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花的插花艺术

玉成茶雅

美篇号：331494

文：王季成（中国花卉协会茶花分会副会长）

图：程燕

　　中国茶花在古代插花艺术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不仅承载了千年的花事雅韵，更融汇了文人墨客的审美理想与茶道精神的清幽意境，最终凝练成独具东方神韵的艺术体系。从远古的瓶供遗风到明代的理论鼎盛，茶花以其丰姿绰约、意蕴深远，成为瓶花世界中的翘楚，映照出中华花文化的璀璨光华。

插花艺术堪称中国花文化中的瑰丽史诗，而茶花插花则是其中最为动人的篇章。古称“瓶供”或“瓶玩”，所插之花谓之“瓶花”，其源可溯至夏前，距今已有四千五百余年，云纹彩陶花瓶便是无声的见证。唐代插花之风盛行，敦煌壁画中花影婆娑，罗虬《花九锡》首载赏花雅仪，开启礼花之序。至宋，上自宫廷，《武林旧事》记帝居清供；下至市井，《西湖老人繁胜录》绘百姓案头春色，插花已成全民风雅。然理论之集大成，实盛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袁宏道《瓶史》出世，标志插花升华为一门精微艺术。全书十二篇，论花目、品第、使令，尤以“使令”之说最为精妙：“花之有使令，犹中宫之有嫔御，闺房之有妾媵也。”他以山茶为婢，配梅花、菊花，称“山茶鲜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艳”，更借晋代石崇美婢翔风作比，神思飞扬，妙不可言。《瓶史》东传日本，催生“花道”之名，袁氏之学遂成“宏道流”之宗。继之者有屠本畯《瓶史月表》，创“花盟主”“花客卿”之名，正月茶梅为盟主，山茶为客卿；十一月漳茶亦列客卿，尊卑有序，四时有情。张谦德《瓶花谱》更以“九品九命”评花，滇茶居一品九命，黄白山茶列二品八命，山茶诸种多入前三甲，堪称“名列三甲”。综览诸典，茶花在古代插花中实乃风华绝代，独领群芳。

茶花与茶道的交融，是意境与精神的深度契合。茶室插花讲求“意在花先”，须依茶事主题而立意，追求“真、新、高、洁”的审美境界。一枝一叶，皆应传递茶之清寂与人之高志。茶花因其冬春绽放、色泽沉静、姿态端雅，常与梅花、松枝并置，象征坚贞不屈、清逸脱俗之品格。其色不争艳，其香不夺人，恰如茶道中“和敬清寂”之精髓，在静默中诉说天地之大美，于无言处涤荡心灵尘埃。

古代茶花插花之妙，亦体现在花器与花材的匠心搭配。花器不拘一格，极富创意：茶壶、竹筒、螺壳皆可为器，碧螺春茶席以螺壳承花，既呼应茶名，又添自然野趣；葫芦、南瓜等瓜果经巧手点化，废弃酒瓶亦能化腐朽为神奇，尽显“物尽其用”的东方智慧。花材搭配更讲究与茶性的呼应：绿茶配红梅，清雅中见灵动；乌龙取果枝，香气相和，意趣盎然；白茶佐幽兰，素洁深远，暗合茶性之纯。器与花、茶与境，浑然一体，构成一幅流动的诗意画卷。

茶花插花不仅是视觉之美，更蕴含深厚的园艺技艺与文化哲思。南宋时已掌握茶花嫁接之法，可使一树绽放多色，花期亦可调控，技艺之精令人叹服。插花之举，非止装饰，实为修身养性之道。其哲学根基融汇道家“清心寡欲”之静修与佛家“惜缘爱物”之慈悲，借花叶之荣枯，观天地之运行，体生命之无常。文人尤重此道，徐霞客曾记连理山茶，枝干相依，宛如同心，象征高洁情操与胸中逸气，成为人格理想的外化象征。至今，“以茶配花”的设计逻辑仍薪火相传，如碧螺春席上螺壳为器、果香枝条为饰，既彰茶性，又赋野趣，古意今情，一脉相承。

　　中国茶花插花艺术历经演变，形成了四大主要流派，各具风神，共筑美学多元。其一为文人插花，发轫于唐宋雅士之趣，崇尚“清雅绝俗”，常以茶花配松、竹、梅，以简练线条勾勒自然神韵，直立式、倾斜式构图皆见其意，追求“一花一世界”的哲学意境。其二为寺观插花，源于佛前供花，庄严肃穆，禅意深长，茶花与莲、菊共置，花器多用素陶、青铜，体现“空寂”之美，今之茶室仍承其“不饰而真”的自然风骨。其三为宫廷插花，风格富丽堂皇，讲究对称布局，茶花常与牡丹、玉兰并列，配以景泰蓝等华美器皿，虽少用于茶席，然其色彩搭配之法仍滋养后世。其四为民间自然派，最契茶道本真，主张“花自诉说”，隆冬茶席常见野樱与山茶相映，借花态传递时节流转，花器多取竹编、粗陶，质朴无华。四派各具线条之美、空灵之美、装饰之美、自然之美，现代茶花艺术常融各家之长，以文人构图配自然花材，渐成“茶花道”之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