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血染的丰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秋风渐起时,这座城市最肃穆的广场上,花岗岩纪念碑的棱角在晨光中愈发分明。我驻足仰望,那镌刻着金色名字的黑色石壁,仿佛一册打开的史书,每一道笔划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烈士纪念日将至,人们陆续送来鲜花,白色菊瓣上还沾着晨露,像是时光凝结的泪滴。</p><p class="ql-block"> 记得幼时随学校组织的祭扫活动,尚不解"烈士"二字的重量。直到在地方志办公室偶然翻到一份发黄的阵亡通知书,那上面工整的钢笔字写着:"李同志在解放县城时身中七弹,犹高举手榴弹扑向敌堡。"泛黄纸页间突然抖落出一枚生锈的弹壳,在档案室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一刻,历史从铅字里站了起来。</p><p class="ql-block"> 在档案馆的微缩胶片机上,我见过1949年深秋的黑白影像。画面里,年轻战士们用绑腿布裹着渗血的伤口,却坚持要战友先拍张整装列队的合影。他们嘴角抿出的弧度,与纪念碑浮雕上那些模糊的面容奇妙地重合。这些影像资料显示,当时战地记者拍下的三百余张照片中,有近半战士在拍摄后一周内牺牲,他们留在世间的最后模样,竟是挺直腰板对着镜头的微笑。</p><p class="ql-block"> 当代史学家在整理口述史料时发现一个动人细节:许多老战士回忆战友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往往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托付给老乡的半块干粮,或是请转告母亲自己衣袋里还留着家书的琐碎交代。这种平凡话语里蕴含的人性光辉,比任何艺术加工都更具震撼力。某位战地医生的笔记里记载,他救治过的重伤员中,有十七人在临终前都哼过同一首家乡小调。</p><p class="ql-block"> 去年深秋,我跟随文物修复师参与清理一批战时遗物。有个褪色的搪瓷杯,杯底还留着半凝固的草药残渣,杯身弹孔边缘呈放射状裂纹。修复师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裂纹时说:"你看,这个弹道角度说明持有人当时正把杯子递给旁人。"我们后来在烈士名录里找到了搪瓷杯主人的名字——某连队炊事班长,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p><p class="ql-block"> 现代都市的霓虹下,烈士陵园的石阶常被雨水冲刷得发亮。有次看见个穿校服的少年,蹲在纪念碑前用手机逐字拍摄铭文。他告诉我,正在做一个关于"被遗忘的烈士遗言"的课题研究。他翻出相册里一张字迹漫漶的纸条照片,那是某位烈士写给未出生孩子的信,信中画着歪歪扭扭的太阳和小鸟。少年说:"这些字迹比教科书上的印刷体更有温度。"</p><p class="ql-block"> 夜幕降临时,纪念碑前的鲜花已堆成小山。晚风掠过松枝,发出类似当年战地书信在风中翻动的沙沙声。我忽然明白,烈士纪念日不只是日历上被红圈标注的某一天,而是整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显影液——那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凝固在历史某个节点,却用最炽热的温度,持续温暖着后来者的良知与勇气。</p><p class="ql-block"> 离场时,月光正斜斜地划过纪念碑顶端。石壁上那些名字的投影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我们脚下的柏油路上,仿佛在提醒每个经过的行人:你们此刻踩着的,正是他们用生命铺就的道路。</p>