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旋律

豁达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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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探景点：上海国歌展示馆

　　2025年的国庆节，我特意选择探访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151号的国歌展示馆。这座以国歌为主题的纪念馆，坐落在大连路绿地下沉式的国歌纪念广场上。1935年，这里曾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该片的主题歌。这里完整保留了电影拍摄场景及国歌诞生的相关历史痕迹，是我国国歌的诞生地。

　　《义勇军进行曲》源自电影《风云儿女》，这是一部抗战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东北流亡青年辛白华从逃避现实到投身抗战的觉醒历程，由许幸之导演、田汉与夏衍编剧，被誉为中国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走进序厅，迎面是一堵以长城为背景的主题浮雕墙‌，突出展示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浮雕，强化了国歌的庄严感和历史厚重感‌。

　　四块浮雕从左至右分别对应国歌歌词中的“起来”、“血肉长城”、“万众一心”、“前进”，象征着中华民族从危亡到复兴的历程‌，直观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核心精神。

　　展示馆共有5个展厅，依次为“民族危亡的怒吼声”、“时代呼唤的最强音”、“民族解放的冲锋号”、“强我中华的进行曲”、“伟大复兴的主旋律”。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扩张野心极度膨胀的日本继发动甲午战争后，于1931年又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其后4个月内，日军强占东三省，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里展示了日寇使用的军用指挥刀、武士短刀、军用绑腿带和钢盔。

　　此后，日寇又接连发动一·二八事变（1932年）和长城战役（1933年），把战火进一步烧向长城以南，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日本自己出版的刊物，炫耀他们的侵华罪行。

　　面对日寇的肆意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出现了一种非政府组织的、由人民志愿组成的抵御外敌的武装组织，被称之为“义勇军”，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以爱国官兵为骨干，组建包含警察、民间武装的多支抗日部队，总兵力曾达数十万人。‌‌这里展示了各路“义勇军”中八位将领的照片。

　　随后，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相继爆发。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军。全国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因此，将“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正是对历史的尊重，体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抗战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连续性。这也是对以“义勇军”为标志的民间自发组织抗日的充分肯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激励人民奋起反抗。由左联、社联、美联、剧联、教联、语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共同组成的左翼文化运动核心阵营，将抗日救亡作为核心主题，发出不屈的怒吼。

　　1933年由留美学生司徒逸民、马德建、龚毓珂创立的电通股份公司，在中共电影小组夏衍、田汉等支持下，于1934年改组为制片公司，成为左翼文化阵地。他们让奔向抗战前线的风云儿女走上银幕，直接催生了左翼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人民英勇抗战。

　　这是《风云儿女》的主创人员和主要演员：导演许幸之、摄影师吴印咸、美术张云乔、录音周骖、配乐贺绿汀、剧务吴引波、洗印毕志萍、场记邓溥民，主演王人美、袁牧之、谈瑛、顾梦鹤、陆露明、王桂林、高逸安、王明霄、周旋。

　　《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他们二人1931年结识于上海。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们二人在上海的合影（右为田汉）。

　　聂耳（1912-1935)是云南玉溪人。1932年起投身左翼音乐、戏剧和电影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左翼“音乐小组”成员推动左翼音乐运动。他的作品深刻有力地表现了被压迫人民大众的苦难和抗争，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呼声，在中国音乐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田汉（1898-1968)是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创造社，开展文学活动。后在上海创办南国社，开展戏剧、电影、音乐运动。1930年参与发起“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创作了百余部话剧、歌剧、戏曲、电影，是文学艺术的一代大家。

　　展厅内，聂耳和田汉两位艺术家的铜像栩栩如生。他们一个执笔沉思，一个演示乐谱，画面定格在1935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那年2月，田汉创作了《风云儿女》剧本梗概，写下《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后不久被捕。身为百代公司音乐部副主任的聂耳热血沸腾，夜以继日谱写歌谱初稿。为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聂耳于4月15日离开上海赴日本。身处日本的聂耳亲身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和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迅速完成了高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定稿，寄送回百代公司。

　　百代公司（EMI）是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成立于1897年，由英国留声机公司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合并而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EMI收购了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创立的Pathe-Marconi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成为上海百代，“百代”正是这家法国公司Pathe的音译。1921年建成徐家汇百代小楼，这里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录音棚。

　　经由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蒙鹤、施超、盛家伦组成的“七人合唱团”演唱，于5月3日在上海徐家汇百代小楼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灌制。这座百代小楼也由此成为我国国歌的诞生地之一。‌‌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片中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从上海唱响，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它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时代呼声，成为我们国家的不朽经典。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战歌，极大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全国各地伴随《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国内迅速传播，而且很快走向世界，在各国传唱，吹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号角。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经过十余年的传唱，已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修改歌词后确定为正式国歌，1982年恢复原歌词确定为国歌。

　　那么为什么我国国歌1978年修改歌词1982年又恢复原歌词呢？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我们应该知道，1978年和平建设气氛浓厚，这与原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表述存在着“历史错位”，所以采用“保留原曲、更换新词”的方式进行修改。但新词因刻意追求“平和”风格而削弱了原歌词的激励性和历史厚重感，丧失了原版“居安思危”的精神内核，所以1982年《宪法》修订时又恢复了原歌词。 ‌

‌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标志着《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国家宪法文本的正式确认。

　　2017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标志着《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崇高法律地位。伴随着一系列国歌使用规范化的举措推出，国歌的使用规范日益清晰、成熟。

　　国歌是国家的重要象征和标志。《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写入宪法，并由国家立法，成为在世界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声。在国歌展示馆内的历史时间轴展区，用4个大型齿轮装置串联起1931、1949、1978、2017等关键年份，搭配照片、文献、多媒体屏幕等展品，呈现出线性历史脉络。齿轮元素既呼应《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背景中的时代工业特征，也象征着历史进程的推动感。

　　在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国歌，都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比如法国国歌《马赛曲》，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战歌，歌词充满战斗性，被誉为“革命精神的象征”。美国国歌《星光灿烂的旗帜》，描绘了第二次北美独立战争中星条旗的坚韧形象。俄罗斯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沿用苏联时期《牢不可破的联盟》旋律，以恢弘气势和红色歌曲特色著称。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曾激励亿万民众投身抗战，其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句式，体现了危难时刻的民族觉醒，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情感价值。‌

　　国歌伴随新中国走过了每一个重要时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催人奋进的主旋律。国歌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中，引领我们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勇毅前行。

　　在国歌展示馆，《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一曲看得见的旋律。每个庄严的时刻，它永远是凝聚人心的纽带、鼓舞士气的力量，溶入中国人民的血液，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