的城墙延伸到远处，这里就像是专门为我们打造的漫步回廊，美丽而幽静；除此之外还有一轮圆月正挂在夜空中；再从城墙上看城市四周，北平的夜晚也是令人振奋的！在暗暗天色下的街道和城墙，不时被淡淡的星光所点缀，让北京的夏夜充满浪漫……

那时在景山上除了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外，同时也很适合用野餐；甚至人们还可在中南海乘坐舢板吃中午饭。在洛克菲勒医院(协和医院)通往清华大学的路上，一直可以到达颐和园；后来，每日清晨都去清华教书的费正清，在回忆起这条大概有一英里左右的路上，还能看到远处颐和园驻扎的军营，“训练中的士兵看起来如同一幅滑铁卢战役的全景图”……

费正清甚至把自己的婚礼也放在北平举行，婚礼进行的地方就是他和未婚妻居住的胡同。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扶着新娘跨过有着朱红色木门与高高的门槛后，便进入到鲜花盛开的四合庭院中；而美国领事则穿着他参加马球比赛时的服装，在前往比赛途中到场充当他们婚礼的见证人……

就这样费正清夫妇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就是让他会在露天市场听北京人说书，或者在北京前门外的天桥观看各种各样杂耍，以及去到老北京剧院观看表演……

他甚至对当时中国社会更隐秘的一面也很感兴趣，例如女人的三寸金莲(女人是缠足的)——他无禁感叹道：“其实只有满族人与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层社会的船家女，以及从北部迁往中国南部的客家人，才逃脱了这缠足的噩梦”……

对于为什么要去缠足？费正清的看法可以说鞭辟入里，完全没有给这个传统陋习留任何面子：“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中将裹着的小脚称为三寸金莲。这其实是一种变态性欲的恋物表现......平日里它们被迷人精致的绣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从而在神经末梢产生官能上的愉悦。作为一种伴随终身的色情符号。它只在那个年代起作用，被视为强化男性统治地位的一种性恋物确保它长存”。

(二)、费正清是怎么开始介入到中国未来政治蓝图的构建中去的

当然，作为社会观察者的费正清，他把在中国各地旅行时遇到的国人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农民或乡民，不懂世故，只知道如何与土地打交道，群体很大，努力工作，单纯、友善。

第二类为在北京遇到的西化的归国留学生，大部分作为个体都很有魅力，但不得不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保持存在。

第三类就是在上海、香港等口岸中遇到买办类型，费正清认为口岸从中国的土地中被分离出来，远离了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公众舆论，因此被通商口岸所吸引来的往往是最坏的一类中国人~皇帝曾把他们称之为“华夏之奸宄”。他去的汉口、天津和其他城市的情况大同小异。

新兴的中国资本家背后所牵连着的是掌管着海关和租界通商口岸的国外势力。不平等条约的支持者们相信外国人可以很好地治理上海和其他租界。在到了20世纪早期的国民革命期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Francis Aglen，他在1923年就拒绝让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获得广东的税收盈余。

为此，在北京的外交公使就以珠江上的15艘炮舰来为那位海关总税务司撑腰。此情况曾让不少在中国的西方人都猜测，很快就会爆发一场反对西方化的运动，之前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预示了这些这种趋势。

但最终的情况是西方化在中国并没有迅速蔓延，一切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国民政府在通过了北伐统一中国后，通过在党务体系的建树和新生活运动等一些列措施的推广，似乎中国已建立起了一个形式上的民族政权，这个政权或多或少抑制了殖民式西方化的潜在矛盾。就像费正清在山西观察到的，两大主要的现代服务机构，政府和教会一个在不断壮大，而另一个日渐衰退。

例如在三十年代的大上海，费正清了解到了国民政府为实行现代化管理所做出的努力。他的一位哈佛校友在国民党创建的中央政治学校帮助培训行政人员，有一次此人带着费正清一行参观了一个类似“斯巴达式的一尘不染的兵营”，每个房间住8个人，每天生活中充满了纪律训练，还有类似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军官进行同样培训和激励。

就此费正清注意到当局开展的“新生活运动”，试图将包括纪律和忠诚的儒家思想与流行的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传播到广大城市民众中去。

而当时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在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史学家R. H. Tawney写下他的经典巨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他提倡用一种现代化的规划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权稳固并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国家(此人比约翰·杜威晚10年来到中国)；此人还对蒋廷黻这样从美国返回的学者曾给予许多支持，而蒋廷黻这些海外归来的人信奉稳步的改革而不是激烈的革命。

Tawney提议从长江下游以南京为中心地区开始逐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为国民党始于广东地区而在华北一带并没有多少势力，南京~上海地区起到的作用就像普鲁士对于德国、皮埃蒙特对于意大利的作用一样。

而这个建议在蒋廷黻被蒋介石叫去庐山召见时，也被提出并被采纳实施。Tawney还提出了从当前准备开始的现代化的全部事项，费正清甚至认为Tawney1931年开出的现代化的“处方”，它和50年后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非常接近……

很快，费正清就敏锐地观察到国民政府和历史上任何传统政府都有所不同，国民政府第一次主要依靠贸易获取财政收入，而传统政府则依靠土地。

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中国，不同于所有朝代的传统政府或者游牧入侵者所看到的北方中国。从而历史上第一次在国民政府建立后所面临的，是那些由海运贸易而开辟的港口群所组成的经济圈，在那样的经济圈中西方贸易伙伴看到的，是一个与国际对外贸易相连通的中国……

这就是费正清后来在他为著名的《剑桥中国史》中，推出的“冲击~反应”理论背后的思想来源——

但晚年的费正清他的思想变了，就是这位在西方属于左翼一派中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学者，他在最后所著的两部书中的一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他改变了自己早年秉持的“冲击~反应”理论模式而陷于的思想局限，从而开始了他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史观转型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要去改变过去因推导“冲击~反应”理论的原则，就是现代中国变革之主因，不是简单将它归因于由于西方外来的冲击，才让中国被动作出反应从而产生出了现代中国的？

(三)、是方法论导致费正清的思想有了转变

例如，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费正清比对了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交叉阶段的百余年间(1800年~1985年)，中国经历了五次外来的大规模入侵。但除了14年的抗日战争外，其余4次外部入侵冲击的影响与范围(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这些都远不及中国内部发生的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这五次内部大变革对现代中国的出现意义大……

所以，费正清晚年对现代中国在思想上，不得不导入到存在主义之判断的方法论上去，从而才较为客观的回归到现代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一核心上——就是中国出现的真正变革，从来都不是外部力量单向能塑造得了的？而是内部矛盾运动与外部影响交织作用下的一个结果，且内部动力始终是决定性因素。

而为了夯实他自己出现思想转变后产生出的这一新意识逻辑，费正清明白自己要改变旧史观。所以，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这部书中构建了 “溯源式” 的研究路径。

例如，他在开篇时便强调：“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革命，我们必须从那些王朝的统治者和他们怎样掌的权、怎样统治中国入手。”

所以，当多数研究者聚焦于鸦片战争后的“变局”时，费正清却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传统中国，就是从历史经验主义中的上层建筑——既从社会结构与文化根脉中寻找变革的伏笔。他清晰地认识到，要读懂1800年后的中国，必须先读懂1800年前的中国；要理解革命的“破”，必须先理解传统的“立”。

于是，这一种以中国自身为坐标的研究范式，让这部著作摆脱了西方视角的偏见与局限，从而就呈现出了更为客观、立体的历史经验主义之全景图。

那么，当要重新揭开中国革命必然逻辑之因是什么时，费正清就给出了需要有什么条件的思考——思考后他觉得还是要让自己的思想，重新走进孕育了这场革命之传统社会的土壤

中去，从而可以看清那片土地上曾有的繁华与萧条——

因此，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以更多笔墨剖析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并试图勾勒出他关于中国历史经验主义的全景图，就是以“伦理为本、层级分明”的传统治理体系。在他看来这个延续千年的体系，既是支撑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基石，也暗藏着近代以来走向变革的必然宿命。

费正清因而指出——儒家道德伦理(非法律规范)才是传统中国维系大一统的核心纽带。而在这一文化体系下，社会形成了严密而稳定的层级结构：居于顶端的天子，既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也是道德楷模的终极象征；而“君权神授” 的理念又将政治权威与伦理权威完美融合；

而中间层级的官僚集团，通过科举制度从全国选拔而出，他们以儒家经典为行为准则，成为贯彻君主意志、连接中央与地方的 “国家机器”，从而又可将统治的触角延伸至县一级行政单位中去；在县以下的广大农村，低级士绅则扮演着“基层治理者”的角色，辅助官僚处理地方公共事务，成为普通农民眼中最直接的“管理者”……

费正清用“伦理义务和相互负责的连续统一体”来形容这一结构，从天子到士绅再到农民，每个阶层都在儒家伦理的框架内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形成了“自上而下、层层相扣”的治理链条。

所以，传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王朝可以更迭，君主可以易位，但这套以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却始终稳固，成为传统中国 “超稳定” 的关键所在。

然而，这种看似稳固的结构，在近代以来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且其崩溃的根源既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更有内部矛盾的激化。费正清敏锐地观察到，传统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在内部危机与外部冲击的双重作用下，结果是这个稳固的结构却导向逐步瓦解……

从内部看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兼引发了农民进行起义，而另一方面曾是传统社会周期性的 “自我修复” 机制，也通过王朝更替而重新调整自耕农比例，经调整后便可恢复社会平衡。但到了近代，这种 “修复能力”又难以为继了，那是因为土地集中的速度远超以往，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锐。

而从外部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它不仅让中国遭受到了坚船利炮的轰击，也带来了新的思想与文化，让大批传统知识分子对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而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止，更是斩断士绅阶层与中央政权的联系。

从而让原本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乡村精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让这些原本是安于乡村的精英，纷纷涌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甚至飘洋到海外去寻求新世界；

而留在农村的士绅则加速“劣化”，沦为“土豪恶霸”，他们“凭借权势，勒索敲诈”，彻底打破了 “伦理义务的连续统一体”，导致上层与下层士绅的断裂，农村基层陷入“组织失序”的困境。

费正清的这一剖析，精准地揭示了传统中国之社会走向崩溃的内在逻辑：当维系社会运转的伦理纽带断裂，当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异化，当内部矛盾已无法通过传统方式化解，整个社会便陷入了“失序”之状态。

而“一个道德共同体和建筑在它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新的组织形式必然要出现”——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历史经验主义与现实存在主义之前提。

因而，费正清晚年对1800年至1985年这185年的历史在重新进行思考时，就不再是将孤立的历史事件予以堆砌，而是以一个在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去重新认识为什么清帝国会迟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会胜利！就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崩溃到现代中国的重建，每个阶段都与前一阶段紧密相连，每个选择都源于历史的积淀。

比如他在书中举例称：“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

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视角，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延续性”——就是今天的中国，是由过去的中国演变而来的；今天的制度与实践，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其源头与伏笔。

但是，费正清的这种“历史感”，是接近现代中国之所以要产生出来的一个本元吗？

因为，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书中所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改变得更多”；是因为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基因；这令他在1986年时便预见到了——“现代性对中国的影响虽然主要来自国外，但未来这个平衡会发生转移”……

三七八、下半场将转入中国进入现代性之前夜的历史

上半场讨论的话题文本是在首尔的青白老师提供的；他在结束上半场讨论时，想请群里的其他老师替他把下半场的话题内容继续下去——

接下去当然也不需要新明皇与刘如飞做动员了，在西安的孙教授说就他来完成下半场话题讨论的内容吧——

为此，他先向群里发了一则贴子：“群里的各位老师好！其实青白老师在上期与本期连载小说中，主要介绍了关于两位美国人，先后认识到‘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出现与转变的始末；上一期连载小说的主角是柯文，此人是这一期连载小说的主角费正清的学生；这个学生在产生‘中国中心论’的时间却比他的老师早。

那是因为作为老师的费正清，他几乎是现代中国怎么去转替传统中国在最后一波的亲历者(现代中国转替传统中国是我们【新明皇聊天群】的语境——这个语境与柯文与费正清他俩惯常使用的语境都不同)；而费正清的学生柯文却没有这一条件，他只是在现代中国转替了传统中国后，即从不成熟的现代中国向成熟的现代中国转变的一个观察者……

但没想他们师生俩在对研究中国问题上，倒是学生的柯文比他的老师在全面性上更领先了一步？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那位老师还是他的学生有两个不足——

第一个不足是他俩还无法明白未来中国所谓‘中心论’的思想逻辑，它的着落点会在在世界上的一个什么地方？还是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几个地方之一……

第二个不足便是由于他俩不明白在未来，该把‘中国中心论’聚焦在哪个点上(包括在时间线上)，故他俩只能是研究中国问题一线的美国学者，而不是这个历史问题研究的决定论者——

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出来了【新明皇聊天群】的新理论；而由于我们【新明皇聊天群】出来了关于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理论总纲，以及一系列的体系理论，这就让费正清与柯文他俩双双都列入老派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上去了。尽管费正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1991年)，写就了《中国新历史》这本书，而柯文甚至是今年9月才过世……

我下面的文本就来谈上面两个问题——问题一是现代主义之前的世界中心在东亚；问题二是前现代的世界中心在西方(欧美)、而后现代的世界中心在上海”(可能还谈不晚，还有放到9月最后一期中)——

一、且看日本一个很有名的通俗读物的出版社——《讲谈社》是怎么谈论世界中心(时间线是公元10世纪~公元20世纪)这个问题的

(一)、《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史第八卷员很有趣的——因为，这卷的出名叫《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故这本书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在视角上，都同以往几卷中国史不同……

首先在时间上，这个《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的第八卷，并不是顺着前面七卷两宋之后接着讲到元这一脉络下来，而偏偏是从唐末的安禄山举兵反唐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元朝谢幕，在时间跨度上是一段六百多年的历史。

其次，是这本书的作者杉山正明，他完全是从草原征服者的角度来讲这段历史，而不是从中华正统王朝的角度上去讲这段历史。

所以，杉山正明把安禄山、耶律阿保机、李存勖、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几位少数民族顶尖人物作为故事叙事的中心点，而不是以中华正统王朝角度来描写晚年狼狈出逃唐玄宗、抗金名将岳飞的冤死、以及一直抗元到最后一刻的文天祥、陆秀夫为叙事中心点……

然而，这位日本作家为什么要以这么一个视角来展开那个阶段的中国呢？是因为传统中国统治下的国家是巨大的(与那些进入中国之外来者统治的地方相比)，所以，杉山正明说：“观察中国，可知巨大是其第一要素。”

但作者另外又说了在大元兀鲁思出现之前：“中国”是“小中国”——而仅有一次出现了例外，这个时间就在初唐，天可汗李世民用间接治理的方式，把草原帝国和中原帝国合二为一；不过，这段历史也只持续了三十年左右。

那是因为真正具有大中华的框架，它是要到13~14世纪的蒙元时代，蒙古人用马刀去扩张出来的。所以，衫山正明用了“大元兀鲁思”来称呼元(兀鲁思是蒙古语，意思是人群、部落、集团，乃至国家)。而自大元兀鲁思以后的明与清，都较从前的中华又大出了一两圈。衫山正明还这么认为——“作为纯粹的客观事实，中华的范围自蒙古时代以后大大扩展了。”

蒙元之后对中国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乾隆皇帝。因为，在清朝的中后期(1757年以后)，乾隆打败了准噶尔汗国，把新疆纳入到中国的版图中，形成了包括西藏、内外蒙古在内的中国疆域……

　　

(二)、但吃透中国又要跳出“小中国”的视角，因为安史之乱是一场国际化冲突，卷入到其中的外部势力包括吐蕃、回鹘等

首先，安禄山是粟特和突厥家族的混血儿，他的母亲曾经是突厥的女巫；而“禄山”在突厥语中是“光”的意思。

其次，吐蕃曾经在安史之乱后，攻入过唐朝的都城长安。

而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李光弼就出身于契丹族，并且是“契丹王”楷落的儿子。

另外，在安史之乱前后唐朝也多次向回鹘借兵，因为回鹘在唐朝后半期建立起了相对强的军事优势，而也正是因为回鹘的支持，唐朝才得以延续。

唐朝晚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是率领着号称“鸦军”的沙陀军人李克用。李克用因为一只眼睛比较小而被称为独眼龙，他是唐朝晚期威名赫赫的战将。他在黄巢之乱时被唐朝启用，率领着一袭黑衣的军队征战南北。

而李克用却是短命的，那是因为在公元907年，李克用看到朱全忠(也就是朱温)的即位诏书大怒不已，后从当年十月开始便卧床不起，第二年正月去世，享年53岁。接替他的是儿子李存勖，李存勖后来创建了后唐……

另一位与李克用同时期的英雄人物，是复兴了契丹帝国的耶律阿保机，他出生于公元872年，母亲述律氏因为梦见太阳坠入体中而受孕像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的出生一样都带有神话色彩)！述律氏是与契丹王室耶律氏通婚的部落，汉氏称呼其为萧。

契丹的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魏书》契丹传，但契丹开始受到关注是在唐以后。契丹一度和唐通好，接受其国姓“李”，安史之乱后，契丹开始走向独立。

耶律阿保机在907年36岁时当上了契丹的可汗，但在926年55岁时意外去世。建立契丹国是耶律阿保机一生的事业，他把契丹此前松散的部族联盟，推上了国家的地位，创建起跨种族、跨地域的“帝国”。

　　

(三)、唐末以后各民族都出了独特的英雄人物

第一个出来的是沙陀联盟中的双雄人物——李克用与契丹的耶律阿保机。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毫无疑问的也结为了兄弟，为此两个人交换了战袍和坐骑，于是一个名为沙陀与契丹的同盟便出现在那时的政治舞台上……

沙陀的战斗力极强，那是因为沙陀人是职业军人——父子、兄弟、家族，甚至整个联盟都是军人，但是沙陀的弱点是人少。所以，从李克用到李存勖，只要见到中意的少年，不问族属，都会收为养子。

公元923年李存勖就称了帝，之后他灭掉了朱温的后梁。但在公元926年李存勖43岁时他也去世了。接替他的是他的义兄、也就是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再到李嗣源去世之后，后唐便陷入了混乱，此时崛起的是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此人就是历史书上著名的割让了幽云十六州的那位人物。

耶律阿保机的继承人耶律尧骨和石敬瑭签订了类似于阿保机和李存勖的协约，但耶律尧骨把称自己称为父，把年长自己的石敬瑭称为子(后人嘲讽石敬瑭为儿皇帝)。

在公元947年尧骨改国号为大辽。契丹就从原来的大契丹国，成为了更接近中华政治范式的大辽国

公元1004年，辽与北宋达成檀渊之盟(辽于1125年被金国所灭）；

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改国号为大夏……

于是，东亚便形成了以契丹、北宋、西夏三极为核心，周围在东边有日本、高丽，西边有青唐王国、天山回鹘、哈喇汗朝，南边有南诏、黎朝等的多极化结构……

而再到了12世纪初，松花江流域又兴起了以完颜部落为核心的女真族联盟。“女真满万不可敌”，最终出现了延续120年的大金国。

在1004年签订檀渊之盟以来的二百多年间，东亚基本上稳定为以二极或三极的核心国家为中轴，若干国家群并存的一种政治态势或多国体系。北宋时是契丹、北宋与西夏；南宋时是金、南宋与西夏。杉山正明将这一体系称之为“檀渊体系”；但这还是东亚日后成为世界中心之前夜……

　　

(四)、因为后来东亚又出来了更大的一个统一体——蒙元

公元1206年，铁木真成立了新的游牧帝国“大蒙古国”，他把自己称为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对游牧国家体制，建设成了让麾下全体游牧民重新编成95个千户的一个新部族。千户长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这成为新蒙古帝国的行政、军事、社会等的基础组织。

公元1218年蒙古灭了西辽(之前在公元1125年大辽已经被金所灭)；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

从公元1211年起成吉思汗亲自攻金，并于公元1233年攻入金朝首都(今天的开封)，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

公元1276年蒙古攻占了南宋都城临安。

为此，杉山正明对蒙元赞不绝口，他说“在世界历史上，之前还看不到有如此规模和周到设计的国家先例……就是蒙古把拥有广阔耕地的中华世界纳入了进来，并建立一个兼具蒙古高原游牧军事力量和中华本土经济力量的超地域政权”；

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蒙元在政治组织上，采用了一种二重结构。表面是汉化的组织结构，参考或沿袭了唐宋的三省六部；但在涉及到重要事务时，会打破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框架，直接召开御前会议，参与者都是蒙古重臣，来现场讨论并决策。这就一举改变了“中华式官僚机构在其下级组织还能沿袭原来的模式发挥职能，但是在其上层部分只是徒具形式的老范式，而是让蒙古政权时那种传统御前政治延续到了元”；

第二个突出特征是元朝采用重商政策——例如，元以游牧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军事政权，加上经济统治作为主要手段。蒙元的经济官僚主要是由伊朗系穆斯林商团组成——因为，“忽必烈政权很大程度上是以和穆斯林商业势力为共生关系，从而推动蒙元这一新财政国家或通商国家的成长”；而“蒙古的军事力量和穆斯林的商业力量，是支撑忽必烈新国家的两大支柱。”在忽必烈完成统一之后，东亚的陆路、水路和海路就与整个欧亚大陆的交通形成了体系，也让内陆的穆斯林商业网络和中国南部的海上贸易网络连接在了一起；

第三个特征是元建立了一个不同种族、社会、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多元种族复合国家——例如，一方面蒙元对原金国领地、原西夏领地、原南宋领地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并不直接介入管理；在税制和法律方面也基本沿袭原来政权的做法，这就让蒙元实际上成为了多个社会体系并存的多元世界。

所以，蒙古人对自己以外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并没有偏见和排他意识，而是将所有这些都视为可以完善自己统治的手段，因此非常热衷于掌握这些知识和科技。

甚至，蒙元在用人方面也是不拘一格的——例如，财政方面主要用的员穆斯林人；在宗教、文化相关的方面主要是用吐蕃人以及印度、尼波罗等出身的人；在学术、信息和科学技术相关方面，就去用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各地区出身的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和能力予以选用。

由此，在蒙元统治时代人类社会就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国界的大一统疆域；在完善交通设施和治安的治理后，让包括商人在内的人在各处流动时，他们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在安全的基础上，又确定了统一的货币价值体系——白银体系；从而再确定了操作这一体系的国际通用的外贸语言——波斯语……

这让包括杉山正明在内的一些世界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帝国是最早的全球帝国，“让欧亚大陆草原文明与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文明，在世界文明之上产生了一股新的洪流，它最终的一个汇集地就在东北亚与中亚，而世界其余的地方便只是边缘地带”……

只不过忽必烈以元为国号的统治一共只持续了98年，而在蒙元统治这一存续时间里自然灾害频发，包括1342年黄河大泛滥；与此同时忽必烈的后任者，在每次权力更替时，几乎都不太顺利，相比于其传统中国朝代而言，元在皇位的继承制度上出现了大问题……

所以，在公元1368年，朱元璋把元顺帝从北京(大都)驱赶到内蒙古多伦(上都)，从此蒙元结束了对中原的统治……

　　

二、台湾学者许倬云在其所著《三千年文明大变局》中，对传统中国从晚唐到元末时中西面对文明大变局这一关头是这么点评的

(一)、晚唐到元末时的传统中国

1. 唐朝在传统中国的历史上当然是主要的朝代，但其政权实际只有前半段是真正统一与强盛的，因为在安史之乱后传统中国就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

2. 残唐五代那些国祚短促的政权，大多数是胡人军团建立的。南方有十个国家，分散在江淮、东南地区，各自为政，互不干涉。这一时期持续了将近百年之久……

3. 此后，北方的契丹部落出现了，在占有很多土地后建立了辽国，从此开启了长期的南北分裂——既所谓的辽、金、元三代，而北方始终在胡人的统治之下；虽然，同时代的宋朝号称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只统治着山西以南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东南本部；因为，在宋朝四周，辽、金、元，一个接一个崛起于北方，随时威胁着宋朝；西夏、南诏、日本、高丽早已是独立的国家，不再向中国朝贡；东南亚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小国。在这许多国家中，宋朝只是列国之一。宋朝君主自号“天子”，但宋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天下国家……

4. 宋朝国力并不强盛，但在列朝之中却是非常富足的。例如，早在五代时期南方已经很大程度被开发了，因而农业的生产力提升很快，加上对外贸易是顺差的，这又使得宋国工商业很是发达，经济富足而繁荣，这不是北方的强国所能比的。但在对待北方强敌方面，宋也只有倚仗输送大量岁币来换取和平；尽管如此，宋朝还是逃不了再度亡国的悲惨命运。

5. 庞大的伊斯兰势力盘踞在中亚和亚洲西部，在唐代后半段与宋代，伊斯兰教势力占据着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东西之间往来，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必须经过伊斯兰教势力圈。

6. 伊斯兰教势力占据丝绸之路要地后，商贩经过统一的伊斯兰教世界，转运的风险减少，反而路途平安；此外，伊斯兰教世界的权贵也是中国商品的消费者——例如，海道方面，经过南海到达波斯湾，或者经红海的航道，由各国的海商运输的商品，船舶载量大，成本比车马陆运低，中国经由海路外运的商品运量大且利润高，这是中国南方经济富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时宋国的农业经济正逐步向商业经济转变……

7.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宋代中国积弱，但由于经济发达，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草市”(乡村集市)。这些新起的城镇，有些是在城市周边发展出的新市场，有些是交通要道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

8. 宋朝出现了四大商业城镇：佛山是冶铁中心，景德镇是陶瓷中心，汉口和朱仙镇则是交通路线上的交会点。尤须注意的是，佛山和景德镇都在江南，它们的产品必须经过国内的道路运到海口，再经南海运送，外销西方。除了上面所说的四大城镇外，一些古老的都市也转型成为新都市，汴梁就凭借其繁盛的商业和运输枢纽的地位，成为首都。洛阳、扬州、泉州、明州、北京、西安等，都从行政中心转化为兴盛的商业都市。

9. 宋代的商业实力非常雄厚，经济已经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古自然经济，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商业经济。虽然北方的金、元征服了宋代中国，但南宋的商业经济并没有因为朝代的覆亡而结束。元朝时期，中国南方仍然相当繁盛，明清两代亦复如此。东南和华南的经济，数百年来未见衰退。

10. 宋代的国家制度和汉唐的制度有很大差别——朝廷不完全依靠田赋地税作为国家的收入。政府征收的榷税(榷税是官府对部分专卖业所征收的税)。它和皇室直接经管工商业所取得的收入，大约是传统农业税的一倍，这乃是宋代政府的主要财源。宋朝武备不振，便向北方的强敌缴纳岁币以换取和平。

11. 贡献给辽、金的大量丝帛，不是由民赋征收而来，而是靠商业支撑，以此作为国家生存的本钱。不仅中央政府经管商业，各处地方政府也掌握着大小不一的商业资源，以维持其运作。因此，宋朝以经济力量支撑国家统治的方式，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模式。

12. 从东汉到唐朝，中国社会的世家大族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唐代中叶以后，经过科举，新科及第的士人逐渐进入政府，一步步取代世家大族。这种专业的文官集团乃是通过科举制度逐渐形成的。

13. 到了宋代全国性的世家大族已经不见了。已经是士大夫与朝廷共天下了，这些士大夫的实力基础在地方，地方的大族是官僚士大夫延续几代的地方领袖。但是，地方大族也不能长久不衰，势力范围也不会超越地方城市，其族产和家规维持着家族的延续及其集体的影响力。任何家族本身不能永葆兴旺。然而，从集体的角度而言，每个地方的士大夫家族群，却是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

14. 在宋代士大夫努力重建中国文化传统。他们共同的工作除了文学创作以外，更重要的是发展一套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

15. 从北宋发展起来的道学延伸到了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构建了理学系统。这一思想体系以儒家伦理为主，以绝对的“理”作为基础。“理”，乃是永恒而超越的秩序。宋代的道学和理学，建构的基石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称“四书”；这个以“理”为基础的秩序，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架构。儒家理想的核心要求是保持伦理的实践，这样才能维持良好的秩序。一种结构性的理论往往是保守的，而已经完成了的结构不容许改变；人必须活在结构之内，而不是改变结构。

16. 宋代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孕育出新的文化传统。唐诗、宋词、元曲、明剧，这些文学创作，加上许多散文和所谓小说、笔记，其创作者都是儒生，是士大夫群体外围的文人。自从唐朝实行科举以后，中国的读书人除一部分进入文官系统以外，剩下的那些始终未能进入文官系统的失败者，构成了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虽然这群人的总数难以确计，但据一般估计，他们占总人口的5%至7%。他们既是创作者，又是阅读者，还是民间思想的缔造者与辩论者。他们往往参与了儒家系统以外的佛、道两家的发展。

17.在今天，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从唐代、宋代开始，由许多小说、戏曲和诗词等集合而成的。老百姓心目中的历代帝王将相的形象，不少是由这些文学作品形塑而成的。这些著作数量巨大，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有许多故事在唐宋就出现雏形，到了明代才推演为巨著。

18. 这些文化资产，在农业生产基础上不会有庞大的市场。商业城市兴起后，庶民文化才有资源发展出内容丰富的文化资产。笼统地说在唐朝以前，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资源是由社会上层提供的；唐宋以后，社会的基层人口也都拥有这些可以提供文化信息的资源。

19. 中国的文化复兴和欧洲文艺复兴相当不同。中国的古典并没有丧失，只是经过韩愈及其后来者的重新检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丝绸之路传入的西方宗教文化影响，包括基督教、佛教、摩尼教等，分别在中国扎根。明朝中叶以后，基督教重新发展。佛教、摩尼教都是中亚的启示性信仰，在进入中原以后，都融入了中国的民间信仰。今天潜伏在民间的宗教，追溯起来都与启示性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20. 而到了元仁宗时，元朝重开科举，到元代覆亡，共举行过十六次考试。元代科举以“四书”为儒学根本，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的解释。于是，朱学成为官家认可的正统。因功名利禄所寄，朱学之外的各种儒学遂无立足之地，这一以结构统摄个人的思想方式成为官方支持的理论。

21. 朱子学的普及，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经由学术与政治，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停留不变。程朱思想体系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而言，是非常有利的统治工具。因此，明太祖驱逐元朝统治者，建立明帝国之后，不仅延续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删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保证君臣上下的相对地位。帝国的威权就此与儒家学说稳定的结构密切结合

22. 实际上在忽必烈灭亡南宋的主力部队里，蒙古的军队规模并不大，南下的主力是中国北方的汉人，而绕道西边进入南宋的部队则是西域签军。这些外来人口融入中国，也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今天北京话的许多词汇，还是元朝留下来的；中国西南部，陕甘以南到云南的大量回民，颇多是西部签军人口。辽、金、元三代，在中国北方的生活习惯、服装和方言上，都留下了痕迹。

(二)、相当于晚唐到元末的西方

23.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当一部分是由《马可·波罗游记》带来的想象：庞大的东方帝国富足而繁华，生活形态与欧洲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东方的向往引发了欧洲人的好奇心，也使他们认真思考，除了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是欧洲近代变化的诱因之一。

24. 在欧洲中古时代晚期，查理曼帝国已经分裂，天主教教宗的权威维持了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宗教力量俨然凌驾于政治力量之上。

25. 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为了争夺皇帝的名号，不同家系的王公彼此斗争，欧洲没有安定的时候。

26. 这些问题的原因在西欧封建制度。王公侯伯复杂的婚姻和继承关系，导致领土纠纷经常发生。领主和属下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一个国家的君主，往往领有不同的封地，经过复杂的婚姻和继承关系，这些封地可能就会转换。

27. 在不断争夺的过程中，民族国家逐渐成形，最终取代了封建制度，形成了今天的主权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会君临世俗君主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因此，教权与领主之间的冲突也是导致宗教改革发生的重要因素。

28. 教宗和主教生活豪奢，也未必遵守清规，伤风败俗之事处处可见。从上到下，这个号称神圣的权力集团，实际上已经不能满足教众的精神需求。群众对教会的不满，长期累积，逐渐形成一股反抗心态。教会之中的有识之士，更酝酿着“彻底解决”的情绪。

29. 大家对教廷不满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教会出售“赎罪券”。教宗号称持有赦免教徒罪孽的权力，如果向教会交纳奉献，就可以让教皇赦免其罪行，从而在死后不致沦入炼狱，而能进入天堂。这种承诺，当然是教会敛财之举，无异于中国迷信——香火钱做功德、死后可以转世的愚民之术。

30. 基督教的神学家之中，长期有人质疑教廷的作为，认为这与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径庭。首起发难者是英国教区的神学家威克里夫，他根据《圣经》的原意，认为教皇并没有赦免人罪恶的权力，只有信徒自己能因信仰而得救。人得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人承受了背弃上帝的原罪。

31. 16世纪时，罗马教廷以造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征募经费，派人到德意志兜售“赎罪券”。对此，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进行抨击，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线。

32. 加尔文神学最重要的精神是：个人能否得救，乃是上帝预先选定的，个人不能改变神的决定。然而，人必须努力，彰显自己荣耀上帝的可能性。这种将命运和使命感结合为一的说法，据韦伯的解释，激发了一般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些有作为的人，自认为是在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在西方人的实践之中，盼望神恩和回答神的决定之间，人只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基督教新教，使人不仅砥砺自己的德行，努力工作，也劝勉人要尽其所能，不问收获。人的努力只是彰显神恩。

33. 英国的宗教改革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英王亨利八世组织的英国教派，由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领导英国教区，从罗马教廷独立出来，称为“英国国教会”。英国国教会的教义，将天主教的教义与威克里夫的主张糅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修正性的宗派。

34. 新教本身教派众多，它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天主教会。同时，世俗的君主本来对屈服于教权就未必心甘情愿，在新教活动开展的时候，新教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其君主便倚仗人民的力量，反抗天主教会的约束。这一现象，使欧洲列国分为两个阵营——天主教的国家与新教的国家。

35. 这些战争，名义上是不同教派的信仰者投入两个阵营，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实质上却是各个民族国家为了建立主权而针对教权与神圣罗马帝国进行的斗争。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法国。这个天主教国家，在三十年的战争中却全力支持新教国家。连年征战，步兵战术逐渐取代了骑兵的冲锋陷阵，炸药摧毁了城堡的高墙——这两项新事物，动摇了西欧封建制度的根本。

36. 罗马教廷终于不得不接受现实：新教运动的实力，已足以和旧教分庭抗礼。从此，欧洲不必再屈服于政教合一的独断的权力结构，即罗马教宗与封建王公结合而成的二元一体权力体制。

37. 13世纪，天主教会的神学家阿奎那对于基督教的阐释中，提出将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

38. 阿奎那将神学和其他学科结合成一个体大而严密的思维系统。他固然说明，圣父、圣子、圣灵乃是神的一体三面，但同时他也指出，神作为一个观念，经由人类的理性，对自然进行观察，才能理解宇宙之中那一套神的规律，神律也就是后世的自然律。他将希腊哲学的唯心论作为基督教神学的主干，一方面将神学纳入寻求知识的学术范围；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人可以基于理性，观察自然。这一观点，其实相当于启蒙运动时代高举理性保证知识之可以冀及。

39. 阿奎那的唯理之论，其根本价值还是在说明神的意旨、神的全在全能，而且自然是完美的、可测的。阿奎那的整套理论，对神学的传统有重要启示——当信仰基于理性时，就不会流入盲目，也不会依靠教廷或者任何权威的阐释，而是依靠每个人理性的探索和验证。

40. 城市的经济资源来自工商业，不受封建领主的约束，也不必屈服于天主教教廷的权威。许多城市还从当地的领主那里争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因此，当时还有所谓“城市里面的空气都是自由的”的说法。

41. 城市中的大学孕育了创新理论的机缘。单以科学方面来说，天主教会不容许解剖学出现，只有在城市之中，医生和学者们才有机会通过解剖学了解人体结构。欧洲当时面临大规模的瘟疫，医学应运而生。欧洲文化的基础不足以应付当时的需要，医生们结合伊斯兰世界传来的东方知识，加上解剖学的经验，方才对人体结构、血液循环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

42. 对自然界的现象，如前所说，基于理性与自然的认识，学者们不再安于基督教神学对宇宙的解释。于是，有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以及伽利略提出的理论。他们二人都提出了地球以太阳为中心绕行的新宇宙论。科学宇宙观到启蒙时代才突飞猛进，终于发展成为今天的天文学。

43. 中古时代晚期，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已不能满足新兴经济形态的需求。港口城市从远洋贸易中获取巨利，跨海远程运输，不可能没有风险；一艘出航的大船，投下的资金为数不小，其成本的回收和利润都须在远航归来后才能实现。一时投入巨大资金的需求和长期的耽搁、等待，使这些海运城市中的商人逐渐发展了以银行贷款作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以及分摊风险的保险行业。这两个新兴的经济制度，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资本主义的起飞，要在十五六世纪以后，然而，其起点就在中古时代晚期，就在这些自由的城市。

44. 中古时代晚期，欧洲发展的形态可谓脱胎换骨，从僵化呆板的宗教专权和粗糙的封建制度，到思想、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经过挣扎，摆脱旧日的包袱，创造了后世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契机。

　　

(三)、大变局的前夜

45. 中国在唐宋以后，也是由于所谓“蛮族”入侵，重新寻找自己的秩序，从文化的古代渊源寻求复兴。可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却走向了理学的僵固结构，这一正统思想和政权的结合，将中国带向内敛，并丧失了唐宋时代多元的活力。

46. 宋代以后，中国也有城市化的现象，但是这些城市最终和行政都市相结合，而无法独立于政治权威，成为自治单位。就整体言之，在欧洲破茧而出的同时，中国却走向稳定、不求变化的僵化局面。

最后，本期还有一些论述要放到9月份最后一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