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孔子碑”

郑州张世科

　　所谓“孔子碑”，顾名思义，专指与孔子有关的碑刻。其内容大致包括:画像碑、功德碑、纪事碑、标示碑等。我们知道，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影响力早已遍及中外古今。其思想受到推重的同时，孔子本人也受到历代帝王的礼遇和推崇。尤其是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独尊地位之后，孔子的地位也不断抬高，历代皇帝不断追谥孔子称号，对孔子的祭祀规格也在不断升级，以至于达到无以复加的田地。千百年来，神州大地上，先后有过多少与孔子有关的碑刻存立，我们已无法统计。现在研究孔子碑刻，只能仰赖散落于神州各地的劫后余生的碑刻遗存。为了便于分析，本文设定现存碑刻的范围其下限为民国时期。

　　如前所述，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之创始者孔子便声名渐隆，影响广敷，历代州郡在涉孔之处绘像勒碑，便成为了尊孔崇儒之必备。从现存碑刻来看，碑刻中的孔子形象不仅千姿百态，而且十分的生动有趣。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孔子行教像碑》及《宣圣遗像碑》。这些画像中，多有唐吴道子款或在题跋中提及图像来自吴道子文，年代又以为明清时期为最。

　　在为数众多的 《孔子行教像碑》中，最为著名者当推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圣迹殿中的碑刻。相传该碑为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原作不存，现存刻石为清代复刻的，石刻下方署孔端友立。画面以线描技法刻画孔子行教形象，头戴儒巾，双手作揖，衣纹飘逸流畅，处处呈现着“吴带当风”的特征。上方题“德侔天地，道冠古今”等赞语，左下方落款“唐吴道子笔”并钤印。人物仪态谦恭，须发与双目细节呼应“温而厉”的儒家气质。

　　《宣圣遗像碑》又可细分为三种图像样式。其中最为著名的当为衢州样式。包括衢州孔庙思鲁阁“先圣遗像”碑（南宋或明代）、河南内乡文庙大成殿“宣圣遗像”碑（1587年）、现广州越秀公园“宣圣遗像”碑（1345年）、山西长子县文庙“宣圣遗像”碑（1536年）、上海松江“宣圣遗像”碑（1440年）、湖南郴州“至圣遗像”（1656年）等。其图像特点是画中孔子双手摆放的姿式均为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手心相合；佩剑均为左侧腰间佩剑，剑柄朝后。后两种样式与衢州样式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佩剑方式和孔子双手摆放姿式；衣纹描法不同则是曲阜孔庙圣迹殿和启圣殿“孔子行教像”间的主要区别。

　　据史料记载，孔子在鲁国先后担任过中都宰（地方行政官）、司空（主管工程）、大司寇（主管司法），并曾短暂代理过宰相职务（摄相事）。因此故，后世的人们在把孔子定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同时，往往又给他加上个政治家的称谓。如此一来，后世的人们绘制孔子画像时，自然少不了孔子身穿官服的形象。这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通。其一是现存陕西西安碑林的《孔子帝王像碑》。该碑圆顶竖长方形，雕龙纹方座，高295厘米，宽113厘米。碑额篆书“至圣先师像”5字。 此碑是清代果亲王允礼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送达赖喇嘛回西藏，途经西安时在西安碑林刻立的。

　　另外一通则是现存江苏徐州的明刻《孔子司空像碑》。为许多读者所不知的是，作为鲁国的官僚，孔子是先当司空，而后作司寇的。当时的司空，即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部长职位。

　　四川三台花园初中院内的《孔子画像碑》，则别有一番情趣。该碑又称“孔圣碑”“圣像碑”，碑上面四分之二为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孔子高坐玉案讲学，七十二弟子分十排对坐听讲。下面四分之一为涪城县尉张埴写的跋文。人物为阴线刻，并作红蓝彩，跋文为楷书。该碑刊刻于南宋嘉定庚辰年（1220年），属四川省及全国现存最早的画像碑之一。据考证，南宋之时，涪城县“陈大夫出示（孔）夫子圣像善本”于“琴堂”，且命刻置县庠，以便后学瞻仰。涪城县尉张埴夙尊儒道，“喜于学者共志焉”。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年）涪城“县废鱼学”文庙改建罗汉寺，但“孔圣碑”犹存前殿。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邑绅建砖亭三楹将圣像履之”，“碑亭落成贡生汪隆新曾撰有记”。解放后，罗汉寺被拆，“圣像”便移至今花园初中校内保存。

　　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功德是多方面的。但最最重要的则是教育方面。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是泰山北斗级的，后人只有高山仰止的份。比如孔子创办私学，就是功德无量的。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教育主要是由国家或贵族控制的，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才能接受教育。孔子打破了这种垄断，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招收了各种出身、地域、种族的学生，为天下平民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的“因才施教”法，“教学并重”法，“身教重于言教”等思想和理念，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值得肯定的。也正因为如此，大约自宋代起，“杏坛”便成了教育界的专用词汇。也正是出于对孔子的尊崇，人们不约而同的便在与孔子有关的场所纷纷刻立《杏坛碑》。在这里，《杏坛碑》分明成为孔子教育思想和理念及其勋业的化身。

　　所谓纪事碑，又名纪念碑，是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碑刻。它的核心功能是承载记忆、标记事件或寄托情感，而非单纯的艺术装饰品。纪事碑往往以凝固的形式将抽象的时间、事件或人物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物理存在，成为一个群体共同记忆的锚点。比如这通现存河南洛阳的《孔子问礼处碑》，就形象地告诉人们，孔子是确定及其一定到过洛阳的。

　　标示碑多是专为某一件事勒石树碑以记之。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标示碑由于其所记之事具有现场性和亲历性，因此，往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意义。比如这通《孔子诞生圣地碑》，该碑位于山东省邹城市火车站广场，1924年由张丕矩筹办立于邹县火车站，碑文由王景禧题写。高3.3米、宽1.1米，初立时面朝铁路方向。孔子诞生于尼山，该地于1960年划归曲阜。立碑旨在印证邹城作为孔孟故里的历史地位。

　　《孔子观礼处碑》则位于山东济南莱芜区垂杨村，系明代隆庆二年（1568年）莱芜知县傅国璧所立。碑身圆额高3.05米，宽1.2米，龟形碑座长1.4米、宽1.04米，正面阴刻“孔子观礼处”五个楷书大字，饰缠枝花纹。该碑纪念公元前544年，孔子曾观吴国公子季札葬长子之礼典故。用孔子的话说，此次葬礼“合乎礼”仪。

　　总而言之，林林总总，形式各异的有关孔子的碑刻，作为历史档案，它们凝固了儒学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作为艺术品，它们展现了汉字书写的巅峰技艺；作为文化符号，它们持续参与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是不可多得的有关孔子历史与文化的载体。须知，“孔子碑”中的功德碑及纪事碑，多为历代帝王、官员或文人祭祀孔子时所立，内容涵盖赞颂孔子思想、记载修缮孔庙事迹。例如，曲阜孔庙的《成化碑》（明宪宗立）以楷书撰写，强调孔子“垂宪万世”的历史地位，反映了明代儒学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保存至今，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