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零后的浮生若梦【第七篇】成熟练达的回沪时期（七）副厂长那些事

华伦

1999年10月12日，上海滤清器厂党总支书记王如玉接任我在陈行分厂的职务后，我回总厂又一次担任了厂办主任。

甫到任，厂长温耀和就要求我在年内完成如下工作：起草五年发展规划；设计门市部、生产部、市场部承包方案；处理赵建新与周红娣的纠纷；与鸡粥店打官司；处理南浦分厂摩托车遗留问题；协助总工程师熊建桥处理大众公司三起产品质量问题；着手工贸公司出租房清退事宜及潍坊路5号地块的招商引资工作。乖乖！这么多事情，不知前任赵建新都在干些什么呀？难怪温厂长说他实在无人可用而必须把我调回总厂（上述事情都如期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或完成或有了眉目）

2000年4月1日愚人节这天，我到地处大连路和平商厦的上海机动车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参加所属企业办公室主任例会。

迎面而来的公司办公室任皓笑嘻嘻地和我打招呼：“潘厂长侬嘎早就来啦？”接着办公室主任华敏也来了一句：“老潘当厂长了还来参加阿拉呃主任会议啊？”他俩的话搞得我一头雾水：“别开玩笑，我已经不当厂长了。”

三天后的2000年4月4日，公司党委书记李永帧、副总经理金丹和人事部经理卢志刚到我厂宣布领导班子调整：免去瞿国平副厂长，调陈行分厂任副厂长，提拔潘华伦、谈建忠任副厂长。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任皓和华敏并没愚弄我，他俩应该是在任命文件中提前得到的信息。该任命文件中对我作了如下评价：“潘华伦能力突出，素质优秀，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作为人才被上海滤清器厂引进后担任过多个职务，无不胜任并且受到广泛好评，是难得的全能型干部。”

作为管理副厂长又是新领导班子中唯一的老面孔，我自感担子很重但不惧，以班子成员构成看，厂长温耀和、书记周慧娟、副厂长谈建忠、工会主席康伟贤的能力和素质绝不在以前的领导如徐春佃、刘鸿德、王如玉、郑斌、瞿国平、赵建新等之下。除了搞好生产经营，凝聚人心，提升企业实力外，摆在新班子面前的还有改制、合资和土地资源置换等三大任务。

下面是我任副厂长任期间对经手过的改制、合资、资源置换、清退租赁户以及几次印象深刻的外出活动的回顾。

改制

自1993年被上海滤清器厂引进并于一年后担任厂办主任起，作为厂长参谋的我，一直主张我厂这个大集体性质的企业若想有更好的发展一定要进行改制，因此，从股份合作制到公司制再到中外合资，我曾拟过好几个方案给时任厂长龚炳超，可都石沉大海。

1999年1月，新厂长温耀和上任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企业的整顿和复苏上固然没错，可当汽配公司总经理郑学方建议他对滤清器厂进行自主改制时的犹豫不决，导致错过了企业转型可能给自己带来财富自由的极佳机会，实在可惜。

2003年初，汽配公司开始了对包括所有下属企业在内的整体改制并于2004年2月完成后成为私企，作为小股东的我也从中收益不小。因涉及股东来源、资产评估和国有资产流失等敏感话题，故不宜也不想在此展开叙说。

盘活资源

早在1994年9月，我就参与了和“运通集团上海深运房产公司”在我厂潍坊路5号地块合作开发建设“运通广场”的谈判，经过多轮艰难的协商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两个月后的11月8日在梅陇镇酒店举行了签约仪式。

签约前，我按时任厂长龚炳超“要有品味但不能太招摇”的要求采办了几十支派克金笔送给出席签约仪式的上海市二轻局和机动车辆汽车配件公司的领导和其他嘉宾。

正当广大员工对“运通广场”建成后能为企业带来的发展后劲而高兴时，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该项目突然被有关部门叫停，从此，盘活资源的事宜就停滞了。

随着新厂长温耀和上任，此工作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并由我负责前期工作。为了准确定位，我在对周边地区的房地产行情作了实地考察（如八方大厦4200～4800元㎡，桃林公寓4000～4600元㎡，涵乐园4800～6000元㎡）后起草了一份将定价控制在5000元㎡左右的置换或共建方案，还据此确定了几条谈判的策略和底线：一、接触时保持内急外稳，二、总收益不低于3000万元，三、要现金不要房产，四、付款方式必须快、短、死（到账快、周期短、明确到账日期）

在得知我厂的意愿后，仅2000年4、5两个月就有立丰开发、长江置业、西盟公司、卢湾恒大、安居地产等五家公司前来接触洽谈。这些公司一开始都说如果不降低条件就不谈，然而毗邻第一八佰伴的潍坊路5号地块是众多开发商觊觎已久的肥肉，垂涎欲滴者多着呢，因此我们始终坚持谈判底线，只要逾越就免谈，于是就有了与这几家公司斗智斗勇的一段经历。

其中，三年前就曾与我厂草签过协议的立丰公司貌似最有来头，他们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山东齐鲁实业公司，还有南京军区后勤部和山东省计委两个后台。不过那个西装革履的施总怎么看都像是乡镇企业的老板。果然，在洽谈后期快签约时，为了进一步压低成交价，他甩出“杀手锏”，暗中许诺要私下给温耀和厂长50万元，这一下就暴露了这家公司绝对是有问题的，我们毅然与之断绝了来往。

相貌堂堂，衣冠楚楚，一看就是文化人的孙恩道是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兼着长江置业的总经理，我第一次去地处南京西路的公司总部拜访时，他塞了一个“信封”给我，被拒绝后转而送给我由他主编的三套连环画。几次接触后因双方合作条件差距较大终无果。

希盟公司的方伟军董事长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自称是浦东新区团委副书记，第一次来我厂时开着劳斯莱斯，带着漂亮秘书，抽着古巴雪茄（还送给我和温厂长各一盒）的他要求把总价降至2800万，但签约前可先付500万，这对我厂缓解生产资金有帮助，看来有戏。可当我们去拜访时，发现他只是在洪山路租借一普通民居办公，当问到公司员工和资产情况以及开发过什么项目时他就支支吾吾，种种迹象表明，在表面阔气的背后实力明显不足，也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正当接二连三不成功的接触而逐渐失去信心时，2000年6月26日迎来了一缕曙光。一家地处浦东张江路1346弄76号的“耀飞汽配厂”的老板石耀飞慕名前来我厂探寻合作的可能。乡镇企业？我想这恐怕又是一次无用功而已。

在得知我厂的价格底线后，实力尚不足的石老板马上找到一位合伙人张华忠成立了一家专为与我厂谈合作的华飞置业公司。三个月后的2000年9月27日，在许多细节都还没谈妥的情况下，该公司就将500万元支票交给我们，此举不但显示出他们的诚意，还为我厂捉襟见肘的生产资金及时提供了补充。

此后的谈判虽然就合作方案中是否要包含办公大楼及其他内容出现过反复，但因双方的坦诚，只用不到半年就达成了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由华飞公司拆除潍坊路五号地块上的办公大楼及其他建筑物后，建设两栋总面积约32000㎡的高楼，并补偿上海滤清器厂人民币3000万元”。好事多磨，就在协议即将签署时，接到了上海市信访办来函，要求停止该项目，原因是潍坊路89弄居民（都是上海滤清器厂的职工和家属）向市府反映高楼建成后会影响他们的采光。

此时已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并完成了包括土地划拨、规划批文和施工许可等工作，若项目终止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无奈之下只能将协议改为“不拆除办公大楼而只作适当改建，另建三栋8至9层的小高层，总面积约12000㎡的华飞公寓（后更名为府邸滨江公寓），若超过12000㎡，每超出1㎡补偿上滤厂300元，若超过15000㎡，每超1㎡补200元。”，容积率一下子由3.8降至1.8，建筑总面积也相应减少了65％。

我厂所得现金因此由3000万元降为2000万元，作为补偿，华飞公司将另为我厂在王桥妙境北路323号建一栋4800平方米，总造价不低于500万元的五层综合楼。

“华飞公寓”建设中，石耀飞老板许诺以成本价每平方米4000元卖给我一套房，一方面我口袋中没有那么多银子，另一方面怕上级领导知道后找麻烦，故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而项目建成后却有好几位相关领导都在此置了业，至于价格就心知肚明了。

一家原先只会简单加工汽车配件的乡镇企业就此开始涉足房地产业，短短不到十年时间，华飞公司先后在高行，三林，唐镇，金山、临空工业区等地开发建设了几十处中高档楼盘，成为浦东著名的房地产企业，老板石耀飞也成为川沙地区名噪一时的富豪。

在积累了雄厚资金的基础上，华飞公司还于2007年投资8000万元在贵州建设总规划为20万吨的氧化铝项目。石耀飞老板曾以非常优厚的待遇两次诚邀我担任常务副总主持该项目，在实地考察时眼见荒芜一片的穷山恶水加上母亲患病需要照顾，故都被我婉拒了。

几年后，辞去马勒副总经理的温耀和应石耀飞邀请去贵州担任华飞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没几年，事业和财富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哎！是我眼光太短浅了。

清退租赁户

在与华飞公司的转让协议签署后，旋即碰到了一桩十分棘手的事情，那就是清退我厂出让地块上的菜场、鸡粥店及其他租赁户。由于部分出租合同被时任工贸公司经理赵建新遗失，这对清退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于是，我们一方面去拜了潍坊警署和街道监查大队两个码头，另一方面请出老白渡地区最有势力的“帮派”老大陈惠民出面开展“工作”，在黑白合力下，不到一个月，十几家小租赁户全部成功清退，其中最难缠的鸡粥店和田田修车铺分别给予2万元和1万元补偿，出过力的警署倪志刚、陈勇清及监查大队郑志跃大队长也各得到2000元辛苦费。

解决了小猫小狗后，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兰蘋菜场的张来根和王蘋这两头贪得无厌又极其凶残的狼。

菜场租用的是我厂五层大楼近千平方米的底楼，使用过程中他们还逐渐侵蚀占用了大楼与围墙之间几百平方米的隔弄。

刚开始与张来根和王蘋这两个无赖商谈清退时的曲曲折折都可以一笑了之。可是2001年9月19日那天发生的事情以及此后不断扩大的事态，有必要记录下来作为人生一次难得的经历留作以后回味。那天一上班，张来根带着一帮地痞来到厂长室，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把电话机、计算器、茶杯都打翻，办公桌台面玻璃也被敲的粉碎，康伟贤报110后，出警的李勇、姚克青、陈志锋、倪志刚等“369”认为砸坏东西赔偿200元即可，菜场提出赔偿700万也是有道理的（这岂不是土匪帮流氓吗？）看来靠他们不行，我又去找了街道综治办的主任龚耀星，他认为这只是个人泄愤行为还没有触犯法律，故不宜出面。

菜场不清退，华飞公寓就无法按计划开工，我厂也将承担巨额的赔偿金，看来只能走法律途径了，于是找到君澜律师事务所的王霞云律师和我厂的法律顾问窦世春，两位律师都认为上法庭肯定会赢，但会拖上很长一段时间，怎么办？

正当我们为正规渠道解决不了而焦虑时，张来根还扬言9月23日要让地痞来厂大闹一场，我在向警署汇报后的答复是事情没发生前是不能出警的，为了防止真的有大事会发生，华飞公司从川沙调集了几十个头戴藤帽，手持“建筑工具”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准备“开展工作”，不知是张来根的虚假声势还是他见状后害怕了，准备大闹一场的地痞没有露面。然而，地痞的骚扰一直持续不断，26日甚至还打伤了与之评理的宋建荣，报警后几个打人者被关进了警署。

无奈之下我们被迫拿出了非正规的一招：在地痞被关进警署的当天，由我厂市场部俞惠澄的老婆出面在明苑酒家请老白渡“杜月笙”周迅、周速和杨家渡“黄金荣”毛盛及刘锡根、德发等“道”中人喝酒，这些平时打心眼里看不顺眼的人，现在居然和他们称兄道弟起来了，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酒足饭饱，我与温耀和厂长随“杜月笙”“黄金荣”们一起去潍坊警署看他们口中的“老朋友”。一跨进警署，当他们提出要看一下“老朋友”时，值班警察居然让我们进了拘押室，而“老朋友”顿时被劈头盖脸打得嗷嗷直叫，他们还逼着“老朋友”跪在温厂长面前赔礼道歉后扬长而去。第二天起，毛盛就坐镇厂长室（奇怪吧？）而张来根也请来了浦东地区鼎鼎大名的“四发子”准备继续来纠缠，可当这四发子一看到毛盛，立即像哈巴狗似的一口一个大哥，转头就成了我们的“朋友”，张来根只好托人找毛盛吃饭都被拒。从此，王蘋、张来根及地痞们也不再来骚扰，不久即按我们给出的补偿条件撤离，而坐镇三天的毛盛也拿到了3000元“加班费”。真是奇了怪了，要不是亲身经历，打死我也不相信法治社会还会有这等事？虽然问题解决了，可心里总是堵得慌，难道这才是解决之道？

多年以后，我在金杨菜场与张来根不期而遇：“潘厂长侬来买菜啊？纳滤清器厂蛮结棍呃，当时我锆潍坊警署关系嘎好，还是搞不过纳。”原来张来根又在经营菜场生意了，听他带着恨意又十分无奈的话，我笑笑后去买菜了。

合资

自1991年起的十多年间，上海滤清器厂同波罗莱特、唐纳森、康明斯、霍尼韦尔等国际知名公司进行过合资洽谈，均雷声大雨点小或只开花不结果。其中和世界上最大的滤清器公司德国的曼·胡默尔的谈判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双方的第一次接触是1995年10月20日，胡默尔方面由一个名为沈振声的假洋鬼子主谈，我方由副厂长郑斌、总工程师刘国政和我主谈，汽配公司沈大同和王雁群也参与，交流时，胡默尔认为我方除了人员太多需要部分裁员外，其余如产品品牌、技术力量和市场基础等主要的合资条件都很好，可以进行深化细谈。此后两年多，经过多轮次谈判进展很顺利，就当快签约的“临门一脚”时，却被新组建的盛隆公司的徐国雄，沈岳飞，郑学方等领导以莫须有的理由叫停了，真不知这些官僚是怎么想的？不久后，曼·胡默尔与嘉定一家乡镇企业合资成功，现已发展成为中国顶流的滤清器公司。

2003年2月14日是所谓的情人节。那天一到厂，“您好！我是德国马勒公司上海代表处的杨静，想拜访一下贵公司商谈合作事宜，不知有无兴趣？”电话中传来了一个嗲悠悠的声音，此时，我正在为前一天秦龙仙被武汉注胶机拉伤手臂的事情伤着脑筋，刚想回绝，想想今天是情人节，不要扫了老外的情致，勉强应付一下：“好呀，欢迎莅临指导。”嗲悠悠继续：“那我们明天去拜访贵公司。”“OK！”我也操起了洋腔。（这通电话不但就此改变了上海滤清器厂的走向，还给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挖了一个大坑）此后半年多，我工作的大半时间都忙于和嗲悠悠“谈情说爱”，期间有过许多时而甜蜜时而郁闷的拉锯战，这里就不展开了。

“谈情说爱”一年多后，双方的“感情”很快就升华了，可是在领“结婚证”时却碰到了一点小小的波折。那是2003年4月5日学习雷锋的纪念日，我和吴谷龙到浦东新区规土所办理合资公司土地转性，事先还委托了华飞公司的张华忠和与之熟悉的李姓经办人打过招呼，可当我俩找到他时，他说公章不在无法办，一个小时后，一包烟发得差不多了，公章还是“没到”，便打电话告知张华忠，张让我意思意思，虽然并不情愿，可“结婚证”又不能不领，只得违心地临时用信封包了“喜糖”塞过去，这下公章总算“到了”，这不是在明敲竹杠吗？真想举报，只怕他的上司也差不多，罢了罢了！

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中德合资马勒滤清器有限责任公司终于在2004年4月30日签约并于7月15日正式挂牌成立。

公司总经理詹戟是出生于河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假洋鬼子（德国留学经济管理博士，曾在西门子、花旗银行、贝塔斯曼等公司任职）副总经理余继尧，财务总监徐健儿也都由德方委派，原滤清器厂厂长温耀和担任副总经理，我则为行政部经理（其实就是后勤科长）虽然不再担任高层领导，但这桩始于我和“嗲悠悠”的“初恋”了却了我厂十多年来一直想和老外“成亲”的愿望，因此我为之十分宽慰。

记忆深刻的几次外出

在担任副厂长期间，我曾多次组织上海滤清器厂中层干部和党员骨干外出开会和活动，还因合资之需去过日本考察。下面回顾一下其中印象深刻的几次出行。

感受东瀛那些事

为了考察由马勒日本公司调拨给合资后的马勒上海公司的设备，汽配公司总经理沈荣根、副总经理金丹、上海滤清器厂厂长温耀和、技术部长张全根、设备工程师李俊和我，以及马勒的杨静、余继尧一行于2004年2月24至3月1日赴日本溜达了一圈。

在日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与考察无关）记录下来以飨各位看客。

日本人的吝啬（好听一点是勤俭）从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1、抵日后，一个小日本带我们去乘地铁，他在自己买了一张票后来了一句“‌おかね”，经杨静翻译才知道他是要我们自己购票。啊！这点小钱竟然还让客人掏腰包？

2、我们所宿的酒店与马勒日本公司之间需步行半小时以上，小日本并不安排车辆接送，每天靠我们自备的11路解决，这在礼仪之邦的中国恐怕是有失待客之道的。

3、接待会议桌上只有日本人面前各有一瓶饮料，我们面前则空空如也，沈荣根见状怒不可遏：“老潘，去买一箱来！”我和李俊跑到外面自动售货机上买了十几瓶各式饮料，放到每个人面前，也包括日本人。临走时没喝的就丢在桌上，为咱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4、洽谈开始，只有沈荣根拿到一份中文资料，其他人则眼瞪瞪干坐着，如果不是翻译，我们真不知那些小日本在说些什么。

5、晚上的接风宴总算是由日本公司请客的，本以为这么大的公司肯定会在豪华饭店设宴，谁料在七拐八拐后钻进了一个弄堂小店，十几个人硬挤在一八仙桌大小的饭桌边，夹菜时都得边上的人让一让。

我们一行七男一女，日方接待人员说同性是不允许两人开一间房的，这规矩倒让我们开了眼界。那么谁与杨静同居呢？沈荣根对金丹说：“就你俩一间吧。”当然这是玩笑，最终开了七间小房间。

东京道路的狭小出乎意料，一般只有两车道，连新宿等主要街区也大都只是四车道但却井然有序。道路上包括大货车在内的所有车辆干净的连轮毂都一尘不染，这一点不得不佩服小日本。

在东京街头偶遇一次黑社会组织集会，一律黑衣黑裤的数百人，沿途护送着几十辆豪车缓缓驶向集会地，而在离这些黑衣人和豪车周围不远处有大量警察在维持秩序。据接待我们的中国朋友介绍，这在东京街头是常见的情形，不管什么组织团体，只要是没触犯法律的集会，经申报批准后，政府非但不干涉而且还会派警力协助维持秩序。

回国准备登机时，登机牌找不到了，急得我六神无主，沈荣根还嘲弄：“老潘，你就留在这里做日本女婿吧。”在补办了登机牌再次排队到入关口时，发现地面上一张登机牌赫然在目，捡起一看：啊！这不就是我的那张吗？这下，我手握两张登机牌入关了。

公司的两位领导买了许多日本货，囊中羞涩的我只象征性的给儿子和老婆买了MP3和挎包各一只，回家一看：“MADE IN CHINA”。在结算差旅费时得知，在日本的购物费用全部实报实销，早知如此，何不恣意地抢购一番？

惊悚的四川之旅

2002年8月末，我厂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外协供应商会议。

会后去四川旅游时诸多不顺，考验着我这个组织者的应变能力。

四十余人包了由亚泰旅行社联系的两辆中巴从成都出发后，温厂长带的一辆车顺利抵达了松潘。而我带的一辆车行驶至接近茂县时，突然剧烈颠簸了几下，停下车一检查：乖乖隆地洞！底板的弹簧钢板断了一块，在勉强开到一个小镇后寻到一家修车铺，草草焊接一下准备到茂县再更换，金海荣和吴可兴这两位浦东大佬馆不干了，说自己身价上千万，不愿冒风险，执意要回成都，我也不能强求他们，只得带着其他人继续前进。

到茂县后，驾驶员认为钢板问题不大，没作修理继续前进。可刚过茂县来到一个羌民村落时，中巴又一阵更剧烈的颠簸后彻底趴下了。此时天已发黑，气温也陡然降到零度左右，没吃饭的一行人穿着单衣，又冷又饿瑟瑟发抖，我脑子极速转动：要么就地休整等天亮，要么搭羌民的车继续前行，在与沈馨、陈忠商量后，决定以每辆400元的价格租了三辆面的继续赶路。漆黑一片中下着大雨，车顶还不时传来“噼里啪啦”的冰雹声，而佩着尺把长腰刀的羌民司机拉着脸一声不吭，提心吊胆熬过三个小时后，总算在半夜到了松潘。

担惊受怕加上淋雨挨冻，我第二天就开始发高烧了，在硬撑着来到人称天堂般的九载沟后，根本没心思欣赏美景，只是来了几张假装轻松的“到此一游”。

又一天，其他人去游黄龙，我则挡不住发烧加高原反应，只得暂别大部队，与薛永高等三个老板租了一辆出租车返回茂县休整一晚后到了成都。祸不单行，刚游好都江堰爬青城山时，体虚的我又不慎扭伤了脚，沪郊老板陈鹤林陪我到当地医院作了简单治疗后就返沪了。

回沪后不久的中秋节前，陈鹤林来到我办公室，先是一番阿谀奉承，随即往我桌子抽屉塞进一只信封，不用打开我就知道里面装了什么，被我拒绝时他的理由蛮充足：“勿是拨侬一嘎头呃，其他人侪有呃。”其实我早就知道这档子事，每逢春节和中秋，与他业务相关的车间主任、班组长、质检员、仓库管理员乃至个别关键岗位的普通员工都会收到信封，其他人收不收我可以眼开眼闭，但我绝不会开这个口，不然会嘴软手短的。谁知两天后，陈鹤林开着轿车到我家门口丢下一堆海鲜后转身就离开。真有本事，也不知他是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这次我没再硬还给他，也没法还，由于我和家人都不喜欢海鲜，只能送给亲戚和邻居享用了。

中巴事件经过总工程师季申清的几番交涉，亚泰旅行社最终以赔偿7000元了事。

宁波游的感慨

为我厂生产配套零部件的企业有上百家，其中宁波商人占多数，他们大都继承着老祖宗的衣钵，勤勉经商，有情有义，发家致富后还不忘感恩回馈，汤阿三就是其中一个。2003年年底，在知道我厂即将合资且合资后的主导权已不为我们所控的情况下，他还是遵守年初的承诺，邀请我厂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到宁波过了一次难忘的圣诞节。

在宁波三天，我们住五星级酒店、吃海鲜大餐、玩奉化溪口，虽然花费不到五万元，但这毕竟是他通过勤劳奋斗所赚来的辛苦钱啊。但愿这样的宁波商人越多越好，也祝福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

有汤阿三这样的良心老板，当然也不乏石学友这样的无良商人。1994年，我和朱敬良到宁波筹备供应商会议时，在石学友的小作坊里连一台像样的注塑机都没有，只能为我厂加工滤清器压盖等小零件。

在削尖脑袋钻进我厂的供应商名单后，石学友从低三下四开始，到不择手段在我厂“培植内奸”，从他们那获取“情报”，还花“重金”挖走技术骨干，若干年后，原本的小作坊逐渐发展为能自主生产滤清器整件的旭友滤清器公司，其规模甚至还超过上海滤清器厂。翅膀硬了后的石学友翻脸不认人，强行逼宫以致与我厂彻底闹翻。

崇明告别游

因从小喜欢足球，我特地将合资前最后一次以上海滤清器厂名义组织的中层干部活动安排在崇明根宝足球基地。

在基地的室内足球场，我随便踢了几脚球，让七、八十年代在浦东地区企业足球比赛中成绩傲人的“上海滤清器厂足球队”绝对主力的瞿国平惊叹不已：“潘厂长，你有这么好的足球功夫？”

我还不忘秀了一下从小练就的拿手的守门活。

有着“上海足球教父”之誉的徐根宝给大家的印象没什么大牌作派，他对每一个到基地游玩的客人都热情接待，午餐时，他给我们端上了一大盆由他自己亲手包的菜肉馄饨，还主动邀我们合影留念。

下午去看一帮小孩子训练时，徐根宝由慈眉善目的老者变成了一个不断怒吼的凶神，小屁孩们在他训斥下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吭一声。

当时没料到，武磊、张琳芃、颜骏凌、王燊超等这些当今我国足坛响当当的顶尖人物就在这些小屁孩之中，早知道的话或许会找他们留一张合影呢。

除了根宝足球基地，我和同仁们还在东滩湿地、模拟实战枪弹乐园、人工攀岩等处尽兴玩耍并留下了并不完美但值得纪念的作为上海滤清器厂员工最后的身影。

崇明游之后，以上海滤清器厂名义组织的外出活动不会再有了，而我的副厂长使命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