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成了反革命

文塞耳

引子

前段时间同几个大朋友聊天，他们谈起了各自经历的“文革”趣事，我在旁边乐呵呵地听，还时不时插上一句。说到热络处，其中一个朋友突然问我有什么“文革”趣事分享，我下意识说，“文革”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朋友回了一句：“文革”前前后后有十来年，你也赶上了“文革”的尾巴了哦。
我惊诧于我也是与“文革”同年代的人，同时，朋友的这一句话犹如一记重锤，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眼前闪出许多支零破碎的画面，其中我差一点成为反革命的经历也浮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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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在西南地区一个县级城市，辖区内的青城山和都江堰水利工程闻名遐迩，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县城的旅游热度一直不退，“青城山-都江堰”成了5A级旅游景区，县城也被评为优秀旅游城市。我的父母在这座城市的一所中专学校工作，我出生在这座学校，也在这所学校长大，学校的上上下下都有我的脚板印。
我小时候没有看到身边谁被打成了反革命，也没有见到批斗，武斗，大字报、抄家什么的，只听到广播和大人说过“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那时候“文革”的高峰期已过，人们渐渐厌倦各种运动，我长大后才听说学校的某职工在“文革”初期的批斗会上扇过某老师的耳光。另外，林彪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也让社会趋于冷静，有的人已经开始思考甚至怀疑“文革”和极“左”政策。“九一三”事件从理论上宣布了“文革”的破产，但是当时没人敢宣布结束“文革”，人们在“文革”后期的垃圾时间里，无奈地在历史的大潮中踉跄前行。

2

“反革命罪”是舶来品，由苏联传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50年颁布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反革命罪的具体行为，为巩固政权实施镇压提供了法律依据，再后来演变为专用政治术语，成为极“左”政策的产物，也为极“左”政策推波助澜。
“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鼓励夺权，不同造反派组织都认为自己最革命，对方是假革命甚至是反革命，全国各地造反派之间为争夺权力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我最早接触的“武斗”概念，是一张照片。小时候经常到父母上班的地方玩，有一天，我在父亲的办公室翻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一个男青年躺着，像是睡着了。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说，是学校的一个学生（或许是老师）在武斗中被打死后拍的照片。当时我也没有害怕，就一直看着照片，翻来覆去想这个“五豆”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能把一个人打死。

“文革”期间群众经常被组织上街游行，欢庆某个语录或文件出台，欢庆取得某项重大成果，也抗议帝国主义干了什么坏事。我记忆中残留一些游行画面，是有一次随大人一起上街搞欢庆，大人组成方队，手里拿着五颜六色、上面写着一些字的彩纸小旗，队伍中领头人喊一声口号，其他人也举一下旗帜喊一下口号。当时声讨了什么，欢庆了什么，又或者，是不是庆祝镇压了什么反革命，一点也想不起了。

学校的大操场曾经被借用召开过公判大会，听大人说过，某次公判大会上枪毙了好几个反革命。我们小孩对公判大会最感兴趣，我总是挤不到前面去，只能隔在人群后面听高音喇叭。公判大会宣判后，死刑犯背上会插上划了红叉的“亡命牌”，胸前挂上罪名牌，五花大绑裤脚捆上麻绳被押上解放牌汽车，与其他被判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起游街示众，最后押赴刑场。
　　游街车队中最前面的解放牌汽车车顶上总是会放上机枪，威风凛凛的战士将手放在扳机上，仿佛将随时消灭劫法场的阶级敌人，紧随的是押解死刑犯的刑车，一个死刑犯一辆车，每个死刑犯背后站立三名武装士兵，死刑犯站在车厢的最前面，扬着头面向前方，以便让沿街围观的群众看清楚。我记得最清晰的死刑犯是三兄弟，就20来岁的样子，因为杀人而全部判死刑，搭载三兄弟的三辆刑车鱼贯而出驶离会场，他们站在刑车上痛哭涕流。周围群众议论纷纷，叹息不止，有的说不该一时糊涂去杀人，有的说三兄弟中应该有人去认罪是主谋，其他两个作为从犯可能会免于一死。死刑犯后面是一长串押解有期徒刑犯的车辆，为了节约空间，解放牌汽车车厢的前面和两侧站满了犯人，犯人大都低着头，可能不想被熟人看见。

　　小孩子之间也争论过当时县城的刑场在哪里，后来听说刑场并不固定。70年代末，我跟随几个胆大的邻居娃娃，在死刑执行后第二天跑去看被枪毙的杀人犯吴庚元的尸体，才知道现在的百花岭路灵岩山入口那片树林也曾经是刑场。

　　游街示众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违背了现代司法文明的基本准则，随着法制逐步完善，游街示众于1988年正式取消。

3

《毛选（第五卷）》收录的《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三大运动的胜利》等文章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文章。《毛选（第五卷）》在全国发行时非常隆重，县城也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欢庆活动。
一天晚上，家里的大人带我去看县城举办的欢庆活动。我和大人在幸福路上，看到各厂矿院校的宣传彩车缓缓驶过，有的刷上标语，有的拉了彩带，喇叭里传来革命的音乐和口号，整个幸福路好似过年一样，每经过一辆彩车，总是引起围观群众的嗡嗡议论声或惊叹声。学校的三名学生装扮成工农兵站在彩车车顶，紧闭双唇，目光坚定，每个人举出一只手，共同托起一本大大的“毛选”模型书。学校的彩车构思新颖，非常出彩，周围的群众为了多看几眼，簇拥着彩车走很长一段路。

4

1949年后的不同时期，专政机关先后划定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群体（简称“地富反坏右”），并把他们视为阶级敌人，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被称为“黑五类”，接受群众监管，他们被剥夺自由活动、通信、交往的权利，接受群众组织和单位的监管，一旦被认为有“不良行为”或“反动思想”，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惩处和批判。
学校校医中有一位中医先生，好像姓张，大概五十上下，身形清癯，目光有神，眼睛深凹，如果身披道袍，一定是仙风道骨，英气逼人。母亲带我去请张医生看过一两次病，张医生对人和蔼，说话不快，轻言细语，听了母亲介绍我的情况，让我张口看了我的舌苔，然后拿起钢笔在专用药笺纸上开方子。张医生的桌子上有一个挖了孔的废旧针剂纸盒，孔口放了一瓶开了盖的墨水瓶，张医生写字时偶尔把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一下，那支钢笔在张医生手里好像有生命一样上下飞舞，笔尖在纸上拖出一个个错落有致粗壮有力的字，煞是好看。张医生有一个20岁上下的傻儿子，长得身体健壮，剃着平头，行动缓慢，穿着还算干净整洁，哇哇地说着让人听不懂的话。他从不袭击骚扰他人，小朋友也不逗弄欺负他，不过有时候小朋友会故意把自己衣服扣子解开后站在傻儿子面前，傻儿子总是会主动慢慢伸出双手，埋下头，把小朋友的衣扣仔仔细细地扣好。后来我偶然从父亲口中得知张医生解放前是阿坝州一个县的县长，心中别扭了好久，觉得这么和蔼的人为什么会是国民党的反革命。 有一段时间，我家旁边那排平房的一个女邻居时不时到我家，小声给父亲说她要到什么地方去。已经记不清这位邻居的年龄了，不知道是阿姨辈还是婆婆辈，只是觉得她瘦瘦的，走路爱埋着头，不爱与人交谈，也不大声武气说话。我多次问父亲她为啥会专门来告诉去哪里，最后一次父亲有点不耐烦了，告诉我她家是地主，她是来请假外出的。我诧异学校里会有地主，以为有耕地的农村才会有地主，同时觉得她一点都不像电影里的地主婆，不符合我心中地主婆的形象，心里还有点失望。后来她没有再来请假了，可能是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监管工作交给其他人了，也可能后来政治形势宽松，不需要请假了。
　　1979年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地富反坏右”的身份界定逐步取消，“黑五类”这种带有极“左”色彩的表述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5

知识分子在各项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比例是很高的，他们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言行也小心翼翼。父母单位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刘叔叔和钟嬢嬢夫妇就是知识分子。刘叔叔、钟嬢嬢家里还住着从厦门过来的钟嬢嬢的母亲，以及和我年级差不多大的两兄弟，后来大儿子刘俊成为了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有一次不知是父母忙临时请刘叔叔带我一下，还是我主动当跟屁虫，我跟随刘叔叔去了一趟他的教研室，看着他工作时像摇旧式电话机一样摇着一个黑色盒子的手柄，从那时认识了手摇计算器。
我们住的旧式平房不隔音，有次刘叔叔的二儿子刘健到我家玩，我和刘健边说话边看我父亲炒回锅肉，肉起锅后，我父亲夹起一片肉给刘健吃，刘健仰着头把肉接到嘴里吧唧吧唧吃完后，我父亲问他还吃不吃，刘健大声说还要吃，这时候就从隔壁传来刘健的姥姥的呵斥声：好吃嘴，贪吃！ 有一天，从隔壁传来刘叔叔叽哩哇啦的说话声，我觉得有趣，也就大声叽哩哇啦地学了几句，刘叔叔那边的声音立刻就停了（长大点才明白那是刘叔叔在学习外语）。不知是当天还是第二天，刘叔叔和父母一起郑重地与我谈话，叮嘱我不要在外面提起刘叔叔叽哩哇啦这件事，我连忙点头答应。其实我没把那个事当回事，转身就忘了，刘叔叔当时焦急严肃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

6

从小就被灌输反革命分子是坏人，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有一天我也会差点成为反革命，这还得从我能识几个字开始说起。我小时候记性好，学过的字基本认得，有一次跟随父亲上班，看见父亲的同事杨叔叔写标语，就在旁边看。红色的纸提前裁成一米见方的方形铺在地上，杨叔叔拿着排笔蹲着写字，写好一个字后移到旁边晾干，然后继续写第二个字，杨叔叔每写完一个字我就默念一下，杨叔叔写完后就收拾出去了。我发现杨叔叔漏写了一个字，但是胆子小不敢给杨叔叔说，就跑去隔壁告诉父亲，父亲半信半疑，最后仍然去找杨叔叔。隔了一会，杨叔叔满脸笑容过来表扬我，并略带吃惊的口气赞叹年龄那么小就认识那么多字，父亲回家后也表扬我，说幸好发现少写了一个字，要不然张贴时发现再补写会耽搁很多时间，后来一段时间，杨叔叔见到我一次就表扬我一次。人是很喜欢听好话的，特别是小孩，那段时间我觉得天格外晴朗，叔叔阿姨的笑容特别暖人，走路也轻飘飘的。 伟人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我很小就体会到了。不久后，父母把我送到校办幼儿园，幼儿园不分大班小班，因陋就简开办在上面提到的地主家属所住的那排平房里，连同办公室和教室可能就4、5间房屋，幼儿园当时只有杨老师和戴老师，戴老师不爱批评人，圆盘脸，总是笑眯眯的，有一点弥罗佛的感觉，杨老师长得瘦瘦的，非常严厉，有次我关门把一个幼儿园小朋友手压了，杨老师把我批评了好久好久。
　　那一天是杨老师上课，课间休息时其他小朋友都出教室玩耍去了，我在教室里玩，注意到教室当头矮矮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张简易黑板，斜靠在墙上，我抬手也够得着。我看着黑板，突然产生在黑板上写字卖弄的冲动，写什么呢，心中想了一下，突然想起前几天学会了“打倒”两个字，我觉得这么两个字比较复杂，其他小朋友肯定不认识，我写出来，小朋友们一定会羡慕，杨老师也一定会惊叹，说不定还会表扬我识字多。我拿起放在黑板旁的粉笔，一笔一划在黑板上从上到下写了“打倒”两个字，由于黑板是横短竖长的长方形，写完后发现黑板下面有空余，于是头脑一热，又写了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伟人的姓，后两个字是伟人的职务。当时模模糊糊觉得“打倒”两个字不是好词，与伟人连在一起可能不大对头，但是嘚瑟显摆和期盼表扬的情绪上了头，也就没有再去仔细考虑妥与不妥了。随着手摇铃铛声响起，小朋友们陆续回到教室，打完铃的杨老师也很快走进教室，我计划好当杨老师表扬字写得好的时候，我一定要举手说是自己写的。杨老师很快就发现了黑板上的字，愣了一下，然后脸上挂霜，转过身扫视在座的小朋友，用冰冷严厉的语气问：“谁写的？！”我发现气氛不对，不敢说话。空气冷凝片刻，旁边一个小朋友举手说：“刚才我看见某某在黑板上写字”，所有目光“唰”地向我扫过来，我低声说不是我写的，但是表情和语气出卖了我。杨老师也不废话，厉声说：“把黑板檫了！”我低着头，垂头丧气走到黑板边，拿起桌上的黑板刷把字擦掉，然后垂头丧气坐回板凳，懊丧地等待杨老师的批评。很奇怪，杨老师很快就转换话题，开始了她的正常上课，我坐立不安，没心思听课，想她会不会下课后单独把我留下来批评，但是那天课后像往常一样平静，更奇怪的是，后来几天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没有找我再说这件事。 成年后才明白，杨老师故意把那件事淡化处理了，当场擦掉黑板上的字其实就是故意毁灭了证据。后来看了很多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发现一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孩，由于喊错口号、说错话、在墙上纸上写错了字等类似的行为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写的那五个字，当时足可以被称为“反动标语”，我完全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即使我年幼不追究，如果指责我的父母是幕后黑手而追究大人责任，结果同样不可预料。
　　最近和我哥提起这件事，我哥说他记得杨老师，杨老师和我家还曾经是邻居。我曾经猜测杨老师淡化处理这件事的原因，我相信是杨老师的善良本性使然，也说明并不是所有人在“左”的狂潮中迷失了自我。不管什么原因，我都感谢杨老师的善举，希望杨老师还健在，并衷心祝杨老师健康长寿！

7

伟人的去世启动了结束“文革”和极“左”政策的齿轮。1976年的某一天，母亲回到家里，眼睛浮肿，带着哭声告诉我和我哥伟人去世了，并叮嘱我们，广播播放哀乐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要站在原地默哀。没几天，我跟随母亲出门，还没有走到校门，哀乐突然响起，母亲停止脚步伫立在原地默哀，我也站在她身旁不敢说话。母亲看见远处一个人仍在走动，大声提醒对方不要乱走，对方却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走路，母亲嘀咕了一句：不像话。
幼儿园有一天通知所有小朋友第二天要带上白花，参加学校组织的悼念活动。悼念活动在学校礼堂举行，礼堂是个类似于工厂大车间的建筑物，礼堂一端是用于举办晚会的舞台，两侧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壁柱，壁柱顶端画着伟人头像，头像下面写着不同的伟人语录。礼堂中间布置了灵堂，我们进去的时候，很多大人在向伟人的画像三鞠躬，校革委会主任笔直站在师生的侧面，坚守着自己的职责，我悄悄看了看他，他庄严肃穆，英俊的脸上有一些汗珠，目光空洞，没有看向具体某人，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们也学着大人朝着伟人画像三鞠躬，有小朋友鞠躬完后刚转身就绷不住假装肃穆的表情，嬉笑跑出礼堂，但是没人去关注他的大不敬行为。
很快北京发生巨变，四个极“左”走卒被抓，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一天吃晚饭时，父亲和母亲说着话，感觉气氛有点不一样，饭后父亲说他写好了标语，要到学校大门去张贴。出学校大门左侧那一排粗壮的银杏树后面当时是一堵外表斑驳且不算很高的围墙，我们贴标语的位置现在已经修成了银杏宾馆的门厅，我们去的时候天已经擦黑，父亲和同事很快就把标语贴在围墙上，父亲主动告诉我，打倒“四人帮”了，语气中充满了淡淡的喜悦和轻松。

　　前不久，在一本展现辉煌历程的画册上，看到了县城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群众集会的照片，发现群众大会是在父母的学校里召开的。从照片来看，那场面相当地大，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可能也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猜想，说不定我当时就在会场哪个角落看热闹吧。

幼儿园的教育与政治变化紧密同步，有一天，戴老师教小朋友画画，画一把大大的扫帚，扫帚下面有四个小人，代表“四人帮”。戴老师还专门叮嘱，第一个人的头发要三七开，第二个人要画瘦一点，要画上眼镜，第三个人是戴眼镜的女的，要画上波浪头，第四个人是大圆脸，脸上要点上麻子，扫帚底周围要添上几条线，表明挥动扫帚把“四人帮”扫进历史的尘埃中。 后来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母亲在审判期间准时到教学楼三楼看电视实况录像，回来后往往要评论几句，发表一下感想。母亲对江青最为关注，对江青的评价是：她想当皇帝，有一次母亲和我一起看电视，母亲指着佩戴冕旒的皇帝画像说，江青就想当这样的皇帝。上小学后的一天，我从父亲的口中得知江青是伟人的夫人，那一刻好似被雷击了，觉得伟人的夫人怎么会是反革命，伟人家里怎么会出反革命，他总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神一般的存在，为什么没有发现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
　　上小学时，一个名叫黄洪文的同班同学无故躺枪。有次开全校师生大会，不知是发奖状还是念表扬名单，当喇叭喊出“黄洪文”时，全场哄堂大笑，班主任在旁边说了一句：改成黄文就好了，不久后该同学就把名字改成了黄文，这是后话。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的结束，次年十一大正式宣布“文革”结束。“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后，反革命罪也逐渐不再使用，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正式将反革命罪扫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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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头脑中的记忆画面往往支离破碎不全面，但那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岁月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的学校从县属林业学校变成了省属林业学校，再后来升格成为某大学的校区，我后来在我父母所在的县城工作，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化。
那些藏在记忆缝隙里的细节，总在不经意间勾连起更宏大的时空。就像当年校园里被反复擦拭的黑板报，曾写满过热切的口号，也一度让《论语》里“温故知新”的字句成了禁忌——那十年动荡中，中华文化里“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被曲解，“格物致知”的理性精神让位于盲动，连四大名著都被当作“旧文化糟粕”丢弃。可站在更辽远的视角看，人类文明本就是宇宙间一束微弱却执着的光，而一个民族的发展，恰似星辰在轨道上的运行：既会因偏离方向遭遇颠簸，也总能循着“以史为鉴”的引力重回正轨。那些曾被冲击的文化符号，那些在狂热中失去的理性，最终都化作历史的坐标，提醒我们：所谓进步，从来不是割裂过去的狂奔，而是带着对传统的敬畏、对规律的尊重，在时间长河里稳步前行。
极“左”路线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必须正确认识那段历史，铭记伤痛，汲取教训，集中力量谋发展，团结一心不折腾，让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推进全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写在后面的一段话：
　　这篇小文章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随笔、杂记，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小小说。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49周年之际把它写出来，希望有助于大家铭记那段荒唐岁月，警惕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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