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二）

老兵

兰州大学80年代的西校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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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一届兰州大学文科的工农兵学员，于1976年3月完成了学业，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这一别于常规的春季毕业，其背后折射的是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脉搏。当时，有的学校学生提出要贯彻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精神、适当缩短学制以更早投身社会建设。这股思潮也自然而然地波及了我们宁静的校园，在我们班级内部，希望提前毕业的呼声也悄然出现。面对这一新情况，学校在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后，审慎而果断地作出了将文科各系毕业时间提前至三月毕业的决定。

　　1976年3月在图书馆门前的毕业照

　　毕业之前，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留校的事，因为经过近十年的动乱，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系里非常希望从这届学生中补充教师队伍。从后来得到的消息看，实际上，留校人选系里早就从各方面考察了解已经初步决定了。但是在得到初步信息（也可能是推测）以后，对刘建新同学有可能留校，班里有些同学意见很大。他们把意见反映到到系里，包括当时在系里的工宣队领导。这样系里就让刘建新先回原来单位永登粮机厂。所以刘建新是在几年以后才又调到经济系的。

我的留校，据后来工宣队领导告诉我，也费了不少周折。原因是当时国家规定，原则上那里来那里去，特别是新疆严格控制不让人才外流，要求在内地的毕业生一律回新疆。为此，系里委托他多次跟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电话联系，最终说服了新疆有关部门。工宣队领导告诉我，因为当时他认真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当时学校各系有新疆来的学生300多人，仅仅我们系就有23人。他告诉新疆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如果新疆的学生一个都不让留校，那么以后可能学校会减少在新疆的招生名额。这样新疆终于同意我留校。我当时非常感激这位工宣队领导，但是后来很快他们就回原单位去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报名到西藏去的事情。当时外语系有一个毕业生报名到西藏去，学校非常重视，也希望其它系能够有人报名。于是，系里总支书记李大成在我们班里动员，希望有同学响应。最初没有人报名，后来不知道什么人给徐永华同学做工作，徐报了名。但是很快徐又反悔了，李书记很生气，批评了徐永华，给徐很大的压力。

毕业前夕，经济系学生团总支全体成员合影：从左至右：

前排73级：

周佩珍、张彩丽、杨云、本人；

中间74级：

张新华、艾晓明、贠小苏、袁田莉；

后排75级：

王家勋、马建军、岳光华、吴俊良；

—— 2 ——

留校以后，我很快就被分配到学校大批判组，当时属于校革委会宣传部，由林立、张志良等老师负责。当时一起去大批判组的还有中文系张硕敏，历史系刘开会。

1976年初，国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社会政治局势十分复杂。‌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举行悼念活动，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后不久，全国各地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学校也紧跟形势，大批判组的领导们给我们分配的任务是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稿件，而且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批判学校领导的“右倾思想”。说巧不巧的是分配给我的一篇就是要我写批判辛安亭老先生的文章，这叫我万分为难。因为我对辛老这样一位老革命本来就十分崇敬，又找不到他有“右倾思想”的任何事例。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只能拖。结果两三个星期过去了，我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领导们一看我这样消极怠工，就把我发配到学校在一条山的农场去劳动4个月。

　　对于我这个一贯的“逍遥派”而言，农场劳动反倒成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既不必违心撰写批判文章，又有机会结识许多学界前辈。大名鼎鼎的陈耀祖院士，便是我在那片土地上偶然相遇的瑰宝。

陈耀祖先生在实验室（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学校农场实行轮换劳动制，各系师生分批前往农场，一般满一个月便交替轮换。陈先生是随化学系师生一同到来的。农场领导见他年事已高，又是声名显赫的教授，便特意安排他负责照管十几名农场职工子女的教学工作。说起陈耀祖先生，他创立了反应质谱的立体化学分析法，为有机分子构型测定提供了快速、超微量的关键技术；在天然产物有机化学领域屡获突破，还发展了诸如快原子轰击-串联质谱法测定糖苷结构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技术。

可就是这样一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术泰斗，如今却被安排来“执教”一群稚龄孩童——说是照顾，倒更像是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人才调度艺术。果不其然，有一回我经过他那间临时教室，往里一瞧，差点没笑出声来：几个孩子缠作一团，有的拽衣袖，有的攀肩膀，甚至还有一位小勇士直接爬上了陈先生的背，小手正好按在他那曾经被火烧伤过的脸颊上。陈先生站在孩子堆里，依旧温和，却也略显手足无措。教室俨然成了“花果山现场”，而他，成了一位被迫“改行”的孙悟空。

空闲时间，我经常找陈先生聊天，陈先生也很健谈，而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时兰化公司304厂的技术人员还经常来找陈先生，有时候拿来一大堆外文资料，要求陈先生给他们翻译和指导。有一次304厂遇到紧急情况，还来人接陈先生亲自到现场去了解和解决问题。陈先生在农场劳动一个月，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经常找我帮忙，这是由于在农场，我的工作相对自由，也对农场情况比较熟悉，帮助解决来农场劳动的各系师生的具体问题，本来就是李文场长交代的一项任务。但是除了陈先生这样的老先生，其他人基本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解决的事情。

在农场也认识了段一士先生，段先生是学校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曾经获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副博士学位。他在广义相对论、规范场论等领域作出过突出贡献，提出引力规范理论中的规范势可分解理论，并应用于固体缺陷研究，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段学派”。段先生‌在1969年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事件后，领导物理系技术革新组，完成了反坦克火箭非接触引信军工项目‌。我一直对军事方面感兴趣，所以在农场空闲时间，有机会就去听段先生讲他们研制这种武器的故事。听段先生讲话，有时很着急，因为段先生一谈到激动处就口吃，把自己都憋得脸通红，我们听的人更着急。但是听说段先生讲课从来不口吃，真是有点奇怪。

段一士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一位生物系的老教授彭泽祥，当时农场让他喂几头毛驴，住在驴圈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彭先生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尤其在《中国植物志》编撰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我空闲时间也经常去驴圈找彭先生聊天。

当时我注意到，这些老先生们有一个颇为相似的特质：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成就斐然，智慧超群，可日常生活中却往往显得笨拙而单纯。那时，我时常帮他们处理一些琐碎的生活小事，无论是修理工具、寄送信件，还是需要和学校方面联系的事谊，都成了我与他们之间特别的连结。也正因如此，当我结束在农场的劳动回到学校以后，我们依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从这些看似平凡的交往中，我收获了许多课堂上无法触及的智慧——他们对待知识的那份纯粹与执着，那种近乎天真的求知热情，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一种专注于精神世界的富足，往往伴随着对生活细节的质朴与天真。老先生们精神世界的专注与丰盈，是一种安静而坚韧的力量，无声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现在想起来，让这些学界泰斗们经常去参加劳动，到底是锻炼老教授，还是浪费人才？不得不说，那个年代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创意安排”，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让质谱仪前指点江山的巨匠，来应对小孩子天马行空般的“质询”，让植物学家去喂驴，大概也算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跨界锻炼”吧。

　　我在农场劳动期间，场长是李文同志。他是一位老革命，据说还参加过抗日战争。当时他在学校担任地理系总支书记，我猜想只是临时调来农场担任一年半载的场长。李场长身材瘦高，腰板总是挺得笔直，工作极其认真，对农场职工和轮流劳动的师生都严格管理，该批评时就直言不讳，毫不含糊。就连农场办公室主任方登元，我也亲眼见过几次被他严厉批评。

不过不知为何，李场长对我却格外关照。我在农场要劳动四个月，他把我当作带领其他师生劳动的“领头人”。每天我按照他的安排，负责给轮值的师生分配具体任务，相当于场长的助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因如此，我的劳动相对轻松，行动也比较自由。但那段日子我一直尽心尽力，从不偷懒。我经常向李场长汇报工作，他总是笑眯眯地夸我，从未责备过我。我常看到他独自站在那个能俯瞰整个农场的小山包上，静静地注视着农场里的一切动静。

从那个小山包远望，农场的风光尽收眼底——整齐的田垄如诗行般延展，滚滚麦浪铺天盖地，空气中弥漫着谷物特有的清香。李场长那挺拔的身姿和农场的麦浪，至今仍在我记忆中闪闪发光。

　兰州大学的校训（图片来自网络）

—— 3 ——

在农场的四个月劳动时光，仿若一场短暂却充实的旅程，转瞬即逝。当金秋十月的微风轻拂，带着收获的喜悦，我便踏上了返回学校的路途。彼时，校园里已然发生了诸多变化，曾经忙碌的大批判组已然撤销，我顺理成章地回到了熟悉的经济系。

恰逢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那曾持续十年之久、给国家带来诸多动荡的“文化革命”终于落下帷幕，“四人帮”被粉碎，新中国的发展迎来了崭新的篇章。校园内，从校领导到每一位师生，都积极投身于新的建设浪潮之中。一方面，大家齐心协力清除“四人帮”遗留的种种不良影响，让校园文化重新焕发出健康、积极的光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学校紧锣密鼓地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经济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当时，经济系下设三个教研室，分别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经济史教研室和部门经济教研室。其中，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规模最为庞大，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们不仅要为本系各个年级的学生开设诸如“资本论”等专业核心课程以及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还要面向全校各系学生讲授公共课——政治经济学，为全校学生筑牢经济学基础，其教师队伍自然也就最为庞大。部门教研室师资力量也很雄厚，经济系当时唯一的三级教授骆秀峰（我们上学的时候是系主任）就在这个教研室，还有宋荣昌教授，而魏世恩、许宗望、朱杰等等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以后来到兰州大学的。

而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学术的热忱，被分配到了经济史教研室。这个教研室汇聚了一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教师。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是苏润余老师，副主任是魏永理老师。刘天怡教授、赵从显教授、李宗植老师等也都在此任教。苏润余老师不久后便踏上了前往南斯拉夫的旅程，作为访问学者去交流学习。归来后，他便承担起苏东（苏联、东欧）经济的教学任务，将他在国外所见所学的前沿知识带回校园，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经济格局的窗口。刘天怡老师则专注于讲授外国经济史，他用生动的案例、详实的史料，为学生们勾勒出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宏大画卷。李宗植老师在魏永理老师的带领下，承担起中国经济史课程的讲授，他们深入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让学生们深刻理解祖国经济的过去与现在。赵从显老师则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悉心指导，更在生活中给予我诸多关怀与帮助。

在这个优秀的团队中，我与赵从显老师一同承担了“世界经济”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这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个绝佳的学习和成长机会。我们深知，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让学生们了解世界经济的格局与动态，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精心备课，将世界经济的复杂现象抽丝剥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希望能在他们心中种下探索世界的种子，让他们在未来能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拥抱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回首那段时光，虽然彼时的校园还在从动荡中恢复，但每一个人都怀揣着希望，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启新的学习与工作旅程，于我而言，是一段无比珍贵且值得铭记的经历。

　　教研室给了我一个学期的时间，允许我边学边教、边备边讲。直到任务真正落到肩上，我才切实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压力。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我正式踏上了一段艰苦而充实的学习与备课之旅。

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计划：第一，在半年内系统读完《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独立完成“世界经济”课程中“美国经济”与“日本经济”部分的教案、教学大纲和讲义撰写。在具体时间安排上，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会抽出时间去旁听各位老教师的课程，仔细揣摩他们的授课思路与表达技巧；每天下午专注于备课，晚上则集中精力研读《资本论》。

经过四个月不舍昼夜的努力，到1977年2月底，我已通读《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部分内容，并完成了“世界经济”相关章节的教案与大纲撰写，以及近二十万字的讲义初稿。在整个撰写过程中，我不断请教赵从显老师，请他指点修改，几易其稿后，于二月底将材料提交给教研室主任魏永理老师。魏老师很快给予肯定，并提出了若干宝贵建议。修改完善后，材料又被送至系主任李国杰老师手中。令人欣慰的是，李主任审阅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建议教研室组织试讲。

试讲前，我在宿舍里反复演练，将试讲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几乎可以脱口而出。同时，我对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做了细致推敲，内心渴望能够“一炮而红”。试讲当天，面对教研室里坐着的各位老师，我虽略有紧张，但因准备充分，整体发挥稳定，表达流畅，最终赢得了老师们的认可。魏老师随即通知我准备新学期正式开课。

我回到宿舍，正积极筹备开课事宜，不料几天后突然接到通知：系主任李国杰提出，要我在全系教师面前再进行一次试讲。这个消息让我顿时忐忑不安，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未达到李主任的要求。我匆忙赶到魏老师处询问缘由。魏老师宽慰我道，正因他在李主任面前高度肯定了我的试讲表现，李主任才希望将这种培养模式加以推广，作为今后全系青年教师培训的示范案例。因此，这次全系试讲并非质疑，而是肯定与展示。听完解释，我心中大石终于落地，转而全力投入第二次试讲的准备中。

　秋天的图书馆楼（图片来自网络）

　　就这样，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工农兵大学生，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大学的讲台。这既是我从未预料的人生转折，也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的光荣使命。

由于准备充分，我在为75、76两个年级以及全面恢复高考以后的77、78、79级授课的过程中，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与热情赞扬。更令我欣慰的是，在之后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的课堂也始终备受学生欢迎。如今回望那段岁月，我深深感到，教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除了个人全力以赴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我所讲授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新意。

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宣传往往带有倾向性的年代，我们对发达国家的认知难免存在较大偏差。而当我站在讲台上，用大量详实的资料、扎实的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同学们揭示美国经济、日本经济的真实面貌时，那种在课堂上引发的思想震动，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可以想象，当长期被单一视角遮蔽的视野突然被打开，当真实的世界图景扑面而来，年轻的心灵所受到的冲击是何等强烈——那不仅是知识的更新，更是一场思想的启蒙。

（除注明的之外，文章中的老照片均为自己保存下来的老照片）

作者2025年8月份在学校图书馆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