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梦破之一

藏在人海

洋务梦一

光绪元年冬，天津机器局的烟囱又添了两丈高，黑黢黢的烟柱裹着雪沫子往渤海湾飘，像极了李合肥眉间散不去的阴云。他刚从江南制造总局送来的奏报上抬起头，指节还沾着墨痕，就见心腹周馥捧着个烫金封套进来，声音压得比炉子里的炭火还低：“中堂，兰州来的急件，左大人那边……”

李合肥捏着封套的手指顿了顿，指尖的凉意顺着绸缎渗进掌心。这是光绪登基后的第一个冬天，也是他督办洋务的第十五个年头，可眼前的局面，倒比咸丰年间的江南大营还要胶着——洋人在上海租界里架起了电报线，商船载着新式机床沿长江往上涌，而朝堂上的唾沫星子，比天津港的浪头还要汹涌。他拆开信，左宗棠那笔遒劲如刀的字撞进眼里，开篇便是“海防固重，塞防尤急”，末尾的朱批红得刺眼，是两宫太后的御笔：“着李鸿章、左宗棠妥议具奏”。

“妥议？”李合肥冷笑一声，将信纸拍在案上。案头摆着的《海国图志》翻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一页，墨迹被岁月浸得发暗，可这“长技”，到如今还是烫手的山芋。他想起同治四年在上海初见容闳时的情景，那个留着西洋发式的广东人捧着《制器之器图说》，说要“建一能造一切机器之厂”，那时他以为，有了江南制造总局，有了福州船政局，这“自强”二字便能落地生根。可到头来，机器要从洋人手里买，技师要靠洋人来教，就连造枪的钢材，都得从英国的钢铁厂里运过来——这“师夷”之路，每一步都要仰仗外人供给，始终难脱依赖之困。

周馥见他脸色沉郁，忙递上一杯热茶：“中堂，左大人这是咬住塞防不放了。新疆回乱未平，俄国人又在伊犁虎视眈眈，他要请奏西征，军费至少得三千万两，这要是批了，江南制造总局今年的船坞扩建，还有北洋水师的快船订购，恐怕都要黄。”

李合肥接过茶，指尖触到杯壁的温热，心里却更凉了几分。他不是不明白左宗棠的心思，那年在福州船政局，两人曾在沈葆桢的宴席上争论过“海防”与“塞防”，左宗棠拍着桌子说“丢新疆则丢蒙古，丢蒙古则京师危”，而他只说“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那时他以为，这只是方略之争，可如今才看清，这争论的背后，是洋务运动绕不开的第一重枷锁——国库空匮，资源难两全。自太平天国战乱后，各省藩库空虚，光绪初年朝廷每年财政总收入仅六千万两上下，而海防与塞防同时伸手，朝廷只能拆东补西，难有足额投入。

“去把丁日昌请来。”李合肥呷了口茶，茶梗在杯底沉着，像极了那些压在心头的难题。丁日昌是他一手提拔的洋务干才，从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做到江苏巡抚，最懂洋机器里的门道，也最清楚朝堂上的弯弯绕。不多时，穿着藏青官袍的丁日昌便掀帘而入，脸上还带着赶路的风尘，见了李合肥，先递上一份清单：“中堂，江南制造总局新到的那批德国克虏伯钢炮，试射时炸了两门，洋人技师说是咱们的钢材杂质太多，不肯认账，还说要加价三成才肯提供新炮管。”

李合肥猛地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他们拿咱们的银子办工厂，教咱们的人造枪炮，到头来还是要在物料供给上拿捏分寸！”话刚落，他忽然想起去年与赫德在天津的会面——这位总税务司虽为英国人，却在洋务事务上多有助力。自同治二年赫德接手海关总税务司后，他规范了海关税则，建立了统一的报关制度，还引入了新式会计方法，让海关税收从咸丰年间的每年五百万两左右，增至光绪元年的一千二百万两，占当年朝廷总税收的近两成。这笔稳定的收入，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洋务企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仅江南制造总局每年近百万两的运营开支中，就有三成来自海关税银划拨。

更难得的是，赫德还曾主动牵线，为北洋水师引荐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担任教习，又协助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甚至在购置舰船时，帮着清廷与洋人谈判压价，省下了不少银两。左宗棠西征所需的一千四百七十万两英国贷款，也是赫德从中斡旋，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才得以促成，这份助力，即便政见相悖如左宗棠，也未曾公开置喙。

“赫德那边，前些日子还递来消息，说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有两艘快船待售，价格比去年低了一成，问咱们要不要订。”李合肥缓了缓语气，将赫德的信从案头翻出来，“他虽为洋人，却也算尽心。若不是这海关税银撑着，江南制造总局怕是撑不到今天——你可知，十年前海关岁入才八百三十万两，如今短短十年便增了近五成，这等增幅，寻常税目哪里做得到。”

丁日昌叹了口气，在案前坐下：“中堂说得是，可海关税银毕竟有限，去年总署报上来的一千二百万两，还要分拨给各省赈灾、河工，扣除赔款担保，能落到洋务上的不过三百余万两，仅够北洋水师订一艘快船、江南制造总局添两炉钢材。我已经让人去唐山的开平矿务局催了，可那边的煤窑刚出了透水事故，要炼出合用的焦煤，至少还得半年。再说，就算有了焦煤，咱们的炼钢炉还是英国二十年前的旧型号，炼出的钢脆得像琉璃，哪里能做炮管？”

李合肥闭上眼，耳边仿佛响起了江南制造总局车间里的轰鸣声，那些穿着短打的工匠围着洋机器转，却连机器的原理都摸不透。他想起容闳当年提议派幼童留洋，可刚派出去四批，就被保守派骂作“离经叛道”，硬生生给召了回来。那些孩子里，有后来成了铁路总工程师的詹天佑，可更多的人，回到国内后，要么被闲置，要么被排挤，空有一身西洋学问，却无处施展——这便是第二重枷锁，本土技术人才匮乏，只能依赖洋技师，可洋人传授技艺时多有保留，核心技术始终握在他人手中。

他忽然睁开眼，指腹在案上那本《英国海军章程》上摩挲着，封面的烫金字被手指磨得发暗——这是严复去年亲手译的稿本，扉页上还留着那青年工整的小楷：“水师之强，在体系而非舰船，在人才而非器械。”

“严复那小子，去年在天津谈了半日，我至今记得他说的话。”李合肥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复杂，有惋惜，更有藏不住的提防，“他说英国水师提督，必从学堂起、舰上练，十年方能掌一军，还说丁汝昌‘非海军科班，恐难驭新式舰队’——这话倒是不假，可他忘了，这北洋水师不是英国皇家海军，是我李合肥一手筹建的淮系根本！”

丁日昌眼皮跳了跳，知道李合肥这话是说到了根子上——去年沈葆桢力荐严复时，曾提议让他任北洋水师“总查”，协助丁汝昌整训舰队，可李合肥当即驳回，此刻再提，显然是动了肝火。

“他严复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出来的，懂战术、通体系，可他有什么？”李合肥猛地将茶盏顿在案上，茶水溅出几滴在稿本上，“无军功、无旧部，既不是跟着我打捻军的淮系老人，也不是福州船政的自己人，水师里刘步蟾、林泰曾这些船政系将领，本就对丁提督多有不服，若再让严复这么个‘外人’插进来，拿着西洋章程指手画脚，怕是不等洋人来打，水师自己先乱了！”

他指尖重重戳在“淮系”二字上——这两个字，是他李合肥在朝堂立足的根基，比什么西洋体系、海军章程都重要。“我何尝不知严复是人才？让他去水师学堂当总办，已是我能给的‘重用’。他要添课程、请洋师，我给银子；他要译章程、编教材，我给权限，可他想碰水师的兵权？绝无可能！”

李合肥的声音沉了下去，带着几分不容置喙的狭隘：“北洋水师是我李合肥的‘命根子’，提督之位，必须是丁汝昌这样‘知根知底、绝对听话’的自己人——哪怕他不懂西洋战术，我能派琅威理帮他；可严复要是掌了权，他听谁的？听沈葆桢的？还是听朝廷那些御史的？到时候我这个北洋大臣，怕是连调一艘船都做不了主！”

“再说了，”他放缓了语气，却更显凉薄，“严复那性子太直，上次参奏江南制造总局‘糜费银两、技术落后’，连我都不避讳，这样的人，放在学堂里教出些规矩的军官尚可，放在水师里掌事，迟早要捅出天大的篓子——我办洋务，先求‘稳’，再求‘强’，他严复的‘强’，太锐，锐得会扎伤我，也扎伤这好不容易撑起来的局面。”

丁日昌沉默着点头——他太清楚李合肥的性子，看似开明办洋务，实则骨子里还是“派系至上”，凡是威胁到淮系控制权的人，哪怕是再大的人才，也绝不会给半点实权。

而守旧势力的阻挠，则是第三重更难打破的枷锁，他们骂机器是“奇技淫巧”，斥铁路会“惊扰地脉”，就连李合肥奏请修建唐山至胥各庄的小铁路，都被御史弹劾为“祸国殃民”，最后只能用骡马拖拽车厢，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咚咚咚”，门被敲响，是军机处的差官，递来一份明发上谕：“着李鸿章会商户部，妥筹海防经费；左宗棠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所需军饷，着各省协拨。”

李合肥看完上谕，嘴角泛起一丝苦涩。果然，朝堂还是选择了“两头兼顾”，可这兼顾，不过是勉强维持。他转头看向窗外，天津机器局的烟囱还在冒着黑烟，雪粒子打在窗棂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安庆内军械所见到曾国藩时，那位恩师曾对他说“办洋务如逆水行舟，进一寸便有一寸的难处”，那时他还不信，如今才明白，这难处，不仅在经费、在技术、在守旧势力，更在他自己——在他那“宁用亲信、不用奇才”的狭隘里，在他那“保淮系、先于保大清”的算计里。

丁日昌见他沉默，轻声道：“中堂，赫德说若经费不足，汇丰银行可提供贷款，年息四分五，比洋商私下放贷低了半分……”

“再议吧。”李合肥摆摆手，语气里透着几分疲惫，“借洋款终非长久之计，利息累积下来，终究是百姓负担。”他站起身，走到案前，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江南制造总局”五个字，笔锋依旧遒劲，却比先前多了几分滞涩，“告诉丁汝昌，北洋水师的快船，先订一艘，余下的款项，从海关税银的洋务份额里挪一挪；再让开平矿务局的张翼加快进度，就算加派工匠，也要把焦煤炼出来。”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赫德那边，替我回封信，多谢他牵线快船之事，另外问问他，能否请英国的炼钢技师来唐山指导。还有严复，让他把学堂的新章程拟好，下月我去看看——叮嘱他，好好教学生，少管水师的事，本分些，才能长久。”

“至于左大人那边，”李合肥放下笔，语气缓和了些，“西征军饷，我会让户部从各省协饷里优先拨付，毕竟，新疆是大清的国土，一寸都不能丢。”

丁日昌点点头，转身要走，却被李合肥叫住：“还有詹天佑，让他把唐山铁路的图纸再细化些，不管保守派怎么骂，这铁路必须修起来。”

丁日昌走后，书房里又恢复了寂静，只有炉子里的炭火偶尔噼啪作响。李合肥走到窗前，推开窗，寒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他却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津港，赫德安排的海关巡逻船还在海面上来回巡查，而北洋水师学堂的方向，隐约能看到几盏灯火——那是严复在连夜修订课程章程，他大概还抱着“以教育强水师”的念想，却不知，自己早已被李合肥划进了“可用、不可信、不可重”的圈子里。

李合肥从案上拿起严复译的《英国海军章程》，指尖拂过扉页上那句“水师之强，在体系而非舰船，在人才而非器械”，忽然自嘲地笑了笑。他何尝不懂这个道理？可懂，和做，从来都是两回事。他办洋务，像在走一条钢丝，一边是列强环伺，一边是朝堂倾轧，脚下踩着的，是淮系的身家性命，他不敢赌，也赌不起——哪怕这“不敢赌”，最终会让北洋水师失去最好的革新机会，让这“自强”的火种，在他的狭隘与算计里，慢慢黯淡下去。

他拢了拢官袍，将章程丢回案上，转身回到案前，拿起那份江南制造总局的奏报，重新看了起来。奏报里说，工匠们已经能仿制出英国的步枪，开平矿务局的新煤窑即将投产，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招录的第一批学员，已有三十人能独立操作罗盘与望远镜。他拿起笔，在奏报上批下“再加精进，勿惧艰难”六个字，墨迹透过纸背，却像是在雪地里刻下的一道痕，深深浅浅，藏着无奈，也藏着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愧疚。

窗外的雪还在下，天津机器局的烟囱依旧冒着黑烟，那黑烟在雪地里拉得很长，像一条被枷锁困住的脊梁，支撑着这个在变革中挣扎的王朝，也支撑着李合肥那“既想自强、又怕失控”的矛盾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